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宣传，还是写史论?
——关于抗战时期新闻遗产之思考

刘宪阁

做宣传，还是写史论?
——关于抗战时期新闻遗产之思考

刘宪阁

抗战爆发之初，张季鸾已有“这是做宣传”之战时自觉;而范长江一度仍坚持“写史论”。相关的战时新闻观念，抗战爆发前即早有酝酿，甚至直到今天，仍不无当年抗战时代以及更早的革命时代的影子。因此，这里讨论的话题不仅是后抗日时代的，某种程度上也是后革命时代的。尤其是新闻武器论的背后，实际上也反映了新闻媒体在近现代中国缺乏独立自主的身份之尴尬。幸运的是，战时新闻学包含丰富的遗产，文人论政等良性因素也得以延续与传承。

做宣传;写史论;抗战;《大公报》;文人论政

1938年9、10月间，年轻记者范长江离开了他赖以成名的《大公报》，而肇因之一即在于他和报社主持人张季鸾在战时新闻观念上的分歧乃至冲突。因为后者明确告诉他:“这是做宣传，不是写史论”。而范长江起初仍坚持理想主义的平时新闻观念;不过后来随着战局的演进，特别是成为共产党人，他自己也逐渐认同了战时新闻的宣传路线，而且在实践上比张季鸾当年走得更远。当然，这些观念涉及的不仅仅是抗日或战时问题，抗战爆发前即早有酝酿，甚至直到今天，一些新闻观念、业务操作等仍不无当年抗战时代以及更早的革命时代的影子。因此，这里讨论的话题不仅是后抗日时代的，某种程度上也是后革命时代的。尤其是新闻工具论、武器论的背后，实际上也反映了新闻媒体在近现代中国缺乏独立自主身份之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