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有武备”而“胜残去杀”——孔子之军旅事迹与战伐主张考论

余治平

引言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甚至在许多儒学研究者那里，殷周时代的儒家就是那些曾经的王公贵族、后来却没落而沉积在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儒家思想也推崇仁爱，强调宽以待人，恭谦忍让，做事谨小慎微，所以儒家似乎一直与武力、武装、武备不沾边，先天就缺少尚武的精神。甚至，还有论者把宋朝的灭亡直接归因于文人主政、儒术治国的祸害。实际上，这些都是对儒家的一大误解。仅在先秦时期的儒家著作中，从《周易》、《尚书》、《逸周书》，到《论语》、《孟子》、《荀子》，乃至《春秋三传》，从来都不乏军旅、师甲、征战、攻伐、兵帅、卫戍之事的记载和论述，只是到了秦汉之后，这一方面的内容才被一代代儒生们逐渐读丢了，被选择性地遗忘了。儒家历来心系国家安危和天下民生，其治政方略不可能唯独缺少武备这一块，至少也应该有一定的战略防卫意识。一个朝代的覆亡，深究原因，复杂无比，作为主导意识形态的儒学，肯定脱不开干系，但儒术也绝不可能成为罪魁祸首。因为同样的儒学，为什么在其他王朝里却能够催生出盛世、中兴的局面呢!儒术作为一种完整的学理体系，其本身肯定是圆融、自洽的，至少是向善的。但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历史场景里使用它、实践它，则必然产生不同的政治结果。在今古中国，经是对的但和尚念歪了的可能性随处都存在。于是，要想对儒术做出一个科学、正确的评判，分清政之过、儒之过便显得尤为重要。大谈特谈心性、内圣之学，而忽略外王、事功之学，肯定已经滑入了儒家的一个偏端，从而给人们造成一种极为不好的印象，即历史上的儒家往往都吃饱饭没事干，只会坐而论道，抒发一些修身养性的玄虚言辞而已。而只强调王制、礼法，却闭口不谈军事武备，同样也肯定看不到儒家的全貌，又让人们觉得儒家能文而不能武，动动嘴巴而已，似乎存在着先天不足。而只阐发儒家仁爱、不忍人之心、去战、厌战的一面，却无视儒家对正义战争的主张和提倡，好像儒家根本就不懂得战争与政治的密切关联。历代儒家研究者本身对这些由来已久的成见应该负有一定的责任，因为他们研究的着力点和切入面往往已经有所偏离，甚至干脆把涉及军事武备领域的问题、观点与主张拱手转让给善于打仗的兵家，这样一来，他们的研究成果传播给普通民众的则肯定是一幅不全真、半歪曲了的儒家面孔。不谈战争，政治学就不完整。失去国防能力，国家再富，也是一堆烂泥。

一、“未之学”否?

孔子隆礼法、重文教，一向被世人所认同，但他究竟懂不懂武略、是不是亲历过战伐征讨的实践、有没有自己的军事思想则历来争论不休。持否定意见者的理由主要是孔子本人对卫灵公曾经说过的一句话。《论语·卫灵公》记，“卫灵公问陈于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明日遂行。”①陈，通阵，指双方军队开战前所排列的阵形、阵法。《说文解字·耳部》曰:“陈，列也。”俎、豆，是周人祭祀用的礼器，后又引申为动词化的祭祀、崇奉。《史记·孔子世家》:“常陈俎豆，设礼容。”又，《庄子·庚桑楚》:“而窃窃焉，欲俎豆予于贤人之间。”而持肯定意见者也有一定的文献根据，《史记·孔子世家》载，“冉有为季氏将师，与齐战于郎，克之。季康子曰:‘子之于军旅，学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学之于孔子。’”②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李金华标点，岳麓书社1988年版，第418 页。孔子之于“军旅之事”如果真的“未之学”，那么，弟子冉有为什么还偏说自己“学之于孔子”呢?于是，孔子之于军旅，学与未学便成为一个事关儒学性质的重要问题。

要想弄清孔子之于军旅的学与未学，有必要首先了解一下《论语》中的“卫灵公问陈”的具体语境，乃至卫灵公的德行人品及其与孔子的瓜葛。卫灵公，是春秋卫国第二十八代国君，姬姓，卫氏，名元，乃卫襄公之子，卫后庄公之父，卫出公之祖父。卫灵公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昏君之一，好男宠，多猜忌，脾气暴躁，但也能够提拔和重用仲叔圉、祝鮀、王孙贾之类的贤臣，进而才保证了卫之国政能够正常运转，其本人在位竟达41年。

《史记·卫康叔世家》载，卫灵公“三十八年，孔子来，禄之如鲁。后有隙，孔子去。后复来。”孔子刚到卫国的时候，灵公对他非常尊重，按照孔子在鲁国的俸禄标准也“致粟六万”。但不久因为有人蓄意谗言、诬陷，卫灵公开始对孔子产生疑心，便派宠臣公孙余假跟随孔子师徒出入于内外，试图监视他们的言行举止。孔子害怕会被莫名其妙地治罪，在卫国仅住了十个月，就带弟子前往陈国。快到陈国的时候，路过匡城，匡人误将孔子当作阳虎，死死围困了五日，逼得孔子非常无奈地感慨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孔子师徒逃离匡城后，到了蒲地，又碰上卫国贵族公叔氏发动叛乱，再次被围。逃脱后，孔子又返回卫国，卫灵公听说孔子师徒归来了，非常高兴，亲自出城迎接。卫灵公走上来就询问孔子:“蒲，可伐乎?”孔子对曰:“可。”卫灵公说:“吾大夫以为不可。今蒲，卫之所以待晋、楚也，以卫伐之，无乃不可乎?”孔子回答说:“其男子有死之志，妇人有保西河之志。吾所伐者不过四、五人。”卫灵公说:“善。”然后不伐蒲。这是我们所能够看到的卫灵公第一次向孔子询问战伐之事的文字记载，事情当发生于鲁哀公二年。孔子的回答可能早已充满了愤懑之情。因为刚刚从蒲地归来，叛军害民，已经身有所感，被围困的情景还历历在目，所以表态也便非常果断、干脆。孔子刚从战地前线逃亡归来，因而比较了解叛军的情况，蒲城之内，男人宁愿战死也不愿意把自己的城池拱手送给别国，女人也想保住地盘，但因为胆小怕打仗，普遍存在厌战情绪。灵公军队所讨伐的只不过是追随公叔氏叛乱的一小撮人而已，因而没有不胜的道理。然而，遗憾的是，卫灵公最终并没有派兵讨伐蒲地的叛军。既然满心询问，却又不采纳意见，这可能已在孔子心中埋下了不悦。加之此后的卫灵公对孔子几乎一直爱理不理，孔子时常不得不喟然感叹:“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三年有成。”于是，又频添几次出于卫、返于卫的尴尬和挫折。出离是因为怀才不遇，始终不被当一回事，而返回则属于万般无奈，因为离开卫国，实在也没有合适的去处。

卫灵公“三十九年，太子蒯聩与灵公夫人南子有恶，欲杀南子。蒯聩与其徒戏阳遫谋，朝，使杀夫人。戏阳后悔，不果。蒯聩数目之，夫人觉之，惧，呼曰:‘太子欲杀我!’灵公怒，太子蒯聩奔宋，已而之晋赵氏”①司马迁:《史记·卫康叔世家》，李金华标点，岳麓书社1988年版，第291 页。。太子蒯聩(一说非灵公所生)刺杀灵公夫人南子(一说是蒯聩的生母)不成，逃到晋国，投靠了赵氏。卫灵公企图追杀，所以便请教孔子是否可以排兵布阵、兴师问罪于晋国。孔子可能觉得，父子之争，乃家务事，谁对谁错，很难辨清，外人不便插嘴，无论打输了还是打赢了，你们毕竟还是父子。再说，为了一点点的家务小事，而且最初还起因于一个淫乱异常的女人，就悍然发兵打仗，师出无名，不属于正义战争的范畴，因此这个时候，“卫灵公问陈”，着实令孔子难以正面回答，所以干脆搪塞一句“未之学”，应付了事。与卫灵公第一次询问战伐之事所得到的回答“可”相比，这一次孔子的态度则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讨伐叛军，符合礼法;为了夫人，攻打儿子，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但孔子为什么没有把其间的道理直接向卫灵公挑明却只委婉否决呢?答案就是寄人篱下啊!如果孔子回答说“可”，则助纣为虐，为虎作伥，君子不为也;如果孔子回答说“不可”，则必然为自己制造麻烦，更何况灵公自己如果要兴师讨伐，任何人都是阻止不了的。回一句“未之学”，其中的意蕴还是让你卫灵公自己去好好反思吧!

而更为重要的背景还包括，孔子到卫国后就发现，卫灵公原本就是一个无道之君，没有按照仁、礼的要求去治理国家，卫国的政治过失就在于“本未立”，但此时的卫灵公见到孔子却根本不问仁义如何、礼乐如何。“俎豆之事”是孔子的强项，卫灵公不虚心求教，而是走上来就谈征战、讨伐之事，孔子心里当然很不自在，很不愉快，回答一句“未之学”已经算是相当客气的了。②事见《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将西见赵简子，至于河乃还，而反乎卫，入主蘧伯玉家。他日，灵公问兵陈。孔子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明日，与孔子语，见蜚鸿，仰视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复如陈。夏，卫灵公卒。”但据《春秋左传》，时间和人物则都有改变。哀公十一年，“孔文子之将攻于大叔也，访于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闻也。’退，命驾而行。”按照郑玄的注释:“万二千五百人为军，五百人为旅。军旅，末事。本未立，不可教以末事。”③刘宝楠:《论语正义·卫灵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609 页。在儒家看来，大凡治国理政，当以礼乐为本，军旅为末。一旦本之事确立了并牢固下来，末之事则水到渠成，无须刻意为之。“军旅之事”不是孔子没学，也不是孔子不会，而是卫灵公作为一国之君连最起码的仁义、礼乐一类政治要务都还没有掌握和推行，教了你兵戎战伐经验，反倒贻害无穷。

二、孔门弟子之军旅武功

孔门弟子中，并不是个个都像颜回那样只善于修养身性而不善处理世事的羸弱书生，许多人都直接参与乃至有效推进了各大诸侯国的政治实践，能够带兵打仗的也不在少数，冉有、子路、樊迟等都是当时闻名的军事将领。孔子的其他弟子并非没跟老师认真学过射、御等武事，而只是这几个人相对杰出、被后世称颂得多一些罢了。子路应该通于武备，其军事才能起码还得到过孔子的肯定和认可。《论语·公冶长》记，孟武伯问:“子路仁乎?”孔子说:“不知也。”孟武伯又问。孔子说:“由也，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不知其仁也。”赋，指在民间征集兵员、军用物品或军事费用。①钱穆指出:“古者征兵员及修武备皆称赋。治赋，即治军也。”见《论语新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15 页。治赋，即治兵、治军，这里泛指管理所有武备之事。在孔子的眼里，子路可以治军，但能不能施行仁爱则不敢保证。亦即，子路虽然可以帮助君王带兵打仗，但政治上还显得不够成熟，有待于进一步锻炼和考验。

孔子弟子中，公良孺甚至还有却敌撤退的神奇本领。《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过蒲，会公叔氏以蒲畔，蒲人止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以私车五乘从孔子。其为人，贤，有勇力，谓曰:‘吾昔从夫子遇难于匡，今又遇难于此，命也已。吾与夫子再罹难，宁斗而死。’斗甚疾，蒲人惧，谓孔子曰:‘苟毋适卫，吾出子。’与之盟，出孔子东门”②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李金华标点，岳麓书社1988年版，第414 页。。公良孺贤而又勇，关键时刻凭借殊死决斗、不怕牺牲的大无畏气概就足以让敌兵闻风丧胆，把蒲人逼到谈判桌上来，从而使孔子摆脱危厄、逢凶化吉。

孔子弟子的军旅武功，或来源于孔子，或来源于其他。而有据可查的唯一记录是，冉有曾坦率承认过，“学之于孔子”。《史记·孔子世家》称“冉有为季氏将师，与齐战于郎，克之”。事在鲁哀公十一年，齐师犯鲁，兵临城下的燃眉之急，《春秋左传》记，冉有建言季康子“一子守，二子从公御诸竟”。可惜，这个时候的季康子已不能凝聚和整合叔孙氏、孟孙氏两大力量而共同御敌了。冉有还鼓动季康子使用“激将法”，以形成广泛的抗敌统一战线，“一子帅师，背城而战。不属者，非鲁人也”。大敌当前，坐视国土流失、人民遭殃，叔孙氏、孟孙氏总归要有爱国心的。但如果叔孙氏、孟孙氏不想迎战齐军，也是有理由的，因为鲁国之政毕竟独掌于季孙氏的手中。但即使他们不出兵，仅凭季孙一族的兵力和实力也足以打败来犯之敌。冉有冷静、理性地分析说:“鲁之群室，众于齐之兵车。一室敌车，优矣，子何患焉!”正所谓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但如果季孙氏再不抗战，则一定说不过去。“当子之身，齐人伐鲁而不能战，子之耻也，大不列于诸侯矣!”季孙氏不出手还击打上门的齐师，鲁国则必死无疑。所以，抗与不抗的利害关系已经昭然若揭。季康子挂帅亲征之后，冉有任左军统帅，樊迟为右帅，他们率部抗击，身先士卒，以步兵执长矛的突击战术，先击溃齐军右师，齐人溃逃，正当“宜将剩勇追穷寇”之时，“冉有请从之三”，可“季孙弗许”③顾馨、徐明校点:《春秋左传·哀公十一年》，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375 页。，否则，鲁师还可以取得更大的胜利。班师还朝之后，冉有趁机说服季康子迎回流亡14年的老师孔子。

冉有，名求，字子有，鲁国人。小孔子29 岁，是孔子最器重的弟子之一，在孔门中以善于从政和打仗而著名，“智勇双全，了解战术，善于用兵”④袁全书:《孔子及其弟子事迹考诠》，(台北)三民书店1969版，第262 页。，做过鲁国贵族季孙氏的家臣，孔子称其“可使治赋”。《论语》之《公冶长》篇中，孔子称冉有“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为之宰”。《雍也》篇中，孔子又评价他说，“求也艺”。《先进》篇则明确把冉有分在政事一科，而不在德行、言语、文学之中。冉有不但深得孔子赏识，而且季氏也非常看重他。孔子周游列国时，季康子就指名邀请跟随孔子的冉求回国帮助治理政事，冉求回国后任为“季氏宰”，成为鲁国权贵家族的总管，因率军抗齐，英勇善战，而建立战功。但《论语·先进》又载，“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周公，指姬“周王室之公，犹三桓之世为鲁卿”①钱穆:《论语新解·先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290 页。，职系周“天子之宰、卿士”②何晏、邢昺:《论语注疏·先进》，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8 页。。季孙氏，作为鲁君之臣，作为一个诸侯国的卿士，所拥有的财富却堪比周天子的宰相。而作为鲁宰之宰即季氏家臣的冉有显然难辞其咎。“周公封鲁，取民之制，不过什一。自后宣公税亩，已为什而取二。季氏四分公室，已取其二，量校所入，踰于周公赋税之数，故曰‘季氏富于周公’。”③刘宝楠:《论语正义·先进》，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455 页。冉有因为帮助季氏进行田赋改革，进一步搜刮百姓，为季孙氏聚敛财富，而受到孔子的严厉批评，甚至要清理门户，声称冉求不再是他的学生，要求其他弟子予以围攻。④但季康子在推行田赋改革之前，一度专门派冉有请教、咨询过孔子。《春秋左传·哀公十一年》记，“季孙欲以田赋，使冉有访诸仲尼。仲尼曰:‘丘不识也。’三发，卒曰:‘子为国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对，而私于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于礼: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如是，则以丘亦足矣。若不度于礼，而贪冒无厌，则虽以田赋，将又不足。且子季孙若欲行而法，则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访焉?’弗听。”在孔子看来，“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一向是君王治政的基本原则，有典不依，有礼不遵，本已打算苟且行事，又何必派人造访呢!而在季康子的眼里，“周公之典”虽然完备，但已明显适应不了当下之需，既然有求于“国老”则无非希望拿出一个现实、可行的赋税改革方案，而你孔老夫子似乎也只会简单照搬、照抄而已。为政者与知识分子的差距常在于此。看来，在孔子的眼里，治国、治民者，仅仅善政事、精武功，还不够，更需要善心、德行的规劝和引导。

三、射、御之学

那么，孔子的军旅之学里，究竟含有哪些内容呢? 《论语·雍也》中，孔子说，冉“求也艺”。冉有的“艺”应该不出“六艺”范围。孔子是在回答季康子的问题:冉有因为精通六艺，所以方可跟随你从政、治国。而“古以礼、乐、射、御、书、数为六艺。人之才能，由六艺出”⑤刘宝楠:《论语正义·雍也》，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222 页。。这里，礼、乐、书、数乃为文道，而射、御则属于武道。射，在孔子时代的教学实践中，可能是一门非常重要的课程。《论语·八佾》中，孔子说:“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孔子所描述的射，应该是盛行于殷周上流贵族之间的一种大射礼。⑥春秋之射礼，可分为大射、宾射、燕射、乡射。“《礼经》言，射有四:一曰大射，天子、诸侯、卿大夫将祭而择士，天子于射宫，诸侯于大学，卿大夫于郊，士无臣，无所择，故无大射礼。二曰宾射，天子在治朝，诸侯则或在朝，或盟会在竟，卿大夫、士皆有之，亦射于郊。三曰燕射，天子、诸侯在路寝，卿大夫、士亦在郊。四曰乡射，州长春秋属民，射于州序，天子、诸侯皆无此礼。”见刘宝楠《论语正义·八佾》，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87 页。君子一向恭逊谦让，待人以宽，唯独在操练射技的竞争中不让于人。但射之前，能够作揖互拜，一同升、降堂阶;射之后，还能够举杯对饮，互敬互学，以礼化争，共同分享演习带来的乐趣和喜悦。恰好应验了今天人们非常流行的一句口号: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根据《论语》一书的描述，孔子可能既会捕鱼，又能打猎，既懂一定的渔猎技法，又有一定的仁爱之德。《述而》篇称其“钓而不纲，弋不射宿”。钓，指用钩子钓鱼，通常是一竿一钩。纲，指在一根大的绳索上悬挂许多小钩，横放在河流里。钓，只有一竿子提起，愿者上钩，不至于殃及无辜鱼群。而纲则近乎一网捞尽，无论大小，悉数进网。用钩而不用纲，明显是怜惜那些还未到被人捕食时候的小生命。弋，即缴射，指用带有细绳的箭矢射杀飞鸟。宿，即宿鸟，指栖息于巢中的飞鸟。宿鸟不飞，或休养生息，或孵卵育雏，此时射杀，虽必能有所收获，但却难免偷袭之嫌，属不义之举。

《八佾》篇中，孔子要求弟子“射不主皮，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上古之射，一般可分为军射和礼射。军射相当于皇族、官方的军事操练。而礼射则是平民喜闻乐见的习武、健身。军射强调一定要制敌于死地，以杀伤力取胜。而礼射则无意于厮杀，多重视礼乐属性。“古之射，张一布，称为侯。或画五彩画兽，为正。或于中心贴一皮，或熊或虎或豹，为鹄。不主皮，或说，射以观德，但主于中，不主贯革。”①钱穆:《论语新解·八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70 页。射箭的目的并不是军事、武功本身，而是在于培育优秀的政治品格与过得硬的道德素质。《仪礼·乡射礼》说:“礼射不主皮。主皮之射者，胜者又射，不胜者降。”②陈戍国点校:《仪礼·乡射礼》，岳麓书社1989年版，第173 页。兵帅士卒之于军射，理当全力以赴，不可苟且偷懒。但参加礼射的人并不以强取胜，体力有大小，身材有高低，只要射中目标就行，不必非得都穿透靶子中心的兽皮。礼射的标准有三:一方面，技艺要精，本领要强;另一方面，政治标准永远高于军事标准，部队也会首先重用那些具有盛德嘉行的人才。军射虽然能够征服敌人，但也必须辅以礼射。两军对垒，短时间内是比军事实力，拼武器、拼战需，而时间一长则一定靠人心、靠道德。

御，也是六艺之中的一科。御，即驾御，指驾驶车马。上古时代，车马来之不易，比较珍贵，非寻常百姓所能拥有。车和马最先可能都只用于军旅战伐，后来才普及到民间而成为一种常见的交通工具。在孔子活着的时代，车马仍然稀缺，所以驾御还算是一门非常重要的专业本领和军事技能。春秋末期，诸侯国的大小、国家的强弱通常都以车马的多少来衡量，一车四马为一乘，“百乘之家”、“千乘之国”、“万乘之国”一类的说法在当时非常流行。作为战斗单位，每一辆战车可载兵甲三人，坐在两边的叫做车左、车右，坐在中间的则叫做御。车左主射，负责射击;车右持戈，负责砍杀;而御则手执缰绳和旌绥，指挥左右，掌握方向，控制速度。《论语·子罕》记，达巷党人③达巷党人，这里可能指聪慧过人、能够不学而自知的项橐。《淮南子·修务训》称:“夫项橐七岁为孔子师，孔子有以听其言也。”《汉书·董仲舒传》中，董子“对策”亦曰:“臣闻良玉不琢，资质润美，不待刻琢，此亡异于达巷党人不学而自知者也。”说:“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孔子听了，则对弟子们说:“吾何执?执御乎?执射乎?吾执御矣!”项橐赞美孔子博学而不器，追求仁道大义而没有沦落为徒具一技之长的专家，然而，“夫子谦言但当执一艺以成名，不敢当党人之誉已也”④刘宝楠:《论语正义·子罕》，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322 页。。既然要做出一种谦虚而有教养的姿态，干脆就挑六艺之中最卑微的一技以表明自己仍还只是专家，还没有达到“博学”的层次。《礼记·曲礼下》说:“问大夫之子，长，曰:‘能御矣。’幼，曰:‘未能御也。’”⑤陈戍国点校:《礼记·曲礼下》，岳麓书社1989年版，第293 页。可见，在春秋时代，御可能是男子从少年走向成年的入门课，属于必须学习的最基本技能。而将御纳入到“六艺”中来，至少说明原始儒家的精神气质中也还具有一定的崇武、尚武要求。

《论语·乡党》记，孔子“升车，必正立，执绥车中，不内顾，不疾言，不亲指”。孔子懂御，当然也没必要这般小心翼翼、如履薄冰，所以这里的描述可能是孔子向弟子演示乘车之礼的整个过程。“不内顾”说明孔子时代的战车制造技术已获得进一步提高，开始有车厢装置了，更安全，更实用。按照御之礼的要求，登车“必正立”、“不内顾”⑥不内顾，《白虎通·车旗》解释说:“‘车中不内顾’者，何?仰即观天，俯即察地，前闻和鸾之声，旁见四方之运，此车教之道。”而何晏正义则曰:“言孔子在车中，前视则不过衡、轭之前，傍视则不过輢、毂之后。”、“不疾言”、“不亲指”⑦不亲指，当为“不妄指”之误抄。《礼记·曲礼上》曰:“车上不广欬，不妄指。”，但打起仗来，杀敌保命最要紧，哪里还顾得上这么多繁文缛节呢?!所以，打仗归打仗，礼节归礼节，但又不是互不搭界，孔子所做的工作正是为了给必备的军事技能上一道必要的政治路线和德性基础的保险栓。

而孔子本人的军旅之学又学之于哪里呢?或学之于时人，或学之于先人。学之于时人已经无从稽考。但分析现存史籍，孔氏家族还真不乏武士传统，或可成为孔子军旅思想的家学渊源。孔子的祖上一度是殷商王朝宋国之君，上溯三代，在鲁国也出过武士。《春秋左传·昭公七年》中，鲁国贵族孟僖子明确称孔子为“圣人之后”，可能就是指孔子具有殷人的血统，祖先曾经具备非常美好的德行。孔子“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厉公”⑧顾馨、徐明校点:《春秋左传·昭公七年》，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277 页。，弗父何原本应当做宋之国君，但后来却主动让给了弟弟厉公。而宋国又是商纣王在平定武庚叛乱之后分给庶兄微子的一个封国，辖殷商旧都附近的地区。于是，孔子的祖先开始由王室世家变为诸侯之家。《孔子家语·本姓解》说:“孔子之先，宋之后也。”①《孔子家语·本姓解》，见《百子全书》，第一册，岳麓书社1993年版，第86 页。据钱穆的《孔子传》说，弗父何的曾孙是“正考父”，辅佐过宋戴公、武公、宣公，三朝皆为上卿，曾校定《诗·商颂》十二篇。②陆德明《毛诗音义》说，后来孔子删定《诗》时，只保留了其中的五篇，见雒江生《诗经通诂·商颂·那》，三秦出版社1998年版，第897 页。这样，诸侯之家便又变成了公卿之家。正考父为人非常恭敬、节俭，其鼎铭文曰:“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循墙而走，亦莫余敢侮。饘于是，鬻于是，以糊余口。”③顾馨、徐明校点:《春秋左传·昭公七年》，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277 页。显示出极高的谦卑精神和德性修养。正考父生孔父嘉。宋穆公时，孔父嘉一度为大司马。④钱穆:《孔子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2 页。

《春秋左传》桓公元年、二年所提及的“孔父”就是孔父嘉。孔父嘉的曾孙则是孔防叔。《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其先宋人也，曰孔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纥。纥与颜氏女野合生孔子，祷于尼丘得孔子”⑤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李金华标点，岳麓书社1993年版，第408 页。关于“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纥”之说，清人崔述指出:“此文或有所本，未敢决其必不然。然《史记》之诬者十七、八，而此文又不见他经传，亦未敢决其必然。”见崔述《洙泗考信录·卷一》，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 页。。但按《孔子家语·本姓解》的谱系，则似应“弗父何生宋父周，周生世子胜，胜生正考甫，考甫生孔父嘉。五世亲尽，别为公族，故后以孔氏焉”。“孔父生子木金父，金父生睪夷，睪夷生防叔，避华氏之祸而奔鲁。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纥。”⑥《孔子家语·本姓解》，见《百子全书》，第一册，岳麓书社1993年版，第86 页。然而，对《孔子家语》的这一段文字，崔述却予以了大胆怀疑与否定，理由主要有三条:首先，“鄹叔以前，见于《春秋传》者仅弗父何、正考父、孔父嘉三世。见于《史记·世家》者，仅防叔、伯夏二世。此外皆不见于传记。《史记》之言，余犹不敢尽信，况《史记》之所不言者乎!”其次，“且孔父嘉为华督所杀，其子避祸奔鲁，可也。防叔，其曾孙也，其世当在宋襄、成间。于时华氏稍衰，初无构乱之事。防叔安得避华氏之祸而奔鲁乎?”再次，“《家语》一书本后人所伪撰，其文皆采之于他书而增损改易以饰之”。见《洙泗考信录·卷一》，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 页。孔子以先祖的字为氏，而姓孔。⑦关于孔姓的来历，钱穆在《孔子传·孔子的先世》中曾经指出:“孔父是其字，嘉是其名。因获赐族之典，其后代以其先人之字为氏，乃曰孔氏。孔父嘉为孔子之六代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2 页。叔梁纥是鲁国的郰邑宰，身高十尺，力气很大，《春秋左传·襄公十年》记载，偪阳之役中，他一人独自力托悬门。⑧顾馨、徐明校点:《春秋左传·襄公十年》，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87 页。哀公十七年，齐鲁防之战中，叔梁纥率三百甲士夜袭齐军，救出并送走被俘大夫臧纥，然后又回师固守。⑨顾馨、徐明校点:《春秋左传·哀公十七年》，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202 页。于是，孔子的先祖便又由公卿之家变成了士族之家。由此，人们便可以得出一个不难理解和想象的结论:“‘军旅之事’乃是孔子世传家学，孔子既出身于这样一个‘士’的家庭，必然带有父辈的遗传气质，不能不受其久远的武事家学的熏陶和影响。”10柯远扬:《孔子军事思想试探》，见军事科学院战略部、后勤学院学术部编《先秦军事研究》，金盾出版社1990年版，第251 页。

四、孔子“未尝屡临战事”乎?

孔子之所以能够教给弟子以军旅之学，或许是因为他本人亲历过战伐实践。于是，我们便必然面临——孔子一生有没有打过仗，如果有，他立没立过战功——之类的追问。钱穆一度说过“孔子未尝屡临战事”11钱穆:《论语新解·述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76 页。，然而，《春秋左传》记，鲁定公十年:

夏，公会齐侯于祝其，实夹谷。孔丘相。犁弥言于齐侯曰:“孔丘知礼而无勇，若使莱人以兵劫鲁侯，必得志焉。”齐侯从之。

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两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乱之，非齐君所以命诸侯也。裔不谋夏，夷不乱华，俘不干盟，兵不逼好，于神为不祥，于德为愆义，于人为失礼，君必不然。”齐侯闻之，遽辟之。

将盟，齐人加于载书曰:“齐师出竟，而不以甲车三百乘从我者，有如此盟!”孔丘使兹无还揖对，曰:“而不反我汶阳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

齐侯将享公，孔丘谓梁丘据曰:“齐、鲁之故，吾子何不闻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执事也。且牺、象不出门，嘉乐不野合。飨而既具，是弃礼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用秕稗，君辱;弃礼，名恶。子盍图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

齐人来归郓、欢、龟阴之田。①蒋翼骋标点:《左传·定公十年》，岳麓书社1988年版，第381、382 页。

孔子作为鲁国的相礼，陪伴定公与齐景公在夹谷会晤。齐大夫犁弥以为孔子只知礼仪而缺乏勇猛，便建议景公乘机安排莱夷之人劫持鲁定公。齐景公听从了犁弥的计谋。孔子肯定是身怀武艺并具有一定的勇果精神的，否则便不可能带着定公突破陷阱、死里逃生。据《孔子家语·相鲁》描述，定公到达会晤之所，登坛进阶，“［献酢］既毕，齐使莱人以兵鼓噪，劫定公，孔子历阶而进，以公退”②《孔子家语·相鲁第一》，见《百子全书》，第一册，岳麓书社1993年版，第5 页。。莱夷人刚一动手，孔子赶忙冲上前去，拽着定公，撒腿就跑，并当机立断，命令鲁国的左右司马及随从拿起武器，奋力还击，誓死保护定公的人身安全;同时又不忘进行一番严厉的政治说教——齐、鲁两国的元首聚会盟约，而俘虏来的东夷莱人却携带武器蓄意捣乱，这哪里是堂堂齐王用来命令四方诸侯的方式、方法!历来，四边之民不得觊觎华夏之土，夷狄蛮族不干扰中原各国，败军之俘虏不可能破坏战胜国之间的盟会，武器并不是用来威胁友好会盟的，否则，对于神灵来说都是不吉祥的，对于道德而言则也丧失礼法正义。假如你们齐王知道了，肯定不会同意你们这么蛮干的。齐景公听了孔子的一番话，似乎感到很内疚，赶忙撤走了莱人。孔子凭借自己的勇敢和智慧粉碎了齐人劫持鲁定公的阴谋，可谓护驾有功。一句“兵不逼好”，儒韵十足，不可能出自纯粹的兵家之口，因而非常精妙地勾勒出孔子军事思想的灵魂。国之为国，征伐战戎之事在所难免，兵马师旅也不可或缺，但其最大的功能、最好的价值体现则是设而不用，保持震慑、威严之影响。武力一旦损害与别国的友好关系，则失去它自身的存在意义。

紧接着，齐人又故意设局。即将签约的时候，齐人在盟书上竟然还加了一个更为苛刻的条件:齐师将来离境作战，去讨伐别的诸侯国，鲁国如果不派出甲车三百乘跟随齐国，理当受到盟约的制裁。孔子处变不惊，让大夫兹无还边作揖、边对齐人说:你们齐国如果不把汶阳那块土地归还给我们鲁国，而唯独命令我们派出三百甲车跟随你们，你们也同样应该受到盟约的制裁。于无声处听惊雷，谈判桌上见胆略、见魄力、见智慧。然而，自古以来，武将战场上的赫赫军功很容易被人记起和传诵，但文臣在谈判桌上舌战群雄、寸步不让却总被人忘怀。其实，后者也为国家和民族做出了莫大的贡献。

接下来，齐景公打算设宴款待鲁定公。但孔子则以为此举多余，不合礼制。孔子对齐大夫梁丘据说，你难道没有听说过齐、鲁两国宴请宾客的惯例吗?盟会都已经结束了，才想起来设宴招待别国之君，这明显是让执事之人徒增劳累。再说了，牺尊、象尊一类的礼器根本不适宜拿出宫门，钟、磬之乐也不适合在郊外演奏。如果你们现在酒宴都已经准备了，则无异于置礼法于不顾。如果还没有准备，就宴请鲁君，则好比吃了秕、稗一样，根本就不值一提。你们如此马虎地对待宴请，受侮辱的只能是你们齐王自己。不合礼法，又坏了齐君的名声，你们这么做图的究竟是什么呢?盟会宴请原本是用来彰显君王大德的，如果做不到，则干脆取消。后来，景公果真没再提宴请定公的事情。齐人似乎领教了孔子的厉害，最终不得不把郓、欢、龟阴三地归还给鲁国。齐、鲁夹谷之会应该是上攻伐心、外交斡旋取代兵戎血刃、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成功案例，孔子一席话抵得上千乘之师的拼杀，让齐、鲁两国少流多少血，少死多少人啊!打仗未必立功，立功也未必打仗，显然，鲁国收回郓、欢、龟阴三地，应该有孔子的一份功劳吧!

鲁定公十二年，孔子的弟子、担任季氏宰的子路向定公建议拆毁季孙、孟孙、叔孙三家的采邑费、成、郈，表面的理由是三桓城墙不合礼制，深层之原因则是三桓“强盛将为国害”①《春秋经传集解·左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686 页。，敲山震虎，以防尾大不掉。《春秋》记，“叔孙州仇帅师堕郈”，不久，“季孙斯、仲孙何忌帅师堕费”。按照《春秋公羊传》的解释，“曷为帅师堕郈，帅师堕费?孔子行乎季孙，三月不违，曰:‘家不藏甲，邑无百雉之城。’于是帅师堕郈，帅师堕费”②雉，即周代计算城墙面积的单位，至于大小，说法不一。《春秋公羊传》称，“五板而堵，五堵而雉，百雉而城”。但杜预则注:“方丈曰堵，三堵曰雉。一雉之墙，长三丈，高一丈。”。春秋乱世，礼崩乐坏，诸侯既然能“八佾舞于庭”，诸侯手下的僚属权贵就胆敢越制造城筑墙。根据周制，公、侯之下，不得私藏兵甲。诸侯封邑之都城每面五百丈，方、圆各三里，超过此范围则都不合礼制，因而一定是整治、摧毁的对象。《春秋左传》记:

仲由为季氏宰，将堕三都。于是叔孙氏堕郈。季氏将堕费，公山不狃、叔孙辄帅费人以袭鲁。公与三子入于季氏之宫，登武子之台。费人攻之，弗克。入及公侧，仲尼命申句须、乐颀，下伐之，费人北。国人追之，败诸姑蔑。二子奔齐，遂堕费。

“堕三都”的建议虽由子路所提出，但一般都认为其幕后的策划者肯定是时任定公大司寇之职的孔子。③袁全书说:“堕三都之事，是由孔子主谋，子路只不过是来执行孔子的主张，参与其事者。子路担任季氏宰，必然是孔子所引荐的，亦可见他在孔子的政治生涯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见《孔子及其弟子事迹考诠》，(台北)三民书局1969年版，第58 页。老师向当政者推荐学生，学生遇到问题请教老师，在今古中国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孔子家语·相鲁》记，“孔子言于定公曰:‘家不藏甲，邑无百雉之城，古之制也。今三家过制，请皆损之。’乃使季氏宰仲由隳三都。”④《孔子家语·相鲁第一》，见《百子全书》，第一册，岳麓书社1993年版，第6 页。抑制三桓私家，强化鲁之公室，尊君卑臣，师出有名，孔子的主意最初还能够得到大家的理解和支持。所以，拆毁叔孙氏郈邑的城墙还算比较顺利，但即将拆毁季孙氏费邑城墙的时候，公山不狃、叔孙辄却率领费邑人先下了手，突袭了鲁师。定公与季孙、叔孙、孟孙三人进了季氏的家，登上武子之台。一帮费邑人又开始攻打季氏的家，没能取胜，但他们的兵卒已经窜进来了，并已经接近了定公的身边。

危急时刻，孔子果断命令大夫申句须、乐颀到台下击退他们。⑤身为大司寇，孔子何以能指挥大夫申句须、乐颀?而又为什么能够“行乎季孙，三月不违”?崔述解释说:“司寇，下卿耳。然至襄、昭之世，非上卿亦有为政者，宋乐喜以司城、郑子产以次卿是也。桓子知孔子，故使以司寇为政。”见《洙泗考信录·卷二》，丛书集成续编，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4 页。费邑人未能取胜，仓皇而逃，鲁军乘胜追击，终于在姑蔑歼灭了他们。公山不狃、叔孙辄逃亡到齐国，费邑城墙才得以拆除。然而，子路“将堕成，公敛处父谓孟孙:‘堕成，齐人必至于北门。且成，孟氏之保障也。无成，是无孟氏也。子伪不知，我将不堕。’”公敛处父抗旨不尊，孟孙氏阳奉阴违，子路之师遭遇阻碍，孔子“堕三都”的政策无法执行下去。那么，孟孙氏为什么先拥后叛呢?原来，郈邑、费邑被拆毁之后，季孙、叔孙的产业大为削夺，土地、税赋也收归于鲁君，孔子又使弟子仲由、子羔据而用之，这足以引起孟孙氏的警觉和抵触。冬，十二月，即便定公亲自挂帅“围成”，也“弗克”。一场声势浩大的“堕三都”工程就此功亏一篑，三桓重新纠结在一起，共同对付孔子，迫使其不得不离开鲁国。⑥何新:《圣·孔子年谱》，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8年版，第177 页。然而，堕费之役中，孔子指挥若定，再次保护了一国之君的人身安全则是一个不小的战功。

五、“智、仁、勇”三达德

正因为孔子本人打过仗，所以他才知道作为一个优秀的军事统帅和将领必须具备智、仁、勇三方面的基本素质。《论语·宪问》记，孔子说:“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子贡则说:“夫子自道也。”孔子很低调，很谦卑，自己说，成为君子的三个标准我一个也达不到，实际上，作为先圣，仁、知、勇“三达德”他早已经成熟在胸，年轻的时候即有声闻。“仁者，乐天知命，内省不疚，故不忧。知者，明于事，故不惑。勇者，折冲御侮，故不惧。”①何晏、邢昺:《论语注疏·宪问》，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97 页。三达德中，勇与军旅征伐之事的距离最近，其实，军旅战伐之事又何尝离开过仁、知两达德!做人、做事要追求三达德，带兵打仗也要追求三达德。人活世间，不可能总一帆风顺，磕碰争竞、打夺抢斗在所难免，于是，勇便上升为做人做事的一项最基本的素质要求。有胆量、不怕难、敢冲锋，甚至孤注一掷，往往都是人们在面临危险时候的第一反应，自然而然，不教而自生。但孔门儒家却积极主动地对“勇”进行了一番道义限定和价值约束。

在《论语》之《阳货》篇中，子路问:“君子尚勇乎?”孔子则说:“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这一问一答很可能发生在子路初见孔子之时，孔子试图纠正一下子路的草率和偏颇性格。人皆有勇，谁都不缺，它可以随性、随情而迸发，但一旦离开义的必要规定，谁都会犯浑、失足。“在位之人，有勇而无义，则为乱逆。在下小人，有勇敢而无义，则为盗贼。”②何晏、邢昺:《论语注疏·阳货》，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44 页。而在《为政》篇中，孔子说:“见义不为，无勇也。”勇必须附着在义的身上，才能够成其为勇，仅凭本能自发，还算不上真正的勇。但勇又并非刻意为之，并不是说在勇之外似乎还悬置着一个等待遵守或把持的仁义纲常。仁人之士一见到义、一遭遇义，就浑身油然而生非凡的胆略和勇气，不须思虑，不待考虑。所以，为儒家所倡导的勇，远非简单、盲目的胆子大、不要命或舍得一身剐，而是毋宁已经上升为了一种涵摄了仁、知、信、义的本体大道。

《论语·学而》记，孔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子路曰:“子行三军，则谁与?”子曰:“暴虎、冯河，死而不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孔子和颜回好似一块宝玉，需要别人来鉴赏、认可，总指望别人能为其开拓出一片施展空间，仅凭一张仁义道德的嘴巴是难以为国家、为社会做出贡献的。天下有道了，还要你们干吗?因为国家安宁了、社会有序了，有你们、没你们一个样，缺谁都无所谓。而天下无道，急切需要人才出来整治、梳理的时候，你们却归隐、躲藏了起来，这算什么本事!子路似乎一眼就看穿了他们的底细，所以才故意诘问、戏弄一下老师。治乱世，用三军，枪杆子里出政权。稳治世，用仁义，礼乐教化可以维持天下太平。综观孔子一生，孜孜亟亟，却一无所获，原因主要在于用错了药。

“行三军”以及找准同仁、跟武威之人做伴，或许才是正路。孔子的回答虽不及大局主旨，却能够补充一下儒家之勇的内涵规定。赤手搏虎、徒身涉水，死了也不后悔的人，在孔子看来只是粗勇无谋，根本不足取法，生命只有一次，哪能这么草率就结束了呢!子路为人，直率坦诚，是其优点，但又易于鲁莽、冲撞，则是其缺陷。子路能勇，似可“行三军”而征战南北，但也必须对兵戎血刃之事保持一种畏惧、谨慎的心理，“临事而惧，好谋始定”③钱穆:《论语新解·述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74 页。，千万不可拿无数人命当儿戏。有勇，而又能惧、好谋，才能统帅三军，泰然自若，运筹帷幄。孔子对子路的委婉批评和提醒，并不意味着孔子贪生怕死、宁可苟活于世，实际上，孔门儒学始终提倡一种殉道、就义的精神。《论语·卫灵公》中，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个体生命固然宝贵，不可复制，但如果必须一死来成就天下之仁道大义，则弃之不惜。君子爱身，但更爱义。儒家之勇，始终与义捆绑在一起，因而经常能够在不屈不饶、杀身成仁的伟大壮举中获得体现和升华。

六、由“御兵”而“御民”

孔子很早就提出了军备思想，也非常重视军事教育。孔子主张文武应该同举、兼治，“教民以戎”，反对“不教而战”。据《孔子家语·相鲁》记，鲁定公即将与齐景公在夹谷会晤，孔子当时摄相事，建议定公说，“臣闻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古者诸侯并出疆，必具官以从，请具左、右司马”①《孔子家语·相鲁第一》，见《百子全书》，第一册，岳麓书社1993年版，第5 页。。定公当即就采纳了孔子的建议。“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一句的原出已无从考证，可能比孔子的年纪还早，但孔子的引用则至少说明他个人已经非常信服文事、武备或武事、文备之道，否则也不会再拿出来劝告别人了。文治与武功同兴，德化与力取并举，在中国早已成为王者治政的一项最基本原则。《吕氏春秋·慎大览》说:“用武则以力胜，用文则以德胜。文武尽胜，何敌之不服?”②《吕氏春秋·卷十五·慎大览·不广》，岳麓书社1988年版，第120 页。文韬、武略已经被理解并演绎为政治与军事的关系，亦即政治当以军事为后盾，军事则以政治为基础。一文一武、刚柔相济的治政思想在中国根深蒂固，今古善为政者大凡都可以使出这两手，“内修文德，外治武备”③吴起:《吴子·图国》，见《百子全书》，第二册，岳麓书社1993年版，第1137 页。，无有偏废，因而也都能够在不同的领域，针对不同的对象，采取不同的政策措施。《尉缭子·兵令上》则指出:“兵者，以武为植，以文为种。武为表，文为里，能审此二者，知胜、败矣!文所以视利害、辨安危，武所以犯强敌，力攻守也。”④《尉缭子·兵令上》，见《百子全书》，第二册，岳麓书社1993年版，第1173 页。武力的内在根基应当是文，军事必须服从并服务于政治，因为政治可以为军事把握方向、辨清道路。但武力的价值和作用又不容小觑，如果其地位摆不正，则王权倾覆，地动山摇，古往今来，儒生误国、弱化军威，文臣害政，排斥武将，吃皇粮的部队软弱得打不了仗的教训已经够多、够深刻的了!“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也不妨理解成孔子审时度势，为自己当时所身处的弱小鲁国能够“在大国争霸夹缝中图存”⑤柯远扬:《孔子军事思想试探》，见军事科学院战略部、后勤学院学术部编《先秦军事研究》，金盾出版社1990年版，第257 页。所开出的一剂韬光养晦的良方。

《论语·颜渊》记，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显然，与后世只知道并也能够空谈修身养性大道理的俗儒、陋儒不同，孔子早已经把足食、足兵、民信看成君子为政的三大基本要素，仓廪、武备、教化，三驾马车，相与伴行。足食、足兵无疑构成了民信的前提条件，食不丰、兵不强，国将不国，民众难以为继。但作为意识形态的信，则又可以积极统领生活资源(食)的生产与分配、有效保证军备(兵)能力的加强与提高。站在整个族群、社会的团结与凝聚的宏大视野上看，王道治理当数民信最为重要，因为“民无食必死，然无信则群不立，涣散斗乱，终必相率沦亡，同归于尽。故其群能保持有信，一时无食，仍可有食。若其群去信以争食，则终成无食。去兵者，其国贫弱，恐以整军、经武妨生事，故且无言兵，使尽力耕作”⑥钱穆:《论语新解·颜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310 页。。民信看似柔性，属于一种软实力，但它却是纲，纲举目张。教化大行，仓廪则不可能不富足有余，武备则自然生威。民信则能凝聚人，而使远来近服，天下归往。

后来的荀子还特地强调过“凝”的意义和作用。“能凝之则必能并之矣”，能兼并土地未必能凝聚人心，但能凝聚人心则一定能赢得全部天下。“古者汤以薄，武王以滈，皆百里之地也，天下为一，诸侯为臣，无他故焉，能凝之也。故凝士以礼，凝民以政。礼修而士服，政平而民安。士服、民安，夫是之谓大凝。”相比于团结人气、整合世道人心的伟大工程，兼并土地则属于雕虫小技，儒家务本，识得大体，不在乎细枝末节，荀子说:“兵要在乎附民而已”，惟有团结人、拉拢人、吸附民众才是头等大事。“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者也。”①《荀子·议兵》，见《百子全书》，第一册，岳麓书社1993年版，第182、179 页。儒家一向看重的是“大凝”，因为大凝则必有大得。于是，御兵即被转化为御民，兵家之道早已潜藏于民生之道当中了，这才是儒家过人之处。

然而，孔子重文德，也强调武备，但其军事思想为什么会被后儒一而再、再而三地读丢了呢?原因则主要在于，后人误解了孔子经世济民安天下的真实意图。孔子一生努力的目标又何止于治政，实际上更要治人、治世，最终达到一种仁化、义化的至善境界。在孔子看来，解决一切矛盾和冲突最理想的、最釜底抽薪的方法就是道德先行，防患于未然，把社会治理的成本降低到最少、最小的程度，因而具有非常鲜明的王者风范。孔子不是没看到武力的作用和影响力，而毋宁主张，任何矛盾和冲突，能够通过风俗、教化、政治、外交途径予以解决的，绝不诉诸武力。相对而言，“不以兵车”(《论语·宪问》)的方案是最优化的，因为它对百姓的损伤最小，对王权统治和现行生活秩序的破坏也最小。发动战争、出兵打仗，肯定冒风险，实属下下策，是迫不得已而为之的最后一着棋。必要的战争，孔子并不害怕。对于孔子来说，正义之战，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

《论语·宪问》记，鲁哀公十四年，齐国大夫陈桓弑其君简公。“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曰:‘陈恒弑其君，请讨之。’”②然而，可惜的是鲁哀公却冷冰冰地回答了孔子一句:“告夫三子”，即应该赶快转告叔孙、季孙、孟孙三位权臣啊!孔子自己犯嘀咕说:“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但又不得不一一向他们转告，他们的回答都是:“不可。”结果当然是在预料之中的，因为叔孙、季孙、孟孙三家作为鲁国的权臣，攥政积久，自己又何尝没有弑君之心呢!现在假如一起去讨伐陈桓，无异于将来让别人再一起来讨伐自己。而孔子则又一次感叹万千:“以吾从大夫子后，不敢不告也!”大夫杀君，天理不容，臣子群民理应群起而讨伐，视之不见，其实无异于包庇、纵容。格局周礼，臣下向君上禀报重要事情必须先斋戒、沐浴，以示郑重、严肃。孔子显然不但已经把陈桓弑君当作一件非常不得了的事，而且还积极主张和建议立即对之进行讨伐惩处。孔子的满腔激情显然来源于完全被仁道、正义所充塞的内心。哀公面前，孔子似乎已成为一种道义力量的化身和代言人。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载，田常作乱于齐，“移其兵欲以伐鲁，孔子闻之，谓门弟子曰:‘夫鲁，坟墓所处，父母之国。国危如此，二、三子何为莫出?’”③至于什么样的人可以率兵征战，抵御顽敌，孔子也能够做出科学安排与合理选择，而使才尽其用。“子路请出，孔子止之。子张、子石请行，孔子弗许。子贡请行，孔子许之。”见司马迁《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岳麓书社1988年版，第513 页。外敌来犯，鲁将危亡，孔子鼓励、号召自己的门下弟子挺身而出，共赴国难。儒家能战、可以战，但从不好战，更从不绝对地依赖于武力手段。在儒家那里，打仗的目的就是为了不打仗。战伐兵戎、砍头杀人之事，儒家不是不能，也并非不会，而是不屑去做，因为它始终有悖于仁道大义，也为不忍人之心所难容。儒家一向力主关爱生命，把人当人，尽最大努力并在最大程度上避免死伤亡故。孟子甚至大声疾呼:那些“杀人盈野”的统治者早已经“罪不容与死”，“故善战者服上刑，连诸侯者次之，辟草莱、任土地者次之”。俗话说，三军过后，寸草不留。元帅、将军勋章的光环，照耀出来的何尝不是皑皑白骨!“天道重生”，所以那些“善能为陈而战”的人，那些穿梭与诸侯之间进行“合纵连横”④赵岐、孙奭:《孟子注疏·离娄上》，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02 页。而无端挑起战事纷争的人，那些不断开荒扩地、刺激统治者永无止竭的兼并贪欲的人，实际上都已经犯下了不可饶恕的战争罪，应该受到严惩、重罚。

军事教育是孔子治政、化民思想的又一项重要内容。孔门弟子中，子路以有勇而善战著称，《论语·子路》篇中，连续两章都记载了孔子关于民战的教诲。孔子说:“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打仗也有一定的技法要求，并非简单的砍砍杀杀，攻占、防御、骑射、驾御、前线、后勤、战略、战术，各有门道，个中颇为讲究。平时加强训练，战时排得上用场。所谓“七年”，只是一个说辞，意即长久。古人“凡以数为约者，皆取诸奇，若一，若三，若五，若七，若九”①刘宝楠:《论语正义·子路》，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550 页。。寓兵于民，寒舍藏甲，犁柄挂剑，耕战结合，可能是一种比较理想的军事存在方式，预备役之制在中国也早已存在，所以，世界上最善于打人民战争的应该是咱们中国人，这也是历史上多次外敌入侵、异族来犯多未成功的一大原因。王者如果平时不对百姓进行必要的国防教育和军事技能培训，一发生战争，就匆匆忙忙抓壮丁，把他们赶上前线，这就等于让他们白白去送死。后来的孟子也曾批评鲁大夫慎子说，“不教民而用之，谓之殃民。殃民者，不容于尧、舜之世”(《孟子·告子下》)。一拨既没经过野战训练、又缺乏勇敢精神的人上了战场，无异于给敌人的枪炮箭弩送上了活的人肉靶子。王者如果爱惜自己的百姓就应该提早训练他们。“不习之民，使之攻战，必致破败，是谓弃之，若弃掷也。”②何晏、邢昺:《论语注疏·子路》，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81 页。《春秋》，僖公二十三年，“夏，五月庚寅，宋公兹父卒”。《公羊传》解释说:“何以不书葬?盈乎讳也。”宋襄公在父亲桓公去世还未下葬之际，就跑出去参加葵丘会盟，这事在春秋叫做“背殡”，是一种有违孝道、遭人唾弃的过恶，孔子撰《春秋》的时候，刻意书“卒”而不书“葬”，是为襄公隐讳。《谷梁传》则又解释说:“兹父之不葬，何也?失民也。其失民，何也?以其不教民战，则是弃其师也。为人君而弃其师，其民孰以为君哉?!”③顾馨、徐明校点:《春秋谷梁传·僖公二十三年》，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49 页。周襄王十四年的泓水之战，宋襄公空怀仁义之心，一而再、再而三地阻止部下攻打楚军，贻误战机。宋师全线溃败，不是没有战斗力，而是因为襄公决策失误，指挥不当，只得任凭楚军上岸，冲入自己的阵营肆意砍杀。国君这么做，不就等于抛弃了自己的将士嘛!不难预料的结果则是宋军将士最后也会抛弃他。

七、“胜残去杀”而“天下归往”

对待兵戎战伐之事，孔子一向持非常谨慎的态度。《春秋左传·成公十三年》记，刘康公对成肃公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有执膰，戎有受脤，神之大节也。”④顾馨、徐明校点:《左传·成公十三年》，岳麓书社1988年版，第162 页。殷、周开始，及至春秋时代，王者治政都非常重视祭祀与战伐，实为家国部族的头等大事。祀礼完毕分配祭台上的烤肉，出兵之前接受宜社上的生肉，一举一动都是沟通神明的关键，不可不谨慎从事。《论语·述而》记，“子之所慎:齐，战，疾。”祭祀神明之前，必须散斋、致斋，以表虔诚无妄之情。打仗终归是要死人的，兵荒马乱，折人寿命，那些最先挑起事端、悍然发动战争的人往往都不得好死。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也是每个人存在于世的最基本前提，理当爱惜有加，一旦染疾则必须立即就医治疗，耽误不得。祭祀、战争、疾病三者都充满许多不可知、不可测的因素。祭祀交通神明，神明则无踪、无迹，无因、无果，人只有诧异、惊奇和叹服的份儿。仗一打起来，命不值钱，刀枪不长眼，子弹不认人，谁都不敢保证自己能够毫发不损、平平安安。是病皆苦，由不得人。人活世上，生了什么病，死于什么病，自己说了不算。

孔子对战争所持的谨慎态度，直接起因于春秋时代异常窘迫的民生状况。平王东迁之后，周室衰微，诸侯纷争，天下百姓多困于兵戎、战火，残暴、杀戮已司空见惯，两百余年间的非人道生活，使孔子不得不感慨万千，“‘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诚哉是言也”(《论语·子路》)。战争有什么好处?!不管谁打了胜仗，倒霉的还不是平头百姓嘛!沉吟在整个社会底层的普遍心声就是化解残暴、消灭杀伐，于是，谁能够顺流而为，谁就可以使天下归往，也就可以成为王者。孔子之所以对兵戎战伐怀有一种非常谨慎的态度，还因为战争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始终是一件难以把持的事情。于是，谁又有资格、有权利、有能力把持战争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呢?孔子的回答则是:唯有天子，亦即，那位一直都活在儒家理想当中的、真正可以与天道、与人心相感通的苍天之子。

《论语·季氏》载，孔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按照春秋大一统之道，非天子不得变礼乐、行征伐，可惜眼前的现实却是，诸侯、大夫、家臣独揽大权，可以翻云覆雨般地发号施令，那么，天下大乱、国将不国则实属必然。礼乐征伐之命如果出自诸侯、大夫、家臣，国祚则一个比一个短促，主要原因在于他们往往各自为政，动辄为蝇头小利而兴师问罪、发动战争，见树而不见林，据于一点而不能放眼天下，不可能获得一种战略性、全局性的视野。

《礼记·中庸》篇里，孔子强调说:“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帝王、君上“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做礼乐焉”，而诸侯、大夫、家臣“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不敢作礼乐焉”①陈戍国点校:《礼记·中庸》，岳麓书社1989年版，第500 页。。同样的道理，征伐之命，非天子而不能为，诸侯、大夫、家臣为一己之利的打打杀杀，即便获胜，但放到天下格局中予以审视，则也如同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得不偿失。《白虎通·诛伐》说:“诸侯之义，非天子之命，不得动众起兵诛不义者，所以强干弱枝，尊天子，卑诸侯。”②《白虎通·诛伐》，见《百子全书》，第四册，岳麓书社1993年版，第3538 页。诸侯不得天子之命而征伐，胜败都不足挂齿，因为它明显已经置天子之尊于不顾，属于臣子的一种专擅行为，为王制礼法所不能容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