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移民运动与民众生活方式变迁
——兼谈走西口对晋西北乡民生活方式的影响*

赵 新 平

(忻州师范学院 历史系，山西 忻州 034000)



历史上的移民运动与民众生活方式变迁
——兼谈走西口对晋西北乡民生活方式的影响*

赵 新 平

(忻州师范学院 历史系，山西 忻州 034000)

“走西口”是发生于明清以及民国年间历时长、规模大和范围广的移民运动。其中山西以晋西北的河曲、保德等地的“走西口”最为普遍、最具代表性。走西口不仅对晋西北乡民的衣、食、住、行、乐等日常生活方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对乡民的畜牧业和商业等劳动生活方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也使乡民养成不畏艰辛，敢于冒险的开拓精神和热情豪爽、粗犷率直的性格特征，以及十分凝重的恋乡情结。

走西口；晋西北；民众；生活方式

“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我实难留……”一曲情真意切、柔美婉转的《走西口》见证晋西北人民背井离乡远走口外的场景。“走西口”又称“走口外”、“走场子”，是指“明清以及民国年间山西、陕西等地的大批民众经长城西段的张家口、独石口、杀虎口等关口出关，徙居长城以北的内蒙古地区，从事农耕与商业经营等活动的移民运动。”[1](P92～98)它是我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移民运动。其中晋西北的河曲、保德等地“走西口”最为普遍、最具代表性。“保德县出‘口’的人数，每年约有3 000至4 000人，偏关县稍少一点，约有2 000至3 000人，河曲县保持在4 000人左右，若遇大灾年，三个县出口人都逾万数。”[2](P54～56)19世纪20年代，虽然每年成千上万的晋西北农民前往口外垦种，“但在这些移民中，长期定居下来的还不及百分之十”[3](P316)，一般是“……春夏出口，岁暮而归……”[4](P157～174)，从而使晋西北乡民的生活方式受到很大影响。生活方式是在一定历史时期和社会条件下，各个民族、阶级和社会群体的生活模式。它不仅包括人们的衣、食、住、行、乐以及劳动工作等物质生活方式，还包括精神生活方式，即生活信念、价值观等。本文试图借鉴民俗学、文化学和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就走西口对晋西北乡民生活方式的影响进行初步性探讨，从而为该地区新农村建设提供一些理论上的思考。

一、走西口对晋西北乡民日常生活方式的影响

“所谓日常生活，就是旨在维持个体生存和再生产的各种活动的总称”[5](P79)。其最基本的层面是衣、食、住、行、乐。

(一)衣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走西口对晋西北乡民的穿着已不像以前那么影响深刻了，但是影响了几代人的服饰观念在晋西北乡民心中已深深扎根，在一些年迈的老人身上仍然能看到一些晋西北乡民走西口时代穿着的影子。

晋西北属于高寒地区，而走西口的途经之地更是寒冷之地。“走西口”的人们既为御寒，又为耐穿，多以羊毛、羊皮为服装原材料，服装主要是老羊皮袄。“大皮袄是个宝，贫苦百姓离不了，白天穿晚上盖，天阴下雨毛朝外，二三十年穿不坏。”这是晋西北走口外的人编的顺口溜。走西口的人们用三张老羊皮制作一种带大襟，长到膝盖之上，较为宽松的大皮袄，不挂面，称为白茬皮袄，既挡风又保暖，是“走西口”的人行路赶脚时离不开的家常服。

迄今，在晋西北农村冬天的街头巷尾仍然可以看到一些老人穿着这样的皮袄。我想并不是这些老人生活艰苦的缘故，而是走西口对晋西北乡民服饰观念影响的结果，是这些老人们对走西口生活的追忆。老羊皮袄成了“走西口”的老人们那段苦难生活的见证。

(二)食

走西口对晋西北乡民饮食文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人们的日常饮食和饮食用语上。

“河曲保德州，十年九不收，男人走口外，女人挖苦菜。”晋西北有一种山地生长的野菜，根茎粗壮，叶片呈羽状，边缘有小齿，开小黄花，能够食用，因其味苦，故名苦菜。晋西北地区连年大旱，土地贫瘠，为了活命男人们出口外找活干，留下少得可怜的安家费，根本无法维持一家人一年的生活，于是便有了苦菜和粮食搅和起来的吃法，这就是晋西北人民所谓的“糠菜半年粮”。每年四五月间送走男人的女人们，毛眼眼上的泪蛋蛋还没有干就挑苦菜上路了。“背口袋，挎箩筐，打狼棍，肩头扛，苦菜窝头是干粮，跨过沟，越过梁，看见苦菜亲如娘。”如今的人们基本解决了温饱，苦菜已经不用再吃半年了，但成了晋西北人民宴请佳宾的一道名菜。

走口外的人受到蒙人生活习惯的影响，并把蒙古民族的生活习惯带回家乡。比如，晋西北人爱喝砖茶，煮砖茶时加点咸盐，喝茶时泡炒米，大碗大碗喝烧酒，吃大块大碗牛羊肉等。喝酒时唱祝酒歌是蒙古族特有的风格，出口的人也把这种祝酒形式带回，而所唱的则是汉族民歌。如保德县王家里村，每年有二三十人走西口，他们学会了祝酒歌，弘扬乡里，影响至今。在一些汉语的饮食单词中也直接引入了蒙语，如“油糕”、“海棠”、“包子”、“班食”、“扁食”和“灯”等。

(三)住

走西口对晋西北乡民住宅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建房类型上。“一亩地三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生活观念在晋西北乡民的心中已根深蒂固。走西口的人多为生活所迫，从“口”外回来后将其劳动所得用于买地、建房，改善物质生活条件。在“走西口”的影响下，加之晋西北地形复杂，乡民的住房呈现出多样化特征。

晋西北地处黄土高原，山地较多，生活条件艰苦，这一地区的民居以窑洞居多。“在黄土高原的山地靠近悬崖的一侧，将崖面削平，然后向内挖成顶部作弧形之洞，高约一丈或较多，宽约近丈，深无一定。……”[6](P109～113)最后砌砖、抹灰、盘炕、上门窗居住，这是晋西北山地贫穷人家的住房。而晋西北平川一带的民房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普通农家的平房，即土墙平房和砖墙平房，这类平房屋顶是平的，顶上可以晒粮食，存放谷物；另一种是有瓦脊的瓦房。晋西北地区的平房一般是一明两暗，明为堂屋，两暗为住室，皆是门窗连为一体。这种民房多数为走西口后经济条件比较好的人家所修建。此外，靠走西口富裕起来的一些人家也修建起了四合院，按风水先生测定的位置以高檐出厦的大房为主，带耳房、左右厢房、卜房门洞、街门、院门，大房中装通顶四扇格窗隔扇屏门，厢房左右对称，按左上右下顺序，归长子、次子居住，院门街门比较讲究，常以磨制的砖组合成边饰结构。可见，走西口影响着晋西北乡民的建房类型和住房条件。

(四)行

在走西口的年代，由于交通不便，加之走西口的人都是穷人，无钱雇车代步，步行成为他们唯一的出行方式，也有极少数人骑骡马的，富裕一点的可搭车。“走西口者，从城关或其上游的河湾等渡口过河后，经内蒙马栅、陕西府谷县的古城，然后进入鄂尔多斯境内，经纳林、马场壕、达拉特旗，到达包头，稍作休整，再分散到各地去。在这段路途中，随时都有危险，进入库布其沙漠又是那么令人毛骨悚然。而且行程60——80里路，非常辛苦。”[7](P203～206)

走西口的行装也极为简单，一般是一条扁担，一头捆扎简单的铺盖，一头捆扎行路用的食品。更有贫者，连铺盖也没有，只有一件穿了多年的烂皮袄，白天做衣，夜间做被，“铺前襟，盖后襟，两只脚蠕在袖圪筒。”扁担有多种用途，一是挑行李，走起路来方便；二是可当作防身之用，用来对付途中野兽的攻击；三是作为救护工具。河曲、保德一带出口的人秋后返回时要过结冰的黄河，当时冰还没有冻结实，随时有掉进冰窟窿的危险，一旦发生意外，横握扁担可架住冰面帮助死里逃生。走口外的人吃的是糠炒面，到了有水的地方喝点冷水，容易闹肠胃病。晋西北乡民形象地说：“吃上糠炒面，喝上爬爬水(冷水)，进圪肚里瞎日鬼(肚疼)，管它日鬼不日鬼，担上担出一身水。”苦难的穷人，只有用这种重活出汗的办法来减轻病痛。

随着汽车和火车等现代化交通工具的出现，人们的出行方式日趋多样化，已极少有人步行了，然而家家户户都把“走西口”人的宝贝——扁担保留了下来，这不能不说是走西口对晋西北乡民生活方式所产生的影响。

(五)乐

物质生活的渐趋满足使人们有更多的精力去追求丰富多彩的精神生活。晋西北乡民喜欢听走西口时传下来的一些地方小戏，特别是二人台。酒足饭饱后，大家聚在一起听一段二人台，舒心惬意。二人台给晋西北乡民枯燥的精神文化生活注入了新的活力。

“二人台”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鲜明的地方色彩，深受当地群众喜爱，是晋西北人们喜听乐唱的节目。“河曲素称民歌之乡，明代就‘户有弦歌新治谱’，沿袭至今。”[8](P343)二人台是走西口的伴生物。走西口的人编演传播了二人台，二人台反映了“走西口”的史实。二人台代表作《走西口》构成了一部关于“走西口”生活的全面写照，也只有走西口，才产生了“二人台”这样的社会文化。

“二人台”生成、发展的重要社会生活条件，决定了其题材内容是始终关注那些生活在社会底层劳苦大众的艰难生存状况和不可承受的命运遭遇。晋西北地区自然环境恶劣，再加上漫长的封建时代，农民受封建剥削和压迫的惨重，长期在困苦中挣扎，心中的无数苦闷只能在黄土高坡上高唱。那些会唱山歌的人走到口外，他们在陌生的环境中想念家乡的山山水水，想念家乡的亲人，便把自己的思念编成曲段，引吭高歌。他们为谋生，也到庙会、草场等热闹的场所和人口集中的地方去演唱这些段子，这便是今天晋西北人爱听爱唱的“二人台”。二人台表现了百姓的精神寄托、向往追求，记录着晋西北乡民各个角落的真实生活。走西口的人把“二人台”由口里带到口外，又由口外带回口里，进进出出，几经锤炼，逐步加工，使之日臻完善并形成别有风味的曲调和唱腔，传唱于晋西北地区。

源于生活，又能艺术地再现生活的“二人台”艺术，它是以自己的真实、真诚、扣人心弦的魅力，博得了晋西北乡民的支持、酷爱和喝彩。“二人台”在晋西北这块土地上茁壮成长着。新时期乡民的娱乐方式和获得愉悦的信息方法尽管有很多，但是“二人台”的艺术魅力依旧在晋西北这块土地上大放光彩，将作为“走西口”人的生活追忆世世代代传唱下去。

二、走西口对晋西北乡民劳动生活方式的影响

劳动生活方式是指劳动主体在一定的价值观的指导下所从事的物质生产、精神生产或劳务活动的方式和行为特征，它包括劳动条件、劳动环境、劳动者的主体状况和行为方式等因素。[9](P93～96)走西口对晋西北乡民劳动生活方式的影响主要体现在：

(一)畜牧业

出“口”的人把内蒙古民族传统的养牧技术带回祖籍地，发展了晋西北地区的畜牧业，“耕而兼牧，牛马成群”[10](P15～19)。以养羊而论，以类别分有山羊、绵羊；以性别分有母子、羯子(阉割过的公羊)、臊胡(未阉割过的公羊)、圪羝(未阉割过的公绵羊)；以年龄分有当年羔子、红水子、对牙子、三年子等；以饲养方法分又有坡羊、栈羊。如果没有丰富的养牧经验，哪会有这么多的名目。在发展畜牧业的过程中，结合晋西北当地的实际情况，总结出一套饲养经验，如，放羊：“春放圪梁秋放洼”；饲养骡马：“马无夜草不肥”、“渴不急饮”等。除学习口外的养牧经验外，也引进那里的优良畜种，保德县有人在光绪末年引进“滩羊”，进行试养并推广。“走西口”的人还带回了奶牛等品种，充裕了当地人民的生活。现今，晋西北地区处处可见牛羊满坡的情景，晋西北人民正在努力打造自己的绿色畜产品，建设一个天然的无公害农畜产品生产基地。

(二)商业

“走西口”虽然充满了艰难困苦,同时也拉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走西口”除了带动晋西北地区蓄牧业的发展外，也促进了该地区的商业繁荣。比如，河曲县，因走西口而日渐繁盛。明末清初，该县专营运输的驴骡就有500多头，大船300多只，商店300多家。据《河曲县志》记载：“城内旅店客满，街道行人云集，买卖之声不绝于耳，仅崞县(今原平市)在此居住和经商者即近千人。”《保德州乡土志》记载：“州人善经营，以贩运甘草、粮油为大宗，尤以运甘草著名于商界。”“甘草运去禹州为大销场，又在河口即分运天津者。运到之后，遂于其地易为水烟、布匹、棉花、绸缎、玩好诸物由陆路骡运而归；以十分之一留本地销售，余皆运往蒙地。其骡之归也，又以口外药材如荣胡、锁阳、肉苁蓉等物贩运来州，再往东去……循环无已。”《河曲旧志》又有“一年似水流莺啭，百货如云瘦马驼”的诗句，可见，当时商贾云集的景象。

走西口也形成了一批富商大贾。据记载，一个小小的河曲县就有十大富商，资产均在十万银币以上，山西都督阎锡山为解决军饷问题曾亲临河曲，向县商会借得银两两万一千两。

“走西口”使晋西北人民冲破单一的农业生产模式，商业活动成为该地区经济活动的又一重要形式。他们拍掉“走西口”路上的灰尘，带着晋西北人民特有的淳朴和信义，走遍了西北地区的重要城市。那首凄惨的《走西口》民歌，在明清及民国年间已被山西商人唱的大气磅礴。

晋西北走西口的商人为当时晋西北的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也积累了一些宝贵的经商之道，传给一代又一代的后人，形成了晋西北人特有的精神风貌。

三、走西口对晋西北乡民生活信念和价值观的影响

从哲学角度讲，价值观是人们对社会存在的反映，人们所处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包括人的社会地位和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着人们的价值观念。价值观是支撑人类生活的精神支柱，它决定着人类行为的取向，决定着人们以什么样的心态和旨意开创自己的新生活，因而它对于人类的生活具有根本性的导引意义。“走西口”这一特殊的历史现象形成了晋西北人独特的生活信念和价值观。

(一)不畏艰辛，敢于冒险的开拓精神

走西口的路途是十分遥远而艰辛的，一路上充满了凶险和苦难。走西口的人因家境十分贫困，行李极其简单，所带食物也是少得可怜的糠炒面，可谓“衣不蔽体，食不果腹”。一路上，他们没钱住店，风餐露宿，天黑随地歇息，[11](P37～40)一般选择一块比较平坦而杂草少的地方，铺点沙蒿往下一趟，枕上自己的鞋子就睡了，这种宿营方式叫“打路盘”，常会受到猛兽的攻击；在沙漠中行路时，风沙天则有被活埋的危险。另外，走西口的路途中还常会遇到意想不到的危险。如从山西到包头，途经库布其沙漠，异常荒凉，无所谓路，只能凭着感觉与经验在沙漠中前进，一旦迷路，就有生命危险，人们视这段路为鬼门关。一路上还会遭遇土匪飞贼的抢掠，尤以必经之路杀虎口最为厉害，有民谣：“杀虎口，杀虎口，没有钱财难过口，不是丢钱财，就是刀砍头，过了虎口还心抖。”“跑河路”是走西口的另一种形式，即“水路走西口”，以河曲人居多。一路上风高浪急，说不定什么时候一个浪头打来，船毁人亡，葬身黄河。由此可见西口路上的艰辛。

走西口的晋西北人身上透着一种不屈的信念和开拓的精神。正是凭着这种信念和精神，他们面对一路上的饥寒交迫、匪祸猛兽，冒着葬身荒漠沙海、黄河浪尖的危险，没有退缩，而是人越走越多，势如汹涌。凭着自己的勤劳和信义，走出了晋西北人的一片天，走出了晋西北人的骨气与尊严。

藉着自强不息、开拓进取的精神，挥手告别新婚的小妹妹，穿行于沙漠瀚海，年复一年延续着走西口的历史与辉煌。硬生生的在荒漠中闯出一条西口大道来，于是芨芨林、红柳滩，散发着野性气息的茫茫荒野上闪现出一个个走西口的晋西北人来。虽然不免“泪蛋蛋扑簌扑簌往下流”，可又有几个半途而回“紧拉妹妹的小手手”呢？也正是这些走口外的晋西北人，开创了内蒙古今天的繁荣，才有了今天的包头、呼市等城市。

往事如烟，世事沧桑，晋西北人继承了走西口人那种开拓进取的创业精神。这种性格特征已浸润在晋西北人的灵魂里，融化在血液中，藏匿在思维内，折射在行事方式上。“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开拓进取、自强不息、不畏艰辛、敢于冒险是明清晋西北走西口人创业成功的重要因素。现在的晋西北乡民承载着走西口人的精神财富，艰苦创业，锐意改革，不断创造新的辉煌。

(二)热情豪爽、粗犷率直的性格特征

走西口使晋西北进一步形成了兼容草原文化与农耕文化的特殊地区，乡民性格既有传统农耕文化的淳朴、善良，又吸收了草原牧民的粗犷、热情和豪放。

晋西北乡民在生活中互帮互助，待人热情，节约而不吝啬。“偶有乞讨者，或多或少都会给予施舍，若为本村人，更多给予热饭。”[12](P101)晋西北的乡民勤劳、直爽，说话不绕弯，与人交往不偷奸耍滑，认准的事儿就会坚持到底。晋西北乡民性格中传统农耕文化的淳朴善良让人觉得十分容易亲近。

此外，在走西口的影响下，融合游牧文化，形成了晋西北乡民豪爽、粗犷、率直的性格特征。走进晋西北，乡民的豪爽、粗犷、淳朴、热情便包围着你，大碗肉大碗酒的待客之道将其充分体现，乡民在吃饭喝酒时还要唱祝酒歌，有多少酒就有多少歌，常常是喝到宾主不分、称兄道弟、一醉方休。特殊的文化土壤，培育出特殊的生活品性。

(三)十分凝重的恋乡情结

迫于生计，晋西北的男人们远赴口外，女人们则留守家乡，照顾老人和孩子。返乡的时间快则一年半载，长则三年五年。对走西口的人来说，别离不单是“背井离乡”，更重要的还意味着抛妻丢子，告别双亲，“撂下村子撂不下人”，由此产生刻骨铭心的思念。[4](P157～174)思念亲人，想念家乡，形成十分凝重的恋乡情结。流落异地，漂泊他乡的走西口人见到家乡的人格外的亲，常常是“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泪水中充满对家乡、亲人的思恋。直到今天，在外地谋生的晋西北人无论谁有困难，都会得到家乡人不遗余力的帮助。

据偏关的一位老人讲：“内蒙的一些村镇都是晋西北人迁居后形成的，在内蒙清水河就有一些和偏关县村名一模一样的村子，偏关县有什么村，清水河就有什么村，比如桦林堡、梨园、天峰坪、柴家岭、楼子沟、小偏头、高家梁等。”*2007年10月21日，偏关万家寨大元卯村，访谈张二毛(男，1921年出生，农民，文盲)。这些村子是偏关人走西口后想念自己的家乡而起的名，是晋西北人恋乡情结的反映。

即使沧海变为桑田，晋西北乡民的恋乡情结也是挣不断、解不开的。故乡与人们同甘苦，共命运，一损俱损，一荣俱荣。“树高千丈，落叶归根”，这是寓居他乡的每一个晋西北人常挂在心上的一件事。河曲有这样一个习俗：每年七月十五，都要在“西口古渡”燃放河灯，祭奠那些在“走西口”路上葬身黄河的人们，指引游荡的灵魂找到回归故乡的路程。此习俗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了晋西北乡民十分凝重的恋乡情结。

总之，走西口对晋西北乡民生活方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乡民的生活方式一经形成就具有了相对的稳定性。虽然随着社会革新，生活条件的改善，晋西北乡民生活方式也出现了新风尚和新观念，但由于西口文化的历史积淀，晋西北乡民仍在不同程度上保留着原有的生活式样和生活品性。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必须要把握好传统与现代的结合点，充分挖掘有利于新农村建设的因子，以推动地方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全面发展。

[1]段友文，高瑞芳．“走西口”习俗对蒙汉交汇区村落文化构建的影响[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5)．

[2]秉荣，原鲁．九死一生“走西口”[A]．郭怀玉．山西社会大观[C]．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

[3]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C].上海：三联书店，1957．

[4]闫天灵．“走西口”与晋陕内蒙古毗连带民歌圈的生成[J]．西北民族研究，2004，(2)．

[5]杨建华．日常生活：中国村落研究的一个新视角[J]．浙江学刊，2002，(8)．

[6]赵新平．民初晋北乡村生活方式及其特点——以崞县为例[J]．史学月刊，2007，(8)．

[7]魏琳琳．“西口文化”与二人台[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04，(6)．

[8]山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山西概况[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

[9]范大平，刘红燃．论当代中国农村的生活方式建设[J]．零陵学院学报，2004，(2)．

[10]纯谷．塞北纪行[J]．地学杂志，2006，(7-8)．

[11]刘春玲．试析清代走西口的成因[J]．鄂尔多斯文化，2007，(2)．

[12]续光清．故乡生活追忆[M]．台北：山西文献社，1988．

〔责任编辑 王 宇〕

Immigration Movement in History and Changes of Villagers’ Lifestyle：A Concurrent Analysis of the Effect of “Go West” on Villagers’ Lifestyles In Northwest of Shanxi Province

ZHAO Xin-ping

(Department of History, Xinzhou Teachers College; Xinzhou 034000)

“Go West” is one large-scale immigration movement which lasts for a long time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s well as the Republic of China. In addition, in Shanxi Province，“Go West” in counties such as Hequ, and Baode which lie in northwest could be regarded as the most common and representative. “Go West” not only generates a deep influence on villagers’ basic necessities of life in northwest of Shanxi Province, but also impacts their labor lifestyles a lot such as animal husbandry and commerce. In the meantime, villagers’ characters which are being brave, courageous, enthusiastic, and straightforward as well as local complex are shaped.

Go West; northwest of Shanxi Province; villager; lifestyle

2015-03-19

赵新平(1962-)，女，山西原平人，硕士，忻州师范学院历史系教授，主要从事区域社会史研究。

K203

A

1004-1869(2015)04-0038-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