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为本:激发企业科技创新的精神动力

2015-02-21 08:17梁建新
关键词:动力价值精神

梁建新

(长沙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长沙 410004)

以人为本:激发企业科技创新的精神动力

梁建新

(长沙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长沙 410004)

企业是科技创新的主体,要激发企业科技创新的精神动力,必须在企业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坚守以人为本的理念。“以人为本”具有深厚的理论土壤,从管理学视角看,它适应了现代企业“以人为本”管理模式的崭新变革;从思想政治教育学视角看,这一理念具有坚实的本体论、价值论和方法论的土壤;从哲学视角看,精神动力理论以及后现代哲学的人性观、生态观为这一模式注入了新的理论血液。

以人为本;科技创新;精神动力

在知识经济背景下,知识、信息、技术已经成为最重要的战略资源,而这些战略资源的载体是“人”,因而最大程度地发挥人的能动性与科技创新精神是现代企业成功的关键。现代企业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必须进行一场与传统断裂的激烈变革,这种变革不是停留在采取裁员、重组等手段,而是标志着全新的企业管理模式的诞生,即“以人为本”的企业管理模式。在“以人为本”的企业管理模式下,企业从单纯的掌握资源、竭尽所能地从员工那里榨取价值的组织,转变为最大程度释放员工积极能动性与创新精神的场所。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成为激发企业员工积极能动性与创新精神、加强企业管理的重要手段。“以人为本”管理模式的运行,必然要求企业思想政治教育渗透强烈的“人本”理念,实现企业思想政治教育从“工具理性”向“价值理性”的转轨。只有完成这一转轨,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才能真正承担起为企业增加精神资本存量的使命,为企业员工锐意进行科技创新打造强大的精神动力。

“人本”思想政治工作模式的特点是克服传统思想政治工作模式中片面强调服务于政治与社会需要的“工具理性”思维,彰显“人”的“价值理性”。“以人为本”的思想政治工作之所以能激发企业科技创新的精神动力,首先源于这种“人本”理念适应了现代企业管理模式的变革。

在将资本作为关键战略资源的传统企业管理模式中,管理层关注资本的分配,重视资本利用率的衡量,管理者眼里的雇员不是有价值的资源,而是生产过程中随时可以替代的工具而已,因此,很多企业管理者不断采用日趋先进的管理政策与制度,最大化地限制个人特性,使人像他们所管理的资本那样可以预测和控制。然而,人的能动性使传统的企业管理模式捉襟见肘,而新的企业管理模式也必然应运而生。通用公司的CEO杰克·韦尔奇指出:“我们雇员的天赋被大大低估,他们的技能被闲置。我们最重要的任务是重新定义我们与雇员的关系,其目的是为人们营造一个可以自由发挥创造力的场所。在这里,他们能体会到一种真正的成就感,从而将每个人的能力发挥到极致。”[1]

“以人为本”的企业管理模式何以能激发企业员工的精神动力呢?首先,这种管理模式把激励企业员工去寻觅机遇或产生创造性理念视为企业成功的关键。要释放被企业官僚机构和复杂体系所窒息的个人能动性与创造力,激发科技创新的精神动力,思想政治工作就必须着力于培育企业员工的主人翁意识。因为当员工看到自己富有创新意义的想法被摘选、被混杂成为供管理者评审的材料而自己被排斥于信息共享与决策过程之外时,就会产生失望感、愤怒感,最终就会演变成对企业的悲观、冷漠与懒散态度,甚至采取叛逆与颠覆行为。将“以人为本”的理念运用于思想政治工作,唤醒员工的主人翁意识,要把握三个要点:第一,企业的政策与管理行为要根植于对员工能力真正的、毫不动摇的信仰;第二,应当根据企业的总体方向激发个人的能动性与科技创新精神,有效引导企业员工在主人翁意识基础上进行有效的自我约束,避免出现混乱与无序;第三,企业要建立起一种支持员工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的文化氛围,体现和反映对员工的尊重。

其次,新企业管理模式强调以企业的共同理想指导员工的奋斗目标。思想政治工作者要通过扎实的工作使员工认识到,每一个员工的辛勤劳动都是在为企业的共同理想而努力,都是共同理想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只有将每一位员工凝聚在共同理想的旗帜下,才能最大程度地激发其科技创新精神。只有将共同理想根植于员工的头脑,才能使员工明白自己劳动的意义与价值,这比努力让员工服从于管理者理性的战略分析,发表一些内容肤浅、无人理睬的工作报告要强的多。为此,企业必须形成一种不断开放、相互支持的学习环境,必须提供一种具有刺激性与危机感的推动力,这样才能像面临自然灾害威胁而相互协作的救援人员一样,紧紧地捏合在一起,形成一种集体认同感。

最后,新企业管理模式将员工、企业、社会看作是命运共同体,增强了员工的精神归属感。如果员工缺乏与企业、社会“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就会弱化自我的道德规约。新企业管理模式强调要构建员工、企业、社会三者之间的道德契约。在这种道德契约中,员工将不再是简单的雇员,而是自己所经营的业务的雇主,也就是说,是自己雇佣自己,并与全世界成百万的同行进行业务竞争,生存的关键在于每天都要学习如何为社会贡献更多价值,企业的绩效不再来源于最高领导至高无上的权威,而是来自于雇员们的主动性、创造性。这种新的“道德契约论”必然为企业科技创新提供强大的道德规约与道德动力。

“以人为本”之所以成为企业科技创新的精神动力,还可以从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发展予以证明。

第一,既然“人”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工作对象,那么一切思想政治工作都必须结合具体的现实的人的利益与需要而展开,否则就是缘木求鱼。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对象的“人”不是抽象的、虚幻的人,而是具体的、现实的人,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思想政治工作只能从这种现实的具体的人所处的实际境遇出发,清晰地厘定人的思想政治道德问题产生的实践基础与客观原因,并对人的利益与需要进行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引导,这里要防止两种错误倾向:一是只讲究社会利益与政治需要,牺牲和压抑个人利益与需要;二是只讲究个人利益与需要的满足,置社会利益于不顾。要寻找这两者之间的有效平衡,妥善处理这两者之间的矛盾与冲突。

第二,既然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是以提高人的思想政治素质,树立先进的、科学的思想政治道德意识,引领主体选择与社会发展方向相一致,那么,思想政治工作就必须立足于消除现实社会环境对人的消极影响、引领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从社会发展中确立人的正确价值取向,获取精神动力支持。生活于现实社会中的人总会受到社会环境的各种影响,其中既有正面的、积极的,又有负面的、消极的,如果受到负面的、消极的影响,就会形成落后的、经验的、自发的思想意识,在这种思想意识指导下的实践必然会误入歧途;如果受到正面的、积极的影响,就会形成先进的、科学的、系统的思想意识,在这种思想意识指导下的实践才能达到改造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的目的。思想政治工作就是要帮助人们抵制负面的消极的社会影响,树立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思想意识,使个人利益与需要的满足与社会发展保持良性互动,从而形成社会的凝聚力、共识性、协调性与一致性。

第三,既然思想政治教育具有超越性的特征,思想政治工作就必须既立足于人的现实境遇,又面向人的未来,即有针对性地解决人的现实问题,又超越式地提高人的思想政治道德素质。正确把握人们的现实思想认识水平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前提,也是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基础,但承认现实不等于止步于现实,而是要找准提升人们思想政治素质的起点,实现思想政治水平的超越,从而达到新的思想政治道德视界。同时,思想政治教育的超越性还要求思想政治工作者不要满足于就事论事地解决人们的思想政治道德问题,而是要充分发挥优势与积极因素,有效预防可能出现的问题,对人们的思想政治问题进行合规律性的预测与引导,体现思想政治工作的前瞻性与先导性。

第四,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是个体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缺乏“以人为本”理念的思想政治教育往往导致“人学空场”。以往很多思想政治工作者片面强调思想政治教育服务于政治、服务于社会的意识形态功能,忽视其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个体价值,结果苦口婆心的思想政治教育说教成了游离于人们思想壁垒之外的喃喃呓语,其预期的社会价值自然也无法实现。塞缪尔·斯迈尔斯指出:“在当今这个只追求器物的时代,我们决不能忽略了思想的价值,在给年轻一代传授知识信息的同时,决不应该忘记:还应该教育他们成为有高贵思想的、诚实而敢说真话的男女;在培养他们的能力的同时,绝不应该忘了:还应该培养他们的高贵的人格品性。”[3]

第五,“以人为本”是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论原则。“以人为本”是在否定“以物为本”的基础上产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以物为本”往往突出一些外在的、可量化的方面,在这种理念下,教育者是统治阶级思想的传播者,受教育者是统治阶级思想的接收器和被改造的对象,教学内容是“钦定”的,教学方法也是不能“违规”的,这是一种“见物不见人”的与“以人为本”相对立的思维模式与价值原则。“以人为本”的基本理念与方法论原则要求把人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与目的,而不是毫无能动性、机械地接受教育和被改造的对象,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是一种主体间性的关系,教育者要全面客观地认识受教育者,深刻研究时代的新变化与发展趋势,准确把握人的发展脉搏,选择富有时代气息、贴近受教育者实际的内容和灵活多样的教育方法,实现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的良性互动,使整个教育过程发挥主动性、把握规律性、具有人文性、体现创造性。

“以人为本”作为激发精神动力的杠杆,不但有管理学、思想政治教育学的深厚土壤,其哲学意蕴也是非常坚实的。

首先,通过“以人为本”激发精神动力是马克思主义精神动力理论的科学实践。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发展具有一个强大的合力系统,这一系统中既包括物质动力,又包括精神动力。而分散的精神动力可以凝聚为整体的精神动力,个体的精神动力可以转化成社会的精神动力,社会的精神动力可以转化成社会的物质动力,并与既有的物质动力一起,自觉影响和推动社会实践的发展。恩格斯指出:“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相互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4]实施“人本”思想政治工作模式,一方面要立足于人的特殊生活条件,开发和形成许多单个的意志;另一方面,又要善于在共同目标的前提下,协调和引导单个意志的冲突与矛盾,使之在相互作用中形成社会合力,从而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与社会的全面进步。

其次,后现代主义人性观为思想政治工作者完整地洞悉和把握人性提供了一缕“普照之光”。后现代主义世界观认为,人类行为受多重价值驱动影响,不仅受接受性价值驱动,还受到成就性价值、奉献价值、自我实现价值等其他价值驱动。人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个创造性的存在物,都具有创造性的能量,在我们所栖居的星球上,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最大限度地体现着这种创造性的能量。于是,构成人类本性的就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我们接受着他人的创造物和许许多多的接受性价值,比如空气、食物、水等,这种接受性价值无疑构成了人类本性的第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我们自己也是创造性的存在物,我们只有发挥我们的创造潜能,创造出他人所需要的接受性价值,我们才能得到自己所需要的接受性价值,因此,创造性价值就构成了人类本性的第二个方面。创造性价值的人类本性告诉我们:工人首先是“人”,他们需要从工作中获得满足感,需要感觉到他们对事情创造性地奉献了价值,需要以主人的姿态参与企业各个层次的决策。

最后,后现代主义对现代主义非生态论存在观的否弃为“人本”思想政治工作模式的实践开辟了理论路径。现代主义思想家习惯于把世界的构成成分解释为完全独立的实体,每一实体之间的关系完全是外在的、偶然的、派生的,笛卡尔声称,人类灵魂就是一个实体,不需要任何事物就能成为它自己。这种非生态论的存在观产生双重生态危机:一是在人与自然关系上产生了自然生态危机;二是在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上产生了人际生态危机。人与人之间充斥着功利操纵、利益计算、彼此冷漠,每一个人都认为自己完全是独立自主的个体,可以不顾他人和群体利益,一味追求个人利益的实现,甚至试图通过占有他人利益实现自我利益。后现代主义哲学主张对一切存在、尤其是人的存在进行关系性、生态性的解释,从而重构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在人与世界的关系上,后现代主义主张消除人与世界的对立,不要为了满足人类自身利益而机械地操纵与掠夺自然,而要像对待自己的挚爱之人一样呵护它。F·费雷指出:“世界的形象既不是一个有待挖掘的资源库,也不是一个避之不及的荒原,而是一个有待照料、关心、收获和爱护的大花园。”[5]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后现代主义主张通过倡导主体间性消除人我对立,因为非生态的“个人主义已成为现代社会中各种问题的根源”[6]。顽固的“自我”概念是以蔑视和贬低他人为前提的,其结果必然导致人我对立。在后现代主义看来,人不是一种单纯的实体性存在,而是关系性存在,每一个人都永远处于与他人、他物的关系之中。这种生态性的存在观从三个方面为“人本”思想政治工作模式提供了哲学与意识形态的依据:

第一,后现代生态主义的存在观要求我们创造一种人与人、人与自然相互依存的意识,并深刻认识到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是不可分的,为他人、为整体利益而工作就是在为自己的利益而工作。这不是鼓吹现代主义者认为不可能实现的利他主义理想,而是像后现代伦理学所鼓励的那样:“像爱我们自己一样爱他人。”

第二,在人际交往模式上,后现代生态观提倡以一种更富有弹性精神的交往模式取代充满对抗与冲突的交往模式,追求联合的快乐与顺其自然的愿望。因为如果我们把他人想象的很坏并采取相关行为,我们也不要指望获得友好的回报。因此我们要善于发现关系网络中每一个人的优点并使之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这样我们的人际生态环境才能优化。

第三,在处理问题的方式上,后现代生态主义存在观强调从整体性高度保持总体环境的和谐有序,反对现代主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处理问题的方式,并以此作为后现代社会新文化范式的基础。这样我们将尊重一切事物的价值,包容一切事物的差异,有更好的机会享受宁静的生活,并与自然、他人、社会保持和谐共处。

[1]转引自[印]苏曼德拉·戈沙尔,[美]克里斯托弗·巴特利特.以人为本的企业[M].苏月,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6.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0.

[3][英]塞缪尔·斯迈尔斯.品格的力量[M].刘曙光,等,译.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97.

[5][美]F·费雷.宗教世界的形成与后现代科学[A]//[美]大卫·格里芬,编.后现代科学[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121.

[6]金泰昌.世纪大转换时期与政治哲学有关联的神学、哲学体系的转变[J].国外社会科学,1996(5):61-65.

People Orientation:Spiritual Motivation to Stimulate Enterprises'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LIANG Jian-xin
(School of Marxism,Changsh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Changsha,Hunan 410004,China)

Enterprises are the subjects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In order to stimulate the spiritual motivation for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enterprises are supposed to adhere to the idea of people orientation during thei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 education.People orientation is rooted in deep theoretical soil,which adapts the newness reforming of managing model in modern enterprises from management science point of view,derives from firm soil among ontology,axiology as well as methodology fro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 education point of view,and has been implanted new theoretical blood by spiritual motivation theory together with postmodernism's views on humanity and/or ecology from philosophy point of view.

people orientation;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spiritual motivation

F270;F279.23

A

1672-934X(2015)06-0061-05

10.16573/j.cnki.1672-934x.2015.06.010

2015-10-08

湖南省科技厅2010年软科学研究课题(2010ZK3068)

梁建新(1971—),男,湖南安化人,教授,主要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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