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留日群体与民族主义在中国小说中的兴起

黄 曼

一

迄今为止，世界范围内关于民族主义的讨论已经举不胜举。尤其20世纪80年代以来，恰如安东尼·史密斯所言：“对‘世界上没有一块地方能避免民族主义热望’的认识已经渗入到甚至是最保守的学术圈内。”[1](前言)尽管解答的问题未必比提出的困惑更多——至今关于民族主义的意涵、可能范式、内在精神理路以及它所带来的人类进程与灾难等都依然是言说未尽的话题，这些著述还使我们对民族主义复杂而重大的影响力有了深刻印象。如同众多研究者已经感受到的，民族主义在学理上是贫弱的。与绝大多数被缀以“主义”的意识形态不同，它没有牢固的哲学基础，也没有产生自己伟大的思想家，它带着某种“空洞性”*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论到“民族”的概念与定义时，曾提到有三个令民族主义理论家感到恼怒和困惑的诡论，其中之一即是“各种民族主义在‘政治上’的力量相对于它们在哲学上的贫困与不统一。换言之，和大多数其他的主义不同的是，民族主义从未产生它自己的伟大思想家：没有它的霍布斯、托克维尔、马克思或韦伯。这种‘空洞性’很容易让具有世界主义精神和能够使用多种语言的知识分子对民族主义产生某种轻视的态度。”[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吴叡人译《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增订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8月第1版，第5页。。然而这些都丝毫未能阻碍民族主义在现实中的效果，它掌握了“深刻的情感上的正当性”，“在深浅不一的自觉状态下，它们可以被移植到许多形形色色的社会领域，可以吸纳同样多形形色色的各种政治和意识形态组合，也可以被这些力量吸收”[2](P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