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后期阿尔巴尼亚批判南斯拉夫缘由初探

张盛楠

（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山东曲阜 273165）

20世纪50年代后期阿尔巴尼亚批判南斯拉夫缘由初探

张盛楠

（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山东曲阜 273165）

20世纪50年代后期，阿尔巴尼亚人再次掀起反南浪潮。缘由何在？对此，学术界鲜有论述。笔者认为，首先是阿尔巴尼亚人以史为鉴，再次借力于苏联打压南斯拉夫，维护国家安全与民族利益的需要；其次是南斯拉夫的自治改革与阿尔巴尼亚坚守的斯大林模式存在难以弥合的分歧；再次是霍查对斯大林有着深厚的情感，反对铁托否定斯大林；最后是霍查反对南斯拉夫、维护斯大林模式是维持自己统治地位的需要。

苏南论争；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南阿关系 ①

1956年的波匈事件使刚刚缓和的苏南关系再次出现恶化。围绕波匈事件的原因，苏联认为是西方国家“和平演变”造成的，南斯拉夫则认为是“斯大林主义”的必然结果。在苏联的鼓动之下，东方阵营再次出现了批判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高潮。在围攻南斯拉夫运动中，阿尔巴尼亚再次成为反南急先锋。南阿关系缘何再次进入“寒冬”？

一

1953年后苏南关系的“转暖”曾令阿尔巴尼亚人忐忑不安。战后初期南斯拉夫将阿尔巴尼亚作为卫星国进行控制与干涉，并试图将阿作为第七共和国纳入其版图，双方在科索沃问题上也龌龊不断。因此，苏南围绕波匈事件再次进行论战，甚为符合阿尔巴尼亚的利益，所以地拉那立即再次站在苏联一边批判南斯拉夫。这样，既可维护国家安全又可争取民族利益。

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接壤，并同为巴尔干国家。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以下简称“阿劳”）和阿尔巴尼亚反法西斯游击运动均在南共帮助下开创。二战期间，阿劳与外部的联系主要是通过南共来进行，且南共对阿尔巴尼亚游击队进行了援助和指导。战后，南阿两国在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等方面建立了密切联系，阿尔巴尼亚成为南斯拉夫的一个保护国、卫星国。战后初期南斯拉夫奉行扩张性的对外政策，对阿尔巴尼亚存在大党、大国主义思想，意欲操纵和干涉阿尔巴尼亚内政、外交，试图最终将其变为自己的殖民地，以第七共和国的身份纳入自己联邦之中。对于南斯拉夫妄图兼并阿尔巴尼亚的行为，阿方学者认为，“铁托的代表企图凭借站在他们一边的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组织书记科奇·佐治的协助，在经济方面和政治方面把阿尔巴尼亚推上投降南斯拉夫的道路”[1]（P446）。霍查在1948年6月与莫洛托夫的会谈中，也严厉批判南斯拉夫人“想对阿尔巴尼亚搞殖民政策”[2]（P201）。1948年的苏南冲突，给阿尔巴尼亚提供了一个摆脱南斯拉夫控制与干涉的历史性机遇。

苏南冲突后，面对英美帝国主义和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的包围，霍查在对外政策上紧紧跟随斯大林的战略步伐，寻求支持和保护。面对1953年以来苏南关系的缓和，阿尔巴尼亚极为不满。首先，阿尔巴尼亚人因苏联忽视自己利益与存在而对其心生愤懑。1955年5月，赫鲁晓夫推翻情报局关于铁托集团所作决议，率领苏联党政代表团前往贝尔格莱德。阿尔巴尼亚指责赫鲁晓夫“企图把这一单方面的、错误的、专横的决定强加给其他党。仅在动身的前两天，他才把这一既成的事实通知了阿尔巴尼亚劳动党”[3]（P276）；更重要的是，这也将阿尔巴尼亚置于十分尴尬和危险的境地。阿尔巴尼亚领导人担心苏联会为讨好南斯拉夫而牺牲自己的利益。曾经差点沦为南斯拉夫殖民地和第七共和国的前车之鉴，使霍查对阿尔巴尼亚的安全忧心忡忡。同时，由于阿劳不听从苏联“指挥”一味反南，使苏阿关系出现不和。1957年4月，霍查和谢胡访问苏联，赫鲁晓夫对阿劳的反南立场表示不满和十分恼火。阿劳认为这次会面是“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路线和赫鲁晓夫集团的修正主义方针的第一次直接交锋”[3]（P299）。综上所述，阿尔巴尼亚借苏南争论之机，再次站在反南前哨既可避免来自南斯拉夫的危险，又可以暂时缓和与苏联的关系，维护了国家安全。

另外，南阿两国在科索沃问题上矛盾尖锐，一直存有争议。关于科索沃问题，“霍查显然有自己的主见。铁托自然希望科索沃成为自己治理下的领土，而霍查则想把科索沃和阿尔巴尼亚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国家。这就意味着他们之间有着藏而不漏的深刻矛盾。”[4]

1948年南阿中断外交关系后科索沃问题一直拖而不决，成为影响南阿关系的重要因素。1953年后，苏南关系日益恢复正常化，这显然不利于阿尔巴尼亚解决科索沃问题。苏南论战爆发后，霍查认为可借此机会实现阿尔巴尼亚在科索沃地区的利益及其大阿尔巴尼亚的民族主义理想，遂采取了一系列敌视南的行动。如1960年6月，霍查在南阿边境地区的佩什科比呼吁继续同南斯拉夫斗争，“因为南斯拉夫打算让阿尔巴尼亚屈服：‘贝尔格莱德修正主义者奉行从阿尔巴尼亚抢走科索沃的塞尔维亚国王们的政策’，而现在他们打算建立中世纪的斯蒂芬·杜尚的帝国。”[5]（P137）霍查大多选择与南阿接壤的边界来发表自己这样一些讲话，并非偶然。“所有这些呼吁实际上是试图制造虚假的不安并动员阿尔巴尼亚边界地区居民。”[5]（P137～138）

二

1948年苏南关系破裂后，南斯拉夫为摆脱外交上的孤立，突破意识形态上的藩篱与英美等西方国家改善关系，发起不结盟运动；在国内否定斯大林模式，推行自治社会主义道路。阿尔巴尼亚则推崇斯大林模式，尖锐地批评南斯拉夫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道路，斥责其严重犯了修正主义错误。

“欧洲孤岛”、“欧洲幽谷”、“地堡社会主义”，都是指在恩维尔·霍查统治下的阿尔巴尼亚始终是一个推行斯大林模式的国家。“在过去的三十年里，统治阿尔巴尼亚的是欧洲执政的共产党中最教条、最正统的党。”[6]（P4）阿党政策有以下两个重要特征：第一，重视意识形态的纯洁性，强烈反对修正主义。“意识形态是贯穿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活动的全部历史的……重要的动力之一。”[6]（P8）不管是1948年的南阿冲突，还是此后的苏阿冲突，指责对方犯有修正主义错误，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一直是阿尔巴尼亚的首选理由；第二，革命的世界观。阿领导人认为当今时代明显的特征是革命，马列主义从根本上说是一种革命的思想意识。阿党把革命与进步力量作为一方，把反动势力和修正主义作为另一方，颇为简单地把世界分成两个性质截然不同、不可调和的阵营。

1948年6月，共产党情报局将南斯拉夫开除出情报局和东方阵营。随后，苏联拉拢东欧各国共产党对南斯拉夫进行了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全方位的集体制裁和封锁。在此情况下，南斯拉夫对其内外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正是这些新政策与阿尔巴尼亚的意识形态格格不入，成为阿尔巴尼亚猛烈抨击南斯拉夫的理由。

在对外政策上，南斯拉夫打破了“非此即彼”的思维定势，突破意识形态上的藩篱。一方面改善了与意大利、奥地利等邻国的关系，另一方面向西方寻求援助，改善与英美等西方国家的关系，并形成不结盟思想，走上了不结盟道路。而这遭到阿尔巴尼亚的激烈批判。阿尔巴尼亚不断鼓吹“同帝国主义进行不调和的斗争”，说在这场斗争中“不可能有中间路线”和不明确的态度。[5]（P125）霍查从不结盟运动成立起，就采取批判的态度，称这一运动是“反动的”运动，硬说这一运动是为“帝国主义、修正主义的政策”服务的。[5]（P124）阿尔巴尼亚还把南斯拉夫改善同西方国家的关系看作是“南斯拉夫修正主义”为“帝国主义者效劳”的行为。[3]（P314）

在国内政策上，南斯拉夫领导人将战时自治经验重新发展起来，并使自治概念完善和理论化，脱离斯大林模式，走上了一条自治社会主义道路。这遭到固守斯大林模式、坚持高度集中政治经济体制的阿尔巴尼亚的批判。针对爱德华·卡德尔《社会主义自治政治制度的发展方向》一书，霍查急急忙忙在很短时间内就写了一篇专题论文《南斯拉夫的自治——资本主义的实践》，认为南斯拉夫的自治是“反马克思主义、反列宁主义和反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南斯拉夫的“工人委员会”不是“别的什么东西，只不过是领导人的意志的维护者和执行者，而不是工人利益的维护者和执行者”，甚至说这一制度“是仿效美国行政部门的榜样”建立起来的，说这是“资产阶级议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关系的翻版”。[5]（P120）

三

在1948年国家存亡千钧一发时刻，是苏联从南斯拉夫手中拯救了阿尔巴尼亚。以霍查为首的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因此对苏联及斯大林感激涕零，霍查成为一名虔诚的斯大林主义者。1956年南斯拉夫再次与苏联发生激烈争论，且严厉批判“斯大林主义”。就情感上而言，这是霍查不能容忍的，遂一马当先批判和攻击南斯拉夫。

如前所述，战后初期的阿尔巴尼亚处于南斯拉夫的控制之下，成为南斯拉夫的卫星国。1948年2月阿党召开八中全会，集中讨论了南共提出的南阿联邦问题。会上，亲南势力积极拥护南共的计划，批判霍查的方针及路线，将霍查派另一主要人物谢胡开除出中央委员会。霍查在委曲求全的情况下，勉强保住总书记的职务。阿尔巴尼亚的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遭到了直接的威胁，国家的存亡千钧一发。由于随后爆发的苏南冲突，才保住了阿尔巴尼亚的民族独立和自由。霍查和谢胡等人对斯大林和苏联感激涕零，对于情报局开除南斯拉夫的决议积极支持，并站在了反南前线。阿尔巴尼亚的佩特罗—拉拉亚教授曾讲到南斯拉夫的大国主义、沙文主义对阿尔巴尼亚的独立自主造成的严重威胁：“如果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的阴谋没有及时的被揭穿，我国就有丧失自己革命的一切成果，丧失自由和独立的危险。”[7]此后，霍查和斯大林关系异常密切。自1949年起到斯大林逝世，霍查曾4次访问苏联，每次都与斯大林长谈。霍查称每次会谈都是“亲密无间”和“不可忘怀的”，表示要和南斯拉夫修正主义斗争到底。霍查对斯大林万分崇敬，斯大林对霍查斗争精神非常欣赏，因此在当时东欧各国的领导人中，霍查可以说是斯大林的一位宠儿。[8]

20世纪50年代后期的苏南论战中，南斯拉夫批评斯大林主义是对马列主义的歪曲，批评斯大林对南斯拉夫所犯的大国、大党主义错误，坚持自己的自治社会主义，与苏联展开辩论。这是霍查不能接受的。他曾谈到，“斯大林表明，他是一位杰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具有明确的原则、伟大的胆略、冷静的头脑以及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成熟性”[5]（P241），更甚至于说“攻击共产国际的伟大事业和斯大林的马列主义权威是犯罪”。[5]（P246）所以当苏南争论开始后，阿尔巴尼亚再次站在了反对南斯拉夫的前线。“仅从1958年4月18日至12月31日，阿尔巴尼亚报刊就发表了四百二十三篇具有这样的敌对内容的文章。在1959年和1960年，阿尔巴尼亚最高领导人在不同场合攻击南斯拉夫一百四十五次。”[5]（P134）

四

阿尔巴尼亚建国后照搬苏联模式，进行革命和建设，而50年底后期南斯拉夫对“斯大林主义”的批判和赫鲁晓夫的“非斯大林化”则是对斯大林模式的否定。批判斯大林主义、否定斯大林模式也就否定了阿尔巴尼亚的革命与建设道路，进而冲击到霍查在党内和国内的统治地位，二者必然产生严重冲突。因此，批判南斯拉夫，维护斯大林模式，是稳定和巩固霍查在党内、国内政治地位的需要。

建国后，阿尔巴尼亚推行的是斯大林模式。因此，霍查是坚决反对“非斯大林化”的。从1944年11月全国解放以后，霍查一直机械照搬苏联模式、“左”倾思想日益膨胀和僵化。1948年苏南冲突后，南斯拉夫“跟斯大林主义彻底决裂”，走上自治社会主义道路。霍查害怕来自南斯拉夫的改革之风吹到阿尔巴尼亚。在霍查看来，“时间可以停止不前，变革不需要，发展不必要，依据每个国家的条件去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和形势的新答案是多余的。”[5]（P122）霍查在1957年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将南斯拉夫的民主化改革及权力下放斥为“修正主义者大肆宣扬消灭无产阶级专政”，并指出“我们不是要消灭无产阶级专政，而是要最大限度地加强这一专政，不允许削弱它，不允许使它自由化，不允许它的队伍混乱和涣散，因为这正是敌人所希望的。”[3]（P297）铁托改革的目的是要否定斯大林模式。而否定斯大林模式，就等于否定阿尔巴尼亚的革命和建设道路。因此，这必然成为南阿两党两国之间分歧的缘由。

斯大林逝世后，随着苏联国内政策的某些调整，阿党内部也掀起波浪，出现了对霍查路线的批判，霍查在党内的地位被削弱。1954年，赫鲁晓夫倡导的“集体领导原则”使霍查被迫辞去总理职务，改由谢胡接任。苏共二十大的“非斯大林化”路线，尤其是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使紧步斯大林后尘在自己党内实行专断和高压统治的霍查颇为恼火。1956年4月，在地拉那市党代表大会上，代表们纷纷指责党内存在着“个人迷信”，要求替科奇·佐治恢复名誉，并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及与南关系正常化采取比较明确态度，霍查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再次受到巨大冲击。

面对国内外的复杂形势，霍查认识到，如果阿尔巴尼亚与南斯拉夫实现关系正常化，如果为佐治等亲南派平反，那么自己多年在阿推行的内政外交路线，都将基本上被予以否定。“这就会使霍查下台，就会使这位‘民族的统一者’完蛋，就会意味着‘世界革命的灯塔’宣告熄灭，就会是一切都完蛋。”[5]（P155）于是，霍查顶着极大的压力，对此予以断然拒绝。他通过威胁恐吓，粉碎了地拉那党代表会议上的抵抗，把所谓的要求“同修正主义者和解”的代表们都予以镇压。霍查解释说，“假如我们为敌人和叛徒、为那些企图把外国奴役的枷锁重新架在我们身上的人恢复名誉，人们就会用石头砸我们”[9]（P213）。因此，霍查不遗余力地拖住斯大林模式，将任何一切“非斯大林化”的观点和实践，斥之为修正主义。当苏南论争开始后，霍查认为这是巩固自己政治地位的时机，因为同“南斯拉夫修正主义”作斗争，“是能极好地为维护他个人的暴政服务的，只消宣布某人是铁托的间谍就够了。”[5]（P152）

[1][阿]克·弗拉舍里.阿尔巴尼亚史纲[M].北京：三联书店，1977.

[2]沈志华.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4卷）[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3]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马克思主义研究所.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历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4]闻一.铁托、霍查、斯大林与科索沃：科索沃溯往（四）[J].世界知识，1999，（17）.

[5][南]米伦科·巴比奇著，达洲，李代军译.恩维尔·霍查的阿尔巴尼亚[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6][美]斯蒂芬·费希尔·盖拉蒂.东欧各国共产党[M].北京：东方出版社，1986.

[7][阿]佩特罗·拉拉亚.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历史[J].教学与研究，1964，（2）.

[8]金重远.阿尔巴尼亚和苏南、苏中冲突[J].历史教学问题，2000，（2）.

[9][南]佩罗·兹拉塔尔著，阳果，云飞译.霍查政治传记[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3.

[责任编辑：杨全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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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4－7077（2015）03－0025－04

2015－04－13

张盛楠（1992－），女，山东潍坊人，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世界史专业2014级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现当代国际关系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