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材补天的遗恨

梁振鹏

摘   要： 贾宝玉是自己家族的儿子，也是自己时代、自己阶级的儿子。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封建家族，他有着深深的依赖和眷恋。对于家族的衰败，敏感的贾宝玉并非冷漠的置身事外，相反，他有着挽救家族的强烈愿望，但无奈他始终是一个“无材不堪入选”的局外人，故此，《红楼梦》中留下了他那无限的悔恨和忏悔之情。

关键词： 贾宝玉    无材补天    忏悔

以往在论及贾宝玉与家族关系这一问题上，最著名的论断莫过于将贾宝玉视为“封建贵族地主阶级的逆子”的典型，认为“他厌恶贵族阶级的世俗生活，厌恶封建文人向上爬的必由之路的科举制度，厌恶封建礼教的道德观念，厌恶封建婚姻的象征——金玉良缘”[1]，而他最后的出走也被看作是“象征着封建社会的必然灭亡，叛逆者的必然毁灭，也是封建社会的崩溃的征兆”[2]。笔者不太认同这种充满政治意味的论断，笔者认为这种论断的最大缺陷就是将复杂人性作简单化处理。不错，《红楼梦》中的确描写了贾宝玉抱怨自己生于公侯富贵之家，甚至与这个家族的统治者贾政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但这并不能说明贾宝玉心中会对家族产生厌恶甚至背叛的心理。鲁迅先生在论及阮籍、嵇康等魏晋名士时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例如嵇阮的罪名，一向说他们毁坏礼教。但据我个人的意见，这判断是错的。魏晋时代，崇尚礼教的看来似乎很不错，而实在是毁坏礼教，不信礼教的。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因为魏晋时代所谓崇尚礼教，是用以自利……于是老实人以为如此利用，亵渎了礼教，不平之极。无计可施，激而变成不谈礼教、不信礼教、甚至于反对礼教——但其实不过是态度。至于他们的本心，恐怕倒是相信礼教，当作宝贝，比曹操司马懿们要迂执得多。”[3]在笔者看来，贾宝玉对于家族的实际用情之深，恰似魏晋名士骨子里对礼教的执着之深，虽然从表面上看去恰好相反。

贾宝玉是自己家族的儿子，也是自己时代、自己阶级的儿子，对于自己所从出的家族的败亡，不可能无动于衷;对那所谓“天恩祖德、饫甘餍肥”的生活与“诗书传礼、世代簪缨”的大家风范不可能没有眷恋、缅怀之意。可以试想，当贾宝玉尚未从贵族生活的顶峰跌落时，他当有希望这个家族福泽绵延之意，他不愿看到“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局面。然而，这种结局还是来了，而且来的那么猛烈和猝不及防。对于家族的衰败，敏感的贾宝玉并非冷漠地置身事外，相反，他有着挽救家族的强烈愿望，但无可奈何的是，他始终是一个“无材不堪入选”的局外人。直到贾宝玉最后的离世出家，这都是他心底无法忘却的遗恨。

“无材可去补苍天，枉入红尘若许年，此系身前身后事，倩谁记去作奇传。”[4]对于这首简短的偈语，脂砚斋曾在“无材可去补苍天”一句旁写下“书之本旨”四个字，而在“枉入红尘若许年”旁又写下“惭愧之言，呜咽如闻”的批语，以脂砚斋与曹雪芹关系之紧密，和对书中人物情事了解之深刻，可以推想这两句批语应和《红楼梦》的主旨有极大关系。循着这条线索追踪，我们就会发现这一首偈语写的通灵石头不得补天之恨，实在也就是枉入红尘一事无成的贾宝玉之恨。应该说，《红楼梦》中的石头故事包含着对以往以“补天石”自喻的传统文人不遇题材的继承。对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来言，用世济世是他们一种近乎本能的追求和憧憬，而“学而优则仕”的科举取士则是他们实现这种追求和憧憬的最主要途径。因此，我们不能想当然的认为，贾宝玉会天生一副批判仕途经济的反骨，同样也不能否定科举取士在中国历史上的重大贡献。实际上，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科举取士曾以它自身的合理性和科学性，打破了九品中正制的门阀政治传统，并为古代中国培养和选拔了一大批具有相当文化修养的知识分子或官员，正如黄留珠先生指出的那样：“从世界范围来看，中国古代的选官制度独具特色，特别是科举时代确立的‘学校——科举的培养、选拔官吏模式，标志着中国古代选官制度发展的最高水平。众所周知，西方的资产阶级，正是借鉴中国的科举制度创立了所谓的文官制度，对资本主义的国家管理做出了重大贡献，仅此而论，中国古代的选官制度，在世界文明史上的地位，亦当刮目相看。”[5]然而，作为科举文化的核心，曾为中国古代无数优秀知识分子树立理想、指引人生方向的儒家思想，在数千年的沿袭与改造中渐渐面目全非，到了明清时期更是沦为“三纲五常”、“存天理，灭人欲”等戕害人性的严酷礼教制度。所以，准确地说，贾宝玉所反叛的仅仅是明清末世已趋腐朽的儒家思想，而非科举制度本身。以贾雨村为例，他是明清时代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也是贾宝玉所反感的“仕途经济人物”的代表。公道地说，贾雨村确实具有知识分子不同凡响的才华和学问，早年落魄时与甄士隐的交往中，也确实流露出潇洒豁达等文人特有的品格。然而，知识分子对社会应当具有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在他身上已经荡然无存，他对于世道的沉沦、家国的兴亡无动于衷。他的“读书上进”，不过是将自己的才华智慧、读过的经史子集全部当做自己谋取权力富贵的工具，或是沽名钓誉的伪谈，这就从根本上违背了他们熟读的儒家经典与圣人之言。贾雨村之流知识分子的身上，实际上投射着儒家思想在后世发展中的逐渐腐朽与沉沦。由此反观明清时代的许多话本和小说，都用艳羡和钦赞的笔触描写这类知识分子的十年寒窗、依照腾达的景况，可是在贾宝玉的眼中，这样的人物不过是个不屑与之应酬交接的“禄蠹”罢了。

处在这样一个“没有斗争、没有激情、没有前景”的社会和时代，贾宝玉既不肯与“国贼禄蠹”之徒同流合污，又坚决不肯步入世人眼中有用的“仕途经济”，但这也不幸地说明，宝玉终生再无出路可言。与《儒林外史》中不满现实却想医治现实的杜少卿不同，贾宝玉是不满现实却彻底厌弃了现实。杜少卿虽然与整个世俗的现实世界不协调，却依旧试图到古代儒家世界中去寻找批判与弥补现实世界的良药，但结果只能是抱着一个被现实破碎了的幻梦。贾宝玉不再幻想从传统的理念中寻找救世医身的良药，而是任凭着自己艺术家般的感觉走，天马行空地生活在大观园的世外桃源中。但即便如此，笔者认为，贾宝玉的内心深处依然背负不得入选补天的悲哀和无力挽救家族的痛楚，他也始终无法彻底割舍补天救世的热切愿望。这是贾宝玉的内心矛盾之所在，也是他的情感真实之所在。理解了这一点，我们来重新审视《红楼梦》开篇的那段忏悔式自白，也许会有新的领悟。

“今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考较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何我堂堂须眉，诚不若彼裙钗哉？实愧则有余，悔又无益之大无可如何之日也！当此，则自欲将已往所赖天恩祖德，锦衣纨绔之时，饫甘餍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谈之德，以至今日一技无成，半生潦倒之罪，编述一集，以告天下人：我之罪固不免，然闺阁中本自历历有人，万不可因我之不肖，自护己短，一并使其泯灭也。”[6]

这段自白固然有反讽的成分，但也的的确确饱含着贾宝玉因自己辜负家族和尊长的期望而产生的一种无以为报的愧疚之情。由此上溯一百年，我们会发现一个极为相似的人物，那就是晚明著名文学家张岱。晚年的张岱在国破家亡、避居山野之时，曾写下这样的文字：“少为纨绔子弟，极好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橘虐，书蠹诗魔。劳碌半生，结成梦幻。”[7]又说：“学书不成，学剑不成，学节义不成，学文章不成，学仙学佛，学农学圃不成，任世人呼之为败家子，为废物，为顽民……也已矣。”[8]这忏悔何其沉痛，何其相似！笔者以为，这种忏悔已经超越了个人的悲欢，里面更蕴含了一种时代的悲恸。中国封建社会经过唐宋的高度繁荣后，不可避免地走向下坡路，至明清两代已是长夜漫漫、没有曙光的封建末世，在张岱、曹雪芹这些具有高度敏感性的天才艺术家的眼里，华夏古老文明的荒凉冬天已然来临。这是一场缓缓降临的浩大宿命，任何人都无法逃脱，而这些亲历家国兴亡沧桑的贵族子弟，尤其不能不有沉痛的悔恨，不能不有深情的哀挽！笔者愿借用何永康先生的话结束本文的论述：“这是怎样的寂寞者与悲痛者？这是何等沉痛、何等凛冽的自责和自悔！不管他们有没有意识到，此种忏悔其实不仅代表了自身、代表了家族、代表了那一时代，而且上溯二千余年，追究了整个封建制度的历史责任。他们生逢‘末世，的确有可能粗略地算一算‘总账了。正因为张岱、曹雪芹式的‘忏悔背后，隐藏着那么多复杂的内容，所以他们的创作心态才不是小家子气的自哀自叹，他们的笔底才会有魂系千载的‘梦忆、‘梦寻和‘红楼一梦。”[9]

参考文献：

[1][2]李希凡，蓝翎.红楼梦评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26.

[3]鲁迅.鲁迅选集.湖南文艺出版社，2004：133.

[4][6][清]曹雪芹.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4，1.

[5]黄留珠.中国古代选官制度纵横谈.转引自《新华文摘》，1988（11）.

[7][8][明]张岱.琅嬛文集.岳麓书社，1985：199.

[9]何永康.红楼美学.广陵书社，2008：2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