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留下名单的“中国辛德勒”

2015-02-11 11:37肖斌付小红
治理现代化研究 2015年6期
关键词:领事馆犹太纳粹

肖斌 付小红

儿时故事,牵出悲惨历史

我父亲于1997年9月28日过世,当时我是新闻记者,父亲去世的讣闻由我来写,当时觉得如果只介绍父亲的履历,有些太简单,我就把儿时听父亲讲的小故事、父亲回忆录中关于拯救犹太人只言片语的叙述,写到了讣闻中。

在我10岁时,有次父亲散步时对我讲起他的一位犹太朋友,他是一家石油公司驻维也纳的代表,当时他们一家想逃到美国,但美国没有给他们签证,我父亲就给他们签了去上海的签证,但在送行前,“水晶之夜”事件发生(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是1938年11月9日夜在德国和奥地利同时开始的,后人将那一夜称为“水晶之夜”),我父亲的这个朋友被捕。父亲第二天赶到他家时,盖世太保前来搜查盘问,父亲的回答非常镇定,他说,我是这里主人的朋友,正在等他回来。父亲与盖世太保争吵起来,对方甚至用枪指着我父亲,得知父亲是中国的总领事后,盖世太保才离开,父亲那位犹太朋友很快被释放,并用中国签证逃离了奥地利。

父亲的讣闻在报纸上刊登后,一个陌生电话打来询问父亲拯救犹太人的情况,并要求与我见面,说他要举办关于拯救犹太人外交官的展览。从那以后,我决心在历史长河中寻找父亲的身影。

茫茫史海,找寻父亲足迹

父亲没有留下一个“辛德勒的名单”,他究竟救了多少犹太人,难以查清。后来我通过联系大屠杀纪念馆,幸运地找到一个拿着中国签证生还的犹太幸存者。当时17岁的犹太青年艾瑞克·歌德·斯德宝为了替自己和家人取得签证,数月内奔走50所外国领事馆,但都遭到拒签,在走投无路时来到中国总领馆,在那里他碰到了一名中国签证官,很可能是我父亲,这名签证官对他说:“我们签证是到上海,但你可以用这个签证出国,证明你有目的地出去,对于被抓到集中营的亲属,你给盖世太保看签证,马上可以释放你的亲人。”于是这名犹太青年在中国领事馆申请了20份签证,同家人购买了到上海的船票,虽然他的父亲在“水晶之夜”中被捕,但因为拿到了中国签证,仅几天后就被释放,此后前往上海。

在追寻那段历史的过程中,我也了解到那时犹太人的悲惨境遇。一家犹太幸存者对我说,当时他们出去遛狗时,发现邻居似乎一夜间变成敌人,当自家的狗和邻居的狗相互亲近时,邻居赶快把自己的狗抱走,说不能闻那个犹太狗。这家的男主人在“水晶之夜”被捕。他们家大女儿发现,以前爱慕她的一个男孩儿已穿上纳粹军装,不再理她。女孩儿为了救父亲,主动去与那个男孩儿约会,问自己的父亲在哪里,没想到男孩儿见面之后对她搜身。但幸运的是,她母亲拿到了去上海的签证,她父亲很快被释放,一家人先到英国,后来又去了美国。

“生命签证”,数量无法统计

我父亲1938年5月出任總领事,加上一名副领事,整个领事馆仅有两名中方官员,我估计父亲很快就开始发上海签证,因为6月20日发的签证就已是200多号,7月的一份签证就1100多号了,此间一个月至少发了900多个签证,我父亲大批量地向犹太人发签证,有两个同一天的签证,两个号码之间有100位,一天至少发了100个签证,现在无法统计到底发了多少签证。

而实际上,在当时的背景下,向犹太人发放签证的父亲面临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压力。纳粹后来因为领事馆的房产是犹太人的,要没收领事馆的房产,而国内反馈,因为抗战,不能给新的领事馆拨款,因此父亲只能自己掏腰包租下一处公寓作为领事馆,继续发放签证。而父亲的上司担心发放签证会带来负面影响,要求他立即停止发放,但父亲不为所动,继续他的人道主义事业,最终因此被记过一次。

二战全面爆发前,纳粹为了排犹,不但大肆搜刮犹太人的财富,还逼迫犹太人离开他们的家园,否则就将犹太人送入集中营,但当时犹太人想要离开必须出示接收自己目的地的证明。实际上,当时纳粹并不关心犹太人最后到哪里,只要犹太人能够证明有接收自己的地方,就能够获准离境。当时国内已是“七七事变”以后,中国包括上海在内的很多地方都被日本占领,而进入上海的港口不需要有任何证件,这是一个历史机会,我的父亲抓住了这个机会。其实很多犹太难民拿了上海签证后并没有去上海,他们逃离奥地利后,最后逃到美国、英国等国。

后来,从中国领事馆能拿到上海签证的消息越传越广,中国驻维也纳领事馆外开始排起长队。欧洲其他国家的犹太人也获悉上海可以作为避难所,因此想方设法逃到上海,最终使上海成为犹太人的一个避难所。

为何施救,源于恻隐之心

有人会问,为什么何凤山愿意救犹太人,而且在此后几十年里都没有太多提起?如果认识我父亲,就不会问这类问题,因为他就是这样的性格,他是一个有信念、有同情心的人。父亲小时候生活很苦,17岁时我祖父就去世了,他曾被家乡的挪威传教士帮助过。父亲认为帮助他人是很自然的事。对于帮助犹太人,父亲在回忆录中只是简单地说,看到犹太人的厄运,深感同情是很自然的,在人道立场上帮助他们也是应当的。

1937年“七七事变”前,父亲来到欧洲,一直做抗日宣传工作,他还在奥地利国会,与日本官员就日本侵华问题展开过辩论。在我眼中,父亲为人正直,有学问、有亲和力,深爱祖国。父亲常说要以做中国人为荣,他担心我和哥哥接受不到好的中国传统教育,总是教我们汉语成语。

(据《环球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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