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澳红色资本家落幕

6月1日，设在澳门综艺馆的马万祺先生灵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灵堂入口两侧和对面街道旁摆满了各界送来的花篮，灵堂两侧的挽帐上写有马万祺先生的诗句：“祖国山河壮，丹心日月长。”马万祺先生的灵柩覆盖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红色资本家”、澳门中华总商会永远会长马万祺先生于5月26日离世，5天后举行的公祭备极哀荣，7常委送花圈，两任特首扶灵。

马万祺的逝世，标志着享誉海内外的一代红色资本家的告别渐近尾声。《凤凰周刊》编委郑东阳感慨道：“香江与澳门从此无大佬”。近代以来的孱弱，使得香港、澳门这两颗东方之珠落到了英国人和葡萄牙人的手中。洋人治下的港澳，面对的是东西方最强大的冲突。这种冲突造就了香港、澳门的历史机遇，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香港、澳门是中国重要的对外渠道。尤其是在冷战时期，当时的新中国面临诸多封锁，港澳成为尚在襁褓之中的中国唯一的对外窗口。这一时期，一些港澳企业家和商人突破英美国家的围堵，帮中国去吸收外汇、开展对外贸易、打通国际关系，吸引非洲兄弟投票，既建立了自身的财富帝国，也成了内地与港澳之间的重要传话人。此后他们也一直在内地和香港政治经济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些人因此被称为“红色资本家”。他们是何贤、包玉刚、安子介、霍英东、崔德祺、李嘉诚等人。

不过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在港澳和内地纵横捭阖的风云人物渐渐都走到了人生的尽头。在马万祺之前，有“澳门王”之誉的何贤最先于1983年离世，随后“船王”包玉刚、全国政协副主席安子介、霍英东，澳门知名社会活动家崔德祺等港澳两地知名人士都先后撒手西去，现在只有李嘉诚硕果仅存了，但近年来从香港和内地撤资的传闻让他的影响力大打折扣。

马万祺的逝世也宣告了一个传奇时代的结束。《人民日报》发文称“马万祺先生走了。这位澳门标志性人物的远行，仿佛一段历史的远去。”

幕启

美国学者费正清曾在《剑桥中国史》中说，“在中国这部历史长剧中，商人阶层只是一个配角，也许有几句台词，听命于帝王将相、宣传家和党魁的摆布。”但在港澳地区，中国商界精英却是个例外，浓厚的家国情怀让他们用自己的智慧、胆识、财富书写了中国商人别样的精彩，也做出了自己的政治选择。

1949年，不惑之年的何贤已是澳门有名的富豪，在中共派驻澳门代表柯麟的影响下，这位国民党澳门支部常委的贤哥逐渐左倾。何贤与历任澳门总督关系亲密，1952年发生“关闸事件”，中葡双方士兵交火后，何贤穿梭于两方之间，有时一天竟3次往返。最后中葡双方获得妥协，何贤则被市民尊称为“华人澳督”。在港澳地区，他由此被视为“中共代表”。1955年，何贤正式被澳督委任为澳门政务委员会华人代表。次年，当选全国政协委员。

与何贤一样，澳门富商马万祺一开始就对新政权表示了好感，1949年解放军攻占南京之时，他欣然做诗称，“倒悬已解人欢畅，歼尽顽军早建邦”。马万祺与中共元老叶剑英的友谊为人熟知。1949年，叶率部收复广西和海南岛时，军用物资匮乏。时任澳门中华工商总会副会长的马万祺，协助南光公司（内地在澳门开设的公司）进行筹办，抢运大批粮食和五金器材、汽油等物资至内地。

而在香港，霍英东、安子介、包玉刚、李嘉诚堪称亲近内地港商中的翘楚。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商务部于1950年底宣布对中国实施全面禁运，霍英东是突破封锁线的代表人物。霍英东在回忆当初那段经历时表示，“那几年，我每天只睡三四个钟头，那几年下来，我的体重只有103磅。怎样封锁我们都不怕，内地需要多少物资，我们能运得到。”霍英东的行为，是对当时遭西方国家经济封锁和制裁的中国政府的极大支持。也因此，美国政府后来把霍英东的公司列入“黑名单”。这种关系在上世纪60年代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在内地联络接触香港商人中，霍英东成为其中关键人物。身为地产商会会长的霍英东在这一时期，频繁邀请李嘉诚等到宅第进餐，或是到新华社在山顶的招待所和沙涌别墅吃饭。

霍英东与中共的良好关系大致在这一时期建立，而香港富豪们也是在这一时期奠定了和中共之间的关系。

可以说，港澳这些大佬们与内地的特殊关系是双赢的结果。这种关系为其发家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内地因此获得了外汇。而港澳爱国商人在帮助内地的同时，也因此更加富有，且为日后获得更好的政治资源打好了铺垫。如马万祺的大儿子马有建、二儿子马有恒在小学毕业后都被送到内地学习。1965年，马有建在西安冶金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首钢工作，“文革”期间曾备受叶剑英的保护和照顾。1964年霍英东拿着毛泽东署名的请柬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1977年，在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复出的首次亮相中，霍英东受到邓小平接见。包玉刚是邓小平接见最多的一个，邓小平曾15次会见他。他们被内地视为“亲密的朋友”。其承担的角色，已经不是普通商人可为之。

此后，“改革开放”的内地首先借助这些港澳富豪们打开了国门，习得了经验。1978年，霍英东率先进入内地，兴建了内地第一间中外合作兴建的酒店和第一家高尔夫球场。此后，他又参与兴建了中国改革开放后最早开业的第一家大型合资酒店广州白天鹅宾馆。同年，船王包玉刚与时任国家领导人进行了多次交谈，率先订购了中国制造的货轮。马万祺与何贤、霍英东等一起投放巨资扩建广珠公路，同时新建4座横跨珠江支流的公路大桥。在他们的带动下，尔后更多的外资都蜂拥而至，内地由此获得了宝贵的发展资金。

之后的港澳回归，这些港澳大佬与内地的关系进入了蜜月期。

作为中英两国共同的朋友，在两国政府就香港问题谈判陷入僵局时，包玉刚频频奔走于中港英之间，为香港前途问题进行斡旋。原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邬维雄委员说“中国、英国、香港三方关系一波三折，而包玉刚则扮演了缓冲及中介角色，发挥了影响力，他说的一句话，作用往往超过10个人的意见。” 自1985年开始起草基本法起，安子介就被委以重任，既是起草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又是咨询委员会主任委员，参与了基本法起草的全过程。之后，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的工作安子介更是一件也没有少参与。在澳门，崔德祺自1988年就参加《澳门基本法》的起草工作，在此期间，崔德祺运用多年参与立法会的经验及懂葡语之便，在基本法制订、咨询期间与本地葡裔族群沟通交流，释除疑虑，增进共识，为顺利及更好地制订《澳门基本法》作出重大贡献。澳门进入后过渡期后，他又出任澳门基本法协进会会长，积极宣传推广《澳门基本法》。

因为在这些壮丽的历史舞台出演了重要的角色，安子介与霍英东、马万祺代表港澳方面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成为国家领导人。

幕落

“战火”中的友谊牢固，但战火总有熄灭的时候，也会被时间所淡漠。

随着何贤、安子介、霍英东、马万祺等人的先后离世，曾经红极一时的香港澳门风云人物渐次远去，虽然他们的后代也开始陆续出现在北京，但是大佬们离去后的空白，短时内将无人替代。因为此时的港澳后辈告别了幻灭的革命激情，回归到香港传统的实用主义价值观。“你叫他捐钱回大陆、助学救灾，他们都愿意，但是你叫他抛头颅、洒热血，算了，不必了。”香港时政评论员谭志强分析道。而且随着中国的发展，中国的领导层更注重制度层面的建构，在制度上完善大陆和香港的互动，而不是人脉的关系。

如今，香港、澳门的过渡期已经结束，在既有的政治安排和基本法之下，未来的港澳与内地的政界商界都将沿着自己的轨道向前运行。中央与港澳特区政府的沟通已无障碍，商界精英居中传话的作用将相对减弱，像何贤、安子介、霍英东、马万祺等旧日大佬一样在中央和地方都有巨大人脉和影响力的人物将很难再出现了。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