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国志》看陈寿的领导思想

2015-02-20 07:26
关键词:陈寿袁绍三国志

王 宇

(包头师范学院 《阴山学刊》编辑部,内蒙古 包头 014030)

“汉末,天下大乱,雄豪并起”[1]37,董卓“据有武库甲兵,国家珍宝,威震天下”[1]118,袁绍“虎视四州,强盛莫敌”[1]37,袁术 “用河内张炯之符命,遂僭号”[1]144刘表“跨蹈汉南”[1]149……《三国志》为我们刻画了众多雄豪之首。从对这些雄豪之首的评论中,特别是对三国奠基开国之君的塑造中,我们可以窥见出陈寿的部分领导思想。

一、取业领导之本——明略

在陈寿眼中,“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1]37他认为,曹操能够败袁术、破陶谦、杀吕布、灭袁绍、降刘琮、克马超……由一个洛阳北部尉、议郎而成为一个取得汉之基业的领导者,无它,“惟其明略最优也”。这里,陈寿明确表明,明略是成就领导者成功的资质之一。

陈寿从政治、经济、军事诸多方面突出曹操是如何凭借其明略逐步代掌汉业,争得统一北方领导权的。

(一)政治上,谋迎天子代汉室,取得“奉天子以令诸侯”的战略优势

陈寿笔下的汉末,军阀混战,天下大乱,各种势力相峙,愚者自做“皇帝梦”,智者谋迎天子,以便举起天子的大旗讨伐不臣。当时袁绍手下的谋士看得很清楚,郭图“说绍迎天子都邺”[1]194,但袁绍听不进去,因为他想当皇帝。至于袁术,那更是看不到这一步。曹操则完全不同,他对待天子之废立一向看得很重。他很清楚,要谋大事,汉天子这面旗帜是很重要的,谁把它举起来,谁就能提高自己的权威,占有主动权,就能以天子之名行己之欲,就会有威势和力量。因此,他占有兖州之后,除了以武力争衡天下外,一直在考虑迎归天子的问题。

陈寿记载,曹操刚刚自领兖州牧,治中从事毛进言:“今天下分崩,国主迁移,民生废业,饥馑流亡,公家无经岁之储,百姓无安国之志,难以持久。今袁绍、刘表虽士民众强,皆无经远之虑,未有树基建本者也,夫兵义者胜,守位以财,宜奉天子以令不臣。”[1]258这些话,正合曹操的心意。于是他立即使从事王必到河内太守张扬处“借路”西去长安,自此开始便有使者通天子。

建安元年(公元196年)秋八月,曹操在许,谋迎天子,部属中的许多人觉得条件不具备,认为:“山东未平,韩逼、杨奉新将天子到洛阳,北连张杨,未可卒制”[2]212。荀 据引历史,讲述了迎纳天子的好处,也指出了迎纳天子的紧迫性。作为领导者,在属下意见不统一的情况下,能够善断大事而识时务是很重要的。陈寿就描写曹操力排众议,建独断之明,采纳了荀 的意见,奉迎汉献帝迁都许昌。从而造成了曹操“奉天子以令诸侯”的战略优势,并为其后消灭北方割据势力的顺利实施奠定了基础。

此时,“虽有大志,而见事迟”[1]12的割据另一方的领导者——袁绍,“悔,欲令太祖徙天子都鄄城以自密近,太祖拒之。”[1]133

(二)经济上,建立屯田制,定富国强兵之策

曹操曾多次面临军粮匮乏的严峻局面,军粮几乎成了影响曹操此次战略决策的关键。因此根据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和军事形势,逐步建立屯田制。(参见拙文《从三国鼎立看谋士集团的重要作用》)建安元年,曹操发布屯田令时明确指出:“夫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1]10“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不是曹操的独见,但他试图取“先代之良式”,学习秦国商鞅的农战政策和汉武帝以军人戍边屯垦解决军需之急的办法,亦当时一种思想认识的表现,体现了他的明智之举。屯田的成就,解除了粮荒,极大地支援了战争。所以曹操把它提高到“强兵足食”的高度大加赞誉。

曹操推行屯田政策的成功,所显示出来的意义是非同寻常的。它使北方的农业在一个较短时期内得到了比较好、比较快的恢复和发展,王粲在《从军诗》中说“悠悠涉荒路。靡靡我心愁。四望无烟火。但见林与丘。城郭生榛棘。蹊径无所由。 蒲竟广泽。葭苇夹长流。日夕凉风发。翩翩漂吾舟。寒蝉在树鸣。鹳鹄摩天游。客子多悲伤。泪下不可收。朝入谯郡界。旷然消人忧。鸡鸣达四境。黍稷盈原畴。馆宅充 里。士女满庄馗。自非贤圣国。谁能享斯休。诗人美乐土。虽客犹愿留。"[2](卷二十七·诗戊)反映的虽是局部景象,但应当说是有一定代表性的。把在长期战乱中凋敝不堪的农业经济重新振作起来,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功劳。屯田使长期战乱中被迫离开土地或被剥夺土地的农民,重新和土地结合了起来,流民生机无着,最终会走向反抗的道路,从曹操来说,这自然也是他缓和阶级矛盾、调整生产关系的一种手段。而施行屯田给曹操带来的直接和最大的收获,则是解决了长期为之担忧的军粮问题。“是岁乃募民屯田许下,得谷百万斛。于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积谷。征伐四方,无运粮之劳,遂兼灭群贼,克平天下。"[1]10

(三)军事上,审时度势,从大局出发谋求胜利

最能体现曹操军事谋略之役的是官渡之战。曹操本是处于劣势,然而他能够顾全大局,正确分析客观条件,采纳别人的正确意见,因而能避实就虚,使战争向有利于自己的方面转化,赢得了胜利。

建安五年(200年)二月,袁军颜良等人围攻白马,曹操采纳谋士荀攸计,先进军延津,做出渡河袭击袁军的阵势,误导袁军分兵西向后,“绍闻兵渡,即分兵西应之。公乃引军兼行趣白马,未至十馀里,良大惊,来逆战。使张辽、关羽前登,击破,斩良。遂解白马围”[1]13。曹军突然杀到,使袁军措手不及,大败。曹操救出白马军民,沿河西撤。袁绍派兵来追,曹操设计“骑解鞍放马。是时,白马辎重就道。”[1]13引得追军争抢辎重,阵行混乱。曹操率领仅有的骑兵突然杀出,打破追兵,初战得胜。

战争的胜负往往取决于双方的主要策略者的战略思想和战术得失。因此,探讨战争胜负的原因常常讲双方指挥者的得与失。官渡之战曹袁双方特别重视军粮,当袁均新运来一批粮食时,沮授曾建议“遣将蒋奇别为支军于表,以断曹公之钞”[1]136,袁绍不予采纳。这时因家人犯事而投靠曹军的许攸,把袁军新运粮食的情况告诉了曹操,曹操立即率领5 000兵马烧袁绍的军粮。而此时的袁绍并没有采纳张 救乌巢的建议,一意孤行攻打曹操大营。结果不仅没有攻下曹操大营,反而军粮被烧。应该说,袁绍采取上述任何一项措施都不会失败,但他缺乏曹操的明略和善断。无怪乎曹操称他为:“袁绍虽有大志,而见事迟,必不动也。”“吾知绍之为人,志大而智小,色厉而胆薄,忌克而少威,兵多而分画不明,将骄而众令不一,土地虽广,粮食虽丰,适足以为我奉也。”[1]12正是曹操对敌方领导者——袁绍有很深的认识,才能以弱胜强。

建安二十四年(219年)三月,“王自长安出斜谷,军遮要以临汉中,遂至阳平。”[1]35备因险据守。“太祖自至汉中拔出诸军”[1]192,离开了汉中,那么新的防线设在哪里呢?“(曹操)使真(曹真)至武郡迎曹洪等还屯陈仓。”[1]192善于度地用势的曹操,不惜大步后退,决定把防线建在汉中与关中之间的交通要冲、历代兵家必争的陈仓。这一决策虽然是防御性的,但却是正确的。它有效地扼制住了刘备、诸葛亮前进之势,终三国之季,诸葛亮始终未能超过陈仓一线。“(章五六年)冬,亮复出散关,围陈仓,曹真拒之,亮粮尽而还。”[1]621这里,陈寿向我们展示了曹操的明略——放弃局部利益争取全局主动的大局观。

二、立业领导之器——仁德

陈寿认为,较之曹操,刘备“机权干略,不逮魏武,是以基宇亦狭”,竟能为汉中王,蜀之领导,缘于他具有陈寿所认同的领导者资质之一——仁德,陈寿说:“然折而不挠,终不为下者,抑揆彼之量必不容己”,“弘毅宽厚,知人待士,盖有高祖之风,英雄之器焉。及其举国托孤于诸葛亮,而心神无贰,诚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轨也”[1]601。

作为领导者,唯有以仁统天下,部属、人民才会追随左右,那么被陈寿定位为“仁君”的刘备,是如何“弘毅宽厚”的呢?陈寿从三个方面略加论述:

(一)以仁德服敌,众归之

陈寿在《三国志》中记载了这样一则轶事:“郡民刘平素轻先主,耻为之下,使客刺之。客不忍刺,语之而去。其得人心如此。”[1]588在这段叙述中,刘备对于一个素不相识的人都能宽厚待之,使其不忍杀之,可见他是一个相当宽厚的人。刘备的这一人格特质,是其成就功业的最大利器。

建安十二年(207年)“先主屯樊,不知曹公卒至,至宛乃闻之,遂将其众去。过襄阳,诸葛亮说先主攻琮,荆州可有。先主曰:‘吾不忍也。’乃驻马呼琮,琮惧不能起。琮左右及荆州人多归先主,此到当阳,众十余万”[1]591。建安十六年(211年),刘璋听从张松建议,派法正邀请刘备入川襄助自己对付张鲁,刘备率数万步卒入蜀,与刘璋会于涪。期间,张松、法正、庞统皆劝刘备袭杀刘璋,刘备以初来蜀地、人心尚未信服、不宜轻举妄动为由拒绝。“张松令法正白先主,及谋臣庞统进说,便可於会所袭璋。先主曰:‘此大事也,不可仓卒。’”[1]594刘备因义,不忍攻刘琮、刘璋,此举使得刘琮左右及荆州之人多有归附。

刘备入主西蜀后,“及董和、黄权、李严等本璋之所授用也,吴懿、费观等又璋之婚亲也,彭又璋之所排摈也,刘巴者宿昔之所忌恨也,皆处之显任,尽其器能。有志之士,无不竞劝。”[1]595能用忌恨之人,且“处之显任”,这显示出刘备以德拢人之能事。

(二)以民为本,众拥之

陈寿塑造刘备平时“少语言,善下人”[1]587。

在他任徐州牧、豫州牧时,亦秉持仁德之风,不妄取百姓一物,所到之处鸡犬不扰。连袁绍也不得不承认“刘玄德弘雅有信义,今徐州乐戴之,诚副所望也。”

汉末纷争之际,哪个军阀不害民,董卓“狼戾贼忍,暴虐不仁”[1]194,袁术“奢淫肆欲,征敛无度,百姓苦之。”[1]142“荒侈滋甚,后宫数百皆服绮 ,馀粱肉,而士卒冻馁,江淮间空尽,人民相食”[1]144。

较之董卓、袁绍,刘备于颠沛流离之际,仍能以民为本,甘冒被俘的危险而不忍抛弃人民。陈寿这样记述到:建安十三年(208年):“比到当阳,众十余万,辎重数千两,日行十余里,别遣关羽乘船数百艘,使会江陵。或谓先主曰:‘宜速行保江陵,今虽拥大众,被甲者少,若曹公兵至,何以拒之?’先主曰:‘夫济大事必以人为本,今人归吾,吾何忍弃去!’”[1]591刘备从新野撤往江夏,路经襄阳时,很多荆州士人投靠刘备,到当阳时,竟有十余万众,有人劝说刘备抛弃他们,轻骑前进,刘备不忍,结果被曹军追击,大败于长坂。

此外,在刘备入主西川的过程中,“厚树恩德,以收众心。”[1]594其爱民之心及仁者风范再次呈现。

刘备正是凭着这种仁政德治,使人民对他信赖、拥护,使诸葛亮、张飞、关羽等部属对他誓死效力。

(三)以诚待士,众忠之

关羽、张飞二人皆为刘备部属,然而刘备始终以兄弟之情待之,“先主(指刘备)与二人(指关羽、张飞)寝则同床,恩若兄弟。”[1]630领导者与下属同寝同食,是在高位者将在下位者提升至同等的地位,如此殊荣,二人自然对刘备誓死效忠,甘为知己者死。即便是曹操以“偏将军、汉寿亭侯”表关羽,关羽也“心神无久留之意”。“吾权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刘将军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1]631从关羽的话中侧面说明了刘备以诚相待,故而能得人死力这点。

无独有偶,说此话的还不止关羽一人,诸葛亮也立言:“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何也?“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这一殊遇即是以诚待士,陈寿借诸葛亮之口体现了刘备如何以诚待士,“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谘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1]618

特别是托孤遗言,充分体现刘备重大义、成大业、无私心的一面。“君(指诸葛亮)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1]617

刘备作为领导者不同凡响之处,正是表现在他对孔明等下属的信任方面。在战斗攻防这类智谋方面,刘备虽远不及曹操,但在作为领导者非常重要的包容力、守信义、重真诚等方面,可以说刘备是三国时期的德高之士。这种仁者风范实为刘备领导风格最大特色。刘备也正是靠着“仁”“义”号召部属,作为民众向心力基础,无怪乎早期程昱就劝说曹操:“观刘备有雄才而甚得众心,终不为人下,不如早图之。”[1]10

将仁德作为刘备的突出品质大书特书,是陈寿有意为之。《华阳国志》记载陈寿曾“初应州命,卫将军主簿”[3](《后贤志·陈寿传》)。卫将军指姜维,“姜伯约忠勤时事,思虑精密,考其所有,永南、季常诸人不如也。其人,凉州上士也。”“姜伯约甚敏于军事,既有胆义,深解兵意。此人心存汉室而才兼于人,毕教军事,当遣诣宫,觐见主上。”[1]708因此,陈寿在姜维为卫将军后,愿为之效力,任卫将军主簿。然而,蜀汉后主景耀元年(258年)宦官黄皓窃据权柄,排斥打击异己,《晋书·陈寿传》说:“宦人黄皓专弄权威,大臣皆曲意附之,寿独不为之屈,由是屡被谴黜。”[4](《陈寿传》)陈寿“独不为之屈”的原因在于他认为黄皓缺乏领导者应有的仁德,在他看来,黄皓为人“奸险”[1]661“操弄威柄”[1]661,不足为之效命。因此,结合自身经历,陈寿将仁德与智谋并举,把仁德视为领导者必不可少的质素。

三、守业领导之法——任才

曹操、刘备均属于创业型领导,对于守业型领导,陈寿又是强调哪一点呢?陈寿借孙策之口表达了他的思想,“举江东之众,决机于两陈之间,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如卿。”[1]738可见,与天下争衡取业靠的是明略(即决机),保江山守业依的是任才(举贤任能)。

俗话说,创业难,守业更难,作为守业之主,孙权“屈身忍辱,任才尚计,有勾践之奇,英人之杰矣。故能自擅江表,成鼎峙之业。”[1]766在陈寿看来,正是他的知人善任,才使得其麾下人才济济,周瑜之后有鲁肃,鲁肃之后有吕蒙,吕蒙之后有陆逊。没有出现像蜀国人才凋敝、诸葛亮逝后后继无人的状况。

对领导者的任才陈寿强调三个方面:

一是招延俊秀,聘求名士。孙权继承父兄之业时,“是时惟有会稽、吴郡、丹杨、豫章、庐陵,然深险之地犹未尽从,而天下英豪布在州郡,宾旅寄寓之士以安危去就为意,未有君臣之固。”[1]742面临严峻的形势,孙权“待张昭以师傅之礼,而周瑜、程普、吕范等为将率。招延俊秀,聘求名士,鲁肃、诸葛瑾等始为宾客。”[1]742广开贤路,是孙权充分解决人才来源问题的一个方式,难怪诸葛亮不得不承认东吴“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1]613

二是勇于打破常规。一方面孙权取才不论出身,他“纳鲁肃于凡品”[1]747、“拔吕蒙于行陈”[1]747、任陆逊于“威名未著”[1]904,其他臣子如步骘、黄盖、潘璋、周泰、丁奉、谷利、丁览、阚泽、张梁等都出身微贱,但孙权对他们基本上做到不拘一格和一视同仁。另一方面,孙权用才不搞论资排辈,破格选拔年轻人。如周瑜被任命为大都督指挥赤壁之战时年仅23岁。鲁肃见孙权时才28岁,资深的张昭劝孙权:“肃年少粗疏,未可用。”[1]844孙权却“不以介意,益贵重之(指鲁肃)。”[1]844吕蒙20多岁时就被拜为横野中郎将。陆逊被任命为大都督时年仅36岁。能够做到不拘一格用人才,特别是对年轻人的选拔使用,尤需要领导者的胆识。正是孙权启用了这些年轻人,才使东吴保持了旺盛的生命力。

三是知人善任。有了人才,并不等于会用人;不善于使用人才,就不能发挥人才的作用。知人、用人是一门很深的学问,要做到知人善任、举贤任能,需要领导者的独具慧眼和魄力。陈寿通过载录孙权的言论体现了这一点。孙权在用人的时候,善于发现属下的优点,发挥他们的长处。如他与陆逊论及周瑜、鲁肃、吕蒙时说:“公瑾雄烈,胆略兼人,遂破孟德,开拓荆州,邈焉难继,君今继之。公瑾昔要子敬来东,致达於孤,孤与宴语,便及大略帝王之业,此一快也。后孟德因获刘琮之势,张言方率数十万众水步俱下。孤普请诸将,咨问所宜,无适先对,至子布、文表,俱言宜遣使 檄迎之,子敬即驳言不可,劝孤急呼公瑾,付任以众,逆而击之,此二快也。……又子明少时,孤谓不辞剧易,果敢有胆而已;及身长大,学问开益,筹略奇至,可以次於公瑾,……然其作军,屯营不失,令行禁止,部界无废负,路无拾遗,其法亦美也。”[1]852对于属下的缺点,陈寿认为孙权的做法是“允当”的,即“周公不求备於一人,故孤忘其短而贵其长,常以比方邓禹也。”“孤亦恕之,不苟责也。”[1]852

正是基于对人才的正确认识,孙权才能扬长避短,遣周瑜破曹操十万大军于赤壁;纳鲁肃“竟长江所及"于榻上;派吕蒙杀关羽于荆州,取回梦寐以求的南郡;识陆逊摧克刘备大军于 亭。摒除张昭、顾雍等老臣“肃谦下不足,颇訾毁之,云肃年少粗疏,未可用”[1]844“吴下业业,若军果行,恐必致乱(针对甘宁献策袭黄祖之事)”[1]859的担心。

孙权早期善于任才,使他能独霸江东,也使孙吴在魏蜀吴三国之中立国历时最久。然而,陈寿也明确地指出,也正是孙权晚年不善用人,“性多嫌忌,果于杀戮,暨臻末年,弥以滋甚。至于谗说殄行,胤嗣废毙,岂所谓赐厥孙谋以燕冀于者哉?其后叶陵迟,遂致覆国,未必不由此也。”[1]766孙权为了监视属下,专门设置了两个官职——校事和察战,这使很多属下无辜受到陷害,他却还大加重用这些校事官。

特别是魏辽东太守公孙渊向孙权称臣一事。孙权“遣舒、综还,使太常张弥、执金吾许晏、将军贺达等将兵万人,金宝珍货,九锡备物,乘海授渊”[1]758。而“举朝大臣,自丞相雍已下皆谏,以为渊未可信,而宠待太厚。但可遣吏兵数百护送舒、综,权终不听。渊果斩弥等,送其首于魏,没其兵资。”[1]258以致孙权大怒,张昭见孙权如此刚愎自用,一气之下装病在家。此时的孙权与“有才而不能用,闻善而不能纳”[1]194的袁绍无二。而这是陈寿最不愿意看到的情形。陈寿因自己生不逢时,在蜀汉时期,遇黄皓弄权而屡遭谴黜,入晋后,又遇朝政松弛,政纲不举,助晋代魏的功臣元勋把持权柄,嫉贤妒能。陈寿虽才学出众,但因来自降国蜀土,遭到权臣的歧视。陈寿虽曾得到张华的赏识,而终遭苟勖排挤。以他出众的才华,而未得其施展,故《华阳国志》说他:“位望不充其才,当时冤之。”[3](《后贤志·陈寿传》)所以他在《三国志》中对吴主“今主人亲贤贵士,纳奇录异”(周瑜语)[1]843-844“大王以能容贤蓄众,故海内望风”(刘基语)[1]878的描述,既是对贤君任才的渴望,也是他怀才不遇之情的抒发。

其实,对于明略、仁德、任才三点,陈寿在叙述三位领导时都或多或少地有所涉及,本文只是为了分析方便,才分别从他们的侧重面来谈。

在陈寿看来,刘备“机权干略,不逮魏武,是以基宇亦狭”,孙权“性多嫌忌,果于杀戮,暨臻末年,弥以滋甚。至于谗说殄行,胤嗣废毙,岂所谓赐厥孙谋以燕冀于者哉?其后叶陵迟,遂致覆国,未必不由此也。”故而陈寿认为领导者应既有明略之智,兼具仁者之德,又不乏任才之能。陈寿认为,明略、仁德、任才三者相辅相成:有明略之智的领导,自然行明略之事,如以德治国,善用人才;有仁德之范的领导自然“信义著于四海”[1]613,才能“总揽英雄”[1]613,任人为贤;有任才之能的领导必是明智、有德行之人,“任贤相则为循理之君,惑阉竖则为昏暗之后。”[1]608三国之领导及其后继者正是因为缺乏其中一二而未能完成统一大业。故而在《三国志》中,陈寿有许多劝诫领导者的善言,诸如劝后主刘禅:“宜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也。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1]618再如魏明帝大兴宫殿,劳民伤财,陈寿借高柔之口劝诫:“二虏狡猾,潜自讲肄,谋动干戈,未图束手。宜畜养将士,缮治甲兵,以逸待之,而顷兴造殿舍,上下劳扰;若使吴、蜀知人虚实,通谋并势,复俱送死,甚不易也。昔汉文惜十家之资,不营小台之娱;去病虑匈奴之害,不遑治第之事。况今所损者非惟百金之费,所忧者非徒北狄之患乎?可粗成见所营立,以充朝宴之仪。乞罢作者,使得就农。”[1]463《三国志·魏书》中的《陈群传》《辛毗传》《杨阜传》,《三国志·吴书》中的《陆凯传》《贺邵传》等都载有诸如此类从明略、仁德、任才方面来劝诫帝王的言辞表疏。

[1]【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M].长沙:岳麓书社,2008.

[2]【梁】萧统,【唐】李善注.文选[M].北京:中华书局,1997.

[3]【晋】常璩.华阳国志译注[M].成都:四川大学,2007.

[4]【唐】房玄龄,等.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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