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沉于江不随波， 涤净汨罗水清清

刘安然

摘   要： 屈原之死具有崇高的美学意义。死亡令人恐惧，生命本值得珍惜，但屈原为了心中的理想，不愿随波逐流，更不愿与污浊同流合污，他伟大的心灵和强烈的情感迸发深深震撼着后世众人的心灵。屈原投入汨罗江的那一刻已超越了个人生死，超越了功名富贵，涤荡汨罗，迸发出摄人心魄的崇高美。

关键词： 屈原之死    崇高美    伟大的心灵    强烈的情感

屈原的一生极富悲剧色彩，他的遭际自古以来引无数英雄嗟叹，他的死更深深震撼着后世众人的心灵。屈原投入汨罗江的那一刻超越生死，涤荡汨罗，迸发出摄人心魄的崇高之美。

一、可怖的死亡

死亡是人类无法回避又令人恐惧的。“贪生怕死”是人的本能反应。叔本华说：“我们所以怕死，事实上是怕个体的毁灭，死也毫无隐讳地把自己表现为这种毁灭。但个体既是在个别客体化的生命意志自身，所以个体的全部存在都要起而抗拒死亡。”[1]死亡意味着个体毁灭，毁灭本身就令我们恐惧，因为没有人知道个体毁灭之后会发生什么，我们不知道死亡这个最终归宿最后指向的是哪里。故而，当个体生命面对死亡时都会奋力抗争。

死亡让我们明白万物皆有荣枯，人总要经历生老病死，一切都是瞬间，什么都是浮云，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因此早在先哲那里，不论是中国古代的庄子还是西方古时的赫拉克利特都传达过一种齐物论的思想：睡与醒、青年和老年、生与死……万物皆同。中国从秦始皇起就追求的长生不老不过是一个虚无缥缈的幻梦而已，更是一种奢求、妄求。古印度人打招呼时总说：嘿，那个要死的。渴望生之永恒，是幻想一种奇迹或者神话，彭祖再长寿八百岁时也寿终正寝了。在所有不确定中，“人总是要死的”或许才是最确定、永恒的真理。

死亡还伴随着诸多痛苦。有的是由自己未竟之事所带来的憾恨。如《论语·卫灵公》云：“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2]死亡本身就令人毛骨悚然。生在世间时未完成的遗憾加剧了人在死亡到来时的痛苦。作为欲求“治国、平天下”、“士不可不弘毅”的儒生，到这世上来一遭，若是“赤条条”来又“赤条条”走了，功名未成，功业未建的空虚感恐怕更令他们不寒而栗、抱憾终身。有的则是死亡带给他人的痛苦。对于子女来说面对父母的去世，“子欲养而亲不待”的无奈恐怕是一生的痛。对爱人来说，面对挚爱的离世是“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的悲凉。民族国家的英雄去世则是举国同悲，引得无数后人悼念叹惋，如十里长街送总理，如诸葛亮“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另外，各种痛苦的死亡方式也让人觉得恐惧。

俗话说：“好死不如赖活着”。纵使活着有千般无奈，万般痛苦，但因好歹还活着也聊算一点安慰。一切终归尘土也给世间的纷扰一个落幕的机会和可能。再繁华、再热闹、再富贵荣华，再孤寂、再凄凉、再贫贱不堪，最终所有人的归宿都是一样，或许是这世间最公平的事情，死亡面前人人平等。正如哈姆莱特从一个骷髅里看透的生命无常、荒谬与悲凉。在这个意义上讲，《哈姆莱特》与其说是一个复仇的故事，不如说是人在成长中第一次直面死亡时对关于生死的认识。哈姆莱特曾发出犹疑：“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默然忍受命运的暴虐的毒箭，或是挺身反抗人世的无涯的苦难，通过斗争把它们扫清，这两种行为，哪一种更高贵？死了;睡着了……睡着了也许还会做梦;嗯，阻碍就在这儿：因为当我们摆脱了这一具朽腐的皮囊以后，在那死的睡眠里，究竟将要做些什么梦，那就不能不使我们踌躇顾虑。人们甘心久困于患难之中，也就是为了这个缘故;谁愿意忍受人世的鞭挞和讥嘲、压迫者的凌辱、傲慢者的冷眼、被轻蔑者的惨痛、法律的迁延、官吏的横暴和费尽辛勤所换来的小人的鄙视，要是他也要用一柄小小的刀子，就可以清算他自己的一生？谁愿意负着这样的重担，在烦劳的生命的压迫下呻吟流汗，倘不是因为惧怕不可知的死后，惧怕那不曾有一个旅人回来过的神秘之国，是它迷惑了我们的意志，使我们宁愿忍受目前的折磨，不敢向我们所不知道的痛苦飞去”[3]。

正因为死亡的可怖，所以每个人都应当热爱生活，珍爱生命。认识死亡，本应让人们更加眷恋生的可贵和珍惜生的时光。然而，在可怖的死亡面前，屈原却选择了放弃生命，去了那从未有一个旅人回来过的神秘国度。

二、伟大的心灵

朗基努斯在《论崇高》里说：“一个毫无装饰、简单朴素的崇高思想，即使没有明说出来，也每每会单凭它那崇高的力量而使人叹服”。[4]崇高产生美是来自伟大的心灵。

诗人屈原有一颗赤子之心，政治家屈原有一颗赤诚之心。诗人气质的屈原更像一个单纯的孩子，他虽有“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5]之才，为楚王提出切合国情的合纵抗秦，修明法度，举贤授能的内外政策，但却不懂官场潜规则。奸佞谗言让楚怀王忌惮、怀疑、疏远屈原。屈原被流放至汉北，写下回肠荡气之《离骚》。之后怀王陷入张仪骗局，丧师失地，两次惨败于秦。这时楚怀王又想起重新启用屈原，但怀王却对屈原的连齐抗秦政策不十分坚定，时纵时横，最终在秦国的威逼利诱之下，贪利被骗，被当做藩臣囚禁，客死他乡。接下来的顷襄王胆小畏敌，与秦结姻，只求一时苟活。屈原再次被放逐。看到大好河山这样被糟蹋，国运日衰，“楚王恃其国大，不恤其政，而群臣相妒以功，谄谀用事，良臣斥疏，百姓心离，城池不修，既无良臣，又无守备。”[6]屈原一定悲愤郁闷至极。

《渔夫》篇记载了屈原在流放途中遇到一位遁世高人渔夫的故事。渔夫认出屈原，不解他的痛苦憔悴，屈原说：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对此，渔夫说了一番明哲保身的哲理：圣人不拘泥于事物表相，因此他们能与世道共进。世人皆浊，何不随波逐流;众人皆醉，何不与之同醉？何必较真，远离俗世，何苦愤懑，受此放逐？这是与屈原截然相悖的价值观。屈原回答：人新洗了头，总要把帽子掸掸;洗了澡，总要把衣服掸掸。这是一颗眼里容不得沙子，不愿沾染外界一丝尘埃的高洁之心。所以屈原说他宁愿投身江中，被鱼所食，也不愿浩浩人格被流俗玷污一分。屈原为国为民的纯真感动万民，百姓每年将粽子投入江中，不忍屈大夫被鱼蚕食，愿屈大夫安好地沉睡江底。渔夫是个聪明人，听罢屈原这一番言论，自知道不同，故而放歌离去，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

渔夫的思想实际更为潇洒豁达，不为世俗所羁绊，快意人生，捕鱼亦乐。然而屈原令我们敬重，他的省身独立，他的执着、自矜与真纯，都如此可爱，又如此让人叹惋。屈原与渔夫不同，他有出身皇室宗族的高贵血统，面对先祖筚路蓝缕创下的基业日益破落，他有着“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7]的责任与担当，他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抱负，他有着高洁自好的人格追求，不愿随波逐流，向污浊妥协……这些都已经无关于个人的功名富贵，而是家国社稷的大任。面对理想的破灭，报国无门，国兴无望，屈原最终选择了以身殉道。在《哀郢》中，屈原说：“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他至死仍渴望着返土归宗，他至死也不忘故土故国。

三、强烈的情感

公元前278年五月初五，爱国诗人屈原披头散发，行吟在汨罗江畔，这天，他决心投身汨罗，以身殉道。

班固说屈原“露才扬己”，这其实是从另一个侧面反应了浪漫主义诗人屈原自信执着，感情激烈，刚直高傲的特点。孩子般心性的屈原，不会周旋妥协，不懂圆滑权谋、耍手腕，更不知要明哲保身，其理想国的抱负是高远的，虽并非不切实际的空谈，却终究无法在的楚王统治下实现。

屈原并非不懂得生之可贵，而于此生他更有死不瞑目的憾恨，他在绝命辞《惜往日》中写道：“宁溘死而流亡兮，恐祸殃之有再。不必辞而赴渊兮，潜壅君之不识。”他的自杀不是因为精神疾病，不是因为追寻生命终极意义却感到心灵的虚空，更不是因为不堪忍受生命中的压力而选择的一种逃避现实的方式。他是在一个礼崩乐坏、黄钟毁弃、瓦釜雷鸣，毫无是非曲直可言的时代，以自由意志选择了坚持自己的理想，坚持自己的操守。他的死，超越了个人生死。他不求苟活，无意潇洒，也不像同时代其他知识分子一样：这一个国家无法实现自己的抱负就另投明君。忠贞的屈原和苏格拉底、耶稣一样，用死为一种高蹈抽象的理想注入了鲜活强烈的个体情感，“当他在为一种更高的伦理价值献身的过程中，则变奏出感怆低回的情感的旋律。”[8]这低回的旋律如一声声春雷，其强烈的情感倾诉着生的苦与不易，敲打人心，震颤灵魂。屈原之死深刻地反衬出生之可眷恋，然而为了永恒的精神之道，绝不与世沉浮，宁死不屈。屈原既有儒家的责任意识，又超越了儒家“哀而不伤”、“怨而不言”的价值观取向，用最激烈的方式表明自己的心志和高洁;说他没有道家逍遥，却有一种别样的潇洒倜傥！他以自己全部的热血书写了生命的辉煌！

“崇高”是西方美学中的概念，在朗基努斯在与特伦天通信《论崇高》中首次提出。在他的理论中，崇高源于对古希腊艺术的分析，但不同与贺拉斯推崇的“整一”、“合式”的艺术原则，朗基努斯更重视审美感受。崇高就是在这个理论视角提出的并作为审美的标准。这是一种雄伟悲壮、庄严壮丽的美;它让人惊叹、让人狂喜;它有横扫千军的感染力，让读者瞬间被完全征服，沉浸在作者创造的迷狂中;它具有持续永久的生命力，永恒地感染着贯穿古往今来的人们，永远占据在历史的记忆中不容磨灭。并非所有强烈的情感都能称之为“崇高”，只有那些拥有伟大人格和心灵，为了真理和崇高的事业牺牲自己从而迸发出的真情才能真正感染打动人。

“崇高”在屈原这里得到了完美的诠释。屈原伟大心灵的回声在其丰沛的情感、高雅的措辞、华美的语言、绚丽的藻饰、堂皇卓越的抒情架构中强烈地冲击着读者的心灵，让人感到痛苦，让人感到恐惧，让人感到升华，让人感到在排山倒海的神秘的自然力量和强大可怖的事物面前，人都能够展现自己的本质力量。屈原具有卓越的文才，他将内心的激荡用排比、比喻、隐喻、典型的意象、优雅的节奏和音律等一语中的地表达出来。崇高的外在形态使人感奋兴起，它令意识冲破种种的禁锢，延伸向自由、无限和永恒。它展示出一种伟大的人格精神力量的美。屈原之死是面对死亡的恐怖时，人与这恐怖力量的抗衡和争斗，对死亡的超越也因此而成为崇高的最高形式。《论崇高》是西方第一次对人的尊严、力量、思想意志的肯定与赞颂，它歌颂了人与大自然的竞赛，在这竞赛中人也可以闪现出神的光辉;崇高在作品中是主体情感的强烈流露，突破了偏重客体的摹仿说。这一理论影响西方后来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浪漫主义文学理论。屈原之死则可以说是中国崇高美的典型，与西方崇高的概念互相印证，这其中彰显出纯粹美的光辉，更有一种超越的崇高美，它开创了对死亡恐怖的超越。屈原高歌道：

世溷浊莫吾知，人心不可谓兮。

知死不可让，愿勿爱兮。

明告君子，吾将以为类兮。[9]

屈原之死所具有崇高的美，是美在他伟大的心灵，美在他强烈情感的纯粹光辉。屈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爱国主义诗人。遥想距今两千多年前，他在汨罗江畔行吟独步，内心激荡两难，仕也不能，隐亦不能①。屈原的心灵困顿不仅源于个人才华的无法施展，更有一种家国情怀和忠于自己国家的担负带来的沉重使命感及无法完成的负疚感。他的投江，是人的自觉，是个人思想独立自由的苏醒，体现了人内心小宇宙的丰富多样，彰显了个人在对抗命运无奈时产生的巨大的本质力量，展现出个人与国家融为一体，为国家民族大义超越生死的道德伦理之美，焕发出气势恢宏的人格魅力和美之韵味。

注释：

①周宪.屈原与中国文人的悲剧性.文学遗产，1996（5）.

参考文献：

[1]叔本华，著.石冲白译.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338.

[2]程树德，撰.程俊英，蒋见元，点校.论语集释·卫灵公[M].北京：中华书局，2013：1263.

[3]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全集·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63.

[4]伍蠡甫.西方文论选[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125.

[5]吴楚材，吴调侯，编.古文观止·屈原列传[M].天津：天津古籍书店，1981：370.

[6]刘向集录.战国策卷三十三·昭王既息民缮兵[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1188.

[7]程树德，撰.程俊英，蒋见元，点校.论语集释·泰伯[M].北京：中华书局，2013：608.

[8]陆扬.死亡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2006：86.

[9]楚辞今注·九章·怀沙[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1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