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与中共八大的反对个人崇拜

代先祥

摘要：中共八大反对个人崇拜，是苏共二十大后国际共运阵营的大势所趋。毛泽东对反个人崇拜喜忧参半的复杂心态，使得反对个人崇拜问题成为中国政治生活中的敏感话题。中共八大对反个人崇拜做了低调处理。邓小平在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对反个人崇拜问题进行了集中概括。邓小平的谨慎态度意在维护毛泽东的威信，反映出八大对反个人崇拜问题的认识局限。

关键词：邓小平；毛泽东；中共八大；个人崇拜

中图分类号：D1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6721101（2014）06000105

Abstract： The eighth congress of the CPC opposed the cult of personality is a general trend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st movement after the 20th congress of CPSU. Mao Zedongs complicated psychology makes the struggle against personality cult a sensitive topic in the political life of China. The eighth Congress of the CPC has made a low-key treatment on struggling against personality cult. Deng Xiaopings report on amending the constitution is the generalization of combating personality cult. Dengs cautious approach is intended to maintain the prestige of Mao Zedong， reflecting the limitations on struggling against personality cult of the eighth Congress of the CPC.

Key words： Deng Xiaoping； Mao Zedong； the eighth Congress of the CPC； personality cult

1956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上，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作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邓小平认真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提出了加强党的建设主要方针，强调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坚决反对突出个人和对个人进行歌功颂德，从而开创了党的代表大会反对个人崇拜的先例。

邓小平在八大上旗帜鲜明地反对个人崇拜，应该说是“大势”所趋，既反映了苏共二十大后社会主义阵营反对个人崇拜的“大环境”，也适应了中共八大要求加强集体领导的“小气候”。

一、中共八大反对个人崇拜的势所必然

1956年2月25日在苏共二十大正式闭会后，赫鲁晓夫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集中批判和揭露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及其造成的严重危害。报告如一颗原子弹，在共产主义运动阵营引起了强烈震荡。

过去一直认为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是突发奇想，搞突然袭击。实际上，苏联的反对个人崇拜斗争在斯大林去世后就已经开始。1953年3月10日，斯大林刚下葬，马林科夫在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就提出了反对个人崇拜问题，会议还就此做出了相应部署：委托中央书记波斯别洛夫负责对报刊实施监督，责成赫鲁晓夫对有关纪念斯大林的文章负责审查，制止像过去那样对斯大林进行无原则的歌功颂德。两个月后，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又根据贝利亚的倡议，通过了关于在节日期间禁止游行队伍抬举领导人画像的决议，马林科夫和贝利亚并由此谈到了个人崇拜的危害性[1]17-18。贝利亚事件发生后，苏共中央在解决贝利亚问题的七月决议中，特别指出苏联近几年的宣传工作“走上了一条宣扬个人崇拜的邪路，从而贬低了党的领导核心和整个党的作用”[1]18-19。随后，苏共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负责调查、审理和平反冤、假、错案，纠正由于个人崇拜而造成的破坏法制行为。与此同时，苏联理论界陆续发表文章，批判个人崇拜。由此可见，破除个人崇拜的网罗，是苏共中央的集体决定，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不过是继续了苏共中央的既定方针，进一步采取了“揭开内幕”的步骤。现有档案资料也可以充分证明，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所做的秘密报告绝非他个人一时冲动，而是苏共中央主席团酝酿已久的集体行为。

赫鲁晓夫的惊人之举在整个共产主义运动阵营引起了强烈反响。刚刚被纳入社会主义阵营的南斯拉夫可以听到一片赞扬之声，东德领导人公开发表文章支持苏共的新精神，法共和意共也赞成批判个人崇拜的现象。东欧一些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甚至还从体制层面对个人崇拜进行了反思。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人哥穆尔卡指出：“在过去执政的制度中，即我们叫作个人崇拜的制度中，最好的同志也不免犯偏向，他们的工作条件使他们犯了偏向。”[2]南斯拉夫领导人铁托认为，个人崇拜“实际上，是一种制度的产物”[3]。亚洲国家共产党的做法则相对保守，如在朝鲜、越南和印尼共产党内，都严格限制了关于个人崇拜的传达和讨论。但越南劳动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报》在7月10日发表社论，欢迎苏共中央关于克服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朝鲜也逐渐减少了个人崇拜式的宣传，取消了“金日成万岁”这个口号[1]20。

苏共二十大后，中国方面的反应和举措，则表现出了高度的自信和辩证的立场。与朝鲜、越南共产党不同，得到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文本后，中共没有刻意控制秘密报告的传播范围，而是采取各种方式让人们了解苏联批判斯大林的具体内容。《参考消息》等内部资料就大量刊登了赫鲁晓夫报告的译文及各国共产党对斯大林问题的反应，外文书店则公开出售刊有秘密报告的美共英文报纸[4]604-605。1956年7月6日，《人民日报》更是公布了苏共中央《关于克服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

1956年3月，中共高层连续召开会议，集中讨论苏共二十大的问题。3月11～12日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认为苏共二十大破除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揭露了其严重错误，具有积极意义，但全盘否定斯大林是不对的。3月17日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毛泽东进一步指出，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一是揭了盖子，二是捅了娄子”。说揭了盖子，是因为它有助于破除对苏联和斯大林的迷信。说捅了娄子，是因为报告无论在内容和方法上，都存在严重问题。3月19日和24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和刘少奇详细讲述了斯大林在对待中国和中国革命问题上的一系列错误，邓小平着重谈了反对个人崇拜的问题，强调指出，“个人崇拜是错误的结果，而不是错误的原因”。3月31日，毛泽东与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围绕苏共二十大进行了长达3个小时的谈话。毛泽东虽然在总体上认为斯大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优秀的、忠实的革命家”，但对于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指出的斯大林的错误没有提出任何否定意见，并将其总结归纳为7个问题。当尤金谈到“斯大林错误的根本原因在于近似神化的个人崇拜”时，毛泽东也表示同意。5月2日，在与尤金的第二次谈话中，毛泽东继续批判斯大林的错误，称赞“苏共中央勇敢而尖锐地指出斯大林的错误问题”，消除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各国共产党“可以彻底讨论所有问题了”。与此同时，毛泽东也指出评价斯大林应采取辩证的态度，并强调中苏两党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4]606-607。

1956年4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由毛泽东主持撰写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是对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的最初官方表态。文章以支持苏共二十大反对个人迷信的姿态，对斯大林的一生进行了分析，认为既有严重的错误，也有伟大的功绩。针对斯大林的错误，文章指出：“斯大林在他一生的后期，愈陷愈深地欣赏个人崇拜，违反党的民主集中制，违反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因而发生了例如以下的一些重大的错误……斯大林在这些问题上，陷入了主观性和片面性，脱离了客观实际状况，脱离了群众。”在总结斯大林问题的经验教训后，文章强调指出，“反对脱离群众的个人突出和个人英雄主义，反对个人崇拜，是应该经常加以注意的问题。”[5]233

苏联共产党在斯大林问题上的深刻教训，让中共和毛泽东意识到要用制度来防止个人崇拜。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毛泽东指出：“我们要是不愿意陷入到这样的泥坑里去的话，也就更加要充分地注意执行这样一种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而不应当稍为疏忽。为此，我们需要建立一定的制度来保证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的贯彻实施，而避免脱离群众的个人突出和个人英雄主义，减少我们工作中的脱离客观实际情况的主观主义和片面性。”[5]234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通过制度来防范个人崇拜的设想，在中共八大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和发挥。

二、邓小平与中共八大上的反对个人崇拜

中共八大加强集体领导、反对个人崇拜的气氛是很浓厚的。刘少奇在所作的政治报告中强调了坚持党的民主原则、集体领导和群众路线的重要性。他指出，“一切重大问题的决定都要在适当的集体中经过充分的讨论，容许不同观点的无拘束的争论，以便比较全面地反映党内外群众的各种意见，也就是比较全面地反映客观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各个侧面。”刘少奇还以毛泽东为例，称赞他“所以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享有崇高威望，不但是因为他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而且是因为他坚决地信任群众的力量和智慧，倡导党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坚持党的民主原则和集体领导原则。”[6]

朱德在大会发言中提出要接受过去犯错误和改正错误的经验教训，“坚持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群众路线，反对官僚主义；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集体领导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领导原则，反对违反民主集中制的分散主义和极端民主化的倾向，反对违反集体领导原则的个人专断的倾向”[7]。

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宋任穷在大会上的发言，将集体领导和群众路线联系在一起。他说，集体领导是民主集中制的基本问题之一，实质上是群众路线在党的领导工作方面的应用。集体领导与家长式的个人领导相反，最能发挥党委成员的积极性，也最便于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他认为，好的集体领导，不仅需要健全的集体领导制度，还要善于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充分发扬民主，真正做到领导与群众相结合[8]275。

反对个人崇拜的思想也充分体现在中央领导人同外国党代表团的谈话中。会议期间，毛泽东在会见外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时指出，苏联对斯大林的“批判是好的，它打破了神话主义，揭开了盖子。这是一种解放，一场解放战争”[9]。刘少奇在会见比利时共产党代表团时也直截了当地表示：个人崇拜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也是违反历史唯物论的，它是唯心主义历史观[8]295。周恩来在会见澳大利亚共产党代表团和新西兰共产党代表团时也指出，过去斯大林的观点压倒一切，现在打倒偶像以后，也就是中国人所说的破除迷信以后，各国共产党的思想都动起来了，不沉闷了，打倒了个人崇拜，大家的思想都解放了[10]。

从八大的报告和代表们的发言以及中央领导人的谈话中可以发现，反对个人崇拜、加强集体领导是大会的共识，而邓小平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无疑是这一共识的集中概括。

1956年9月16日，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作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在报告的第三部分，邓小平对民主集中制进行了详尽的论述。他根据党的组织生活经验，阐释了党章草案在上下级关系问题上的若干新规定，指出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另一个基本问题，“是各级党组织中的集体领导问题”，进而强调了加强集体领导和反对个人崇拜的重要意义。邓小平指出：“关于坚持集体领导原则和反对个人崇拜的重要意义，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作了有力的阐明，这些阐明不仅对于苏联共产党，而且对于全世界其他各国共产党，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很明显，个人决定重大问题，是同共产主义政党的建党原则相违背的，是必然要犯错误的，只有联系群众的集体领导，才符合于党的民主集中制，才便于尽量减少犯错误的机会。”

作为加强集体领导的“一项根本的改革”，邓小平提出实行党的全国和省、县代表大会的常任制。全国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五年，省一级的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三年，县一级的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二年。这三级代表大会一律每年开会一次。邓小平指出，党代会不能定期召开，是我们党的民主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的缺点。而党代会常任制度的最大的好处，“是使代表大会可以成为党的充分有效的最高决策机关和最高监督机关，它的效果，是几年开会一次和每次重新选举代表的原有制度所难达到的。”

邓小平还分析了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的辩证关系，指出：“巩固集体领导并不是为了降低个人的作用，相反，个人的作用，只有通过集体，才能得到正确的发挥，而集体领导，也必须同个人负责相结合。”

最后，邓小平专门谈了“领袖对党的作用”，指出苏共二十大的一个重要的功绩，“就是告诉我们，把个人神化会造成多么严重的后果。”结合中国共产党的具体情况，邓小平指出，“我们党从来认为，任何政党和任何人在自己的活动中，都不会没有缺点和错误，这一点，现在已经写在我们的党章草案的总纲里去。正因为这样，我们党也厌弃对于个人的神化。” 鉴于个人崇拜“是一种有长远历史的社会现象”，并且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我们党的生活和社会活动中，邓小平号召全党，“继续坚决地执行中央反对把个人突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真正巩固领导者同群众的联系，使党的民主原则和群众路线，在一切方面都得到贯彻地执行。”[11]

邓小平的相关表述落实到了新修改的八大党章中。八大党章在总纲中规定“任何政党和任何个人在自己的活动中都不会是没有缺点和错误的”，“党决不容许把个人放在集体之上的行为，任何党的组织都必须严格遵守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原则”。

八大党章最大的变化，是删除了“毛泽东思想是全党的指导思想”的内容。实际上，八大期间，无论是毛泽东的开幕词，刘少奇的政治报告，还是邓小平的修改党章报告，都没有出现“毛泽东思想”一词。与此相呼应的是，八大党章也做出了一些强化集体领导的规定。如八大党章改变了七大党章将党中央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和党的书记处主席一人兼三任的体制，实行党的总书记制度，中央主席兼任中央政治局主席职务，但已不再兼任党的总书记。增设了党的中央委员会副主席职位，还规定“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的时候，可以设立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一人”。

应该说，中共八大关于反对个人崇拜的规定和设想是正确的，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然而，这一良好开端并没有在八大以后持续下去，个人崇拜现象反而日渐升温，最终造成了文革中的造神运动。这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八大本身在反对个人崇拜上有缺陷。

三、邓小平对反个人崇拜的认识

苏共二十大反对个人崇拜的做法，迅速在国际共运阵营引发了强烈的连锁效应。各国共产党都开始关注个人崇拜的问题，中国党内外也出现一些议论。如长春市干部中有些人认为，中共也有个人崇拜的现象，如开会时只给毛主席致敬电，不给党中央致敬电，电影里只提毛泽东军事思想，不提党的军事思想，农业发展纲要中只说毛主席的指示，不提中央的指示等。广州市工商界部分人士提出，“我们过去有时说‘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这是不够恰当的，带有封建色彩，也是个人崇拜，忘记了党的集体领导的力量！”甚至还有人提议：“我们国家对党的领袖也应注意”，“不应强调喊毛主席万岁”[1]24。

在这些反思中，毛泽东的态度无疑具有决定性影响。从毛泽东在苏共二十大后的一系列谈话中可以看出，他对待苏共反个人崇拜的态度是复杂而微妙的，用他自己的话说叫“一则以喜，一则以忧”[12]。毛泽东喜的是赫鲁晓夫揭开了斯大林问题的盖子，解除了套在他和中共头上的紧箍咒，不再受斯大林的束缚。毛泽东忧的是，苏共的做法扩大开来，将会造成蛇无头不行的局面，并且可能殃及到他自身。毛泽东后来说，个人崇拜有正确和错误的，正确的必须崇拜，不崇拜不得了。

毛泽东对批判个人崇拜的态度，在他主持修改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体现得尤为明显。文章断定斯大林犯错误的主要原因，第一是“难免”，说共产党从事的是前无古人的事业，犯错误是不可避免的，“完全能够理解”。第二是“认识偏差”，认为斯大林的错误不能统统归结为个人崇拜，从根本上说还是主观不符合客观，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是思想方法问题。第三是“不自觉”，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但也是一个犯了几个严重错误而不自觉其为错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毛泽东的这种认识论，使得反对个人崇拜问题成为一个敏感的政治话题。中共八大就有意识地做了低调处理，反对个人崇拜问题没能像苏共二十大那样，成为中共八大的主要话题。与会代表的相关发言，多是强调要坚持集体领导。邓小平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对个人崇拜问题讲的最多，用了一整段进行论述。但邓小平并没有就此问题进行重点阐述，而且口吻也相当含蓄。邓小平的这一整段论述可以归纳以下几点内容：第一，对领袖的爱护不是个人崇拜。第二，个人崇拜会造成严重的恶果，我们党也厌弃个人崇拜。第三，我们党很早就注意到了个人崇拜的危害性，并且采取了很好的措施防范个人崇拜。第四，个人崇拜作为一种有长远历史的社会现象，在我们党内会有所反映。第五，我们要坚决执行中央反对个人崇拜的方针。在邓小平看来，中共完全有能力克服个人崇拜，但他并不承认中共党内有严重的个人崇拜问题，只是委婉地指出“在党内不会不在我们党的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有它的某些反映”。这显然不符合史实，个人崇拜现象自延安整风时就已经开始。延安整风树立了毛泽东的绝对权威，授予毛泽东独断专行的权力，毛泽东的作用被神化。延安整风后，“毛泽东万岁”的口号传遍延安，《东方红》也迅速传播。七大上更是出现了一派颂扬毛泽东的热烈场面，刘少奇、周恩来、张闻天、彭德怀等中共领导人在发言中都不遗余力地歌颂毛泽东。七大会场挂满了献给毛泽东的锦旗，黄炎培、傅斯年等国民参政会代表参观延安时，这些锦旗依在。傅斯年的一句“堂哉皇哉”让毛泽东也觉得不好意思。这时中共党内奉给毛泽东的“伟大”称号比“文革”时期还要多，“不但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家和政治家，而且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理论家和科学家”，“中国人民有了自己自古以来未曾有过的最伟大的领袖”。

有意思的是，邓小平在述及中共很早就意识到个人崇拜的危害时，特别提到了毛泽东，说党中央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正是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企业的名字，“这对于制止歌功颂德，起了很有益的作用”。邓小平这一说，既顺应了苏共二十大后风靡社会主义阵营的反对个人崇拜浪潮，又维护了毛泽东的个人威信。正如麦克法夸尔教授所言：“邓小平在他的报告中谈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反对个人崇拜的斗争时，却捍卫了毛泽东的地位。”[13]159

作为大会的秘书长，邓小平在中共八大上一项任务是审改与会代表的发言稿。彭真在为八大准备的发言稿时，打算在后半部分阐述正确对待革命领袖和反对个人崇拜问题。邓小平对发言稿提出的审改意见，再次表现出他对待反对个人崇拜的谨慎态度。邓小平希望彭真发言稿的后一部分把握好分寸，内容上可以概括一点说，文字上也可得到缩短。他建议彭真多找几个人斟酌，最好请主席看看[14]。

由此可见，在对待反个人崇拜问题上，邓小平完全洞悉了毛泽东心思。毛泽东虽然欢迎苏共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但并不希望中共也批判个人崇拜。相反，在毛泽东看来，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还是需要对领袖的个人崇拜。联系到毛泽东在1958年3月成都会议上提出的两种个人崇拜论，邓小平在中共八大上的谨慎态度显得极为明智。只是，这种在个人崇拜问题上“尽力为毛泽东开脱”的做法[13]163，必然导致八大关于发扬党内民主和加强集体领导的制度规定形同虚设，八大后日渐升温的个人崇拜也就在所难免。参考文献：

[1]沈志华.中共八大为什么不提“毛泽东思想”[J].历史教学，2005，32（12）：1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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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29—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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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1卷）[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159.

[1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中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1314.

[责任编辑：范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