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名胜区旅游增长的非均衡性及其收敛研究

曹 芳 东，黄 震 方，徐 敏，王 坤

（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0 引言

非均衡性一直是旅游地理学研究的热点问题，多年来，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1－8］。随着旅游业地位的逐步提升，学术界开展了关于区域旅游发展差异的研究，主要探讨了三大经济地带、不同省区、不同市区旅游发展的差异特征，少数学者以县域旅游为基本单元，开展更为微观层次的深入探讨，并结合区域旅游发展的差异特征，提炼产生差异的原因及形成机理，客观上促进了区域旅游研究的进程［9－16］。研究方法也从原来的相对简单的定性描述到定量与定性相结合，时间空间面板模型、广义最小二乘估计、固定效应与随机效应模型等数理分析方法先后被引入并加以运用，较好地解决了区域旅游发展差异问题［17－22］。然而，以上研究更多的是在一定的空间单元内进行区域旅游差异分析，尽管后来一些学者也逐步意识到不同层次的空间单元的差异性对总差异的影响，但选取的单元更多的是以市区、省区为基础，缺少景区数据的差异性测度及相关分析。

旅游发展非均衡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区域旅游增长速度存在步调的不一致性，增长收敛的存在以及收敛速度的快慢对区域旅游发展的变化有着较强的解释力，以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为基础的收敛假说，对区域差异变化的长期趋势提出了具有吸引力的预期。区域旅游经济发展差异以此为基础，构建以旅游经济要素为框架的增长收敛，基于边界收益递减规律，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分析区域间的人均旅游产出或收入是否存在或趋于平衡，以此为政府有效调节区域旅游发展和制定宏观经济决策提供重要理论支撑和政策启示。同时，收敛的研究以新的方法和视角，弥补传统区域旅游发展差异的不足，在收敛性研究所得定性结论的基础上，结合回归方程中合适的解释变量对区域旅游增长收敛给予可信的阐释。基于此，本文拟采用收敛方法研究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旅游增长的区域差异，以期揭示风景名胜区旅游增长收敛的变化规律，为风景名胜区区域旅游的长期稳态均衡发展提供借鉴与参考。

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 研究方法

Theil系数是衡量区域差异的一个重要指标，表征区域差异变化的变量，得到广泛应用，其数学公式为［23］：

式中：T为Theil系数，表征区域总体差异；gi、pi分别为第i个风景区的旅游收入和从业人数；G、P分别为所有风景区旅游收入之和及从业人数。

为进一步测度区域内风景区对总体区域的贡献及其差异特征，将Theil系数分解，公式为：

其中：

式中：Tb为区域差异，Tw为区内差异Tw（i）的加权之和；Gi为第i个区域占所有风景区旅游收入的份额，Pi为第i个风景区从业人数占所有风景区从业人数的份额。

1.2 数据来源与区域划分

结合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客观实际，参考覃成林的划分方法，将全国划分为三大经济地带和八大经济区（东北包括辽、吉、黑，北部沿海包括京、津、翼、鲁，东部沿海包括沪、苏、浙，南部沿海包括闽、粤、琼，黄河中游包括晋、陕、豫、内蒙古，长江中游包括湘、鄂、赣、皖，西南地区包括滇、黔、川、渝、桂，西北地区包括甘、青、宁、藏、新）［24］，不包含港澳台。文中涉及的有关风景名胜区旅游发展的数据分析均来自《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报》（1982－2013）、《中国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资料汇编》中关于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旅游收入的数据，部分年限缺失的数据采用插值方式加以补充完善，省域人口数据源于《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

2 结果分析

2.1 风景名胜区旅游增长差异分析

风景名胜区旅游增长的区域差异特征明显（图1），1982－2013年T值降幅为19.32%，且总体降幅大于其他阶段，说明风景区旅游增长的区域差异在整体上减小。鉴于Theil系数本身具有空间分解性特征，有必要将其差异进一步分解。结果表明，风景名胜区旅游发展的区域差异受到区内差异和区际差异共同作用，区内差异和区际差异两条曲线呈现相反的特征，1982－1991年主要受到区内差异的影响，贡献度高达70%，而区际差异的最大贡献度仅为49%；1991－2013年风景名胜区区域旅游发展差异主要受到区际差异的影响，区际度最高值为63%，区内差异贡献最高值为52%。

图1 风景名胜区旅游发展总体差异及分解Fig.1 The overall difference of scenic area tourism development

2.1.1 区内旅游增长差异 区内差异对总体差异的贡献较大，反映在不同区域上结果不尽相同（图2）。北部沿海和东部沿海变化曲线与总差异变化最为相似，且数值上明显高于其他区域，说明以上两个区域的区内差异对区域总差异的贡献最大，南部沿海Theil系数整体上较小，曲线上升或下降趋势明显；长江中游区内差异变化曲线以1982－1987年最为剧烈，之后趋于缓和；黄河中游区内差异变化较小，表明黄河中游景区旅游发展水平较为接近，加上地域间的临近性，客观上形成了区域旅游齐头并进的态势；西南地区和西北地区2000年以前曲线呈现交替现象，之后演变成先上升后下降。

2.1.2 区际旅游增长差异 风景名胜区旅游发展的区际差异较之区域总体差异与区内差异有着明显不同，对区域总体差异的影响程度较小，曲线变化没有显著的规律性（图3）。东部沿海与北部沿海以及西南地区与西北地区的区际变化曲线特征相似。其中，东部沿海Theil系数先后经历了5次大的降幅，整个时间序列内整体变小，北部沿海Theil系数经历了3次大降幅；西南地区呈现先升后降的趋势，西北地区经历了3次下降，东北地区经历了三升三降、高低起伏交替的变化特征；南部沿海曲线变化呈现“M”形，峰值出现在1989年的0.022，谷值出现在2010年的0.002；长江中游和黄河中游曲线变化在1982－1996年较为相似，呈现上升态势，1996－2013年两条曲线呈现相反的变化态势，且整个时段内上升和下降幅度均较大。

2.2 风景名胜区区域旅游增长的σ收敛分析

根据σ收敛的测算，得出风景名胜区旅游增长的情况（图4）。风景名胜区旅游增长呈现“三降三升”的变化趋势，呈现收敛与不收敛并存的局面。三升时段分别为1990－1993年、2002－2006年、2009－2013年，σ值由1990年的0.239升至2013年的0.287，3个阶段的上升幅度以第一阶段最大，依次降低，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尽管风景名胜区旅游增长出现非收敛，区域旅游发展差异呈现扩大化，但这种变化趋势的空间较小，降低了区域旅游发展差异的距离。“三降”主要是1982－1990年、1993－2002年、2006－2009年，相对三次上升均表现出较大的幅度，且以第一次降幅最为明显，表明风景名胜区旅游增长的省际差异呈现缩小态势，且这种差异的缩小力度也有所降低。究其原因，可能是政府的宏观协调政策在短时间内起到了较大的缓和作用，但随着时间推移，加上风景名胜区自身的规模和发展周期等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促使这种力度有所缓和。

2.3 生产要素与风景名胜区区域旅游增长β收敛分析

2.3.1 不同时段风景区区域旅游增长β收敛 采用分时段的处理方式，加入生产要素变量，考察风景名胜区区域旅游增长的条件β收敛态势。采用回归方法分别建立不同变量加入后的回归方程，土地面积（Fact1）为回归1，固定资产投资（Fact2）为回归2，经营支出（Fact3）为回归3，景区从业人数（Fact4）为回归4，4个变量的组合为回归5，从而生成5个回归方程（表1、表2）。鉴于数据量较大，回归方程可能会导致部分估计无效，针对估计有效的方程进行分析。

从表1可以看出，回归方程1至方程5中，分别加入了4个不同的变量，尽管拟合度不高，但相对而言，促使回归方程5结果呈现了条件β收敛，且为显著，但其他分量并没有太大的改变收敛结果，依然表现为非收敛特征，至少可以说明，变量的加入对结果产生一定的影响，不同变量表现出不同的作用效果。表2同样说明了这一点，加入变量后，回归方程2中β估值为正，且为显著，说明条件β收敛出现。值得注意的是前两次结果中，回归方程3中的变量始终为负，表现为对增长率的贡献为负，其他则表现为正的贡献。通过上述条件收敛的分析发现，时间尺度和条件因子的加入对于风景名胜区省际旅游增长的收敛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对于不同主体的旅游发展的收敛分析，时间节点和重要因素的选取显得极为重要。

2.3.2 引入生产要素不同尺度的风景区区域旅游增长收敛 考虑到地理的空间性也会对景区旅游的区域差异产生影响，有必要引入生产要素变量，基于不同尺度视角下进行风景区区域旅游增长的条件β收敛（表3－表5）。就全国而言，生产资本变量的引入并没有改变收敛结果，整个风景名胜区省际旅游增长没有呈现条件收敛，但总体上收敛速度有明显提高，尤其是回归方程2和回归方程4中的固定资产投资变量，显著性和收敛速度较之截面数据的分析结果显著提高，表明固定资产投资是影响省际旅游增长结果的重要因子，对结果的贡献更大。

就东部地区而言，加入生产资本变量后，景区省际旅游增长呈显著的条件收敛，从回归方程2中可以看出，除了从业人员变量显著性较低外，其他变量显著性较高。从促进风景名胜区旅游发展的贡献而言，固定资产投资和土地面积变量的改变更能带来结果的变化，可以说这两个因子在导致景区省际旅游增长收敛的过程中贡献程度较大。中部地区检验结果与东部有所不同，主要体现在加入生产资本变量后，收敛结果变得更加不显著，甚至增加了不收敛的趋势，说明上述变量对中部地区的景区省际旅游增长的贡献程度小于东部地区，也反映了地区差异因素深刻作用于景区旅游发展中。西部地区在加入生产资本变量后，条件收敛现象明显，这与东部地区的分析结果基本一致，但需要注意的是尽管两种结果都促进了区域旅游增长的收敛，但收敛速度和显著性差异明显，东部地区较西部地区显著性更高。

3 结论与讨论

旅游增长的非均衡性作为旅游业发展的重要内容与表现形式，对于缩小景区发展差异、提升景区综合竞争力及实现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开展的风景名胜区旅游增长的非均衡性与收敛性研究，有助于发现并寻找景区旅游发展的区域差异及其原因，以此揭示景区旅游增长非均衡性的内在机理。因此，在保持资源要素配置结构合理的情况下，进一步适度扩大旅游投入规模，加快技术进步与创新，促进产业深度融合，逐渐摆脱传统的粗放型发展模式向内涵式的集约型转变，成为指导当前中国风景名胜区旅游协调增长的重要内容和方向。

风景名胜区旅游增长存在区域差异性，这种非均衡性的地理空间特征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与作用，区内差异贡献度明显高于区际差异；从收敛的结果看，景区旅游增长并未呈现明显的σ收敛，变化态势成为σ收敛的主要特征与趋势；加入不同控制变量后景区旅游增长也未呈现一致显著的条件收敛；从三大区域看，东西部地区风景区旅游增长存在相似且较为显著的条件β收敛，中部地区条件β收敛并不显著，需要在资源向产品转移的过程中，借鉴和模仿东部地区，并充分利用中央财政的各项优惠政策。

当前风景名胜区旅游增长尽管存在一定的非均衡性，但这种差异有着缩小的趋势，尤其是政府部门、旅游企业的经营管理者已意识到技术创新对旅游发展的推动作用，加大旅游技术革新，创新旅游业态类型，提升旅游产品附加值，促使风景区旅游发展由原有的规模投资转向技术引领和效率优先，尽早完善旅游发展的收敛路径。当然，本文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如控制变量的选择主要以风景名胜区生产资本要素为主，其他因素的影响与作用并未涉及，对于研究结果会带来一定的偏差，今后有待进一步改善与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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