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彬彬的符号人生

2014年1月12日，宋彬彬——开国上将宋任穷之女，一个67岁的丧偶老人，正在她的母校——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的一间会议室里，捧着《道歉书》一字一句地念着，几度哽咽落泪。她的面前，是数十名她当年的老师、同学，和不停拍照的媒体记者。

道歉之后，社会评论铺天盖地而来。或赞或詈。

“是文质彬彬的彬吗？”

这是一位瘦瘦高高的老人。朴素的白绒衣，黑外套，青丝中夹着丝丝白发，一副高度近视镜架在鼻梁上。面对记者的摄像机，显得有些手足无措。

尽管曾经声明过“不接受采访”，她仍然半推半就回答了一堆问题。回到母校，她似乎回到了高中时代——那时，她有个外号，“小迷糊”。

无数人通过电影、广播、报纸得知了她的“壮举”——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身着军装，出席百万人规模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天安门城楼上，她将“红卫兵”袖章戴在毛泽东左臂上，一跃成为红卫兵的代表性人物，乃至10年“文革”最著名的LOGO。

而常砢，这一“壮举”的直接导演，却鲜为人知。

这位原空军大校身高一米八五。正因为个头高，他这个北京师范学院附中的初三学生才能在那个上午被选拔进“代表”队伍，登上天安门，“策划”了向毛泽东献袖章事件。

这一切本来都是偶发事件。

几天前，风云突变。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毛泽东主持下，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政治局7名常委扩大为11名，刘少奇由第二降到第八，林彪则上升到第二位，成为毛泽东新的接班人。同时，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将“文革”由毛泽东的个人决定上升为全党决议，山雨欲来。

从现存的影音资料上看得到：城楼上，很多国家领导人脸色阴沉，一言不发。同天安门下狂热高呼“毛主席万岁”的群众形成极大的反差。周恩来临时决定，安排一部分中学生上城楼，以活跃气氛。常砢和宋彬彬就是其中的两个。此前，年龄相差3岁的他们素未谋面。

常砢的父亲是一位中将，中国空军的缔造者之一。那天也站在城楼上。

“我自己的袖章是一块没有字的红布，给我爸戴上了。后来就看见宋彬彬戴着‘红卫兵袖章。我想，让这些老革命尤其是主席戴上袖章，我们红卫兵不就被承认了吗？”常砢先是朝宋彬彬要来了她戴的袖章，想闯过去给毛泽东戴，被便衣警卫拦住。他回来，带着宋彬彬和另外一男一女，四个学生又奔了过去。“我们俩男生把便衣抱住，她们俩就过去了。一会儿宋彬彬回来跟我说：戴上了！”

在毛泽东身边，宋彬彬遇上另一道防线——公安部部长谢富治。谢富治认识她，问：“干什么？”“给毛主席戴袖章。”

她的运气出奇地好。接下来的半年内，毛泽东又接见了7次红卫兵，总人数达1200万人次。这7次接见已被“正规化”，献袖章这样的自发举动不再被允许。

现场，一个女播音员用播音腔复述了毛泽东和宋彬彬在城楼上的即兴对话：“你叫什么名字？”“叫宋彬彬。”“是文质彬彬的彬吗？”“对。”“要武嘛。”

梳着两条小辫，戴一副白色塑料框近视眼镜的宋彬彬双手握住毛泽东的大手，咧着嘴笑，激动得连话都说不出来。

她没有料到，这几句话改变了她的一生。

升起又坠落的政治明星

2014年1月12日上午的那间会议室里，道歉、鞠躬、落泪的还有另外一位老人。

不同的是，她道歉的对象还包括了宋彬彬。

“……对不起我的同班同学宋彬彬，是我让你和我一起贴大字报，‘八一八是我作为总领队派你带领同学上天安门城楼，而影响了你的人生。”

矮一些但身板壮实的刘进同样头发花白，戴着眼镜。她是这场道歉会的核心组织者。当年，她是学校的头号政治明星。

“我那时候就跟农村来的土丫头似的。对学校的做法很不满意，工农子弟太少，太注重升学率，存在明显的‘骄娇二气……”刘进也是高干子女，她父亲刘仰峤曾任河南、湖北省委书记，最后调任高等教育部副部长。她跟着转学到北京。

进入女附中的刘进很快成为学校大力表彰的模范学生，给全校作报告“怎样克服骄娇二气”，第二年就入了党。每天6点多她就来到学校，带领同学长跑、做60个仰卧起坐、俯卧撑。参加劳动，两个女生抬一筐土，她一个人挑两筐。爱用笛子吹《丰收歌》的宋彬彬很快成了她的跟班。

1966年6月2日早上，正在跑步的刘进听到喇叭里广播北京大学聂元梓的大字报，深受启发：原来我们也可以这样！随后她找到宋彬彬：愿不愿意一起写大字报，给学校提意见？宋彬彬同意了。这张大字报，开启了女附中的“文革”历程。

也因为这张大字报，刘进由高三3班的民兵排长，一跃成为统管全校学生的“学生代表会”主席，宋彬彬成为四个副主席之一。

“你当过学生会文体部长，认识的人多，你挑40个人带上去吧。”1966年8月18日当天凌晨，刘进带领全校上千名学生出发赴天安门，参加毛泽东接见。早上，她听到城楼上高音喇叭喊道：北大附中，上来40个；女附中，上来40个……就喊来了宋彬彬。“宋要武”由此诞生。而原先的政治明星刘进，则融入了普罗大众。

两天后的8月20日，《光明日报》刊发署名“宋要武”的文章，题为《我给毛主席戴上了红袖章》。“……今天，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给我们指明了方向，我们起来造反了，我们要武了！”第二天，《人民日报》全文转载。

宋彬彬至今否认《光明日报》那篇文章出自她手。但名字引发的后果，却是灾难性的。

它给蔓延大江南北的“文革”暴力火上浇油。陈毅之子、当时北京八中的学生领袖陈小鲁感叹地回忆：“这句话真是要命啊……他们认为这是个号召，所以武斗控制不住了。人家说，毛主席都讲了‘要武嘛！”在“破四旧”高潮期的1966年八九两个月期间，仅北京就有1772人被打死。endprint

而“要武”的直接承担者，当然是宋彬彬本人。在她给毛泽东戴上袖章的13天前——1966年8月5日，女附中的党支部书记、副校长卞仲耘死于该校女生的一次揪斗，成为北京最早殉难的教育工作者之一，年仅50岁。史称“八五事件”。几十年后，为了辩白自己与“宋要武”、与“八五事件”、与校长之死的关系，晚年的宋彬彬搞到心力交瘁。

1966年下半年，随着“武斗”斗遍全国，“宋要武”的暴力LOGO地位日益凸显。女附中学生叶维丽去南方，发现到处贴着传单：“宋要武”亲手打死了六七个人。关于她参加“杀人竞赛”的种种流言在各地流传。宋彬彬本人到外地串联，在火车上遇见邻座几个人痛斥“宋要武”，生怕被人认出来，赶快把眼镜摘下来，跟着一起骂。

“‘宋要武害了宋彬彬”

“宋彬彬到底有没有打人？”

第一个在官方层面提出这个问题的，是中共中央组织部调查组。1980年代，在美国留学的宋彬彬被人告了。

1980年，宋彬彬去了美国，就读于波士顿大学地球化学专业。就在这期间，有中国留学生举报她：“宋要武”怎么来上学了？她是个杀人狂！中国大使馆很紧张，要求中组部调查。

他们得到的回答是：没有看见。

有了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的证明，宋彬彬才得以完成学业，1989年成为麻省理工学院的第一位来自中国的地球化学女博士。她很感激学校。

她又一个没想到：多年后，“宋要武”与“校长之死”再次进入公众视线，搅动民间尘封的“文革”伤痛，实验中学亦是始作俑者。卞仲耘之死是实验中学的一个避讳话题。她死后几十年，学校再没人提起卞仲耘这个名字。直到1980年代，才有一名目睹其事的女生写了一篇相关文章。文章的作者王友琴，从此也与宋彬彬的名字连在了一起。

时为高一3班学生的王友琴1979年以全国高考文科状元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后赴美留学，成为芝加哥大学中文教师。几十年间，她回国做了大量有关“文革”受难者的采访工作，成为有影响的海外“文革”研究者，被民间称为“有良知的历史义工”。由于她的文章，“八五事件”才进入公众视野。

在多篇文章中，王友琴对宋彬彬使用的称呼是“红卫兵负责人”。实际上，在卞仲耘之死的当天，北师大女附中是否成立了“红卫兵”，仍都是一个问题。类似的问题还有一连串。第一个提出这些问题的人，是当年的女附中学生叶维丽。

“文革”后，叶维丽也赴美留学，做到马萨诸塞大学波士顿分校历史系的终身教授。她父母跟卞仲耘是熟人。曾经那段往事随她一起漂洋过海，不时地出现在她的噩梦中。

2002年，她回国休假，开始调查“八五事件”。不久，叶维丽就找到刘进采访。刘进发现，自己对当年好多事情都记不清了。这种刺激让她启动了自己的调查。对校长之死，刘进也是刻骨铭心。1980年代初清查“三种人”（“文革”中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和打砸抢分子）时，刘进曾被有关部门调查过。她说：校长被打死，我是学生代表会主席，我有责任，要抓我坐牢我就去。

叶维丽去拜访了卞仲耘的丈夫、八十多岁的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退休研究员王晶垚。发现他手中有些手写的“八五事件”相关材料和法律文书，字迹已经难以辨认。怎样把这批材料给抢救出来？她找到另一位女附中毕业生于羚。

“我不能忘，不会忘，我也不敢忘。”于羚这样形容自己记忆中的“八五事件”。那一天，她亲眼看到了濒临死亡的校长。“我义无反顾。”于是，她每天乘坐公交车穿越半个北京城，去王晶垚家里帮忙整理材料。她从头学习电脑打字，整整用了3年时间，终于全部整理完毕。

几年后，叶维丽先后发表了数篇和“八五事件”有关的学术论文：《卞仲耘之死》《好故事未必是好历史》，……文章从细节到结论，她与王友琴的文章都截然不同。

她的核心结论之一是：“宋要武”害了宋彬彬。“八一八”之后，宋彬彬在全国人民心中变成了钦定的“宋要武”。还有什么比“要武”二字更能精炼地概括暴力横行天下的“文革”恐怖？而“宋要武”正好来自刚刚打死了校长的学校。“八一八”就这样改写了“八五”。

“使她永远成为符号？”

“王先生那时其实并不恨宋彬彬，只是觉得她有部分领导责任。后来……”

于羚已经几年没有见过王晶垚了。有人骂她是“奴才红卫兵”、“宋彬彬团队”派到王家的“卧底”。常年的“委屈”，加重了她的心理负担。

2006年，她和叶维丽陪着刘进，去了王晶垚家。宋彬彬没去，她怕自己“宋要武”的身份刺激到当时已经八十高龄的王晶垚。气氛很和谐，王晶垚非要留几人吃饭。双方都没有谈卞仲耘之死，宋彬彬应该负什么责任的问题。从王家出来，刘进长出一口气：“总算完成多年心愿啦。”

对宋彬彬来说，这无疑是可以卸下心灵重担的一个好消息。不到一年，形势急转直下，还没等到宋彬彬亲自去，她已经成为王晶垚发公开信痛斥的对象。刘进、叶维丽、于羚……全都成了老人口中的“坏人”。

恶化的缘由，是2007年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的90周年校庆搞得“知名校友”评选。宋彬彬就这样进入了校方视野。通过刘进，他们联系到她，传达了这样一条信息：“校长认为：在实验中学的历史上，宋彬彬的事情是一件全国人民都知道的事，实验中学不可能不记载。”

宋彬彬犹豫起来，听到“知名”二字隐约觉得害怕。她身边亲友迅速分成了两派。一派是“你评这个干嘛，安安静静待着得了”；另一派——以她丈夫为代表，则怂恿她参加。

“你一直没有说话的机会，可能这辈子也不会有说话的机会了，这次不用你自己说话，只要学校把你评为‘知名校友，就等于替你澄清了‘文革初期的历史问题，你何乐而不为？”后一条意见说服了刘进。她觉得这是个证明的好机会，可以帮自己的好朋友卸下“宋要武”和校长之死这样沉重的心理负担。

对这样的评选结果，校方承受了多大的社会责难，外人无从得知。一位校友打电话给实验中学时任负责人袁爱俊，强烈抗议学校把宋彬彬评为“知名校友”：“等校庆那天，我要去人民大会堂冲你们的主席台！”

2007年9月8日下午两点，实验中学主题为“光荣与梦想”的90周年校庆召开。刚进会堂就看见一人多高的巨型照片：“八一八”，宋彬彬给毛泽东戴上红袖章。“……怎么这么蠢！”一同来参加的刘进、宋彬彬全傻了。

会堂里并没有人骚动和闹事。但后果已无可挽回。在一个个论坛、一篇篇评论文章中，北师大实验中学的90周年校庆被称为“无耻的校庆”，宋彬彬成了“拒绝忏悔的人”、“文革恶之花”。

2013年10月7日，陈小鲁举行了一场“道歉会”，在当年就读的母校北京八中，向被“文革”伤害的老师道歉。他以当年学生领袖、校“革委会”负责人的身份，向老师们鞠躬。这场道歉会，是3个月后宋彬彬道歉会的直接诱发因素。陈小鲁受到的社会赞誉，给了她们勇气。

第二天，宋彬彬们对着卞仲耘铜像鞠躬的照片上了《新京报》。王晶垚给徐小棣打了个电话，叫她过去一趟。“你帮我辨认一下，报纸上这几个鞠躬的人是谁。”

“这是错误吗？这是罪！对罪犯能宽容吗？”王晶垚提高了嗓门，脸色因盛怒而涨红。

2014年1月27日，93岁的王晶垚在网上发表一份《关于宋彬彬刘进虚伪道歉的声明》：“……在‘八五事件真相大白于天下之前，我决不接受北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的虚伪道歉！”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