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炼狱中的渡人圣者——论《萨勒姆女巫》中悲剧英雄的蜕变历程*

魏衍学

(兰州文理学院，兰州，730000)

引言

作为二十世纪美国戏剧界三巨头之一，阿瑟·米勒与尤金·奥尼尔和田纳西·威廉姆斯一道为美国戏剧文学的名满于世付出了毕生的心血。他继承易卜生现实主义戏剧传统，关注戏剧作品的社会功能和道德教谕，被誉为“美国戏剧的良心”。《萨勒姆女巫》(以下简称《萨》剧)就是这样一部专注于社会改造和道德净化，力图为陷于生存困境之人提供道德启谕的经典之作。对《萨》剧的评论历来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探讨该剧的小人物能否成为悲剧英雄。米勒开拓性的将小人物引入悲剧创作，这成为米勒戏剧批评的核心。《萨》剧中普罗克托能否真正成为传统意义上的悲剧英雄成为评论界长久关注的焦点。二是把《萨》剧作为一部影射麦卡锡主义的政治讽喻剧来探析其艺术性和思想性。该视角从戏剧创作的时代背景和米勒本人的遭遇，米勒为适应主题表达而对萨勒姆女巫原型故事所做的修改等方来研究该剧对麦卡锡主义隐喻式的批评。同时，该角度也多认为强烈的时局讽喻性限制了《萨》剧的思想深度和艺术价值。

在剖析米勒独特悲剧观的基础上，笔者认为米勒悲剧的核心要素是平民悲剧英雄及其心理描写。基于此，笔者从荣格个体化理论的视角，通过运用阴影、人格面具和阿尼姆斯∕阿尼玛等概念分析该剧主人公向悲剧英雄蜕变的心路历程。同时笔者分析了该剧平民悲剧英雄所表达的乐观精神，并阐释该剧对于现代社会具有普遍意义的道德关怀和教谕，展现其独特永恒的艺术魅力。《萨》不仅仅是一部影射麦卡锡主义的政治寓言剧，更是一部剖析人性，表达道德关怀和社会启谕的经典之作。

一、米勒的悲剧理论

米勒对古希腊悲剧传统充满敬重并从中汲取创作灵感。“我的思维始终被古希腊悲剧基本的结构性概念所盘踞，它源远流长，上溯于远古之神话，下显于当前之现实，并将舞台演员羁绊于古今交错的进退维谷之中，他们对自身所遭遇的一系列看似偶然实则与过去息息相关的事件感到无比惊骇与敬畏。”［1］现实是历史的承载，个体是历史与现实全部社会关系的总和，这是米勒艺术创作的主题性和结构性追求。此外，米勒也从希腊悲剧的本质和功能中汲取灵感。希腊式悲剧英雄地位崇高，是人与神联系的纽带。他们在喧嚣无序的世界中承担起一定的责任并在与神和命运的搏斗中遭受种种厄运。对此悲剧范式，观众会从对命运无常的感慨走向一个更为本质的探索:人因何而受苦?何为痛苦之根源?由此，生与死不再是纯粹的个体化问题，而是关乎宇宙和社会秩序的问题。希腊悲剧的主题追求就是探索人与世界的关系并将生存立足之道传授于人。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之目的是引起观众对剧中人物的怜悯和对变幻无常之命运的恐惧，由此感情得以净化。米勒认为希腊悲剧是对人类生存方式的戏剧化演绎，是对人作为社会生物而非自足个体的安身立命之道的积极思考。希腊悲剧将人视作完整统一的个体，这种统一是个人心灵与社会关系的和谐，是个体与整体的互生互动。米勒主张在社会关系中剖析个人，以个体心理活动映射社会，并将“我”与“我们”用一种原始而有意义的方式结合起来。“戏剧是一项严肃的事业，它使人类或应当使人类更富有人性，也就是说使人类不那么孤单。”［2］122对戏剧社会功用和道德教谕的不懈追求使米勒成为典型的社会剧作家。

社会剧作家能否上升到悲剧作家的高度，对此评论界见仁见智。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的艺术内涵是一个出身高贵的人因自身缺陷或过失而“遭遇不应该遭遇的厄运”，以此激发人们的“怜悯和恐惧之情”并净化人的心灵［3］，这被后世戏剧界奉为圭臬。埃里克·本特利认为社会剧和悲剧在本质上是冲突的，社会剧刻画的受害者是小人物，这只能激起观众的怜悯而非恐惧，与传统的“忧惧”说冲突，且小人物在命运面前逆来顺受的软弱使他们注定与悲剧英雄无缘。评论家Krutch认为悲剧英雄只能产生于英雄崇拜的年代，随着现代人英雄主义情结的隐退和宗教信仰的失落，孕育悲剧英雄的土壤不复存在。［4］而米勒认为悲剧英雄与个人出身和时代并无必然联系。“我相信在悲剧的最高意义上，普通人跟国王一样都是适于作为悲剧描写对象的。”［5］米勒从普通人身上发现了更为普遍的悲剧性人格缺陷，平民百姓由于这种缺陷而遭遇悲剧命运无疑能拉近戏剧与观众的距离，产生更好的艺术效果。他举例说，一些经典悲剧范式如俄狄浦斯情结，若仅将其限于王公贵族，平民大众则无法获得共鸣，只有将之扩至平民，受众才能体会更多忧惧之感，心灵得到净化。此外，米勒主张在揭示恶的同时，应对悲剧人物复杂纠缠的心理活动进行细致入微的描写，揭示其面对艰难时世时踌躇迷惘的心路历程。这与他平民悲剧英雄的主张是高度契合的。

总之，社会功能和平民悲剧英雄及其心理描写是米勒戏剧理论的核心要素。米勒以此继承传统戏剧的社会功能和道德教谕并创立了现代社会意义上的平民悲剧英雄。理解米勒悲剧观的核心要素有助于深入挖掘《萨》剧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思想主旨。

二、主人公的个体化历程

(一)荣格的个体化理论

正如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普罗克托也一再拖延他戳穿逐巫阴谋的行为。荣格个体化理论有助于从深层揭示普罗克托的拖延行为和自我升华的历程。个体化是指人“欣然接受内心最深处、最不堪、最具代表性的特质，成为完整统一的个体，成为真实的自我。”［6］随着心智的成长，个体会逐渐省识并接受自身的各种优点和缺陷进而历练成神智健全而统一的个体。个体化是一个逐渐发现和接受真实自我并成为独特个体的心理成长过程，是一个人格整合，自我省识与自我实现的过程，这种省识需要极大的勇气和真诚。

个体化理论包括阴影(shadow)、人格面具(persona)以及阿尼姆斯(animus)∕阿尼玛(anima)等概念。阴影是人格当中深藏于潜意识的黑暗面，是内心的另一个自我。“阴影深藏于人潜意识的最深处，恰似人背后一条无形的尾巴”。［7］217个体有时无法省识到自身的阴影或者无法将阴影纳入完整统一的人格，由此导致的结果是阴影成长为独立的人格而造成人格的分裂。阴影是深藏于潜意识的黑暗面，需用人格面具加以掩盖，否则人就难以逃脱社会的批评指责。人格面具就是个人展现给外部世界的面具，一个人所使用过的所有面具的总和就是人格。人在不同的场合使用不同的面具，而且无时无刻不戴着面具。人格面具只是代表了个人向公众展示的部分人格，人格中最为重要的东西都隐藏在面具之后。人格面具只公布于众的自我，是适应社会的手段而非自我的真实面目。换言之，人格面具是心灵的外貌，在某种意义上具有欺骗性。它是个人在与人交往时可以将真我掩饰起来而扮演某种人物的面孔，以便于群体和社会对他的接纳。“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人格面具，个人按照他认为别人希望他那样去做的方式行事。”［7］269因此，神智健全的个体会有一个灵活独立的人格面具，以保证他能够与人，甚至与那些并不喜欢的人和睦相处。阿尼玛与阿尼姆斯是荣格提出的两种重要原型。阿尼玛为男性心中的女性意象，阿尼姆斯则为女性心中的男性意象。如果说人格面具是个人公开展示出一面，是世人所见的外部形象，即“外貌”，那么与之相对照，阿尼玛与阿尼姆斯则是个人的内部形象，即“内貌”。人格面具是自我与外部世界联系的中介，而阿尼玛或阿尼姆斯是自我与潜意识联系的纽带。

(二)悲剧英雄的心理蜕变历程

《萨》剧中，阿碧格，普罗克托及其妻之间的三角关系是剧情发展的核心动力。逐巫狂热的始作俑者阿碧格一心想占有普罗克托满足自己的私欲。事实上，阿碧格正是普罗克托人格中的阴影，代表了一种原始而强烈的肉欲。普罗克托与阿碧格的谈话从侧面揭示出他人格阴影的强大力量:

“阿碧格：我能感觉到热情，约翰!你那股热情把我拽到了窗口，我看见你抬头张望，孤孤单单的，满腔欲火。你敢说你没抬头瞧我的窗户吗?

普罗克托：也许瞧过。

……

普罗克托：阿碧，我也许有时会温柔地想到你。可我宁愿剁掉我的手也不会再去接近你了。别再想入非非，咱俩压根

儿就没接近过，阿碧。”［8］240

普罗克托极力否认自己的偷情行为，但阿碧格的话却将他对肉体的强烈欲望赤裸裸地揭示出来:“我知道每次我在你那所房子后面走近你，你就怎样抓住我的后背，像一匹种马那样汗水淋淋!”［8］240可见，普罗克托并未省识和接受内心的阴影并将之纳入自己的人格。此外，对普罗克托而言，作为灵魂意象的阿尼玛并未将自我与潜意识和谐的联结起来。荣格认为，男性在孩提时代通常会将阿尼玛投射到母亲身上。阿尼玛最常见的显现方式是当它被投射到某位女性身上时，它会赋予“携带”它的人以无穷的魅力。普罗克托的问题在于他将阿尼玛投射到妻子身上，换言之，他将妻子当做母亲而非婚姻伴侣。恰巧，伊丽莎白的确具有宽容慈母的某些品质，这样一来，普罗克托在潜意识中就认为自己的出轨行为应该得到妻子的原谅，就像一位慈母原谅任性的孩子一般。婚姻是基于神圣誓言建立的互爱互忠的盟约。违弃盟约意味着打破夫妻间的和睦与信任。普罗克托没有调和自我与潜意识的关系进而构建真诚的“内貌”，即向妻子诚恳认错并在心灵深处构建真正的夫妻关系，而是深陷负罪感，闷闷不乐。同时，普罗克托也没能调和自我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他无法打破公众投射在他身上的形象——一个诚实正直的人。对于公众声誉的错误认识使他隐瞒了事实而错过了揭露逐巫阴谋的良机。贻误揭露逐巫阴谋的时机既是人性使然又是剧情发展的需要，米勒有意将主人公置于道德困境之中，并通过第四幕中阿碧格出逃的情节设计将所有的责任压在普罗克托身上，以此来突出他内心艰难而震撼的蜕变。

对自我人格阴影的嫌恶和对妻子的负罪感使普罗克托丧失了身份，从“心平气和”［8］239变得阴郁暴躁，并将自身过错投射于他人。多次鞭打家仆玛丽·沃伦的举动凸显他内心的道德困境。他因妻子伊丽莎白入狱而怒斥赫尔牧师为懦夫，讽刺的是，他极力掩盖与阿碧格的关系也是一种彻头彻尾的懦夫行为，这是他将罪责投射于赫尔的表现。后来，普罗克托说服玛丽赴法庭揭露女孩们歇斯底里的真相，他的这一行为是出于保护妻子而非维护正义，是出于对损害自己公众声誉的恐惧而非对自身责任的积极承担。随后，面对由阿碧格煽动而歇斯底里女孩们，普罗克托愤而承认与阿碧格通奸之事来揭穿其阴谋，期望以此来拯救妻子和无辜村民。至此，普罗克托虽然坦白了自身过错，但他并没有真正省识和接受阴影来形成健全统一的人格，并未厘清自身过错和责任的联系与区别。这一点可以由后来他面对死亡违心地写下忏悔书来证明。恐惧死亡是人之本性，作者对普罗克托的生死抉择进行了长达两页跌宕起伏的描写，面对屈辱而生和高贵赴死的两难选择，普罗克托的心理纠缠真实可信，引起读者深深的共鸣。“我不能像一名圣徒那样登上绞刑架。这是一场骗局。我不是那种人。”［8］321他不敢直面自己的阴影，无法坦然接受内心存在阴影的事实并将之上升到意识层面，他的个体化历程因此而受阻。他只是把阴影不断投射到他人身上，先是阿碧格，后来是伊丽莎白和赫尔牧师。直到丹佛斯伸手去接他签过名的忏悔书时，普罗克托才顿悟升华，“我有三个孩子——我如果出卖朋友，还怎么教导我的孩子在人间应该心胸坦荡，为人正直呢?”［8］238“因为这是我的名声!因为我一生不可能再另有别的名声!因为我撒了谎，还在谎言书上签了字!……我已经把灵魂交给你，别再碰我的名声!”普罗克托“把那张纸扯得粉碎，揉成一团”。［8］328至此，普罗克托认识到个人的正直品质比声誉重要，实现了人格个体化并将情节推向高潮。“我在约翰·普罗克托身上看到了一点点正直的品德。虽然它不够织成一面旗帜，却清白得足以不跟那些狗杂种狼狈为奸，同流合污。”［8］328

普罗克托的个体化历经了这样一个过程:犯错—将过错投射于他人—自责—承担责任并获得了人格升华。强者自救，圣者渡人。以死来捍卫正义和同胞生命的普罗克托成为了萨勒姆镇这座人间炼狱中的渡人圣者。

三、普罗克托个体化的意义

普罗克托完成个体化并走向绞刑架并非一个纯粹的悲剧结局，更多的是表达一种积极乐观的精神。正如米勒所言:“悲剧本身通常伴随死亡，这是悲剧唯一让人伤心的地方。但就死亡的原因和与死亡的斗争而言，死亡却是一件鼓舞人心的好事，尽管它是以一种扭曲的方式呈现的。”［2］114

上绞刑架之前，普罗克托曾真诚忏悔，坦言自己是一名罪人。同时，对于责任的省识使他没有选择通过掩盖罪行来挽救自己的公众声誉，而是超越自身过失，选择为正义事业献身并升华为一位平民悲剧英雄。他因此在更高层次上获得新生，成为一位正直高尚有正义感的公民。在此进程中，普罗克托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他如何将负罪感转化为良知进而将其升华到责任的层面。负罪感和内心阴影使他虚弱而暴躁。而内心深处的良知重塑了他正直的品质并帮助他重新确立自己的身份，实现人格个体化。最后，普罗克托选择光荣赴死来维护自己的荣誉，之前他对于自身罪过的否认非但没有阻碍他成为悲剧英雄，反而强化了他于道德困境之中一步步实现人格升华的艺术感染力。社会邪恶力量是杀死主人公的刽子手，也是将主人公砺练成悲剧英雄的核心力量。对正义的担当使他勇敢地成为高尚品格的殉道者，内心的纠结和自身的缺陷使他散发出普通人的光辉，凸显他与邪恶斗争时的高尚与伟岸，这激发了观众更多的共鸣和心灵净化之感，成为米勒悲剧视野中的平民悲剧英雄。“悲剧的永恒魅力在于它将死亡血淋淋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却增强了我们生活的勇气。”［2］119普罗克托为个人尊严和正直品质而死带给观众更多的是思考和希望而非怜悯和恐惧。米勒由普罗克托之死意在向人们指明摆脱自身过失和缺陷所造成的道德困境的途径:不要在负罪感中湮灭，而要承担起更大的责任，在更高层次的事业上实现道德的升华，完成救赎。

“悲剧可以被描述为人们面对死亡和失败而对生活做出积极回应的一种尝试和努力。”［9］这一点在《萨》剧中得到了完美的阐释。在无序的世界中，陷入道德困境的普罗克托为正义献身，实现了人格个体化，在个人过失和道德升华之间找到了一种平衡，这为很多像普罗克托一样深陷负罪感，在堕落无序的世界中丧失身份的人提供了道德启谕。

四、结语

很多学者认为《萨》剧由于其强烈的时局讽喻性注定缺乏长久的生命力和艺术魅力。若将该剧置于现代社会文化的广阔背景下，以荣格个体化理论为视角我们可以更深刻地分析其追寻自身身份、明辨负罪感和责任的区别并蜕变为悲剧英雄的心路历程，进而发掘该剧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深刻的思想主旨。米勒意在为因自身过失而陷于道德困境、迷失身份的人提供道德启谕:承担起更大的责任并在更高层次上实现道德升华来维护个人尊严和声誉，完成救赎。

强者自救，圣者渡人，普罗克托在萨勒姆镇这座人间炼狱中勇敢的承担起责任，以死来捍卫正义和无辜同胞的生命，成为平凡却伟岸的平民救世主。普通人为正义事业献身具有更强烈的艺术效果。米勒在普通人身上发现了更具普遍意义的悲剧性人格缺陷并以此塑造出了平民悲剧英雄，这满足了现代公众的审美诉求。在一个解构传统英雄的时代，米勒笔下的平民悲剧英雄对于现代社会具有更普遍的道德启谕意义。这就赋予了该剧永恒的道德关怀和艺术魅力。

［1］Arthur Miller．Timebends：A Life［M］．London：Methuen London Ltd，1987：233．

［2］ Robert A．Martin．The Theater Essays of Arthur Miller［M］．New York：The Viking Press，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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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B．H．Clark．European Theories of the Drama［M］．New York：Crown Publishers，Inc．，1957：521．

［5］王守仁．新编美国文学史［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72．

［6］Clifton snider．Jungian Theory，It’s Literary Application：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literature［M］．Harden：Archon，1984：23．

［7］C．G．Jung．PsycheandSymbol［M］．New York：Harper，1961．

［8］Arthur Miller．Colleted Plays：With an Introduction［M］．London：Cresset Press，1961．

［9］Neil Carson．Arthur Miller［M］．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82：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