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石屹捐资哈佛刺动了谁的神经？

王小元

中国在过往30年间缔造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为浩大的城市化进程，也缔造了饱受全国乃至全世界关注的地产商群体。不同于王石深邃的目光与对于家国命运的满腹忧思，没有冯仑亦庄亦谐的气质与口若悬河的滔滔辩才，迥异于任志强的张扬外露与热心公益，潘石屹——这个昔日里从甘肃天水打拼而出的羞涩青年，目光狡黠，在微博上“打情骂俏”，被任志强昵称为“小潘潘”的矮个子男人却由于自己的“一番好意”成为了几个月来，中国社会各方意见群体激烈争论的对象。

2014年7月15日，潘石屹张欣夫妇代表SOHO中国基金会与哈佛大学签订“SOHO中国助学金”协议，签约金额为1500万美元。基金会计划共捐助1亿美元，用于资助在世界一流大学攻读本科的中国贫困学生。张欣表示，随着中国经济崛起，很多孩子高中就被家长送到国外读书，但家境贫困的学生能去接受世界一流大学教育的却越来越少。“我们就决定做个事情，改变这个现象。”

然而，潘石屹夫妇的一片“好心”在大陆引发了激烈争论：潘石屹为什么要“舍近求远”，不把钱捐给国内更需要救助的贫困学生，而捐给哈佛等名校的学生？你潘石屹是在国内发家的，财富是从高房价中得来，如今为何“恩将外报”？这些问题，看似苛责，但却是社会观念水位的现实投射，也是慈善面临的真实外围环境，值得好好辨析一番。

以房地产之“暴利”捐助国外教育？

7月21日，英国诺丁汉大学当代中国学院院长姚树洁首先向潘石屹夫妇发难，撰文《潘石屹捐1亿美元给哈佛为啥引起公愤》，称潘石屹此举无异于汪精卫的叛国罪行。

姚文开篇即称，“如潘石屹这样的富有阶层，发了不清不楚的横财，天天骂政府对他们不公，天天骂这片让他们爆发横财的土地，是肮脏的土地。他们在这片土地上获得的暴利，只捐给富的出油的美国大学。而广大农村的中小学，连像样的校舍都没有，有些贫困县，连老师的工资都发不出去。”

环球网这样总结质疑观点：“如果是做实业，或是进出口贸易赚的钱，那是凭真本事赚来的，想捐给谁就捐给谁。但老潘赚的却是房地产的钱，赚的是国家政策的钱。吃着中国饭喝着中国水，走在中国的大地上，赚的又是中国人的血汗钱，捐的国家却是千方百计算计中国围堵中国的美国。”

对此，潘石屹只是在微博上简单回应了一句“这次助学金只帮助在这些学校的中国贫困家庭的同学们”。

潘石屹淡然处之，但评论员们都很给力。《中国青年报》的评论用逻辑将了姚树洁一军：“依照他的逻辑，来一个反问：姚树洁为什么不回中国高校任教？”

《重庆晨报》的评论题为《潘石屹捐资哈佛要向国人打报告吗？》作者对指向潘石屹的无端批评提出反对：“其实，慈善本是个体发自心灵的选择，在掌握确凿证据的前提下，公众尽可指责某些企业家借慈善为名行不法之实的行为，比如那些犯罪的‘慈善富豪。但在法律没有介入及最终定论之前，任何人都无权干涉他人的捐赠行为，乃至于草率冠之以‘做秀、作伪的有罪推定。”

《环球时报》对此也很豁达，可能是因为此前“援外”屡遭质疑的关系：“社会上的一些人总是对于把‘中国的钱拿给外国很不爽，‘援外”成为敏感词，被盯得很紧，一有风吹草动，就引发轩然大波。改革开放让中国成为世界大国俱乐部的一员，综合国力增长了，百姓生活富裕了，教育水平提高了，与此同时，国民的心胸与眼界也该相应提高。”

姚树洁指责潘石屹数典忘祖的声音还没有平息，又有网民怀疑潘石屹捐资哈佛不过是为了给自己的儿子“买”一张进入哈佛的门票。一财网撰文称，哈佛校友会“一条约定俗成的‘真理就是，如果一个学生可以给哈佛捐一座图书馆，或者一幢教学楼，无论他们在高中的表现如何，都可以录取。显然，1500万美金足矣让几座大楼姓潘，所以潘夫妇其实为爱子预定了一张哈佛门票。”

《江南时报》更是提出，根据哈佛的惯例，只要能被哈佛录取，对于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学生，学校都会提供全额奖学金。因此作者认为，潘石屹根本“不懂哈佛规则，存在知识盲区”。

《新京报》则认为，细节不清不能妄下判断：“讨论一个慈善公益项目是善还是恶，是否公平，应该更多地关注项目的运作程序，才能发现这个公益项目是否真正做到扶贫济困，是否真正推动了社会。”在很多网友看来，潘石屹设立奖学金所要解决掉的问题和“三伏天送棉被”一样根本不存在，这么做的意图究竟是什么？这样的问题显然只有潘石屹本人能回答。因为，目前还没有公开信息透露“SOHO中国基金会”和哈佛之间协议的内容和项目具体的操作办法。

先是借房地产暴利捐助国外教育，后是以“捐资”之名行自利之事，潘石屹夫妇可谓是进退维谷，不过也有一些人士表达了自己不同的看法。

7月26日，女侠叶檀撰文《代潘石屹作慈善决定，没必要》，称，“在现代社会里，多元的慈善选择很正常，你可以援助山区，我可以支持艺术。拿房地产暴利等命题去抹杀潘石屹们的慈善价值，更是无厘头……至于高房价、房地产商原罪问题，不必与捐助扯在一起，有制度与法律在，如果有确凿的证据，直接向有关部门提供证据就是。那么多开发商得到了财富，还有那么多开发商破产，市场起起落落，潘石屹捐款之前不提原罪，现在陡然提起，有些诛心。”

搜狐网马克更是撰文称，潘石屹实际上是以商业地产起家，将房地产原罪之名强加于他实在是有些不公平。“众所周知，潘石屹夫妇的SOHO中国一直在搞商业地产，不管在北京还是上海，不管是建外SOHO还是望京SOHO，其目标客户群始终是商人和企业，而非刚需的市民……潘石屹夫妇间接为中国老百姓创造了财富，因为他们为商业活动提供了经营场所，为经济活动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可谓善莫大耶。”

为什么不捐国内捐国外？

9月，《中国日报》联合清研灵智信息咨询公司发起了题为“潘石屹捐赠哈佛近亿元引争议，你怎么看”的调查。

调查显示，在是否支持潘石屹捐款助学海外的问题上，超六成的受访者表示支持。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创新与社会责任研究中心主任邓国胜对此有点意外，“因为网上对此的批判声多，赞同声少。这也说明很多网友仅围观不发声，这些人是有自己的想法和理智判断的”。邓国胜觉得，公益慈善的最根本原则就是尊重捐赠人的意愿。

中国慈善联合会副秘书长、中民慈善信息捐助中心副主任刘佑平持同样看法，于法于理来说，捐与不捐、捐到哪儿都是捐赠者自由权利的体现，“在慈善行为上，狭隘民族主义和本位主义的想法都有点过时”。刘佑平认为，做善事总是好的，潘石屹的行为值得肯定，中国企业家和慈善机构能够走出去是一件可喜的事，也是一次很好的尝试。

对于那些反对的声音，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陶传进认为，这也并不是件坏事，公众对富人处置自身财产的理解各不同，每个观点都值得尊重，多元化想法反而能推动进步和改进。

网友“小舟大航”则称，“先讲两个事实：如果没有1917年的洛克菲勒基金会，那么就不会有今天的北京协和医科大学；如果没有1910年美国、英国等5国教会的资助，那么就不会有如今的华西医科。假如我们抛开历史背景，只说后果和影响的话，善举是不分国籍和时代的。虽然你也可以说老潘可能有什么潜在的‘诉求，但如果他的诉求既能惠及别人，又能成就自己，那在我眼中，就比什么也不做的‘围观群众要高尚一点吧。”网友“不正”则认为，“无理由的批评指责别人就已经很招人烦了，摇着‘爱国主义的大旗再干这事可真是让人嗤之以鼻。爱国主义是大义，不是用来攻击谁的枪、矛，更不是逞口舌之快的人制造舆论的家底。还好一些好事的人不是亿万富翁，如果是的话恐怕也只能如同上古神兽貔貅一般，光进不出了。”

为什么中国高校不值得企业家信任？

潘石屹夫妇舍近求远的捐资行为再次将中国高等教育体制问题推入争论的漩窝之中。杨锦麟撰文发问：为什么中国高校不值得企业家信任？

中国农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向松祚在微博上发问：此事看起来无可厚非。只要符合法律，企业和企业家有捐款自由。然而，为什么中国富人愿意给国外名校锦上添花，却不愿意给中国教育雪中送炭？为什么中国精英们都迫不及待将子女送到美国和英国欧美受教育？为什么中国企业家不能矢志不移建设世界一流的中国大学？

《南方都市报》的评论可能回答了这样的提问：“中国商人捐资助学，无论国内海外，实该多一点企业家精神。什么是企业家精神？就是精打细算，控制成本，注重效益，讲求投入产出比。把钱捐到受捐体制不健全、监管阙如的学校，学生不见得受益，贪腐者却能中饱私囊。我相信，潘石屹捐资哈佛，除了‘自利的一面，其中必有对哈佛大学基金和学生资助管理体制的一记信任票。”

仿佛是为了给“信任票”作一个注解，网易“另一面”栏目同日的专题就试图从中美高校基金的对比去解释这一新闻。该专题刚上线时的标题甚至是“潘石屹捐款哈佛理据服，捐国内高校才犯傻”，其中臧否一目了然：“只要是理性的捐赠者，自然会选择把钱捐给专业投资人运营、效益良好的美国高校基金，而非只会等米下锅的中国高校基金。”

教育学者熊丙奇同样注意到了这一点，他提出：“在现代大学制度之下，学校办学信息公开、办学经费都必须用于教育教学和学术研究，因此，捐赠者并不担心捐赠的资金会被滥用，不会用到‘刀刃上而被挥霍掉，可我国内地高校则不然……”所以他提议：“我国社会只有学会尊重每个个体的权利，不是动辄用道德去绑架他人的权利，才可能不断进步。就学校的办学而言，只有每个办学者尊重学生的权利，真正对教育负责，才能办出高质量、充满人文关怀的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