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道教五岳神与国家祭祀五岳神的首次完整交融
——以北宋五岳观为中心

刘兴顺

（泰山学院 教师教育学院、泰山研究院，山东 泰安 271021）

论道教五岳神与国家祭祀五岳神的首次完整交融
——以北宋五岳观为中心

刘兴顺

（泰山学院 教师教育学院、泰山研究院，山东 泰安 271021）

自秦汉以来，五岳列在祀典，为国家祭祀之重要神祇；五岳也是道教的名山灵地，有着自己的祭祀体系。两类祭祀系统最初各行其是，至唐时司马承祯力图将五岳真君列为五岳正真之神，但并未能取代传统国家祭祀之五岳神祇。直至北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在东京开封设立五岳观，以五岳之神为奉祀主体，其与五岳所在地国家祭祀的五岳之神有着明显的对应关系，这样，道教五岳神与以儒教为基础的国家祭祀五岳神首次二位一体，融会于一身，完成了道教与儒教五岳神的首次真正完整融合。

五岳观；五岳神；国家祭祀；道教

五岳为道教名山灵地，五岳之神是道教神祇体系中重要神灵，而五岳之神同样是以儒教为背景的国家祭祀体系中的重要神祇，两者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各行其是。唐开元十九年（731），道士司马承祯上言，认为国家祭祀的五岳神都是山林之神，非五岳正真之神，试图建立道教的五岳正真之神——五岳真君，以取代传统的儒家祭祀观念的五岳之神，此议被唐玄宗采纳，并于五岳所在地各建立五岳真君祠。但实际上司马承祯的设计并未完全成功实施，现实中，道教与儒教五岳之神仍然并行，难以产生交集，且儒教之五岳神灵仍是国家祭祀的正神。可以说，两类五岳神祇多以分立或竞争为主，很难产生交汇。

到北宋时，这一局面得以改观，国家祭祀与道教的五岳之神在东京开封五岳观这一道教场所交集为一，实现了五岳国家祭祀史上的首次融合。这无论对道教还是国家五岳祭祀来说，都是一件大事，值得我们研究考论。

一、五岳观的建立与演变

北宋时期，一方面以崇儒著称，另一方面又对道教充满尊崇。尤其是宋真宗与宋徽宗更是掀起了北宋历史上两次崇道高潮。五岳观的创始者，正为宋真宗。

立于岱庙的宋晁迥《大宋东岳天齐仁圣帝碑铭》述五岳观之创建云：“（真宗）乃命案驰之东偏，直宸居之巽位，辟地经始，别建五岳帝宫。”五岳帝宫即五岳观。五岳观，后又更名为会灵观、集禧观。据南宋周密《癸辛杂识别集·汴都杂事》载：“南门外有五岳观、太乙宫、岳帝殿，极雄壮华丽，宫连跨小楼殿，极天下之巧，俗呼为暖障。闻汴有大殿九间者五，相国、太乙、景德、五岳，尽雕镂，穷极华侈。”［1］（P218）可见五岳观规模之巨，景象之壮丽。

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载，五岳观始建于大中祥符五年（1012）。“《实录》于八月己未书，命中使邓守恩修五岳观；九月丁亥又书，初建五岳观于南薰门内之东偏”。［2］（P1773－1774）又据《宋会要辑稿》礼五《集禧观》：“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九月，诏修玉清昭应宫使丁谓等就南熏门内奉节、至远三营地，及填乾池之西偏建观，以奉五岳帝。又命内侍邓守恩监修。仍作保康门于朱雀门之东，又作延安、安国二桥，南辟街与观北门相直。”［3］（P475）可知真宗于京城修五岳观，目的是奉祀五岳帝。

至祥符七年（1014）九月，五岳观始上梁，并更名为“会灵观”。真宗下《赐会灵观名诏》：“名观曰‘会灵’，东西门曰‘左右嘉应’，后门曰‘昭福’，献殿曰‘延真灵宝’，天尊殿曰‘崇元’，斋殿曰‘祝禧’。其月十九日上梁，命宗室宰臣观之，许士庶观看三日，赐百官休一日。”［4］（P290）

历时五年，至祥符九年（1016）五月会灵观方始建成，据《宋会要》礼五《祠宫观》载：“观成。车驾亲诣酌献，凡延真殿，虚其中，启醮于此设立。次则五殿差布。正东，东岳天齐仁圣帝；正西，南岳司天昭圣帝；正西，西岳金天顺圣帝；次东，北岳安天元圣帝。皆相对面。西岳、北岳稍退。中位，中天崇圣帝，又稍退。每殿二夹，东岳佐命曰罗浮山、括苍山；南岳储副曰霍山、潜山；西岳佐命曰胏山；北岳佐命曰河逢山、抱犊山；中岳佐命曰少室山、武当山。皆设真君像，殿廊各图山岳形及得道事迹。崇元殿设灵宝天尊像，二夹殿设中茅、小茅君像。观西壖别有小池，中建为鸿福殿，扶桑大帝、旸谷神王、洞渊龙王像，每岁春秋，具祝文祭赛。”［3］（P475）

从建成的会灵观布局来看，会灵观主殿为崇元殿，设灵宝天尊像，中茅、小茅像夹侍；前为献殿延真灵宝殿，为启醮之处。东面：正东为东岳天齐仁圣帝殿，次东为北岳安天元圣帝殿。西面：正西为南岳司天昭圣帝殿、西岳金天顺圣帝殿。都互相面对，即东岳殿面对南岳殿，北岳殿面对西岳殿，西岳、北岳稍微往后一些。中间稍退为中岳殿。各殿都有二真夹侍，且各殿都设佐命之山的真君像（共计十神，明李濂《汴京遗迹志》称之为“十山真君”）。

“殿廊墙壁图画山岳形状及得道事迹”之事，宋人邓椿《画继》有所记载，其卷一《圣艺》“徽宗皇帝”条载，“始建五岳观，大集天下名手。应诏者数百人，咸使图之，多不称旨。自此之后，益兴画学”。［5］（P4）卷四《搢绅韦布》“闾丘秀才”条载，“闾丘秀才，江南人，不记名。长于画水，无所宗师，自成一家。尝画五岳观壁，凡作水，先画浪头，然后画水纹，顷刻而成，惊涛汹涌，势欲掀壁”。［5］（P49）可见五岳观图画要求之严，水平之高。

“观西壖别有小池”，即凝祥池，宋人张邦基《墨庄漫录·京师凝祥池》云：“京师五岳观后凝祥池，有黄色莲花甚奇，他处少见也。”［6］（P119）即指此。

此后，又加入并奉祀其它圣真。如仁宗庆历四年（1044）七月十二日诏：“会灵观延真殿已奉安玉皇、玉虚、圣祖及三圣真容。”［3］（P476）

仁宗皇祐五年（1053）正月丙戌，会灵观毁于火灾，于是予以新修。“六月丙戌，新修集禧观成。初，会灵观火，更名曰集禧，即旧址西偏复建一殿，共祀五岳，名曰奉神殿，盖取真宗尝著《奉神述》也。因命知制诰蔡襄重摹真宗御书故本，立石于东庑，名曰神藻殿，仍令襄书额”。［2］（P4213）可见，集禧观比原先的会灵观规模要小，仅在旧址西偏地方建一殿，将五岳共祀其中，取真宗所撰《奉神述》之名，称为“奉神殿”，并将真宗之《奉神述》，立石刻于殿之东庑。虽然规模缩小，但集禧观仍以五岳之神为主祀对象。

至神宗熙宁二年（1069），集禧观之神藻殿又增入其它仙真。据《宋会要》载，神宗熙宁二年闰十一月二十三日，“诏集禧观神藻殿奉安唐、葛、周三真君，仍取真宗皇帝御集之字，令于天章阁收掌”。［3］（P476）

至靖康二年（1127）正月丁未，“金人下含辉门剽掠，焚五岳观”。［7］（P290）延续一百一十六年的五岳观终被金人付之一炬。从《宋史》用语来看，时人还是习惯于将集禧观称之为“五岳观”。故本文除特殊情况外，一般统称之为“五岳观”。

二、五岳观的道教及其它社会活动

五岳观在其建设过程中，即展开宗教祭祀活动，如大中祥符八年（1015）二月十七日，“命宰臣以下分诣寺观祈雨，遣官祷岳渎，仍命参知政事丁谓建道场于五岳观（是时观修营尚未毕工）”。［3］（P736）并定时向士庶开放。其建成后，更是成为皇家与士庶的重要宗教与社会活动场所。五岳观的宗教等其它活动，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国家设道场祈福报赛

宋祁称宋代“道场斋醮，无有虚日，且百司供亿，至不可赀计。彼皆以祝帝寿、奉先烈、祈民福为名”。［7］（P7818）五岳观所进行的宗教仪式活动也不例外，大致包括：祈雨祈晴、为帝王祈福等。

据《宋会要辑稿》卷十八《祈雨》载：“国朝凡水旱灾异，有祈报之礼。祈用酒、脯、醢，报如常祀（宫观寺院以香茶、素馔）。京城玉清昭应宫、上清宫（今废）、景灵宫、太一宫、太清观（今建隆观）、会灵观（今集禧观）……以上乘舆亲祷。”［《3］（P733）故当国家有水旱之灾异时，五岳观为皇帝乘舆亲自祈祷之处。

如仁宗天圣二年（1024）三月二十三日，“诏以中春农事兴，畿甸久无雨泽，遣官诣五岳四渎祈求，仍诣会灵观池上塑龙。翌日雨足，诏在京宫观、祠庙择日赛谢。岳、渎在外者，止就会灵观望祭，更不差官”。［3］（P736）该年三月，因久旱无雨，仁宗除遣官至五岳四渎处祈雨处，亲自至会灵观塑龙祈雨，第二天即得雨足，于是诏令报赛。值得注意的是，五岳四渎的赛谢之礼并不遣官就祭于岳渎所在地，而是于京城会灵观望祭，表明会灵观又是望祭岳渎之处。

《全宋文》收录于五岳观祈雨祈晴与祭谢之青词等共计十一篇，如欧阳修《集禧观奉神殿开启谢雪道场青词》、王珪《集禧观洪福殿开启祈雨道场青词》、王安石《集禧观开启为民启福祈晴道场默表》、《集禧观洪福殿开启谢雨道场青词》等。

除祈雨祈晴之外，五岳观也是为皇帝、为国家祈福的重要灵场。如《全宋文》收录夏竦《会灵观五殿各开启道场为民祈福青词》、胡宿《集禧观开启保夏祝圣寿金箓道场青词》、欧阳修《集禧观凝祥池崇禧殿开启祝圣寿年交金箓道场密词》等与此相关的青词等共计十八篇。

（二）士庶于特定时间焚香祭拜

如真宗祥符八年（1015）十一月十日，“御书殿额，自正阳门设仪仗、僧道威仪，教坊作乐，迎导赴观。又许士庶烧香三日，赐文武百官假一日”。［3］（P475）皇帝御书会灵观殿额，许士庶烧香、观看三日。

祥符九年（1016）二月，“令会灵观每朔望三七、正、至、寒食、上巳、三元，许士庶焚薌，著为定式”。［3］（P475）即⑴每月的初一、十五，⑵每月初七、十七、二十七，⑶每年正月初一，⑷夏至、冬至，⑸寒食节，⑹上巳节，⑺三元节（正月十五、七月十五、十月十五），允许士庶至会灵观焚香朝拜。这些时间计有六十天左右，贯穿于一年之中。此诏令发布之时，五岳观尚未完工，也就是说在建观之始，即已确定了五岳观并非仅为国家专用，在特定时间内，也允许百姓参与朝拜。

其实，正如韩国学者金相范所说，“属于中祀的‘先代帝王’、‘岳镇海渎’及属于小祀的‘山林川泽’，至唐代已有‘祠宇’形态的固定性祭祀所，并渐具官民共奉的特性”。［8］（P24）此传统至宋代不仅保留，且有发扬光大之势。

（三）皇帝巡幸

皇帝巡幸五岳观，更多的是在上元节时观灯作乐。宋代上元节，据太祖乾德五年（967）诏，时间从十四至十七、十八两夜。在上元节其间，北宋皇帝经常至观灯作乐。如《东京梦华录》载：“正月十四日，车驾幸五岳观迎祥池。有对御（谓赐群臣安宴也），至晚还内。”［9］（P170）

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载，英宗治平二年（1065）十二月壬寅，礼院奏：“缘十四日，其日例当诣慈孝寺、集禧观行礼，作乐观灯。”［2］（P5008）表明正月十四于集禧观观灯作乐，为宋代定制。

《续资治通鉴长编》还记载了神宗熙宁九年（1076）正月辛未（十四）、哲宗元祐六年（1091）正月甲戌（十四）、哲宗元祐八年（1093）正月壬辰（十四）、哲宗元符元年（1098）正月癸亥（十四），幸集禧观，宴群臣，从臣观灯之事。

又如《宋会要辑稿》载哲宗八次临幸集禧观，“（元祐）五年（1090）正月十四日、六年正月十四日、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八年正月十四日、绍圣三年（1096）正月十四日、四年正月十二日、元符元年（1098）正月十四日、五月八日，凡八临幸”。［3］（P1558）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五岳观也作为异族使者朝拜之处。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载，元符二年（1099）十二月甲寅，哲宗诏：“辽国贺兴龙节人使于相国寺、集禧观拈香，不依旧例重行立。其馆伴使副安惇、向宗良不合依随，各特罚金三十斤。”［2］（P12349）表明前此集禧观即已接待异域使者拈香，成为不同族群关联的纽带。

三、京城五岳观与所在地五岳庙所奉五岳帝之关系

五岳观奉祀的五岳帝，与国家祭祀的五岳帝是否为同一神祇，需要加以辨析。

从以上论述来看，五岳观神祇以灵宝天尊为中心，以五岳帝为主体，辅以夹侍等仙真，此系列神灵显然属道教神系。从其宗教社会活动来看，也以道教仪式为主体。所以京城五岳观奉祀的是道教系列的五岳之神确定无疑。

但需要注意的是五岳观与所在地五岳庙又有着极其匹配的对应关系。可以说，五岳观供奉之五岳帝，又与列在祀典国家祭祀的五岳帝有着高度的一致性和同一性。

从国家的五岳祭祀制度来看，北宋五岳神的祭祀如同历代以来的传统一样，列在国家祀典。据《宋会要》礼一四，太祖（960－976）至英宗（1063－1067）时期，“国朝凡大中小祠岁一百七，大祠十七：昊天上帝、感生帝、五方上帝、九宫贵神、五福太一宫、皇地祇、神州地祇、太庙、皇后庙、景灵宫、朝日、高禖、夕月、社稷、蜡祭百神、五岳……著《礼令》用日五十九，立春祀东岳天齐仁圣帝……立夏祀南岳司天昭圣帝……季夏土王日祀中岳中天崇圣帝……立秋祀西岳金天顺圣帝……立冬祀北岳安天元圣帝”。［3］（P587）可知北宋自太祖至英宗时，五岳祭祀属国家之大祀，①并且遵照祀典，有着固定的祭祀时间、地点，即《宋史·礼志五》所载：立春日祀东岳岱山于兖州，立夏日祀南岳衡山于衡州，立秋日祀西岳华山于华州，立冬祀北岳恒山于定州，土王日祀中岳嵩山于河南府。［7］（P1670－1671）

北宋延续了唐代以来的山川封爵现象，真宗于祥符四年（1011）五月，“加上东岳曰天齐仁圣帝，南岳曰司天昭圣帝，西岳曰金天顺圣帝，北岳曰安天元圣帝，中岳曰中天崇圣帝。命翰林、礼官详定仪注及冕服制度、崇饰神像之礼。其玉册制，如宗庙谥册。帝自作《奉神述》，备纪崇奉意，俾撰册文”。［7］（P1671）此处《奉神述》即仁宗皇祐五年（1053）重建五岳观时，“奉神殿”命名之所本。所以五岳观供奉之五岳帝，即国家列在祀典的五岳帝。

又真宗加封五岳帝的玉册，据《宋史》载，“奉册于车，奉衮冕于舆，使、副袴褶骑从，遣官三十员前导。及门，奉置幄次，以州长吏以下充祀官，致祭毕，奉玉册、衮冕置殿内”。［7］（P1672）即由奉册使、副使奉玉册及衣冠至五岳所在地，由州长吏以下充任祀官致祭，奉玉册、衮冕置于神殿内。因此，五岳帝封册存放于所在地五岳庙。

此次加上五岳帝号，有封五岳帝之玉册，而无五岳帝之宝玺。至真宗天禧元年（1017）十二月十八日，“诏辅臣于滋福殿观新刻五岳圣帝玉宝及皇帝昭受乾符之宝，命择日迎导赴会灵观奉安。仍令礼仪院详定仪注以闻。宝并金柙、玉钮，制作精妙”。［3］（1831）五岳帝册封玉册已存于五岳帝庙，而五岳帝宝玺则命会灵观使奉安于会灵观各自的本殿。这样形成了五岳帝封册在所在地五岳庙、五岳帝宝玺在京城五岳观本殿的现象。因此可以确认，五岳所在地之五岳帝与五岳观之五岳帝为同一位神祇。

最后，再从胡宿《集禧殿上梁文》来看，其云“五岳神灵之祠，并居封域。钦属先真之圣，尊加帝者之居。爰就国阳，载严馆御，奉真游而惟永，历年祀以弥长……钦山岳崇高之祀，勤岁时朝谒之诚”。［10］（P262）《上梁文》非常明显的指出了，国都之阳所建的五岳观，其供奉的即封域之内的五岳神，建立五岳观的目的就是为了表达国家崇奉山岳之祀。

总之，北宋五岳观中之五岳帝，既是道教之五岳神祇，也是以儒家观念为基础确立的国家祭祀之五岳神。二者二位一体、合二为一于五岳观。这种独特现象的形成，与北宋时期的社会政治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北宋时期崇道尚儒。王志跃《宋代国家、礼制与道教的互动》一文，指出了宋代国家及礼制与道教之间的互动关系，首先，国家礼制吸纳道教，包括：一是直接纳入礼典，一是摆放祖宗神御（神像）的道教宫观地位崇高，三是创设与礼制相关的道教节日，四是全方位吸纳道教。其次，并对道教予以扶持。最后，道教也参与国家礼制。［11］五岳观就是这一时代背景下的典型产物。

四、结语

毫无疑问，大中祥符五年（1012）于京城设五岳观，在五岳道教与国家祭祀史上有着重大的意义。其最大的意义在于以五岳观的形式，在历史上，首次将道教系统与儒家传统祭祀系统的五岳神非常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实为北宋一大发明。五岳观可以说是把所在地的五岳庙、五岳真君观位移并集中到了东京开封。值得注意的是，五岳所在地国家祭祀的五岳之神，随着这次位移，其神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其所在地祭祀时，五岳之神是按儒家或准儒家的祭祀理论进行的，而宋真宗将它们集中到京城后，归入道观，成为灵宝天尊的下位之神，纳入道教神系。表明儒教与道教的五岳神同时为国家接纳，并将二教之神融合为一。

其次，北宋以五岳观的形式，将五岳庙集中于京城，此举与两汉之交将五岳从祀于郊祀极为相似。汉平帝元始五年（5），恢复南北郊。在这次郊祀中，泰山作为山岳的唯一代表首次进入了国家郊祀系统，从祀于天地神祇。表明地处东方的区域性的泰山，已经突破其地域性的限制，成为超区域性的崇拜奉祀对象。这在泰山祭祀史上，确实是划时代的一件大事。东汉光武帝建武元年（25）二年正月，采用元始中郊祀故事，祭告天地。这一次，五岳一起成为山岳的代表，从祀于中营。五岳进入国家郊祀系统后，其祭祀形制有了很大变化，即通过郊祀化的方式，将庙祭改变为坛祭，并且，这种郊祀化的方式反过来影响了所在地的祭祀。②而五岳观的设立，则是将儒教化的所在地五岳神移至京城，将其纳入道教系统，这同样是五岳祭祀史上一件划时代的事件。其必将对五岳所在地祭祀产生一定的影响。

据《宋史·礼志五》载：“遣官祭告。诏岳、渎、四海诸庙，遇设醮，除青词外，增正神位祝文……帝自制五岳醮告文，遣使醮告。即建坛之地构亭立石柱，刻文其上”。［7］（P1672）可见，北宋时，五岳庙也成为道教设道醮祭的场所，在醮祭时，增设正神位祝文，并且皇帝亲自制作五岳之醮告文，派遣使者代替皇帝醮告五岳。这是当世京城五岳观对五岳所在地岳庙的影响。延及金、元、明时，金元之际以张志纯为代表的泰山全真道参与了修葺泰山祠宇之举，元初道士李志常代祀岳渎，周郢指出：“自此道士取得代朝廷出祭岳渎之特权，俨然国家正使。及元世祖定五岳祭礼，除专遣蒙汉贵臣外，亦沿用道士，遂成定制……此制度至明初犹沿袭不易，故洪武、永乐遣祭泰岳，皆以道士伴行。”［12］（P127－128）这应该与北宋时期道教与国家祭祀之五岳神相结合不无关系。所以，五岳观的设立确实开启并引导了五岳国家祭祀的重大变化。

［注释］

①北宋时期，五岳的祭祀规格前后有所变化。自太祖至英宗时期，五岳在其祭祀史上首次列为国之大祀。熙宁四年（1071）之后，国家开始于京城望祭山川，望祭五岳的祭祀等级仍属大祀，而五岳所在地常规祭祀则参照中祀的规格进行。直到元丰三年（1080）以后，京城与五岳所在地的祭祀才全部复归中祀。

②详见拙作《秦汉时期泰山祭祀考论》，载《泰山文化研究》（第一辑，山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6－18页）。

［1］周密.癸辛杂识［M］.北京：中华书局，1988.

［2］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第6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0.

［3］徐松.宋会要辑稿［M］.北京：中华书局，1957.

［4］［10］曾枣庄.全宋文（第12册）［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5］邓椿.画继·画继补遗［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63.

［6］张邦基.墨庄漫录［M］.北京：中华书局，2002.

［7］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0.

［8］金相范.唐代礼制对于民间信仰观形成的制约与作用─以祠庙信仰为考察的中心［D］.台北：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系，2001.

［9］孟元老.东京梦华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2.

［11］王志跃.宋代国家、礼制与道教的互动［J］.殷都学刊，2011，（2）.

［12］周郢.泰山志校证［M］.合肥：黄山书社，2006.

（责任编辑 梅焕钧）

The First and Complete M ingling ofWuyueshen in Taoism and National Sacrifice——A research based on Wuyue Temple in Beisong Dynasty

LIU Xing－shun
（School of Teacher＇s Education；Mt.Taishan Research Institute，Taishan University，Tai＇an，Shandong，271021）

Wuyuewas themain national sacrifice temple since Qin and Han Dynasties；meanwhile，itwas the famous and epiphany place in Taoism.These two sacrificial systems played their roles respectively until to the Tang Dynasty when Sima Chengzhen tried to rank Wuyuezhenjun as the unique Wuyueshen，but in vain.Up to the Beisong Dynasty in the period of Zhenzong Dazongxiangfu 5，Wuyue Templewas set up in Kaifeng，respectingWuyueshen as the main sacrifice subject，which had a corresponding relationship to the national Wuyueshen.Consequently Wuyueshen which was based on Taoism and the one based on governmental Confucianism united into a complete one，achieving amingling of twomain beliefs in ancient China.

Wuyue Temple；Wuyueshen；National sacrifice；Taoism

G127

A

1672－2590（2015）02－0025－05

2015－01－10

刘兴顺（1965－），男，山东泰安人，泰山学院教师教育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