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胡适运动中知识分子的不同选择

林建刚

1954年10月10日，《光明日报》刊登了山东大学学生蓝翎、李希凡写的《评〈红楼梦研究〉》。这篇文章批评的是俞平伯关于《红楼梦》的学术研究。6天后，也就是10月16日，毛泽东写了著名的《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信中，毛泽东说：

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1]

紧接着，当时的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组织开展了一场胡适思想批判运动。这场运动从1954年10月开始，一直延续到1955年。而最能体现这场运动成果的，无疑是三联书店出版的八大册《胡适思想批判》。

对这八大册的《胡适思想批判》，据唐德刚回忆，远在美国的胡适是一篇篇都看过的。看过之后，胡适的反应也很有意思。唐德刚说：

有一次我指着那七八本巨著，戏问胡先生：“这几十万字的巨著里，难道就没有一点学问和真理？！”

“没有学术自由，哪里谈得到学问？”胡氏一语带过。[2]

这里，胡适对这些批判文章一语带过。其实，1954年，面对最高当局号召展开的“批判胡适运动”，留在大陆的知识分子做了不尽相同的选择，而胡适的反应也是不尽相同的。总体而言，这些抉择大体可以分为四种类型。

一

第一种是紧跟形势，积极批判的知识分子类型，以郭沫若、艾思奇、李达、王若水、胡绳等左翼知识分子为代表。这类知识分子在思想上与胡适所代表的自由主义思想格格不入，在这场批判运动中，他们没有经过太多的思想斗争就积极主动写文章来批判胡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