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虎”的线索是如何发现的

滕抒

苏荣：“我就是权钱交易所所长”

2013年，南昌的夏日比往年来得更早，还未进入6月，整个城市已经变成火炉。

这个夏季，如同天气一样让南昌升温的，还有中央巡视组的进驻。人们用火辣辣的目光关注着这个城市，是想看看十八大以后第一轮巡视工作在江西怎样开局，巡视组究竟怎么落实中央领导有关当好“千里眼”，找出“老虎”和“苍蝇”的要求。

一时间，江西上下屏息凝神，大家似乎更关注的是：江西真有“老虎”，巡视组能不能找出来？

压力也在这儿。

“到江西之前，尽管我们按照创新巡视工作的要求，做了大量准备工作，但并没有具体目标。”从2013年5月27日到8月27日，中央第八巡视组联络员王瑛清楚地记得进驻江西的那些日日夜夜。

“我们到江西后与各级领导干部进行谈话，领导班子成员，特别是党政一把手是了解的重点。”王瑛回忆。

在个别谈话中，有同志反映的一个情况引起了巡视组重视：2012年下半年，省委书记苏荣在即将离开江西之前，省里有两次重要选举，一个是全国人大代表选举，一个是党的十八大代表选举。作为省委书记，他在这两次选举中排名都是倒数第一、第二名。

为什么作为省委一把手，在这么重要的政治活动中，会是这样一个结果？干部群众对苏荣意见最大、反映最强烈的是什么呢？

“一定要搞清楚这其中的原因。”经验丰富的巡视组组长王鸿举和副组长宁延令敏锐地意识到，问题的背后必定隐藏着重大玄机，值得探究。

在接下来的巡视工作中，巡视组的同志们开始寻找答案。

最受群众非议的，是苏荣执掌江西时确定的发展思路。2008年，他刚到江西不久，就提出造林绿化“一大四小”工程。“一大”是指确保2010年全省森林覆盖率达到63%，“四小”则分别为：县城和市政府所在地、乡镇政府所在地、农村自然村以及基础设施、工业园区和矿山裸露地的绿化。

实际上，早在2006年，江西的森林覆盖率就已高居全国第二，仅次于福建。因而从一开始这个工程的必要性就充满了争议。随后的几年里，江西不仅上演了“脱离造林实际安排年度绿化任务”、大搞“一夜成林、一夜成景”的荒诞剧，而且，巨大工程背后隐藏的利益，让腐败成为公开的秘密。

“江西盛产苗木，却舍近求远从外省大量调进苗木，耗费巨额财政资金。”巡视组同志听到了干部群众普遍诟病的种种问题。

這仅是冰山一角。苏荣主政期间饱受群众非议的还有选人用人问题。据反映，他提拔的干部有的政绩平平，有的口碑不佳，实在难以服众，而那些务实能干的却得不到提拔。一把手选人用人的错误导向，导致江西一些干部热衷于拉关系、拉选票，甚至跑官买官……

那么，干部选任的背后又暗藏怎样的玄机？巡视组顺藤摸瓜，一幕幕权钱交易浮出水面，苏荣的家人进入巡视组视线。

调查谈话、受理信访等情况发现，苏荣的配偶、子女活跃于当地的矿产资源、土地出让、房产开发、工程项目等诸多领域。巡视人员听到反映最多的，当属苏荣的妻子。她在江西政商界素有“于姐”之称，苏荣主政江西期间，“于姐”很活跃，介绍到江西来的朋友不计其数。

不仅如此，据知情人反映，苏荣的妻子和儿子还插手干部人事任命，从中收受钱财。而且，他们各有各的“障眼法”。

其妻热衷艺术收藏，爱去景德镇“淘宝”。一些干部千方百计投其所好，总有人从景德镇把价值高昂的瓷器以各种名目送到她手上，好通过她实现职务晋升。

其子通过“代言人”前台收钱，再让老子后台办事，进而完成买官卖官、权钱交易事项。

一幕幕家庭腐败丑剧，直指幕后主角苏荣。

“家就是权钱交易所，我本人就是权钱交易所所长，不仅全家老少参与腐败，也带坏了干部队伍、败坏了社会风气、损坏了政治生态。”苏荣后来的忏悔，有如当初巡视专报的注脚。

2014年6月14日，苏荣接受组织调查。官至副国级的苏荣，成为十八大后第一个倒在巡视利剑下的国字头“大老虎”。

“武爷”：举报人一路换三次车牌

2014年3月的天津，春寒料峭。晚上八九点钟，静谧的海河沿岸行人稀少。

沿着河边，一行3人边走边聊。外人看来，他们是平平常常的散步路人。其实，那是中央第五巡视组的同志在秘密研究工作。

选择这种方式，是因为他们面临的巡视对象有着特殊的身份。此人就是在天津公安系统工作44年、当公安局长11年，时任天津市政协副主席兼公安局局长、人称“武爷”的武长顺。

“他是公安局长，对付他，我们还是有点儿‘担心。”巡视人员说的这个“担心”，并非因武长顺是威震津门的风云人物，而是他手中掌握的公安特殊手段。

“我们担心手机、会议被监听，担心打草惊蛇。”巡视人员说，据反映，武长顺在公安系统工作多年，嗅觉灵敏，为人狡诈，手段毒辣，反调查能力非同一般。

调查他，是对巡视人员能力、智慧和胆量的考验。尽管人物特殊、情况复杂、任务艰巨，只要干部群众反映集中，再难啃的骨头也要啃！

锁定武长顺，源于大量干部群众的反映。

2014年3月28日，中央第五巡视组进驻天津。天津干部群众反腐败热情高涨。3个月间，巡视组收到来信5000多封，来电3000多个，来访4000多人次。

其中，大量内容涉及武长顺。

巡视组收集整理情况后，针对群众反映集中的有关武长顺违规经商办企业、滥用职权、贪污受贿等问题开始调查了解。考虑到武长顺身份特殊，安全，成为巡视组最大的担心。

“工作信息安全、举报人安全乃至天津社会治安状况都与我们锁定的这个巡视对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巡视组同志说，他们的每一个举动都是反复斟酌，谨慎有加。

“比如，开会，我们故意打开收音机制造干扰，防止窃听。”甚至，他们还请相关部门把会议室、居住房间全部扫描了一遍，确保信息不泄露。

这不是胆怯，而是高度的职业敏感和责任。

当时，众多举报人中，大多慑于武长顺的威力，不敢接受巡视人员的约谈。而拿到第一手证据又是当务之急。怎么办？

“避开敏感地点，到北京去谈。”巡视组工作人员大胆提出的这一思路，立刻得到时任组长王明方、副组长贺家铁同意。为确保举报人安全，巡视人员让举报人换了一个新手机卡。

一切准备妥当。周末上午9点，举报人来到中央纪委。一进大门，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长年遭受武长顺打击报复，一些人总觉得“背后有把枪指着自己”。即使到了中央纪委，那颗习惯性紧张的心依然难以放松。一进办公室，来人就赶紧抠下手机电池，“不瞒你说，一路我换了三次车牌！”他知道，一旦被盯上，武长顺什么招数都使得出来。

这次深谈，进一步印证了武长顺的一些问题。

（摘自《中国纪检监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