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先秦司法的残酷性

郭俊然

(郑州大学，河南 郑州 45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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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先秦司法的残酷性

郭俊然

(郑州大学，河南 郑州 450001)

兵刑不分的中国古代司法带有极大的野蛮性和残酷性，先秦司法更是如此，其残酷性在夏商时期主要体现在动辄“灭人宗族”上。西周建立后，主张“明德慎罚”是对夏商残酷司法的一种反动。社会大变革背景下的春秋战国司法是以滥杀为特征。族刑在此时正式成为一种法定的刑罚。究其原因，春秋战国时期司法残酷性的发生是源于社会大变革的现实，以及基于此种变革基础上的法家的重刑主义思想。

先秦；法律；刑罚；族刑；滥杀

中国古代的刑法起源于兵说是一种流传较为普遍的观点。《汉书·刑法志》载：“黄帝以兵定天下，此刑之大者。”又载：“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钺；中刑用刀锯，其次用钻凿；薄刑用鞭扑。”[1](卷23)《辽史·刑法志》亦载：“刑也者，始于兵……蚩尤惟始作乱，斯民鸱义，奸宄并作，刑之用岂能已乎？”[2](卷61)由于兵刑不分，使得中国古代刑法，特别是先秦刑法带有极大的野蛮性和残酷性。又由于中国古代司法是诸法合体、民刑不分，所以刑法的野蛮性和残酷性也就是整个司法的野蛮性和残酷性。野蛮性主要体现在肉刑名目的繁多上，像夏代刑法中的肉刑竟然有成百上千种之多，《魏书·刑法志》载：“夏刑则大辟二百，膑辟三百，宫辟五百，劓墨各千。”至于商代略同于夏，所谓“殷因于夏，盖有损益。”[3](卷111)残酷性主要体现在大规模的杀戮上，常是成百上千地滥杀，血流成河，典型者如族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