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行为还是文学行为？

金玉洁

摘   要： 本文对二十世纪初“民歌”发生的社会学机制，以及围绕“民歌”界定的充满争论性的话语进行分析，从而揭示在“民歌”发生一开始，就存在“界定”的“两难”问题。“民歌”的发生和兴起脱胎于“新文化运动”，它在“界定”问题上“两难”是与“新文化”本身所包蕴的矛盾性联系在一起的。“新文化”的分化，也直接带来“民歌”问题的争议。

关键词： 民歌    社会机制    新文化运动    国学门

一、1918年以前“新文化”的历史诉求与“民歌”兴起的“先声”

从社会机制的角度审度，“民歌”在发生之初就交杂着“学术行为”和“文学行为”的两种社会学角色。1913年12月，鲁迅在教育部的《编撰处月刊》上发表《儗播布美术意见书》，提出“当立国民文术研究会，以理各地歌谣，俚谚，传说，童话等;详其意谊，辨其特性，又发挥而光大之，并以辅翼教育”。①我们应该注意到，鲁迅是以教育部官员的身份发表《儗播布美术意见书》的。虽然该文是鲁迅思想理路的体现，但它能够被教育部审批发表，鲁迅到教育部任职，是受蔡元培的提携。此举的历史意味在于新的权力阶层至此开始诉诸“意识形态”的推广和传播。蔡元培聘用鲁迅，除了同乡情谊的原因之外，还由于鲁迅在留日期间就与同盟会、光复会成员交往密切，并致力于改革中国思想的文化建设。鲁迅此时提倡搜集“歌谣”等，主要目的是“播布美术”。“播布美术”与他在日本期间以“文艺”的主张有很大关系。改变国人的思想和精神，“文学艺术”是重要的手段。寻求文化变革必须寻找有别于本国传统的“新”资源。除了“别求新声于异邦外”，被“正统”认为“不入流”的“民间艺术”也是重要资源。“辅翼教育”仍是强调“歌谣”的目的是要“教导”、“化育”，具有思想启蒙的功能。至于“歌谣”到底是什么？还待“详其意谊，辨其特性”。也就是说，它的内涵、特性都是有待说明的东西。从这里可以看出，“歌谣”的发生一开始就有这样的特性，先有“目的”和“意义”，再有“内涵”和“功能”。“思想启蒙”的历史诉求决定了“光大”“歌谣”的社会学行为，而“思想启蒙”之中的具体目的和具体侧重在一开始并不明朗。鲁迅认为应成立“文术研究会”，但到底是文学还是学术，鲁迅在一开始并不作区分。

与鲁迅相呼应，1914年1月，周作人在《绍兴县教育会月刊》4号上发表了采集儿歌童话的启事，但几乎没有得到社会上和学术界的响应，仅收到一篇来稿，此外就只有远在北京的鲁迅寄来所录儿歌六首及注文。周作人只好自己动手，努力收录，“就所见闻，陆续抄下，共得儿歌二百左右”，编成《绍兴儿歌集》一书。②这种情况，与周作人的处境有相当关系。当时周作人任绍兴县教育会会长，他还未加入到北大文科这个学术团体中，征集儿歌的这一行为仅可被视为他个人的一个举动，势单力孤，且绍兴只是一个小县城，不便于文化沟通，所以并没有引起重视。

二、1918年至1922年“新文化运动”与“民歌”的兴起

“歌谣运动”的兴起，在刘半农的回忆中似乎是很偶然的事。刘半农在《国外民歌译》中提起征集歌谣的缘起，“这已是九年以前的事了。那天，正是大雪之后，我与尹默在北河沿闲走着，我忽然说：‘歌谣中也有很好的的文章，我们何妨征集一下呢？尹默说：‘你这个意思很好。你去拟个办法，我们请蔡先生用北大的名义征集就是了。第二天我就将章程拟好，蔡先生看了一看，随即批交文牍处印刷五千份，分寄各省官厅学校。”③1918年2月1日，蔡元培在《北大日刊》发布“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的校长启事，同时，《北大日刊》第一版刊登了刘半农起草的《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中国征集歌谣的事业，就从此开场了”。④这场由北大发起的歌谣征集运动，影响很大，各省官厅学校和报刊杂志都参与其中。我们应该从这件看似偶然的社会事件中看到历史变动的必然。刘半农和沈尹默何以会想到“征集歌谣”？他们所说的“很好的文章”，这个标准是什么？何以就能得到蔡元培的支持？何以就能产生影响？这与当时的社会变动、北大性质的变动、蔡元培的身份和地位都有很大的关系。

1912年5月，京师大学堂改称为北大。1913年3月，姚永朴和林纾辞去北大教职，1913年11月，桐城派著名文人姚永概辞去北大文科教务长之职，桐城派在北大的势力衰弱。等到夏锡祺继任文科学长，他引进章太炎一派学者，桐城派开始受到攻击，最终，太炎门生取代了桐城派文人，成为北大文科的新兴势力。1916年底，享有崇高声望的蔡元培入主北大，担任校长一职，并聘请陈独秀担任文科学长。陈独秀就任文科学长后，把《新青年》杂志挪到北大去办，并在蔡元培的支持下，把赞同新文学的同志纷纷聘到北大。因此，到了1917年9月，胡适、刘复等致力于新文学和新文化的学者，都集中到了北大，由此，北大文科学风发生改变，经学至高无上的传统治学观念被打破，民主、平等的学术思想得以传播、张扬，歌谣、小说等通俗文学的地位得到重新估定，其价值和高文典册一样的重要。在革新文科、理科，昌明学术外，蔡元培在任校长期间，改革学制和领导体制;组织研究所;鼓励北大教员多出成果;主张北大的学术活动和课堂教学向全社会开放，招收旁听生;组织进德会，砥砺北大师生的德行……经过蔡元培的大力改革，加上《新青年》《新潮》等刊物的宣传，北京大学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成为中国文化启蒙运动的中心，拥有很大的影响力。

在这时，文学革命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新文学”的“语言革命”与“思想革命”密不可分。自古以来，中国文学一直伴随着“诗言志”和“文载道”这两种潮流的起伏交替而发展，文学主流即封建文人所创作的一系列作品，民间文学一直被排斥在主流文学的行列之外，可以说，歌谣这类民间文学难登大雅之堂，且很少被关注和重视。为反抗旧有封建文人文学，改革旧有文化的思想，创建新文学，不少知识分子注意到了千百年来饱受封建文人作品压制的民间文学，确立了“走向民间”的文学发展思路。“民间文学”被认为是讲“人话”，这个“人话”不仅是指语言方式上的“俚俗”，也同时是指“没有披带过礼教的枷锁”。钱玄同曾这样慷慨陈词：“‘言不雅驯，正是我们所希望的;俚俗的词句，正是我们所欢迎的。我们只知道是人就应该讲人话;人话都是活泼的、自由的。‘引车卖浆之徒，凿井耕田之辈，村姑农妇，灶婢厨娘，他们一样是人，一样会讲活泼自由的人话，而且他们因为没有披带过礼教的枷锁——这倒是得了圣人君子们‘礼不下庶人这句话的恩惠——所以最能讲真活泼真自由的人话，比‘学士大夫们讲的话强多了。”⑤常惠更是认为，转向民间，重视民间文学，可纠正历来文学上矫揉造作、瞎话连篇的缪点，“现在文学的趋势受了民间化了，要注意的全是俗不可耐的事情和一切平日的人生问题，没有功夫去写英雄的轶事，佳人的艳史了。歌谣是民俗学中的主要分子，就是平民文学的极好的材料。我们现在在研究他和提倡他，可是我们一定也知道那贵族的文学从此不攻而破了”⑥。

1918年2月1日，《北京大学日刊》刊登了《校长启事》，向全校师生、全国报刊杂志、学术团体发出了征集歌谣的号召。在同一天的日刊上，还刊发了由刘半农拟定的《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同时期的《新青年》、《东方杂志》、《太平洋》等报刊皆转载《北京大学征集近世歌谣简章》，在社会上激起了很好的效应。据1918年5月20日的《北京大学日刊》的消息，征集歌谣简章发布之后的三个月内，歌谣征集处共收到校内外来稿80余起，歌谣1100余首。从1918年5月20日起，精选出来的歌谣在《北大日刊》的“歌谣选”专栏陆续刊登。之后，《文学旬刊》《东方月刊》《妇女杂志》《北京晨报》《学艺》《努力》《少年》《新生活》《民众周刊》等报刊都刊发了采集的歌谣，或是研究歌谣的论文。其中《北京晨报》、《妇女杂志》开辟专栏刊发和歌谣相关的文章。顾颉刚将他从家乡搜集到的吴歌送到《晨报》上发表，更是引起了社会大众的注意。报刊杂志积极刊载，声势浩大，且近代白话文蓬勃发展，到了20年代，大城市与部分乡村城镇民众成为了新兴报刊的基础读者，大批读者加入到搜集、研究歌谣的行列中，推进了歌谣运动的发展。

三、1922年至1927年“新文化”的分化与“民歌”的“争论”

1922年“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成立，“歌谣研究会”隶属“国学门”，歌谣运动渐渐偏向于“学”，即学术研究，“以民歌充实国学”，同时，“用国学整合民歌”。正如顾颉刚指出：“当时歌谣研究会的学者们，乃是以一种‘学术的眼光来对这些民间歌谣的搜集的。”⑦

在五四其间，中国的民族危机感越来越高涨，西方的思潮和学术成果也纷纷进入中国，同时，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对中国的历史文化产生了兴趣，并以此为研究对象，成就卓越。中国学者感受到来自西方学者和社会大众的压力，开始对自己所从事的学术工作进行反省，他们认识到用科学的方法来整理中国固有的历史文化，是一项具有“贯通中西”意义的事业。

在蔡元培的支持下，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于1922年正式成立，歌谣研究会也重新整顿起来，其成员可分为三类，“一是受西方人类学派影响较多的学者，如周作人等;二是重视和提倡搜集歌谣但就其研究立场而言是从文学的角度研究歌谣的学者，如刘半农、胡适等;三是乡土研究的学者，如顾颉刚、董作宾、常惠等”。⑧另外，在由周作人执笔的《歌谣》周刊《刊词》中，明确提出了歌谣研究会蒐集歌谣的两种目的：“一是学术的，一是文艺的。我们相信民俗学的研究在现今的中国确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业，虽然还没有学者注意及此，只靠几个有志未逮的人是做不出什么来的，但是也不能不各尽一分的力，至少去供给多少材料或引起一点兴味。歌谣是民俗学上的一种重要的资料，我们把他辑录起来，以备专门的研究：这是第一个目的。因此我们希望投稿者不必自己先加甄别，侭量的录寄，因为在学术上是无所谓卑猥或粗鄙的。从这学术的资料之中，再由文艺批评的眼光加以选择，编成一部国民心声的选集。意大利的卫太尔曾说：‘根据在这些歌谣之上，根据在人民的真感情之上，一种新的‘民族的诗也许能产生出来。所以这种工作不仅是在表彰现在隐藏著的光辉，还在引起当来的民族的诗的发展：这是第二个目的。”由此，三类学者，两种目的，《歌谣》周刊上出现了两种意见的分歧，从文学的角度研究歌谣的学者比较注重歌谣在文学与审美方面的意义和作用，受西方人类学派影响较多的学者和乡土研究的学者则侧重民俗学方面的意义，力图挖掘出歌谣背后的文化内涵。

注释：

①鲁迅.集外集拾遗补编·儗播布美术意见书.鲁迅全集.（第8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49.

②周作人.潮州歌集序.转引自徐新建《采歌集谣与寻求新知——民国时期“歌谣运动”对民间资源的利用和背离》[J].民族艺术研究，2004（6）.

③刘半农.《国外民歌译》自序.鲍晶编，刘半农研究资料[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3：181.

④刘半农.《国外民歌译》自序.鲍晶编，刘半农研究资料[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3：181.

⑤钱玄同.《吴歌甲集》序.钱玄同文集（第3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367-368.

⑥常惠.我们为什么要研究歌谣.歌谣周刊（第三号，第一版、第二版）.

⑦顾颉刚.论《诗经》所录全为乐歌（中）.国学门周刊（第1卷第11期，第11页）.

⑧刘锡城.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78.

参考文献：

[1]陈以爱.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