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觏、 司马光、 晁説之疑孟思想之比较

2015-02-05 05:42裴亚兵
文教资料 2014年31期
关键词:司马光

裴亚兵

摘   要: 宋代是我国学术史上著名的疑古变革时期,宋代的学者对儒家经典提出大胆的怀疑。《孟子》作为宋代“升格”后之经书尤其受到经学学者的指摘,形成一股“疑孟”思潮。本文则选取“疑孟”思想中具有代表性且有共同性的李觏、司马光、晁说之三人,对三人的“疑孟”思想做出比较,论述其内容,探究其成因,以期以点带面地更深入地揭示宋代的疑孟思潮。

关键词: 李觏    司马光    晁说之    疑孟

周予同先生曾提及唐宋间有一场“孟子的升格运动”。即孟子由“子”入“经”并在儒家的地位中不断提高的过程。然而与这场声势浩大的“孟子升格运动”过程相对的是一股“疑孟”思潮,孟子也受到了宋儒前所未有的非议、质疑乃至诋毁,如李觏、司马光、晁说之、苏轼、叶适等人。历来学界不乏对“疑孟”做出研究者,本文则选择“疑孟”思想中具有代表性且有连贯性的李觏、司马光、晁说之三人,对三人的“疑孟”思想做出比较,论述其内容,探究其成因,以期更深入地揭示宋代的疑孟思潮。

李觏的“非孟”言论,主要集中在《常语》三卷中,此外其文集《礼论》、《富国策》、《原文》、《删定易图序论》亦存些许。司马光的《疑孟》,今无传,惟《尊孟辨》卷上和《晦庵集》卷七三著录11条,《传家集》卷七三、《邵氏闻见后录》卷十一、《说郛》卷三下作12条。晁说之的《诋孟》今佚,关于其诋孟言论散见于其《景迂生集》中。三人的疑孟思想,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对孟子思想的驳斥。

1.人性论。性善论是孟子思想的重要内容。孟子发挥了孔子“性相近也,习相远也”的人性论,但是孔子没有涉及到人性的善恶问题。李觏推崇韩愈的“性三品说”,反对孟子的“人皆有之”的“四端说”,认为唯有圣人才生而具有仁义礼智的品德,人性的区别是生而既有的,既有上智又有下愚,都是不可改变的,只有中人通过学习才具有向善的可能性,这就强调了后天学习的重要性。因此他说:“古之言性者四,孟子谓之皆善,荀卿谓之皆恶,扬雄谓之善恶混,韩退之谓性之品三,上焉者善也,中焉者善恶混也,下焉者恶而已矣。今观退之之辨,诚为得也。孟子岂能专之?”[1]李觏人性学说的要旨就是把人性分为上、中、下三品,人分为圣人、贤人、中人、同于下愚之人、下愚之人五类。

至于司马光的人性论,首先,司马光倾向扬雄的“性善恶说”,提出了性善恶混论,人性没有纯善和纯恶。在《疑孟》中有“性犹湍水”与“生之谓性”两章。司马光认为,告子言“性犹湍水”,固然有失,但孟子认为人无有不善,也有错谬之处,指出孟子批评告子仅是“以辨胜人”。实际上,这与他认同扬雄的人性论是分不开的。其次,根据人性中善恶殊同,可分为“圣人”、“愚人”和“中人”。可见,司马光补充了扬雄的“性善恶混著,皆中人也”。司马光对孟子性善论的批评主要着眼于后天之恶,但孟子的性善论更注重先天之善,因此其批评并不严密,未免偏颇。

二人虽同反对孟子的人性论,但是司马光的人性论不同于李觏的“性三品”论。“性三品”论,承认有至善与至恶,至善不学而善,至恶虽教不改,冥顽不化。至善与至恶皆天纵其善恶,非人力所可强求,能教化可使导而上,不教化便堕而为下的是中人之性。而司马光的人性论强调人性差距在于善恶之所受多少,并且公然指出圣人也有恶,愚人也有善。

2.尊王。孟子十分注重《春秋》,认为“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春秋》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尊王”。孟子生活的时代,周王室虽衰微,但宗庙社稷仍在。孟子游说列国,皆劝诸侯称王,无尊周的言辞,这就与《春秋》“尊王”之意相悖。非孟者抓住这一点,对孟子进行严厉的指责。李觏指出,孟子当周显王之时,显王未闻有恶行,“特微弱尔”,孟子不尊之,“视周室如无有”,“苟有人性者不尊之,必知其逆顺耳”。其实这并非是对孟子的妄加指责,孟子不尊周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如果考虑到北宋立国之初强敌环视、危机四伏的内忧外患,那么对李觏的这番指责也就可以理解了。司马光关于非议孟子的不“尊王”意旨相同。

3.王霸之辨。孟子主张行“王道”,强调王霸之辨。李觏在《常语》中对孟子的王霸论加以激烈的批判。其中第一条就以事实驳斥孟子说话不实,提出了自己王霸并用的强国论。李觏以《春秋》、《诗》、《论语》所载有关孔子对齐桓、晋文的论述,指出“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事者”之不实,最后表达了自己的看法,称“霸者岂易与哉”?李觏认为王霸的区别在于天子和诸侯地位的不同,而不是道德本质上的差别,“所谓王道,则有之矣,安天下也。所谓霸道,则有之矣,尊京师也。”[2]

司马光针对孟子“尧舜性之也,汤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3]和“沈同问伐燕”的观点进行了批判。在“尧舜性之也,汤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篇中,司马光质疑孟子作为臣子却不为国民百姓着想,是极不称职的。司马光认为孟子在回答沈同问伐燕时语辞含混,有所保留而未尽言,只说燕可伐而未说齐国也不可以去伐燕,且齐无仁政,故伐燕非其责任与任务,但是孟子却没有说清楚,况且军旅大事关系人民生死与国家存亡,仁者又怎能坐视不理呢?司马光从民之生死、国之存亡的角度出发,责备孟子袖手旁观,任其向“民残国危”的境地发展。从理论角度来说,孟子高举王霸之道不同,行王道而黜霸道,司马光却提出“王霸同质论”。司马光认为尧舜汤武有仁义之名,乃因“性得而身行之”,而五霸是“强焉而已”,但是历来皇帝王霸合用,就是因为顾及到它们之间的差异只在“大小远近多寡之间”而已。

4.君臣观

孟子的“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是主张君臣虽礼义上分上下,人格上却是平等的。君主应尊重、礼待有道之臣,臣子有自己的人格和尊严,其进退可视君主待己的礼节和态度而定,如君主残暴不仁,同姓之卿可以废黜之而另立贤君,甚至可取而代之。

李觏斥孟子仁政“足惮”,行仁义的都可以做君主,在李觏看来,这是践踏了孔子的君臣之道,颠覆了君臣之间的名分秩序,这些思想会危及宋朝统治。尤其是“孟子,忍人也,其视周室如无有也。”[4]即孟子不尊周,赞成武王伐纣,视残贼之君为独夫,独夫之君,人人可得而诛之,所以他说:“孙、吴之智,苏、张之诈,孟子之仁义,其原不同,其所以乱天下,一也”。“孟子曰:王霸者,三王之罪人也。吾以为,孟子者,五霸之罪人也”。[2]

司马光对孟子的非议集中在孟子对国君的态度上,在《疑孟》中有三则直接讲到君臣关系:“孟子将朝王”、“齐宣王闯卿”和“所救三所去三”。司马光认为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君主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国之治乱,尽在人君”。[5]所以要维护君主的地位,要有名分清晰、等级森严的纲纪作为治理国家的保证。提倡君主的绝对权力和臣子的无条件服从。另外,孔子“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司马光在“齐宣王问卿”篇中质疑孟子无其志而仍居其位,放弃社会责任而仍取报酬。当然如果站在现在的立场去看孟子的言论,其中闪烁着民本和民主思想的光芒,但两宋是君主专制不断加强的时期,特别强调君臣名分和君主权威,司马光对孟子的批评也就理所当然了。

5.义利观

两宋时期,国力相对衰弱,外患的压力一直很大,反映在思想界,就有与义理之学相并立的事功之学,这批儒者对奢谈仁义、不重事功的学说和人物都是极为不满的。孟子严于义利之辨,正是他们的批评对象。李觏注重事功之学,他从实际物质利益出发解释符合历史现象,他认为“治国之实,必本于财用。”[2]这是从现实生活的角度来说,认为只有实际的物质才是社会的根本,因而反对孟子空谈“仁义”观点,觉得孟子贵义轻利、尊王贱霸的思想迂阔而不切于实际,从而否定了孟子的仁义观。但是他对孟子的仁政思想、义利观有误解,孟子的“不违农时”一章恰恰说明了李觏所言的“治国之实,必本于财用。”只是孟子把这种利作为现实生活的必要条件而已。关于李觏义利观的形成,魏明政先生认为,一是“宋朝积弱不振的反动”,二是“‘辟佛风潮与‘荀子学说的承继”,同时“李觏的出身背景”、“法家学说的认同”也是有影响的。[6]此外李觏认为人是“非利不生的”,因而孟子开篇所说的“何必曰利”就成为李觏攻击的口实,但正如袁保新先生认为“孟子的重点不在否定‘利这种价值观,而是要凸显这两种价值观的不同,以及义、利之间的先后顺序。”[7]换言之,孟子的义利之辨是强调“义先利后”的。

司马光在义利的关系上,与李觏有所区别,提倡义利统一。司马光虽是个儒家正统义利观较浓厚的大儒,曾说过:“彼诚君子耶,则固不能言利”,并一再指责王安石“聚文章之士及晓财利之人,使之讲利”。但他也讲“夫唯仁者知仁义之为利,不仁者不知也”,“道者,所以保天下而兼利者也”,肯定了在实现仁义道德的价值的同时也能得到功利,道德并不排斥利益,相反蕴含着利益,道义必须以一定的利益为旨归;他讲实现“利”、理财的目标在于“富民”,信奉儒家“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的理论,有着浓厚的儒家民本主义色彩。另外他也在具体问题上阐发他的义利观,从而反对孟子的只讲仁义,如《疑孟》的“陈仲子避兄离母”条。

李觏、司马光对孟子的非议,实际上是从一些具体问题来探讨孟子思想不合理的地方,虽然有所偏颇的苛责,但是作为学术抉择和为社会政治出发的立场来看,是无可厚非的。

其二,否定孟子在“道统”中的地位。

自韩愈提出“道统”说后,宋儒多继承了这一观点。“非孟”者虽不一定反对“道统”说,但多反对拔高孟子在“道统”中的位置。

李觏认为孔子及六经是儒学根本教义,孟子所言为歧出,所以加以批判,以阐明孔子之道。“孔子之道,君君臣臣也。”[4]最能显示出非孟者所认为的孔子的原义之根本。

司马光《疑孟》中对孟子不尊孔的批判贯穿始终。如顾歆艺指出:“而司马光屡屡指出孟子与孔子的不同,并作为疑孟的一个着眼点,似乎是说孔子为衡量正确与否的标淮,任何人只要与孔子稍有不同,就是错误和值得怀疑的……”[8]如“所愿者学孔子”条,司马光认为,孟子提出的结论“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与不恭,君子不由也”不合于孔子。孟子称所愿者学孔子,然孟子要学孔子,那么孔子可以做,为什么伯夷、柳下惠不可以做呢?指责伯夷、柳下惠无异于指责孔子,孟子岂不是背叛了孔子?另,“父子之间不择善”、“瞽叟杀人”亦是从具体问题上反对孟子不合于孔子。

晁说之亦是站在尊孔的立场上来反对孟子的,反对孔孟并称。他以孔子为衡量标淮,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其《辩诬》篇所言甚详。从否定孟子在“道统”中的地位这一点上来说,司马光与晁说之同中有异。司马光虽否定孟子在“道统”中的地位,但是他不否认前代学者继承道统的能力,他对扬雄的评价甚高,《读玄》云:“扬子真大儒也。孔子既没,知圣人之道者非扬子而谁?孟与荀殆不足拟。”杨新勋师认为:“《孟子》中有些值得怀疑的言论,正是继承了孟子的疑经思路,通过对《孟子》内容的调整,表现出一种在新时代下对孔孟圣贤和道的推崇,这与北宋《孟子》的升格运动是一致的。”[9]而晁说之却否定自孔子以下的一切人,只有直承孔子,才能归于孔子本源。其《儒言》“孔孟”条,《奏审覆皇太子所读<孝经><论语><尔雅>札子》就有此类观点。

上述诸儒非孟的内容很多,虽角度不同,如李觏主要是从尊王强国的政治角度维护六经,力反孟子,故其主张王霸并用和义利双行,推崇“君君臣臣”的社会秩序。司马光主要集中于反对孟子的性善说、君臣观以及尊孔崇圣。晁说之主要集中于尊孔以及抵制王安石新法。但是性质是相同的,尤其是李觏与司马光都将焦点集中于孟子不尊君、强调王霸之辨以及君臣观。

宋人疑孟,开始仅侧重文献辨伪,然后进入到怀疑其言有不合于经旨的阶段。这是由于庆历之际学风丕变,学者注重以意解经,从而不轻信旧说。等到李觏深诋《孟子》,则牵出义利之辨的论题,以《孟子》学与功利之学相对立。王安石实行新学后,标举孟子,认为孟子“大有为”,以辅助其变法。此时反对派司马光与晁说之的疑孟、诋孟就带有点党争意气,解《孟》也有偏颇之处,然亦可反映宋代辨伪思潮的一个侧面。总的来说,体现了独立思考的思想家清醒的理性怀疑精神,比起那些随波逐流的尊孟者更显可贵。三人对孟子提出质疑,坚持独标孔圣,不仅对后来非孟者有很大的影响,促使尊孟者完善他们的思想体系,而且对我们今天超越理学家孔孟之道的局限,重新解释孟子,重新探索孔子创立儒学的精神,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参考文献:

[1]李觏.李觏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1.

[2]李觏.直讲李先生文集[M].四库全书本.

[3]邵博.闻见后录[M].四库全书本.

[4]余允文.尊孟辨[M].四库全书本.

[5]司马光.稽古录[M].四部丛刊本.

[6]高柏园.古典与现代的交会[M].成都:巴蜀书社,2007.

[7]袁保新.孟子三辨之学的历史省察与现代诠释[M].台湾:台湾文津出版社,1992.

[8]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古文献研究所.古典文献研究论丛[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9]杨新勋.宋代疑经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07.

[10]司马光.温国文正公文集[M].四库全书本.

[11]晁说之.景迂生集[M].四库全书本.

[12]朱维铮.中国传统文化的再估计[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13]周密.齐东野语[M].北京:中华书局,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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