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的反馈对立格局——新中国邓小平时期的生态文明理路探析

□ 胡 建

生态文明是现代人类在历经工业文明所造成的生态苦难之后所力图创建的新型文明。它蕴含着现代人类对历史实践的理性思考，也蕴含着现代人类渴望挽救地球家园、创建美好未来的真诚向往。新中国的生态文明思想始于毛泽东时代，但由于当时国家处于由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型的发轫阶段，改造自然以发展生产力成为不容置疑的首选任务。而且，因为当时工业化程度不高，尚未导致生态问题凸显，由此决定了国人的生态意识只能是初级的。

新中国在邓小平时期启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开始全面向工业文明过渡。由此兴起的乡镇企业浪潮，几乎达到“村村点火，家家冒烟”的地步。这使得工业文明以史无前例的速度演进，并引发了两种“第一”并存的境遇:在工业文明方面，经济增长速度全世界第一，外汇储备数量全世界第一，引进外资规模全世界第一，创造了经济奇迹。但在生态文明方面，煤炭、石油等能源消耗全世界第一，建材使用全世界第一，原材料进口全世界第一。单位GDP 能耗是发达国家的8 到10 倍，劳动生产率是发达国家的1/30，污染达到发达国家的30 倍，1/3 的国土被酸雨覆盖，许多地方甚至达到了“逢水必污，逢河必干，逢雨必酸”的地步。由此而带来了经济蓬勃发展与生态日益恶化的矛盾。

在质底上，这种矛盾源于人类实践活动的本性，因此是不可避免的。同动物的活动相比，人的实践观念作为主体尺度(表现为对实践目标的自觉确认与追求)和客体尺度(表现为对客观规律所含纳的可能性空间的自觉把握)的内在统一的主观形态，对实践过程及其结果具有一定的预见能力，这是人的主体能动性的重要表现。邓小平对中国发展工业文明的后果具有充分的预见性。因为他知道，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实现工业文明是达到民富国强的必然选择;而工业文明的典型表现就是市场经济，因此，他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1］(P373)中国采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确实带来了生产力迅速提升的事实。然而，令邓小平始料未及的是，这同时还带来了生态迅速恶化的后果。究其底据，它同样源于实践活动的本性:人类的预见能力又是有限的，不可能“全息性”地预测未来——无论人类认识如何发达，都无法事先完全预见实践活动的后果及其潜在效应和延迟效应。据此，实践的“始态”和“终态”之间必然表现为不等价性、不对称性和可逆性。因为从“始态”到“终态”不是由“潜在”到“显现”的预成性历程，而是由“无”到“有”的生成性过程;实践的“终态”总是大于“始态”——“终态”必然含纳着“始态”所不具有的新要素。这正是实践活动所特有的探索性和创造性之所在:它在其“事先”与“事后”之间形成一道“无知之幕”(借用罗尔斯的术言)，据此构成人们难以逾越的认识论屏障。这样，当中国人借助市场经济发展生产力时，由于市场的逻辑就是“资本逻辑”——最大化地追求资本增殖的逻辑，使得人们在关注经济效益时，很少会考虑必须加大成本才能予以解决的环境问题。此外，由于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同地区、不同社会阶层或利益群体之间贫富差别的加大，更加重了因浅近的功利目的而挥霍资源和以破坏环境为代价的经济行为。这就必然导致了工业文明演进与生态文明退化的反馈对立格局。

一、生产方式上的反馈对立及其解决思路

以邓小平为代表的新中国第二代领导人经过实践而认识到，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这种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的反馈对立格局的成因在于:在理论上，人类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实质上是“自然的人化”(马克思语)过程，它必然会改变自然界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改变各种自然过程，特别是生物圈内的物质与能量流通与变换过程，也改变自然规律作用的范围和结果。这些改变常常是在无意中形成的，有些符合人们的主观意图和目的，另外一些则是意料之外的结果。人们的实践活动直接指向自然物和自然环境，但对其中部分的触动必然会影响整体，甚至影响自地球形成以来，历经数十亿年的发展才最终建立起来的物质和能量大循环系统。因此，“自然的人化”不仅是一个改造自然、造福人类的过程，也可能会是破坏自然生态系统，进而殃及后世的过程。人与自然的这种双重关系是永不停息的冲突与协调的关系，而人类社会就是在与自然界的协调与冲突的矛盾中前进和发展的。

在现实中，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反馈对立格局源于工业文明的生产方式——市场经济运行的“资本逻辑”所必须遵循的“效用原则”。尽管中国采用的是与西方不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但由于市场经济的本质所规定，它同样必须遵循“资本逻辑”的“效用原则”。这就是马克思所指出的:“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创造出一个普遍利用自然属性和人的属性的体系，创造出一个普遍有用性的体系，甚至科学也同一切物质的和精神的属性一样，表现为这个普遍有用性体系的体现者，而在这个社会生产和交换的范围之外，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表现为自在的更高的东西，表现为自为的合理的东西。”［2］(PP389－390)这就是说，“效用原则”指称:以“资本逻辑”为运行机制的生产方式，其目的在于把一切都变成“普遍有用性的体系”——只要资本作为市场经济的主体而发挥功能，世界上的所有东西都要以客体形式而成为“普遍有用性体系的体现者”，都必须在资本的法庭前为自己的存在辩护。既然资本逻辑是凭借“效用原则”来处理一切事物的，那么，它对待自然界的态度也只能是根据后者的“有用性”——自然界只能成为资本逻辑的工具，构成后者的“普遍有用性的体系”的环节。依据这种视角，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反馈对立的必然性在于:工业文明的经济系统是植基于“效用原则”的人类社会再生产系统，体现为生产力无限发展的规律。因此，它要求不断加大系统的投入和产出以实现自身的无休止增长，它对生态系统的各种物质要素的需求是无限的。而生态文明所需的生态系统是生物与其环境之间进行物质和能量交换的自循环系统，它要求系统中的各种物质要素在发展中趋向动态平衡之稳定状态，体现的是物质循环的动态平衡规律。据此，双方必然发生圆凿方枘的关系:经济系统对资源环境需求的无限性与生态系统满足这种需求的能力，特别是自我更新能力的有限性的矛盾，以及生态系统调节和自净速率与经济系统排污增长速率的矛盾。

邓小平虽然认识到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反馈对立的事实，却不能马上由前者而转向后者，因为当下中国面临的最迫切任务是高速发展生产力，实现工业化的既定目标。而“多年的经验表明，要发展生产力，靠过去的经济体制不能解决问题。所以，我们吸收资本主义中一些有用的办法来发展生产力。”［1］(P149)这意味着市场经济没有过时，而选择市场经济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选择资本逻辑及其“效用原则”。因此最好的办法就是:在发展生产力与维护生态环境之间保持平衡，力争使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建设都符合资本逻辑及其“效用原则”。邓小平据此提出了如下对策:其一，因地制宜地发展经济，做到经济进步与生态保护的“双赢”。邓小平针对农业问题指出，各地区要因地制宜，“所谓因地制宜，就是那里适宜发展什么就发展什么，不适宜发展的就不要去硬搞。像西北的不少地方，应下决心以种草为主，发展畜牧业。”他还针对林业问题指示说:“在我国西北，有好几十万平方公里的黄土高原，连草都不长，水土流失严重。黄河所以叫做‘黄’河，就是水土流失造成的。我们计划在那个地方先种草后种树，把黄土高原变成草原和牧区，就会给人们带来好处，人们就会富裕起来，生态环境也会发生很好的变化。”［3］(P112)在邓小平的主持下，中国政府完成了规模空前的“三北”(西北、华北、东北)防护林工程。其二，利用科技推动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的双重发展。邓小平认为，科技是工业文明发展的内主动轮，同时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必要手段，因此，抓住了科技就等于抓住了两个文明共同发展的关键。他说:“马克思讲过科技是生产力，这是非常正确的，现在看来这样说还不够，恐怕是第一生产力，将来农业问题的出路，最终要由生物工程来解决，要靠尖端技术，对科学技术的重要性要充分认识。”［1］(P275)据此，在农业生产方面，中国应借助科技来改革耕作栽培方法，提高农作物的单产，并提高农村能源的利用率，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在工业方面，企业也要在科学理性的指导下，采用科学的管理方法和先进技术来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质量和资金利用率，开发符合生态文明的新能源，这就能有效地缓解自然资源匮乏和经济快速发展之间的矛盾。在林业方面，1981年9月16日，邓小平同万里谈话时指出:“最近发生的洪灾涉及林业问题，涉及森林的过量采伐。看来宁可进口一点木材，也要少砍一点树。报上对森林采伐的方式有争议。这些地方是否可以只搞间伐，不搞皆伐，特别是大面积的皆伐。使林业的发展持续、有后劲。”

二、消费方式上的反馈对立及其解决思路

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在生产方式上的反馈对立必然形成双方在消费方式的反馈对立。这导源于“资本逻辑”必须遵循的“增殖原则”。所谓“增殖原则”，指称“资本逻辑”的“效用原则”终极追求的目标——资本的无限增殖。这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支配着生产和交换的一个个资本家所能关心的，只是他们的行为的最直接的效益。不仅如此，甚至连这种的效益——就所创造的或交换的产品的效用而言——也完全退居次要地位了;销售时可获得的利润成了唯一的动力。”［4］(P385)这其中的必然性在于:企业只有完成销售而获得了利润最大化——实现了资本增殖之后，才算达到了资本终极性的“效用原则”。据此，工业文明的生产方式必须依赖现代科技而快速刷新产品的“价值”(“交换价值”的基础)，因为只有在资本周期越来越缩短的社会里，生产率才会越来越快;而这必须有与之相契合的消费，生产才能得以维持。在这种境遇中，刺激消费、扩大购买欲望就成为企业的唯一选择。据此，企业与商家联手挑动社会的消费欲望，将人们的消费扩大到生存与发展的需要范围之外，并将其与人的社会地位、身份联系起来:“一个人的社会地位、能力、是否成功，是通过他的消费来体现的。如:出入什么样的场合，穿什么样的衣服，开什么样的车，消费什么样的商品和服务等等。商家正是利用这个存在于符号消费与身份认同、社会地位之间的关系，来挑动人们的购买欲望”。［5］然而，在社会消费生活更新加速的同时，自然物品的“使用价值”的消耗却不会因此而相应加速，相反，相对于产品的“交换价值”的周期缩短而言，其“使用价值”被消耗的周期却相对延长，这就必然加大自然界自我循环的负担。而当自然界无法承受这种增加了的负担或超过自然界消耗产品的自然周期的极限时，生态危机便成为人类不可避免的宿命。不仅如此，工业文明的消费方式还在本根处乖离了生态文明的生活方式，因此必然造成“人自身的自然”之异化。依据生态文明的视角，人身体的自然结构是相对稳定的，因而它所需的营养物质也是相对确定的。无论“消费过多”或“消费不足”，都会因违反这一规律而有害健康。据此，人们应当“适度消费”，此处的“度”即身体的自然需求。但工业文明的消费方式却将消费的无限扩延当作评估幸福与否的尺度，这实际上是在倡导“过度消费”。由于“过度消费”背离了人身体的自然需求，因此必然导致“现代文明病”无孔不入，威胁人类的健康生存。

以邓小平为代表的新中国第二代领导人清醒地认识到: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因此其生产目的在本质上与资本主义完全不同——不是为了资本的最大增殖而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需要与精神需要。然而，由于中国处于“资本逻辑”统治的全球化时代，不能不采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模式来进行建设，因此，市场经济的共性也必然导致中国发生某些与生态文明反馈对立的“过度消费”现象。邓小平对此批评道:“建国以来我们一直在讲艰苦创业，后来日子稍微好一点，就提倡高消费，于是，各方面的浪费现象蔓延，加上思想政治工作薄弱，法制不健全，什么违法乱纪和腐败现象等等，都出来了。”［6］(P306)具体而言，其一，“过度消费”现象在上层建筑领域主要表现为超越财力限度的“超前性消费”。即不顾人口与资源压力及子孙后代的生态利益而一味追求现时消费。例如，全国每年庞大的“三公”消费造成的国家资源巨大浪费现象。这种“超前性消费”的危害正如“生态社会主义”所指出的:本来“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关系”具有不可违背的规律性要求，应以不破坏自然界的再生规律为限度;然而，“超前性消费”的提前预支，不可避免地要破坏正常的“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关系”，因此必然导向生态失衡。据此，邓小平提出，必须教育干部们懂得中国底子薄、人口多、耕地少的国情，并且“这种情况不是很容易改变的。这就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必须考虑的特点。”［7］(P164)而这决定了中国不仅要继续实行“计划生育”的国策，还要求干部队伍“恢复和发扬党的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7］(P217)克服超越财力限度的“超前性消费”。其二，“过度消费”现象在经济基础领域主要表现为超越生存与发展需求的“奢侈性消费”。例如，企业生产的产品质量不佳，导致人们“用了就扔”而成为垃圾的现象;某些单位运用公款消耗能源不讲成本，导致自然物质大量浪费的现象，等等。据此，邓小平指出“提高产品质量是最大的节约。”［7］(P30)他还针对一些企业浪费煤油的情况提出:“要提高煤油的价格，促使使用单位节约。这实际是保护能源的政策。”［8］邓小平的这种“节约”观念后来发展为“节约型经济”的思想。所谓“节约型经济”，就是摒弃传统的高消费、高能耗的生产生活模式，围绕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而实施节约优先的方针，把“节约”作为编制各类专项规划、区域规划和城市发展规划的重要指导原则，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为核心，以节能、节水、节材、节地、资源综合利用和发展循环经济为重点，从体制、政策、技术、管理等方面，采取综合措施，加快节约型社会的建设。这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具体表现形式之一。

三、文化价值观的反馈对立及其解决思路

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在生产方式、消费方式上的反馈对立，必然形成双方在文化价值观的反馈对立。这导源于“资本逻辑”必须遵循的“金钱原则”。所谓“金钱原则”，指称“资本逻辑”的“效用原则”的另一种意义，因为资本的“效用”就是赚钱，它将所有的事物都与金钱挂钩，把世界上一切都转变成赚钱的工具，据此，资本也必然把自然界及其存在物不断地转变成金钱与商品。从质底看，植基于“金钱原则”的文化价值观是工业文明的社会存在之思想反映。它认为:伴随着以科技理性为核心的生产方式的演进，人类可以无限穷尽自然奥秘，从而保证自身权益的无止境扩延，直至能够随心所欲地支配自然，这使人们具备了永不知足地剥削自然而追求物质与金钱(物质的货币符号)的能力。与此相对应，经济增长成为人类幸福的终极凭借，而人生的意义就在于尽可能多地占有金钱和“含金量高”的商品。于是，“一切向钱看”成为社会的主流价值取向，“资本逻辑”构成制度建设的“合理性”依据，而“成本—收益计算法”成为社会盛行的行为指南。这种文化价值观必然会导致因自然界不堪重负而引发的生态危机。在这个意义上，以往几乎所有的人类社会主流价值观和制度都是反对并遏抑“贪欲”的，唯独工业文明的价值观却将“贪欲”视为社会创新与进步的不竭动源(动力之源与动向之源)，以此支持“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生产生活模式。据此，工业文明的价值观必然与生态文明的文化价值观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所谓“生态文明的文化价值观”，就是把维护人与自然之间“平衡的物质变换关系”作为生态伦理基本原则的价值观。它认为:无论科技如何发展，人类都无法完全认知并支配自然;甚至无法彻底控制经由实践改造而产生的“人化自然”，人类充其量只能支配自然的极小部分。而既然人对自然的支配能力有限，人类就不应追求将自然界及其存在物无限地转变成金钱与商品，而应控制人类的“贪欲”以维护人与自然之间“平衡的物质变换关系”。这其中的底奥在于，既然我们肯定人类文明在本根上是自然生态系统的组成部分，那么实现人与自然之间“平衡的物质变换关系”，就是符合人类生存和自然保护的根本利益的。这就内在地指认了这种行为的价值合理性与社会正当性:即实现人与自然之间“平衡的物质变換关系”是一种善——人类可欲的对象。据此，我们可以确认生态伦理的基本原则:凡是合乎这一要求的行为和生活方式即是善，反之即是恶。换言之，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是否道德合理，要以能否实现人与自然之间“平衡的物质变换关系”作为尺度。

以邓小平为代表的新中国第二代领导人看到了这种文化价值观上的对立，然而却处于“两难抉择”的境地，因为中国的发展在某种视角下尚不能完全脱离“金钱原则”支配的价值观。在某种视角下，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商品是劳动的创造物，而金钱(货币)作为商品的一般等价物，乃人类抽象劳动的结晶。据此，“向钱看”也就意味着向为社会提供的劳动量看，因为金钱(货币)成为衡量人们的劳动价值量甚至社会贡献的重要尺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指出:货币是“发展一切生产力即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的主动轮”;［9］(P173)而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结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1］(P63)据此，中国当下的发展不能完全否定“金钱原则”的价值观。然而，如果任凭这种价值观信马由缰，它又迟早会引发生态危机。所以，最佳的选择就是:综合、平衡与协调我们所面临的各种价值观，在此基础上，倡导尽可能向生态文明倾斜的文化价值观。邓小平提出了如下对策:其一，建设精神文明以克服“金钱原则”带来的负面影响。邓小平说:“我们要特别注意建设物质文明。与此同时，还要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最根本的是要使广大人民有共产主义的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1］(P28)这实际上是抓住了“人之为人”的本根性质:因为精神生活是人类社会所特有的不可或缺的内容;人对精神生活的本能追求、对意义世界的积极建构，既是人的本质表现，也是人类社会与动物世界的根本区别。在这种视角下，如果人们丧失精神文明，彼此之间没有精神对话，社会就会退化为一种精神荒漠式的动物世界;人的主体性也将丧失——人被异化为物。在这种境遇中，即使有富裕的物质生活也不能给人带来幸福，相反，贪婪的金钱占有欲和奢侈消费欲却会带来更多的问题和苦恼。因为贪欲的膨胀不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反而造成人的精神空虚。许多人在面对空前丰富的物质世界时，惊羡之余往往不由自主地被裹挟进去，陷入奢靡、麻木、庸俗乃至迷失、堕落。其二，言传身教地普及生态意识。1979年1月，邓小平在关于旅游事业的谈话中指出:“要保护风景区。桂林那样好的山水，被一个工厂在那里严重污染，要把它关掉。北京要搞好环境，种草种树，绿化街道，管好园林，经过若干年，做到不露一块黄土。”［10］(P19)1982年11月，邓小平为全军植树造林总结经验表彰先进大会题词:“植树造林，绿化祖国，造福后代。”“这件事，要坚持二十年，一年比一年好，一年比一年扎实。为了保证实效，应有切实可行的检查和奖惩制度。”［1］(P21)在他的推动下，国务院环境保护办公室提出把环境教育工作作为培训干部的重要内容，并在秦皇岛设立了环境管理干部学校。1990年，国务院要求宣传教育部门把环境保护的宣传教育列入计划。其三，推进环境保护的法治化进程。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应该集中力量制定刑法、民法、诉讼法和其他各种必要的法律，例如工厂法、人民公社法、森林法、草原法、环境保护法、劳动法、外国人投资法等等，经过一定的民主程序讨论通过，并且加强检察机关和司法机关，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次年，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标志着我国环境保护开始走上法制轨道。

总之，新中国邓小平时期的生态文明理路主要表现为:随着工业文明迅猛发展与生态环境日趋退化的事实展露，中国人懂得了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的反馈对立质底。邓小平对此采取的对策是:在承认工业文明市场经济的前提下，综合、平衡与协调中国发展所需的各种目标，在此基础上，采取尽可能向生态文明倾斜的对策。邓小平的决策是实事求是的。因为在市场经济不容否定的境遇中，他只能否定那种永不知足地追求物质财富而必然引发生态危机的现代化，代之以“兼顾生态文明的现代化”，这使得他能在利用“资本逻辑”的同时限制“资本逻辑”之反生态文明作用。然而，毋庸讳言的是，仅仅限制“资本逻辑”并不能完全实现生态文明，因为既然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具有反馈对立的质底，那么“资本逻辑”对生态的破坏作用也就是本根性的;仅仅限制“资本逻辑”只能降低其破坏程度，而要从根本上杜绝这种破坏，就得最终超越“资本逻辑”。这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只有人类发展到超越“资本逻辑”的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完全实现生态文明。依据这种视角，新中国邓小平时期的生态文明思想只能算是“过渡性”、“中介性”的生态文明理路。它意味着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个人类不断趋近而不能终极的历史过程——人类永远寻求自身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进程。这其中的必然性在于: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之间没有一劳永逸的和谐状态。人类文明演化的不同阶段有着与自然界不同类型的关系，但由于双方的运动变化都是无穷无尽的，因此，双方的关系必然是“从和谐到不和谐再到新的和谐”的“否定之否定”过程，这决定了人类的生态文明建设永远只有进行时而无完成时。在这个意义上，新中国邓小平时期的生态文明思想有待于接踵而至的“可持续发展观”来加以超越和发展。

［1］邓小平文选(第3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年谱(下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孙玉霞．消费主义价值观批判［J］．浙江学刊，2006(1)．

［6］邓小平文选(第23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7］邓小平文选(第2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8］转引自鲁长安、柳志．邓小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主要内容及其当代价值［J］．武汉电力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9(3)．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 卷)(上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0］国家环境保护局、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新时期环境保护重要文献选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图环境科学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