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三王中和思想之比较

张树俊

(中共泰州市委党校，江苏 泰州 225300)



淮南三王中和思想之比较

张树俊

(中共泰州市委党校，江苏 泰州 225300)

泰州学派继承了儒家讲“中”的传统，学者们也大多是论“中”的高手。他们把“中”与“和”结合起来，强调“致中和”。尤其是“淮南三王”在“致中和”方面有不少精辟的论述，也提出了不少新的观点。王艮对“中”进行了全新的解释，并把“致中和”看作是实现和谐社会的治理方式和统治效果的检验尺度。王栋对“中”的特性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并对“中和”的修养功夫提出了要求。王襞同样把“致中和”放在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地位，而且更加重视“中和”的社会功能。

淮南三王；中和思想；比较研究

中庸是儒家的传统哲学思想，王艮曾说:“尧舜相传授者，允执厥中而已。”(《语录》)[1]在中国历史上，“中”不仅是道德的最高标准，也是人的最高修养境界。泰州学派①继承了传统儒家讲“中”的传统，大多学者都喜欢讲一个“中”字，尤其是“淮南三王”，可谓论“中”的高手。不过在他们议论中，与传统儒家又有所不同，其最为突出的一点就是他们把“中”与“和”结合起来讲“中和”，这就与传统的中庸思想有所区别。当然，就“淮南三王”而言，尽管他们都讲“中和”，但其对中和思想的诠释与诠释也有所不同。

一、王艮止于至善的中和观

王艮认为，“中”是“正的前提。他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中者自无不正，正者未必能中。”(《语录》)[1]在王艮看来，天子的主要任务就是“降中于民”。(《答问补遗》)[1]所以“中”应该是普天下共同遵守的法则。由于“中”才能“正”，“正才能“和”，所以，王艮常讲“中正”或“中和”。说到底，王艮讲“中”、讲“正”，都是为了讲“和”。事实上，王艮的以身为本的思想、百姓日用是道的思想都是从“致中和”这一目标出发的。他曾在《大成学歌寄罗念庵》中这样唱道：“我说道，心中和，原来个个都中和。我说道，心中正，个个人心自中正。常将中正觉斯人，便是当时大成圣。”(《大成学歌寄罗念庵》)[1]

传统儒家理论认为，“中”就是处理事情不偏不倚，人在思想与行为上都能做到无过无不及，而王艮在这一思想基础上又提出了一个新的观点，这就是“智中”，或如王艮所说的“巧中”。他说:“‘智譬则巧，圣譬则力’。宋之周、程、邵学已皆到圣人，然而未智也，故不能巧中。孔子‘致知、格物’而‘止至善’，‘安身而动’，便智巧。”也就是说，王艮的“巧中”就是“止至善”。

王艮的“止至善”内容十分丰富，且与传统儒学不同。他把“止至善”看作是中和的本质。什么是“止至善”？王艮曾有一个概括性的讲解，他说：“《中庸》先言慎独、中和，说尽性学问，然后言大本、致中和，教人以出、处、进、退之大义也。”(《答问补遗》)[1]显然，王艮讲“中”目的就是为了“止至善”，而“出、处、进、退之大义”则是“止至善”的内涵所在。王艮的“止至善”最核心的要求就是做一切事件都要讲求一个“宜”字。“止”的要求就是“止仁、止敬、止慈、止孝、止信。”也就是要保持仁、敬、慈、孝、信在最适宜状态，所以王艮强调“知本”“知止”。他认为，如果做到“知本”“知止”，也就能定本定、静物、安人。王艮所讲的“宜”包括诸多方面，比如出处适宜。王艮认为，“学术宗源，全在出处大节。”(《语录》)[1]而“出”“处”之宜，就在于合道、合安身保身的要求。

王艮还把“中”跟他的自然人性论结合起来。他认为“中”“本无不同，鸢飞鱼跃。”(《答问补遗》)[1]在王艮看来，“中”就是存在于自然状态中、不存在人为改造的一些基本规律。如“童仆之往来者，中也。”(《语录》)[1]他解释说：“道一而已矣。中也，良知也，性也，一也。识得此理，则现现成成，自自在在。即此不失，便是庄敬；即此常存，便是持养。”(《答问补遗》)[1]由于“百姓日用”处于自然状态中，所以王艮认为“百姓日用”就是“中”。(《答问补遗》)他甚而认为，“学也者，学以修此中也”。他反复强调“合着本体是工夫，做得工夫是本体。”(《答问补遗》)[1]只要人能够先知“中”的本体，然后就能好做修的工夫。(《语录》)[1]

此外，王艮还从提高人的素质角度阐述了“致中和”的一些要求。比如，保持心理的平和状态就是致中和。他认为“善念不动，恶念不动”就是一种“中和”的表现。再比如，学不厌教不倦就是致中和。从学习与教育的角度来说，“只是学不厌，教不倦，便是致中和。”而“致中和”，则“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语录》)[1]

从王艮关于“中和”的一系列理论来看，王艮讲“中和”主要是希望通过“致中和”来调节人们的心理情绪，约束人们的行为，特别是防止过激的反社会行为，以使社会处在一个和谐的状态。

二、王栋合于时中的中和观

王栋也很重视“中”的作用，他说：“尧舜以来论道论学，只是言中。”(《会语续集》)[2]他认为知“中”则知“性”矣。(《会语续集》)[2]他曾这样评《易》：《易》“其大无不包，而学有序。”“大是中之规模，中是大之准则”。(《会语正集》)[2]所以修“道”就是修“中”。“中”修好了，“道”就修好了。他还从“阳阴”关系阐述了“中”的功能。他说：“喜者为阳，乐则阳之阳者也，怒者为阴，哀则阴之阴者也。阳主发舒，阴主凝结，故性虽一致而情则殊料，皆气质使然耳。”所以应“得其中节之和”，而不为气质所累”。(《会语续集》)[2]此外，从教育的角度来看，王栋也认为，“中也，养不中才也。”(《会语正集》)[2]在王栋看来，教育的目的就是为了培育中和之才。

王栋对“中”的解释也是多角度的。他在王艮“止至善”的思想指导下提出了这样几个观点：一是“无所倚而用有常”。(《会语正集》)[2]“无所倚”与传统儒家“无偏无倚”中的无倚观相一致，不过，他把“无所倚”与“用有常”结合起来，突出了“中”的实践与应用功能。二是高低得当。王栋认为“道以中为至，不欲过高。”他说：“风之所动，必起于高，故夷惠俱各有风，可以鼓动百世。若伊尹，虽有任的意思，然近于出处之中，而平正切实，循规蹈矩，故伊尹不言其风，不见其高故也。”《会语》)[2]王栋这里所说的“高”既指人的一种境界，也指人的行为程度。就人的境界来说不怕其高，而就人的行为来说，则应当高低适当。三是刚柔相济。“柔”是优柔、软弱，“刚”是果断、勇猛。王栋特别否定过“柔”的行为。他说：“学者千病百痛，皆从‘柔’之一字失。”又说：“学者最怕优柔，后生少年资质虽近纯，而或夹带优柔之气，则终身事业可卜矣！”因为“柔”是气质之累，也是一种缺“志”的表现。他认为，当时有的人之所以学不日进，主要是过“柔”过“顺”。当然，王栋没有关于不要过刚的表述。出现这一情况主要是当时学者过“柔”的缺陷比较明显，其真正的意思是还是要求人们有柔有刚、刚柔互济。四是动静适宜。王栋反对修养中的静坐归寂工夫。他认为，静坐只能给初学者起定气宁神作用，而不是修养的关键。只有“动中有静，静中有动”，才是“工夫把柄”。(《会语续集》)[2]

王栋还对“中”进行了辩证的解释。他认为，不同时期“中”对同一个人会有不同的要求。比如，有学友提出孔子倡“三戒”(戒色、戒斗、戒得)而孟子却讲“不戒”，是什么道理？王栋回答说，孔子、孟子的言论是针对不同情况而发的。孟子不戒齐宣王“五欲”，是为了使统治者从自身的物质需求推想到平民百姓的需求，又由于统治者处于特殊地位，所以又要以孔子的“三戒”来约束自己。(《会语续集》)[2]王栋还讲“中”的应用的特殊性。他认为，保持“中”的状态应视各家庭、各国的情况而定。即“各随其一家一国，祥气骈臻而不爽也。”王栋这种思想，他自己称之为“时中”。而要学好“时中”，就要以孔孟为标准。他说：“所谓惟圣者能之，盖指孔子圣之时者而言，千古一人而已矣，此之谓至圣。孟子曰：‘乃所愿则学孔子，学其时中之至也。’吾侪敢谓能其至哉！特不得不以孔孟为标的耳。”(《会语正集》)[2]

王栋还就如何“致中和”问题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他认为，“致中和”首先要觉“中正”。当有人问他：“‘常将中正觉斯人’，恐‘中正’是学问垂成裁割恰好的地位，泛然以觉斯人，岂初学小子之所能知？”王栋回答说：“不然。先师不曰‘个个人心自中正’，盖是指点人良知所自有的中正，示人非推我所有以与之也。”“若论良知本性，自无过自无不及，自无不大。中至正，有不然者，非良知也。”(《会语续集》)[2]。王栋还认为，“致中和”要做到“发而皆中节”，不能“乱发”，要通过自己的内在功夫“宰乎其发”。(《会语正集》)[2]此外，从他的“时中”理论出发，王栋主张权变。王栋的“权变”思想比较丰富，也多次谈到“权”字，如他说：“知格物之学，然后可与权。”“权不论生熟。”等等。有人说“遭变事而知权”，王栋认为是不对的。因为“仁智合而知时措之宜处。变，特权中之一事耳。”所以“故权亦不论常变。”(《会语正集》)[2]事实上王栋的“权不论生熟”“权亦不论常变”等观念都是前人没有述及的，充满了创新的成分。

三、王襞以国为计的中和观

王襞与王艮、王栋一样，讲“中和”，并把“致中和”放在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地位。在王襞看来，“中和”的作用是巨大的，如果能够“致中和”，就会产生天地位、万物育的神秘效果。他说：“犹中庸之大本立而达道，行致中和也。致中和而位天地，则天地以位育万物，则万物以育圣人之能事毕矣。”(《语录遗略》)[3]显然，王襞把致中和看成了位天地、育万物的大事，因而他的中和观与国家大计是联系在一起的。

王襞将“中和”与“格物”联系起来，认为修身“正己”是为了“致中和”。他说：“故其功归于格物，一正莫不正者也，是致中和而天地、位万物育者也。”(《语录遗略》)[3]他把“致中和”看作是反己修身的“本”。他说：“圣学只在正己做工夫。工夫只在致中和而已矣。”并认为“舍本而末上致力，如之何其能位育而止至善也哉？《中庸》《大学》一旨也。”(《语录遗略》)[3]

在对“中和”的理解方面，王襞也把“止至善”作为“致中和”的本质要求。他说：“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非止于至善者乎？”不过，有一点我们需要注意，王艮的“止至善”主要是从安身角度而言的，而王襞则主要是从亲民德民角度而言的，或者说王襞所关心的是国家大计，这比王艮的眼界要宽得多。其一，王襞强调“知其所止”就是亲民德民。他说：“亲民而民亲焉，明明德而德民焉，斯谓之止至善也。犹中庸之大本立而达道，行致中和也。”(《语录遗略》)[3]其二，王襞既强调“修于野”，也强调积极用世。他一心向学、终生不仕。“惟愿执事之修于朝，鄙人之修于野。”(《再奉李石翁书》)[3]可是，王襞的“修于野”，并不是放弃其志。他认为，人之“所以为人”，不仅应有物质上的满足，而且应有精神上的追求。在王襞看来，仅求温饱之人，还不足以称之为人。他说：“人之生也，天地以覆载万物以供。拥冬而帛而不知其寒；夏而葛而不知其暑；粒为饱而室为居，既安以嬉又鼾以寝，使不知其所以为人，则亦负所生也已矣。”(《语录遗略》)[3]也就是说，一个人生活在世界上就要懂得人生的价值，不要只为了自己的穿衣吃饭而辜负自己一生。其三，在出处问题上，王艮的出与不出主要是从保身安身角度考虑的，而王襞在出处的问题上并没有多考虑安身保身的问题，他认为出与不出各随志向。王襞自己虽未出仕，但他一直在做推进社会的工作，如他坚持讲学和创办宗合等实践活动都是积极用世的表现。

在如何“致中和”方面，王襞也有自己的看法。比如，王襞认为，“致中和”不只是一个人的个体修养问题，而是事关国家社稷的大问题。以学习为例，他说：“若离家国天下而学，则知便不致意便不诚，心便不正，总不能修身以立本也。”(《语录遗略》)[3]由此学习、修养而致中和，不能离开国家大计。所以“致中和”，心中要有国家。若离开国家，则意不诚、心不正，不仅不能“修身立本”，也不能“致中和”。再比如，“致中和”也要觉良知。他认为，良知乃中庸之旨，也是“乾之体，刚健中正”，所以要觉良知。(《寄庐山胡侍御书》)[3]此外，“致中和”要调节好自己的行为。王襞也讲刚柔相济，他认为过刚易折，不合“中”的要求，所以他又提倡“收敛”。他在一首诗中写道：“此心收敛即为贤，敛到无心识性天。待得工夫成熟后，调和鼎鼐作梅监。胸中不挂一丝缠，便有工夫闲打眠。堪笑世人甘受缚，不知潇洒在何年。”(《和乐吾韵勉殷子实二绝》)[3]

注释:

①泰州学派诞生于明嘉靖六年(1527)，消亡于明万历三十-三十二年间(1602-1604)，前后持续76年左右。泰州学派是一个遍布全国的大学派，也是一个极具启蒙性质的平民哲学学派。创始人王艮(1483-1541)，其次王襞(1515-1587)，族弟王栋(1509-1581)均为该学派核心人物。

[1]王心斋.明儒王心斋先生遗集(明刻清修本)[G].袁承业(辑).泰州馆藏.

[2]王一庵.明儒王一庵先生遗集(明刻清修本)[G].袁承业(辑).泰州馆藏.

[3]王东厓.明儒王东厓先生遗集(明刻清修本)[G].袁承业(辑).泰州馆藏.

(责任编辑：黄加成)

The Taizhou school has inherited the Confucian "mean" tradition, and the scholars are mostly masters of “the mean" thoughts. They put "mean" and "harmony" together, stressing "attaining a state of harmony". Three Wangs in Huainan make quite a few incisive expositions on this, and also put forward many new ideas. Namely, Wang Gen makes a brand new interpretation of "mean", and considers "attaining a state of harmony" as the realization way of a harmonious society and the criterion of the ruling effect. Wang Dong conducts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ean" and puts forward the requirements of harmony cultivation. Similarly, Wang Bi also puts “attaining a state of harmony” in a very important position, and also pays more attention to the social function of “harmony”.

three Wangs in Huainan; “the mean” thinking; comparative study

2014-08-14

张树俊(1957-)，男，江苏姜堰人，中共泰州市委党校教授，主要从事历史文化研究。

B2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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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1-0064-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