《中国农民》：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的“指路灯”

毕 耕 马 岚

《中国农民》：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的“指路灯”

毕 耕 马 岚

《中国农民》是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由中国国民党中央农民部主办的理论性刊物，对宣传革命思想和指导农民运动发挥了重要作用，是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的一盏“指路灯”。该刊不仅是研究中国近代农民问题的宝贵资料，而且是探讨大革命时期国共合作历史的重要文献，同时还可以为当前加强党的农村宣传工作提供参考与借鉴，具有以史为鉴、资政育人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时代背景与出版概况

1924 年 1 月，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孙中山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改组国民党，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实行第一次国共合作。为了改变先前只注重军事与政治运动、忽视宣传和组织民众的缺点，国民党中央决定创办一批机关报刊，加强政治宣传，扩大革命影响，于是许多共产党人进入国民党的宣传系统，参与新闻活动和报刊出版工作。同时，各种革命与进步刊物，如《政治周报》《青年周刊》《革命先锋》和《中国青年》等，似雨后春笋，层出不穷。“据《政治周报》统计，1926 年 6 月北伐前夕，国民党系统出版的报刊有近百种。”由于这些报刊具有极强的宣传鼓动作用，所以能够迅速激发起民众的革命热情，促进工农运动的蓬勃发展。

在此时代背景之下，以广大农民群众为宣传对象的农民报刊，在 1926 年初到 1927 年上半年间大量创刊，形成了中国出版史上第一次声势浩大的农民“报刊潮”。据《全国农民运动概观》记载 ：“关于宣传方面 ：中央农民部有定期刊物两种，《中国农民》（月刊）与《农民运动》（周刊）及专著两种，农民运动丛书七种，农民运动丛刊三十二种，小丛书四种……此外各省党部，如湖北、山东、四川、湖南等省，均有关于农民运动之定期刊物。”

《中国农民》于 1926 年 1 月 1 日在广州创刊，主要以农运干部为阅读对象，重点刊登研究农民问题、指导农民运动的研究文章，属于理论性的权威期刊，而《农民运动》则在同年 8 月创办，定位为通俗性刊物。《中国农民》为 16 开本，初为月刊，从第 4期起改为不定期出版，每期印刷 5000 份，由广州国光书店印刷和发行，并在湘潭、汕头、长沙、武汉和上海等地设有代售处，很受民众欢迎。

由于年代久远和资料佚失等原因，目前对《中国农民》的主编、期数和终刊时间等问题说法不一。龚育之主编的《中国二十世纪通鉴》指出，该刊“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农民协会创办，毛泽东主编，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印行……总共出版 11 期，即广州出的第 1 卷 10 期，武汉出的第 2 卷 1 期”。很多研究文章和著述亦同此说。然而，各种版本的毛泽东传记对其主编《政治周报》和《农民问题丛刊》都有记录，对主编《中国农民》一事则无记载。经研究考证，康满堂认为 ：“罗绮园主编重要的刊物《中国农民》。”奚景鹏指出：“根据多方查证，笔者认为《中国农民》第二卷第二期是该刊最后一期。”笔者认为，这两人的说法才是正确的结论。1926 年 12 月，《中国农民》在广州出版第 1 卷第 10 期后停刊，1927 年在武昌复刊出版第 2 卷，并分别在 6、7 月间出版第 1 期“土地问题专号”和第 2 期，总计出版 12 期。随着武昌中央农运讲习所的结束，《中国农民》最后终刊。

二、办刊宗旨与稿件类别

关于《中国农民》的办刊宗旨，龚育之等认为：“宗旨是向全国农民、农运干部宣传、解释国民党的政策和国民革命的任务与意义 ；唤醒农民群众组织起来，积极投身到国民革命中来。”除了宣传国民革命思想、提供政策指引，办刊宗旨还体现在传播信息、推广经验和指导实践等多方面，从文章作者和标题编排即可发现这一点。例如，“创刊号”第 1 卷第 1 期的目录依次是 ：《发刊词》（陈公博）、《农民运动所当注意之要点》（廖仲恺）、《国民革命中的农民问题》（谭平山）、《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毛泽东）、《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之关系》与《中山舰事变之经过及现在》（罗绮园）、《海丰农民运动报告》（彭湃）。“终刊号”第 2 卷第 2 期共刊登 10 篇文章，前 5 篇是署名研究文章，后 5 篇依次是江苏、四川、山西、热河和察哈尔 5 省农民部的专题报告。其中，亢振华的长文《中华全国农民协会成立之经过》，披露了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以及常务委员的名单，毛泽东、邓演达、谭延闽、谭平山等都名列其中，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从办刊宗旨出发，《中国农民》在注重把握“作者关”“稿件关”的同时，还设置有很多专题栏目，如“论文”“报告”“特载”“国际农民消息”“中国农民消息”“参考资料”“来函”以及“插图”等，力求做到内容与形式相统一。从稿件内容来看，该刊所发表的文章大致可分为三大类。一是研究论文。主要是研究农民问题、宣传革命思想的理论文章，作者大多是国共两党的党政官员和农运干部，包括共产党人毛泽东、李大钊、谭平山、林伯渠、阮啸仙、罗绮园和国民党人廖仲恺、甘乃光、邓演达等。二是工作报告。主要是汇报各地农运的发展现状以及重大事件等，作者多是农民部、农民协会的负责人和通讯员。例如，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报告》先后在第 1、3、4、5 期上连载，罗绮园的《本部一年来工作概要》和《第六届农讲所的办理经过》分别在第 2、9期上发表，林伯渠的《中国国民党农民部两年来工作状况报告》在第 6、7 期合刊上发表。三是中外资讯。主要内容包括中外农民运动与农村发展的状况，党政部门的政策、法规和决议，以及各种学习资料、会议信息和来信来函等，内容丰富，通俗易懂，可读性强。

三、重要文章与观点评析

由于《中国农民》是国民党中央农民部主办的理论性刊物，故所发文章既有深刻的理论性，也有极强的实践性，对农民运动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尤其是毛泽东、彭湃和李大钊等人的文章，立论高瞻远瞩，分析深刻独到，语言朴实自然，深受广大读者的欢迎和好评。

1.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毛泽东不仅是研究农民运动的理论家，还是从事农民运动的实践家和探索者。他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法为指导，结合 1925 年上半年在韶山进行农村调查和组织农民协会的实践经验，对农民革命的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探讨。他先后在《中国农民》第 1、2 期发表2篇重要文章，为中共形成“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理论进行了初步探索。《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作为《毛泽东选集》的开卷之作，最早发表于 1925 年 12月出版的《革命》半月刊第 4 期，略作修改后在《中国农民》第 2 期和《中国青年》第 116、117 期上转载，被认为是毛泽东早期的一篇重要代表作。该文开宗明义地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毛泽东通过对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来阐明革命的策略，明确了革命的对象、动力、领导者和同盟军，解决了团结谁、依靠谁、打击谁的问题，从而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总政策的制定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他还在《中国农民》第 1 期上发表《中国农民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除了对大、小地主的来源及其剥削农民的形式做出补充，其他内容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完全一致。毛泽东早期的“阶级分析论”，为后来开展“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革命”指明了具体的目标和方向。

2.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报告》

彭湃是我国现代农民运动的先驱，被毛泽东誉为“农民运动大王”。彭湃在 1922-1924 年间组织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海陆丰农民运动，并把当时领导农运的曲折历程和经验教训加以总结，撰写成了《海丰农民运动报告》，分别在《中国农民》上加以连载。该报告后经修订并更名为《海丰农民运动》，由广东农民协会编印出版单行本，被毛泽东选入《农民问题丛刊》名录。彭湃认为 ：“中国实行国民革命，工人想革命成功，不能忽视农民。”他深入农村进行调查研究，了解农民的生存状况与疾苦，并从宣传工作入手，逐步开展组织工作。在最初创建“六人农会”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到建立海丰、惠州和广东省农民协会，直至开展大规模的农民运动和革命斗争，为中共早期的农民运动与农民革命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毛泽东对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报告》以及广东的经验材料非常重视，并大力推荐，认为是“最精粹部分，它给了我们做农民运动的方法”，可以为各地的农民运动提供重要的指导和参考。

3.李大钊的《土地与农民》

《土地与农民》是李大钊的重要著作，写作于1925年年底，先在《政治生活》第 62 ～ 67 期上发表，后在《中国农民》第 5 期上转载，被毛泽东选为农讲所教材并编入《农民问题丛刊》。李大钊由于受俄国“民粹主义”的影响，开始把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目光转到农村，是中共最早关注和研究土地革命与农民问题的思想家。他在《土地与农民》一文中，运用阶级分析与历史分析的方法，“通过对属于不同阶级农户所占有的土地面积、人口劳力、农具、收入租税额等的比较分析，批判了当时土地分配的不合理状况”，深刻地揭示出农民遭受剥削、压迫乃至破产的社会根源，进而提出了“耕地农有”的革命口号，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李大钊还号召广大革命青年“到乡村去”，引导和组织农民开展土地革命斗争。他的文章和观点很有启发性，对毛泽东后来高度重视农民问题、积极探索农民运动的理论与实践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四、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

毛泽东指出 ：“共产党是要左手拿传单，右手拿枪弹，才可以打倒敌人的。”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非常重视对农民的宣传教育工作，并形成了系统的宣传思想体系，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宣传理论。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毛泽东曾担任国民党代理宣传部部长，先后主编《政治周刊》和《农民问题丛刊》，并多次为《中国农民》撰稿，充分利用报刊传媒进行革命宣传，有力地促进了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胡晓琴认为 ：“《中国农民》是为农民阶级利益而宣传、奋斗的刊物，它大量刊载各地农民运动的情况报告，从而交流了各地农民运动的经验，大大地推动了当时的农民运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农民运动迅速发展成为一股不可抑制的革命新潮，《中国农民》在这方面无疑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因此可以断言，《中国农民》就是大革命时期的一盏“指路灯”，指引和照亮了中国革命与农民运动的前进道路和方向。

在《中国农民》创刊 89 年之后的今天，尽管农民运动与革命斗争的时代已经过去，但农业、农村和农民的“三农”问题依然是中国现代化建设所面临的重大问题和挑战。《中国农民》作为大革命时期的历史文献，不仅具有独特的史料价值，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可以起到以史为鉴、资政育人的重要作用，为目前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有益的参考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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