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单位”的话题

文 汤礼春

有关“单位”的话题

文 汤礼春

对于我们这些50年代的人来说，单位太重要了！生活在一个好单位，如同生活在“福窝”；而生活在一个差单位，就如同生活在一间破屋里。

1985年，我作为文化人才被市文化局从工厂调到了市群众艺术馆。那时的我有着凌云之气，自以为从此有了用武之地，前程充满了锦绣和光明。然而我很快就从憧憬的巅峰跌到了谷底。

群艺馆是事业单位，按规定由市财政全额拨款，但由于我生活的这座小城经济不发达，对文化事业也就无暇顾及，每个月拨给馆里的经费差了一大截，导致馆里一半人的工资都发不起。为了生存，馆里只有拿出所有的群众娱乐活动场所开办“溜冰”、“舞厅”、“录相”这些能收费的项目。我调到群艺馆名义上担任的是“创作辅导员”，本职工作是组织指导全市文学爱好者的创作活动，但馆里平时却安排我们这些专业人员到“录相厅”和“舞厅”看门收票，只有上级和市里有什么应急的文艺活动需要我们时，才临时抽出来几天。

尽管这样，我们的工资也只有一般单位的一半，就连文化氛围都比一般单位差。

进入90年代，一些好单位纷纷给职工新建住房，就连新婚的年轻夫妻都能分到一套单元房，而我们家却依然住在馆里50年代建的一间旧平房中，每天夜里，猖狂的老鼠闹得我们难以入睡；而到了每年的梅雨季节，破屋潮湿的难以下脚，所有的衣服都散发着浓浓的霉味。全馆职工和家属共用一间露天厕所，每逢雨天，蛆虫就从厕所里爬得满院全是。我们真是痛恶这样的居住环境。

好的单位每年会组织员工外出旅游，我们不仅想都不敢想，就连上级组织的一些业务学习和观摩，只要牵涉到路费和会务费，馆里一次都没有让我们去过。每年过年，一些好单位会给职工发放福利和奖金，而我们祈盼的是能发全额工资就谢天谢地了。

身在我们这样的穷单位，最要紧的是身体，倘若生了病就惨了，单位没钱报医药费，生了小病就自己买点药；倘若生了大病后果就不好说了。我们单位当时有个50岁的文化干部中了风，她老婆每天都到馆里求馆长报销点医药费，馆长无奈，见她就躲。她见没有指望，自己上街踩三轮车为老公挣点医药费。

到了90年代中期，一些单位职工的月工资突破了千元，而我这个已有25年工龄的人每月拿到手的工资仅250元，被人戏称为“二百五”。一些有头脑的同事纷纷托关系调到银行、财政局等好单位，只有我这个专业人才还固守在清贫的馆里。我这个人不仅单纯幼稚，还死要面子，不会拉关系送钱物这一套。我生活的城市只有十多万人，大部分官员我都熟悉，但我不亢不卑。

我妻子也在一家不景气的工厂里上班，她跟我一样不仅从没有享受到好的福利待遇，到1997年厂里倒闭前最高工资也跟我一样，只拿到250元。工厂倒闭后，妻子单位连一分钱的生活费都发不出了。

我虽拿着比农民工还差的工资，但在本职工作上却一刻也不敢放松。1999年我们局里腾出了一套房子。我作为被市政府确定的“特殊人才”，向局里要求解决我的住房问题，局长表面上答应，暗中却将房子分给了她尚未结婚的亲戚。这使我幡然悔悟，别看一些单位领导经常提“重视人才”，但还是以自己的利益为重。生活的内外交困逼得我这个年已47岁的中年人，只有办了留职停薪外出打工。

我和妻子在广东打工4年后，终于积攒了一笔钱，正好单位要求我回去上班，我们就回到家乡购买了一套住房。

妻子的单位此时才正式宣布破产，将厂房设备拍卖后按一年工龄40元钱给工人来了个了断。我妻子有25年工龄，只分了1000元，这在全中国的破产单位中可能是最少的。反过来妻子还要掏1万余元续“社会保险”。2005年妻子终于开始在“社会保险”拿退休费了，每月也仅有300余元，尚不到好单位退休职工的一个零头。而就在妻子拿第一个月退休工资时，她却被检查出了“乳腺癌”，不得不住院动手术和化疗，面对十几万元的医疗费，妻子的单位已人去楼空，向市社会保险办询问，答复为：妻子的单位尚未纳入社会医疗保险。为了救妻子的性命，我只有向亲戚朋友四处伸手借钱。新房的房贷尚背在身上，又背了新债，压得我难以透过气。

生活的艰难和压力使我十年前就患上了高血压，拖到2005年，我又患上了严重的糖尿病，疲惫的身心以及疾病的折磨逼得我向局里打了报告，要求病退或内退，像我这样五十好几的年龄，又有36年工龄的老员工如放在别的单位，早就退休了，而我们单位虽同意我内退，但条件却要扣发我30%的工资。

而当我载着很多荣誉病退回到家时，所拿到的薪水尚不够每月所支出的医药费。如今，年近花甲的我依然在为生存而犯愁！呜乎哀哉！我刻骨铭心地恨自己的命运不济：生不逢好单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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