灌溉工程遗产特性、价值及其保护策略探讨——以丽水通济堰为例

李云鹏，陈方舟，王 力，邓 俊，万金红

（1.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利史研究所，100038，北京；2.水利部防洪抗旱减灾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00038，北京）

2014年，国际灌溉排水委员会（ICID）正式设立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并在全球范围内评选，此后每年评选并公布一批。在2014年9月于韩国光州召开的第22届世界灌溉排水大会暨第65届国际执行理事会上，ICID公布了首批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单，来自5个国家的17个项目入选，包括丽水通济堰在内的中国4个项目进入名录。

中国地域广阔，不同地区自然地理条件差异很大，促进了各种形式灌溉工程的发展，悠久的文明留下了众多不同类型的古代灌溉工程，许多至今仍在发挥效益。但由于历史久远和社会变迁，一些工程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建设性破坏、历史文化信息流失、效益萎缩、管理缺失等威胁。认知灌溉工程遗产特性、价值，总结可持续灌溉的历史经验，对指导现代农田水利建设、弘扬水利文化等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通济堰作为首批世界灌溉工程遗产之一，在遗产特性、价值及保护发展等方面具有代表性。因此本文以通济堰为例开展相关研究，以期成果具有普遍参考价值。

一、通济堰灌溉工程遗产构成及价值

通济堰位于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松阴溪入瓯江汇合口上游1.2 km处，控制流域面积1 981 km2，断面历史最大洪峰流量5 400 m3/s。通济堰始建于南朝萧梁天监年间（公元502—519年），最初为“木蓧土砾坝”，南宋开禧二年（1206年）改建为砌石坝，逐渐形成完善的灌溉工程体系和管理制度。浙江省西南丘陵山区素有“九山半水半分田”之称，通济堰建成后使碧湖平原成为重要产粮基地，对区域经济文化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

参考谭徐明对工程类水文化遗产构成的阐释，针对灌溉工程特点及遗产特性，通济堰灌溉工程遗产应包括灌溉工程体系、管理制度以及因灌溉而衍生的水利文化遗存等。

1.灌溉工程体系构成

灌溉工程体系是灌溉工程遗产的核心构成。通济堰灌溉工程体系至南宋已基本完善，此后历代修治基本以宋制为基准。工程体系主要由渠首枢纽、干渠防沙排沙工程、灌排渠系及配套工程、调蓄工程四部分组成。

（1）渠首枢纽

通济堰渠首枢纽由拦河坝、进水闸、冲沙闸、通船闸等组成，是具有蓄水、引水、溢洪、排沙、通航等功能的综合性水利枢纽。

拦河堰位于松阴溪出山口，此处引水可以实现最大面积的自流灌溉。大坝全长275 m，坝底宽25 m，顶宽2.5 m，南端与南岸山岩相驳接，整座大坝呈凸向上游约120°、不规则的弧度曲线。大坝截面呈不等边的梯形，前底面向下游倾斜成坦底。合理的堰址和高程既保证了灌渠引水量，也使汛期洪水能够安全下泄。

进水闸在堰左岸渠口处，古称“陡门”或“大陡门”。南宋乾道五年（1169年）范成大《丽水县重修通济堰规跋》中有记载，初位于渠口下游15 m处，为2孔木叠梁闸桥，称巩固桥；1954年大修时移建至渠口处，改建为3孔，仍为木叠梁门；1991年改为半机械启闭的2孔水泥钢筋平板闸门。其旁堰端为两孔冲沙闸，史称“小陡门”。

历史上松阴溪、瓯江航运发达。宋代时处州龙泉瓷器需通过松阴溪、瓯江大量外运，为方便船只通行，改建石堰时在拦河堰中部设通船缺口，至明代设闸控制，并制定严格的管理制度，以协调通航与蓄水灌溉的矛盾。1954年大修时，将过船闸移至大坝近北侧，即排沙门南侧。

（2）干渠防沙排沙工程——叶穴及三洞桥水立交

松阴溪洪水暴发时常挟带大量泥沙进入渠道，冲坏渠堤，淤积渠道。宋元祐七年（1092年）在距渠首约1 km的总干渠右岸，创建了一座泄洪排沙闸（时称“拔沙门”），直通瓯江，溪水暴涨时可开闸泄洪排沙，平时则闭闸。因其修建在叶姓土地上，故称“叶穴”。叶穴延续运用八百多年，至20世纪被废弃，目前仅存遗址。

一条名为“泉坑”的山溪在渠首下游300 m处与干渠相交，山洪暴发时大量沙砾和卵石随流而下，淤塞渠道。北宋政和元年（1111年）在此建造了一座水系立交工程，称作“石函（涵）引水桥”或“三洞桥”，将山溪水与干渠水上下分隔，泉坑水从桥上直入瓯江，灌溉渠水从桥下穿流，两者互不相扰，避免了泉坑水的沙石堵塞堰渠。石涵引水桥为砌石结构，桥下三孔，墩高4.75 m；桥涵面长8.90 m，宽13.25 m；涵壁高2.10 m。

（3）灌排渠系及配套工程

通济堰灌区比较完善的灌排渠系至迟至北宋已基本形成。渠系分干、支、毛及田间渠道，呈竹枝状分布，灌溉面积约3万亩（15亩=1 hm2，下同）。总干渠由渠首至开拓概，全长6.14 km，经开拓概分出东、中、西分干渠，分干渠以下的各级渠道321条。中支一线为“主渠道”，自渠首至中支出口总长22.5 km。渠道大都是灌排两用。

渠系各关键节点均建有水闸控制，当地称作“概”。据统计，渠系上一共分布有75座概闸，分别发挥分水、节制、退水等功能。

（4）灌区调蓄工程

在通济堰灌区内，还有众多的湖塘分布，均是在天然的湖泊、河流及洼地的基础上，改造或挖掘而成的。它们与渠系连通，对灌溉用水进行调蓄，提高了灌溉供水保证率，部分湖塘还兼有为所在村庄生活供水的功能。在南宋绍兴八年（1138年）赵学老绘的《丽西通济堰图》中，标绘出了灌区主要的湖塘，如白湖、赤湖、何湖、汤湖、李湖、横塘湖、横塘、莲河、毛塘、沙塘等。明代《三源水利》碑记载当时灌区主要湖塘17处，最大的为洪塘，有三顷七亩。据2006年通济堰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调查，灌区内共存大湖塘69个。

2.附属遗产

通济堰灌溉工程相关的附属遗产还有管理和祭祀建筑、治水碑刻、历史文献等。詹、南二司马庙是纪念通济堰创建者的庙祠，位于渠首左岸，又称龙王庙、龙王祠、龙神庙或龙庙，始建年代已无从考证，但至迟在北宋之前已经存在。在灌区内还有龙子庙，詹、南二司马祠，以及商议灌区公共事务的西堰公所。在总干渠保定村段，渠道临近瓯江，高差悬殊经常溃决，在险要处设有镇水石犀一尊，年代不可考，是古代祈求堤防安澜的水神崇拜设施。通济堰现存历代治水纪事碑刻共计19通，是见证通济堰历史的重要见证和研究资料，大部分藏于龙庙内。鉴于通济堰对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历代除地方志中对其有记载外，还编修有工程专志。据考，《通济堰志》编修始于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此后又经清乾隆二十一年 （1756年）、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同治九年（1870年）三次重修增补，均为民间编修，汇集了宋代以来的碑记、堰规条例、序、跋等文稿。光绪年间又续修一部。今所见之堰志为同治及光绪刊本，之前刊本均已遗失，所幸每次重修续修都是在原志基础上增补，仍基本能够反映宋代以来的工程规模、历次大修、夫役经费、管理施工等情况，是见证通济堰历史和学术研究不可多得的重要资料。

3.管理制度

通济堰灌溉能持续发展，不断发展完善的管理制度是重要保障。通济堰长期采用官方与民间结合的管理模式，大体是官方组织关键工程的修建、维修，民间组织则具体负责灌溉用水管理。历代的管理章程以“堰规”的形式，由地方政府颁布并刻在石碑上，供管理者和用水户共同遵守。可考的最早堰规是北宋元祐七年（1092年）制定的，但原文已佚。现存最早且最具代表性的堰规是南宋乾道五年（1169年）处州郡守范成大制定的，堰规共20条，分别从管理机构、人员、维修、灌溉放水、岁修等方面将管理条例化、制度化，是一部较为全面、实用的管理章程。随着社会发展和工程演变，历代对堰规又有所发展，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清嘉庆十八年（1813年）、道光四年（1824年）、同治四年（1865年）、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在范氏堰规基础上分别针对新情况、新问题、新需求增订了一些条款和章程，保障了通济堰灌溉的可持续发展。1949年之后机构虽几经改革，但政府机构与民间组织结合的管理形式一直保留。现状灌区管理机构为1987年成立的碧湖灌区水利管理委员会，在水利局业务指导下对灌溉工程及用水进行维护和管理，并制定有管理规程。

4.科技文化价值

通济堰灌溉工程遗产的价值，表现在突出的水利效益、典型的工程科技、悠久的历史文化等方面。通济堰灌溉碧湖平原3万亩农田，使其成为浙江南部重要产粮区，对区域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具有基础支撑作用，是地区发展史上的里程碑。除灌溉之外，通济堰工程体系兼有航运、生活供水等功能，同时通过合理的水资源配置对灌区生态有优化作用，具有综合水利效益。公元6世纪创建的拱形拦河坝、12世纪创造性的水系立交工程、13世纪建成的以大型砌石结构为核心的完善的渠首枢纽及灌溉渠系以及与时俱进的管理制度，是通济堰灌溉工程科技价值的突出体现。通济堰的悠久历史衍生了丰富的灌溉文化，包括一年一度的龙庙祭祀活动、农业习俗等。政府与民间共同管理的模式是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和政治文化的体现。由士大夫担任的地方官员具有兴修水利、造福百姓的职责意识；水利公共工程将灌区社会连接为共同体，由农村士绅阶层组织实施岁修等并协调用水。

二、现状问题及保护发展策略

1.现状及主要问题

通济堰在1961年即被公布为第一批浙江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在200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编制了保护规划并划定了保护范围和建控地带，对主体工程和重要遗产的保护起到了重要作用。现状通济堰传统的灌溉工程体系格局基本保留历史原貌，水利功能持续发挥，灌溉农田29 817亩，船闸虽仍在，航运功能已经消失。拦河大坝仍保持传统的坝型、基础及砌石结构，局部使用了水泥等现代材料进行加固；进水闸及冲沙闸在20世纪50年代改建为钢筋混凝土结构。干支等主要渠道进行了护坡，主要采用干砌石护岸。通济堰管理制度较为完善，灌溉工程日常维护、灌溉管理由水利局及灌区委员会负责，龙庙等非工程遗产由文物保护部门管理。

在现代社会市场经济和工业文明的冲击下，以通济堰为代表的传统灌溉工程的保护和发展面临一些影响和挑战，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

①传统灌溉工程体系局部受到破坏。丽水通济堰灌溉工程体系总体保存较好，但局部工程历史信息被改变。如渠首拦河坝在1954年被大水冲垮，大修时采用了水泥等现代材料，大坝也有所加高；各概闸工程结构、闸板、启闭设施等均经现代化改造；部分毛渠和田间渠道三面被水泥或混凝土不透水衬砌，传统工程的生态性被破坏；部分渠道淤积或填埋，遭到破坏或废弃；部分湖塘由于城镇基础设施建设而萎缩或被填占，调蓄功能蜕化。

②工程附属遗产年久失修，损毁严重，历史文化信息面临消失的威胁。通济堰渠首旁的龙庙原有的建筑结构及詹、南二司马塑像在民国时期已损毁，现有建筑为在原基础上重建，但形制、布局、规模已与原貌有较大不同，遗产历史信息受到破坏。龙子庙、西堰公所等其他祭祀、管理遗产也均有不同程度的损毁，功能和管理权属也已改变。部分碑刻在动乱时期遭受人为破坏或风化严重，字迹不清。清代以前的堰志版本也已佚失。通济堰灌溉工程遗产的历史文化信息佚失比较严重。

③灌区农田水质及土壤污染。通济堰灌区来水水质较好，但由于化肥和农药的普遍使用，以及生活、生产污水的排放，部分农业和生活垃圾胡乱堆放，来水进入灌区之后，渠系及湖塘的水质受到污染，部分湖塘由于水量交换不畅污染严重。灌区土壤也受到污染、灌区农业生态系统受到破坏，灌溉工程和农业景观也受到影响，对灌溉工程遗产和农业可持续发展不利。

④灌溉工程传统的民间参与管理模式难以发挥真正作用，且遗产管理涉及多部门、跨行业，统一管理的机制尚待建立。如前所述，通济堰一直采用官方与民间共同管理的模式，官方以政府权威组织大的工程修建和颁布管理制度，民间则以有威望的乡绅组织岁修和用水分配，专门设有公田以供公共开支，并通过水神祭祀文化将官员、乡绅及农民联结为有机整体。但现代的社会结构、经济文化较之古代发生极大变革，传统民间管理的土壤已经改变，用水户对工程及用水管理的实质性参与逐步蜕化。工程岁修已中断二十余年，灌区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一直由政府任命，近期更有被取缔的动议。用水户对灌溉工程和用水管理的责任感和文化认同减弱，这对遗产保护和长远发展不利。通济堰遗产的管理涉及水利、文保、农业、旅游多个部门以及不同乡镇和村庄，不同部门的职责、目标和规范标准不同，造成管理的行政成本高、效率低。为便于保护发展的协调和具体工作的开展，亟待建立遗产统一管理制度。

⑤对传统灌溉工程的重视和研究基础不够。古代水利工程往往被认为是过时和落后的，水利部门和社会对其所承载的传统科技、生态及文化价值认知不够，导致在水利现代化进程中大量传统灌溉工程被盲目改扩建，对遗产造成破坏，也增加了维护和管理的成本。对传统水利工程特性、价值及保护发展策略等基础研究的不足，也使灌溉工程遗产的保护发展缺乏理论依据和技术支撑。

2.保护发展策略探讨

灌溉工程遗产是仍在发挥灌溉效益且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水利工程，是经过历史检验的科学的、优秀的水利工程，既不同于一般的现代水利工程，也与“死”的文物有本质区别。通济堰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按照文物法的要求一般强调对其原真性进行保护，禁止改变工程材料、形制的工程建设或维修。而作为在用的水利工程，水利部门的建设和管理往往单纯追求工程的安全和水利效益。加之缺乏对这类“活态工程遗产”保护、维修及发展的规范性文件或技术标准，在实施层面往往产生矛盾。这对遗产长远保护和发展不利。本文基于灌溉工程遗产的特性和价值，针对现存问题，提出灌溉工程遗产的保护与发展策略如下，以供探讨。

①灌溉工程遗产的保护应以水利功能的延续为首要目标。以通济堰为代表的古代灌溉工程千百年来为所在区域的经济文化发展发挥基础支撑作用，持续的灌溉功能和效益是其能够保存发展至今的核心动因，也是工程生命的体现。通济堰自始建至工程体系基本形成历经数百年，之后主体工程又多次冲毁，为了灌溉的延续历史上多次重建或大修，工程体系及管理也因此逐渐完善，其目的就是为保障灌溉功能的延续。因此，只有首先保障灌溉工程遗产继续发挥水利功能，才能延续遗产的生命。

②灌溉工程遗产保护的核心内容，是其所承载的治水用水理念、科学内涵及历史文化。正是由于通济堰历经无数次大修、重建，工程材料和工程技术不断更新，遗产的原真性是相对的。灌溉工程遗产保护的核心，也不应纠结于工程的一石一木，而是其承载的科学和文化内涵。具体到通济堰，其因地制宜的工程型式、工程体系的科学规划、与时代文化相适应的管理制度，应是遗产保护的核心所在。通济堰工程附属遗产承载着重要的历史文化信息，应加强保护。

③工程维修和管理应注重保护遗产的历史信息、科技和文化价值，避免盲目改扩建和“现代化”改造。通济堰灌溉效益持续1 500余年，灌漑面积一直保持在3万亩内，保障了河流上下游、左右岸及区域生产生态用水可以得到合理分配，形成历史的平衡，灌区不宜盲目扩建。通济堰灌溉工程体系、工程型式及传统生态型的材料构件也都经过历史检验，具有其科学性，盲目追求工程“现代化”、求新厌旧，非但增加建设和管理成本，效益也未必增加，还往往产生新的环境生态等问题。通济堰渠首进水闸原是木叠梁闸板，1991年改为平板闸门后，进入渠道的泥沙量显著增加，不得已又重新在闸底增设两块叠梁闸板，这充分说明新的工程未必科学而传统型式未必落后。此外，还应控制灌区面源污染，加强防污治污，促进灌区农业生态可持续发展。

④逐步推进灌溉工程遗产统一管理，探索新的社会条件下科学、高效、可行、多方参与的管理模式。通济堰灌溉工程遗产的管理涉及多部门、多行业，以及政府、民间多个层次。在现行体制条件下，可创新机制，完善跨部门、跨区域管理及决策的沟通协调机制；推动地方法规、规章制定，逐步完善灌溉工程遗产科学统一管理的制度体系；通过文化宣传重建农民对公共水利工程的文化认同和责任意识，政府引导用水户参与遗产的保护和管理，形成合力。通过这些措施逐步建立起新时期科学完善的灌溉工程遗产管理制度。

⑤加强灌溉工程遗产基础研究、价值挖掘与展示。目前关于灌溉工程遗产的基础研究较少，遗产的分类、遗产特性、科技文化价值、保护利用的关键技术等均迫切需要开展研究。具体到某项遗产，其历史演变、工程体系、结构材料特性、管理制度、文化特性等也需要深入的基础研究。研究往往涉及水利工程、历史、地理等多学科。通济堰的研究成果较多，但关于渠系演变、拱形大坝的力学机理及工程基础结构等问题尚需进一步研究。科技文化价值挖掘及展示对宣传水利文明、提高水利文化影响力、总结工程历史经验、指导现代水利建设有现实意义。在研究成果基础上应增设展示设施或场馆，使社会公众和水利从业者能够有机会了解传统水利科学技术和历史文化。

[1]谭徐明.中国灌溉与防洪史[M].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5.

[2]王英华，谭徐明，李云鹏，刘建刚.在用古代水利工程与水利遗产保护与利用调研分析[J].中国水利，2012（21）.

[3]《莲都区水利志》编纂委员会.莲都区水利志[M].北京：方志出版社，2009.

[4]李蒙惠.通济堰[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

[5]谭徐明.水文化遗产的定义、特点、类型与价值阐释[J].中国水利，2012（21）.

[6]朱伯谦，王士伦.浙江省龙泉青瓷窑址调查发掘的主要收获[J].文物，1963（1）.

[7]陈菁.通济堰志[J].中国水利，1988（6）.

[8]黄万里.论都江堰的科学价值与发展前途[R].四川水利史研究，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