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也没笑到最后

王俊良

对皇家生活题材极度偏爱的白居易，对贞观二年（公元628年）九月，唐太宗放三千宫女出宫“任求伉俪”大加赞赏；对贞观六年（公元632 年）十二月，唐太宗“亲录系囚，见应死者，闵之，纵使归家，期以来秋来就死”的做法更是击节长叹！

尽管，“去岁所纵天下死囚凡三百九十人，无人督帅，皆如期自诣朝堂，无一人亡匿者”的结果，更像是专为“上皆赦之”做好的一个局。《新唐书》编撰者欧阳修，不但不像白居易那样点赞，反倒笑唐太宗“沽名钓誉”，因为“其囚及期，而卒自归无后者，是君子之所难，而小人之所易也”，认定“太宗之为此，所以求此名也”！

不过，欧阳修笑唐太宗做秀，丝毫也不影响白居易的颂圣。本不搭界的两件事，被白居易上升到广施德政，教化黎民的政治层面。于是，就有了“怨女三千出后宫，死囚四百来归狱”的千古浪漫！有意思的是，同样两件事到了司马光笔下，载入《资治通鉴》则成了帝王驭民的范本。区别在于，大诗人白居易与史学家司马光的出发点有所不同。前者意在歌功颂德，讴歌统治的合理性；后者目的是为后世统治者提供可资借鉴的典型，避免犯同样的错误。相对来讲，统治者更在意的，乃《资治通鉴》“鉴于往事，资于治道”的作用。

显然，读书人对前朝政局的讴歌与嘲笑，区别大都是做稳了奴才之后的帮闲亦或是帮忙而已。站在统治者的角度，宋神宗大赞“贞观之治”的理由自不必说，明神宗对唐太宗不屑的原因，是“唐太宗助父杀兄，家法不正，岂为令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