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博
季节轮回,岁月更替,转眼快到中秋节佳节了。中秋的前一天,正是我母亲七十七岁的生日,在外工作的儿子,一直想为她做一件事——就是找机会陪母亲坐次火车。随着这殷殷的浓情,也涌动起我炽烈的思潮。
一
父亲早在二十四年前就去世了,那时所留给我家的是寡母与三个尚未成年的儿子。承载在母亲肩上的是抚养儿子们的艰辛;更为残酷的是,她背负着“地主婆”、“四类分子”家属的恶名和耻辱,那时一些村里人议论:“这个家算完了,这样一位五十多岁的村妇一定会跨掉的。”
但是,母亲并未垮下去:她从父亲的坟头回来,先是拭拭已无泪却很红肿的双眼,既之直起腰板,挺起肩背,载着破碎的家在苦海里航行。
缺吃少穿,可以说是动乱末年所有农村家庭面临的共同窘境,更何况我家。母亲不慌不乱,她能很恰当地把极少的劣质粮食分门别类,可以说达到了颗颗生效,粒粒生辉;每每劳动总是悄悄捎个竹筐,藏在暗处,等收工以后,她要么寻拔一筐猪草,要么捡拾一筐柴禾;每天清早,我家的房门可以说是村里响得最早的,她催促我们上学后,就出去捡拾狗屎牛粪,倒进自家的尿坑里,以便生产队用时给评个好等级;到青黄不接时,母亲总有苦招,她把年前捡拾的烂红薯干磨成浆,加少许面粉,给我们蒸面皮吃,或者摘来槐花,榆钱炕黑面馍馍。
那个时候,原始的纺线织布的活计很少有人做了。母亲却支起纺车,在黑暗的油灯下大半夜大半夜地搓棉条,纺棉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