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资本高管政治关系与企业社会责任绩效

仇冬芳+徐丽敏

摘要：利用中小企业板2045家民营上市公司2007～2012年的数据，在建立指标体系的基础上，研究民营资本高管政治关系与企业社会责任绩效的关系。结果表明：高管政治关系与社会责任绩效具有正相关关系，代表委员类政治关系较政府官员类与社会责任绩效有更强的正相关关系，中央级政治关系比地方级与社会责任绩效有更强的正相关关系;最后提出民营资本高管团队政治关系有效促进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 高管政治关系;企业社会责任;民营资本;中小企业板

DOI：10.13956/j.ss.1001-8409.2015.01.03

中图分类号：C936;F27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409（2015）01-0011-04

TMTs Political Connections of Private Capital and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Performance

——Based on Data of SME Board

QIU Dong-fang，XU Li-min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Nanjing 211106）

Abstract：This paper researches the relationship of top management team（TMT）s political connection of private capital and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performance by establishing index systems and using the data of 2045 listed companies in SME Board between the year 2007 to 2012.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is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TMTs political connection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 performance， political connection of representatives committee has a stronger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social responsibility performance than political connection of government official， and political connection of central government has a stronger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social responsibility performance than political connection of local government.Finally，some strategic suggestions are provided for TMTs political connection to improve the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performance effectively.

Key words：TMTs political connection;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private capital;SME board

引言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民营资本成为我国发展经济、调整产业结构、扩大就业的重要推动力。但制度缺陷却使民营资本面临较为严重的歧视，遭遇法律、政策等不平等的待遇。在发展中国家政府往往以“强干预、弱治理”的角色出现，契约常以关系为基础^[1]，因此，通过选举、慈善等活动与政府建立和维护政治关系成为民营企业在特定制度条件下生存和发展的策略。

政治关系也称为政治联系，最早由经济学家Fisman^[2]提出，用以指印度尼西亚公司与执政者苏哈托家族之间的密切关系。后来，学者们参考Fishman的思想，定义政治关系为公司与执政者之间的密切私人关系，如潘红波等定义政治关系为公司总经理或董事长曾经为政府官员^[3];邓建平等认为政治关联是指具有人大代表或者政协委员资格、曾经或现在具有政府工作背景^[4]。

政治关系作为企业的重要社会资本，国内外学者从企业银行贷款、IPO行为、慈善行为、国际化的广度和深度等方面研究了其对企业经济行为的影响。Claessens 等研究发现在巴西有政治关系的企业比没有政治关系的企业更易获得优惠的银行贷款^[5];Butler等认为在企业上市过程中，当企业的承销商具有政治关系时，承销费用显著较高^[6];贾明等发现政治关系促进公司的慈善行为，表现为具有政治关系的上市公司更倾向于参与慈善捐款，而且捐款水平更高^[7];张功富认为政治关系能对投资效率产生一定影响^[8];杨东进等研究发现我国房地产企业的政治关系有助于企业规模的扩大，而对企业绩效的直接提升作用不显著^[9];邓新明等认为民营企业母国政治关系对国际化深度具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对国际化广度却具有显著负向影响^[10]。2006年，深交所发布《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指引》，明确界定了上市公司社会责任的内容。根据利益相关者理论和资源依赖理论，政治关系应该与企业社会责任存在着密切关系，政治关系作为一种竞争工具，能拓展公司的外部生存空间，从而为公司创造有利的竞争环境。虽然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是学界的热点，但鲜有民营企业政治关系与企业社会责任绩效的研究，已有研究多局限于从企业社会责任的某一方面探究政治关系的影响，缺乏整体性研究。鉴于此，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建立了高管政治关系和社会责任绩效的指标体系，借助代表民营资本先进生产力的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深入分析民营资本政治关系与企业社会责任绩效的关系。

1 研究设计

1.1 指标体系的建立

1.1.1 企业社会责任绩效指数

20世纪70年代以来，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简称CSR）受到西方社会的广泛关注。进入21世纪后我国在企业社会责任方面的研究得到了快速发展，余澳等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在追逐自身价值最大化的过程中不仅不对相关利益者造成侵害，同时还尽可能致力于提高总体社会福利的责任^[11]。本文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指为促进企业和社会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企业依法经营，积极为各个利益相关者服务、创造价值，最终达到经济、环境和社会的和谐统一，使三者的综合价值达到最大化。

参考沈洪涛的企业社会责任绩效指标体系^[12]，首先确定企业对各利益相关者的贡献率;然后，计算各利益相关者权重;最后，加权综合企业对利益相关者贡献率，得到企业社会责任绩效指数。

（1）企业对各利益相关者贡献率计算

企业的社会责任主要体现在对债权人、股东、员工、客户、供应商、政府、社区等七大利益相关者上，企业对各利益相关者贡献率具体指标设计如表1。

各利益相关者的权重计算方法如下：

假设A代表企业社会贡献总额，B代表企业资产总额，那么：A=A1+ A2+ A3+ A4+ A5+ A6+ A7;B=B1+ B2+B3 ，其中，B1=债务资金=短期借款+1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长期借款+应付债券，B2=股权资金=股本+资本公积，B3=主体权益资金=盈余公积+未分配利润。

债权人权重W1=B1/B+B3/B×A1/A;股东权重W2=B2/B+B3/B×A2/A;其他利益相关者权重Wi=B3/B×Ai/A，（i=3，4，5，6，7）。

（3）企业社会责任绩效指数计算

企业社会责任绩效指数（CSR）的计算公式：

CSR=∑7i=1CSRi×Wi（1）

其中，CSR代表企业社会责任绩效指数，CSRi和Wi代表企业对债权人、股东、员工、客户、供应商、政府、社区贡献率及权重。

1.1.2 高管政治关系指标体系

本文所界定的高管指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高管政治关系是指企业以高管为中介与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建立的非正式联系机制，具体指正在或曾在党委、各级政府、各级人大及政协常设机构、法院、检察院任职以及现任或曾任党代表、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

高管政治关系与民营上市公司社会责任绩效关系的研究分为两个层次：一是从整体上研究高管政治关系与企业社会责任绩效的关系;二是从类别和级别的维度对高管政治关系分类，分别研究其与企业社会责任绩效的关系。首先，根据政治关系类别，将高管政治关系分为政府官员类和代表委员类。其次，根据政治关系级别，将高管政治关系分为中央级和地方级。

本文实证研究中以政治关系度（即高管中有政治关系的人数占高管总人数的比例）表征企业政治关系的程度。具体赋值见表2。

以2007～2012年深市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剔除金融类、ST和*ST类、数据缺失及政治关系披露不详的公司，最终筛选出2045家公司。企业社会责任绩效和控制变量的原始数据来源于CSMAR、RESSET数据库，高管信息则通过公司年报和招股说明书等资料整理得到。

1.3 研究假设及模型

1.3.1 研究假设

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关键资源掌握在政府手中，民营企业为了长远的生存和发展，必须主动联系政府，为维持这种关系，企业会响应政府号召，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因此，假设1：高管政治关系与企业社会责任绩效呈正相关关系。

政治关系类别对企业社会责任绩效的影响不同。一般认为公司高管的代表委员身份都是现任的，公司要维系甚至提升这种关系就必须塑造良好的企业形象，从而积极履行社会责任;而企业高管的政府官员身份大都是曾任的，这种政治关系在高管进入企业之前就已经建立，不需要企业再花大力气去建立和维持。

因此，假设2：代表委员类高管政治关系较政府官员类与企业社会责任绩效有更强的正相关关系。

政治关系级别也对企业社会责任绩效产生影响。中央级高管政治关系较地方级有更强的社会影响力，能更好地调动资源，给企业带来更多的政策扶持等。相应地，政府对企业的期望也就越高，为了维持与政府的关系，企业就必须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

因此，假设3：中央级高管政治关系较地方级与企业社会责任绩效有更强的正相关关系。

1.3.2 研究模型

基于上述分析，以企业社会责任绩效指数作为因变量，高管政治关系作为自变量建立回归分析模型，同时选取股权集中度（FSD）、公司成长性（GROWTH）、公司盈利能力（ROE）、公司规模（SIZE）、资产负债率（CW）、高管规模（EXSIZE）、年度（YEAR）、行业（IND）等可能影响公司社会责任绩效指标为控制变量，控制变量的具体定义见表3。

模型（2）的回归结果表明高管政治关系（POL）与企业社会责任绩效（CSR）呈正相关关系，在1%水平上显著。回归结果表明，高管政治关系与企业社会责任绩效显著正相关，民营上市公司政治关系会正向地促进其履行社会责任，与理论分析结果一致，结论支持假设1。

模型（3）的回归结果表明政府官员类高管政治关系（GOV）、代表委员类（DBWY）高管政治关系均与企业社会责任绩效（CSR）呈正相关关系，并在1%水平上显著，代表委员类高管政治关系（DBWY）与企业社会责任绩效（CSR）的正相关系数大于政府官员类（GOV），说明中小板上市公司具有政府官员类和代表委员类政治关系均能积极地促进企业社会责任绩效。由于代表委员类高管不仅要建立这种政治关系，更要维持这样政治关系，因此，代表委员类高管会比政府官员类高管更加重视社会责任的履行，结论支持假设2。

模型（4）的回归结果表明中央级高管政治关系（CEN）、地方级高管政治关系（LOC）均与企业社会责任绩效（CSR）呈正相关关系，显著性水平为1%。中央级高管政治关系（CEN）的系数为0.478，地方级高管政治关系（LOC）的系数为0.160。说明中央级及地方级政治关系都能给社会责任的履行带来积极的影响，并且由于中央级高管能接触到更高层次的人员，获得更多关键的资源，因此，中央级较地方级政治关系对民营上市公司社会责任的影响更大，结论支持假设3。

模型（2）至模型（4）的回归结果都表明，民营资本高管团队政治关系以及政治关系的类别和级别对企业社会责任绩效有很大的影响。

同时，回归结果显示控制变量的检验结果均很稳定，基本保持一致。企业社会责任绩效（CSR）与企业盈利能力（ROE）、企业偿债能力（CW）正相关，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民营资本的经营业绩越好，企业偿债能力越强，社会责任绩效越大;社会责任绩效（CSR）股权集中度（FSD）、企业规模（SIZE）的系数均不显著，说明股权集中度和企业规模对民营资本社会责任绩效的影响不大;企业成长性（GROWTH）、高管规模（EXSIZE）与企业社会责任绩效（CSR）负相关，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是由于民营资本处在快速成长的阶段，可能将大量的资金用于日常经营;董事会规模越大，意见越不容易集中，决策效率可能有所下降，这些都将导致民营上市公司社会责任绩效的下降。

3 结论与建议

3.1 结论

本文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和资源依赖理论，实证研究民营资本高管政治关系与企业社会责任绩效的关系。结果表明：民营资本高管政治关系与社会责任绩效具有正相关关系，代表委员类高管政治关系比政府官员类与企业社会责任绩效有更强的正相关关系，中央级高管政治关系较地方级与企业社会责任绩效有更强的正相关关系。

3.2 对策建议

（1）积极改善制度环境，加强对具有政治关系民营资本的监督（下转第19页）

收稿日期：2014-01-05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青年基金项目（71202179）;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12YJC630217）;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31541110827）

作者简介：王新刚（1980-），男，河南确山人，博士、讲师，研究方向为企业社会责任;李祖兰（1981-），女，湖北公安人，博士、高级工程师，研究方向为品牌管理。

对于民营上市公司而言，政治关系是一种宝贵的稀缺资源，能帮助公司获得税收优惠和优质资源，从而在市场上赢得竞争优势。民营上市公司寻求政治关系对公司和社会而言都有其有利的一面，应该鼓励民营资本积极寻求各类政治关系，提高知名度和美誉度，提高生产经营水平，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但是，民营资本政治关系一定程度上会造成市场分割、行业壁垒、产权歧视等问题，干扰市场的正常化竞争。所以应该监督具有政治关系民营资本的行为决策和经济决策，只有加强监督机制才能实现社会公平，真正推动民营资本的发展，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使企业社会责任绩效的提高真正落到实处，为我国民营资本的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

（2）建立具有政治关系的民营资本高管奖惩机制

民营资本的评价标准不仅仅是公司业绩，也应关注公司对社会造成的影响。因此，有必要制定对具有政治关系高管的激励与惩罚机制，对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民营上市公司高管给予奖励和鼓励;对存在恶劣作风及消极行为的高管实施免职、禁入证券行业等行政惩罚，从而在当前我国复杂的制度背景下通过民营资本高管政治关系促进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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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潘红波，余明桂.政府干预、政治关联与地方国有企业并购[J].经济研究，2008（4）：4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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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Claessens S，E Feijen，L Laeven.Political Connections and Preferential Access to Finance：The Role of Campaign Contributions[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08（88）：554-580.

[6]Butler A W，Larry F，Sandra M.Corruption，Political Connections and Municipal Finance[J].Review of Finance，2009（22）：2873-2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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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邓新明，熊会兵，李剑峰，等.政治关联、国际化战略与企业价值——来自中国民营上市公司面板数据的分析[J].南开管理评论，2014（1）：26-43.

[11]余澳，朱方明，钟芮琦.论企业社会责任的性质与边界[J].四川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2）：78-84.

[12]沈洪涛.公司社会责任与公司财务业绩关系研究——基于相关利益者理论的分析[D].厦门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

（责任编辑：辜 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