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简方案下的语段推导*

杨 艳,陈晓湘,张 琴

(湖南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2)



最简方案下的语段推导*

杨 艳,陈晓湘,张 琴

(湖南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2)

从20世纪80年代的“管约论”到90年代发展起来的“最简方案”，Chomsky的生成语法有了很大的改变，在扬弃中不断的发展、创新。其中较大的创新点是语段理论的提出。文章较详细介绍了最简方案的语法体系，讨论了什么是语段，语段推导过程中的具体技术问题以及语段理论对生物语言学研究的影响。

最简方案；语段；语段推导

一 引 言

在20世纪80年代的管约论(Government and Binding，简称GB)是生成语法研究史上最为活跃的理论模型。[1-3]在这一时期，生成语法的主要研究任务是从各种语言的语言事实出发，回答什么是普遍语法原则和什么是参数的问题，出现了许多使用“深层结构”、“格理论”、“空范畴原则”等管约理论工具进行研究的论著。然而，当管约论还如日中天时，Chomsky已经在酝酿下一场大变革。[4]到90年代中期，新发展起来的最简方案(Minimalism Program，简称MP)，[5-11]已经取代了管约论，Chomsky的生成语法发生很大改变，在扬弃中不断地发展。在生成语法初期, Chomsky 就指出生成语法在本质上是属于认知心理学, 最终属于人类生物学。在进入最简方案研究阶段后更是强调语言研究的生物学属性, 主张从生物属性角度, 从语言的产生和进化的角度对人类语言机能进行研究。[12]生成语法理论研究在技术操作上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深层结构”、“格理论”、“空范畴原则”等具体管约理论工具都被质疑、否定和丢弃，而相应的新的具体理论工具和技术问题相继得以产生并逐步走向完善，其中之一就是语段(phase)理论的提出和与语段推导相关的句法操作的日臻完善。[7-11]本文探讨了语段理论的理论背景，并从最简方案框架下的句法运行出发，详细讨论了语段理论的内容，语段推导的具体技术问题以及语段理论对生物语言学研究所产生的影响。

二 理论背景

语段( phase ) 是人们对语言机能( faculty of language, 简称FL) 认识的日益深化和生成语法理论的不断发展的结果。Chomsky 认为，按生物语言学的观点，一种语言就是一种语言机能的状态，可称作一种I语言。I强调这种语言是内在的、个人的和有目的性的这一事实。[11]I语言关注的是生成原则的形成，而不是它所列出的集合。[13]2002年及2005年，Chomsky与Hauser和Fitch合写的两篇关于语言进化的文章对语言机能的本质进行了深入的探讨。Hauser et al.将语言机能分为广义的语言机能(faculty of language in the broad sense，简称FLB)和狭义的语言机能(faculty of language in the narrow sense，简称FLN)。广义的语言机能包括觉运动系统( sensory-motor system , 简称SM)、概念意向系统( conceptual- intentional, 简称CI)、递归运算机制(computational mechanisms for recursion，简称CMR)。这种递归运算机制能够使人类具有了从有限的语言成分生成无限的语句表达的能力。狭义的语言机能只包括核心的递归运算机制FLB。[14]广义的语言机制大部分为人类与动物共有，狭义的语言机制可能只为人类所独有，这也是人类语言区别于其他动物交际方式的最根本机制。[15]

Chomsky认为，自现代生物学开创以来，人们就认识到，有机体的外部发生环境限制与其结构原则不仅参与有机体的成长过程而且影响其进化。假定语言机能也具有其他有机系统的一般属性，个体语言的发展涉及以下三种因素: 1)基因遗传，即UG。基因遗传将外部语料转化为语言经验，建构了动物行为学家所谓的外部环境的一部分，设定了很窄的范围内个体语言生长与发展途径。而这一特定途径正是由语言经验所决定的。正是基因遗传对可能获得的语言进行限制, 才使语言习得成为可能。2)外部语料。它们被转换为在有限的范围内选择这种或那种语言的经验。3)更为普遍的、不是语言机能所专有的原则。[10-11][16-17]Chomsky将第三种因素进一步分为两类：第一，可能用于语言习得及其他领域的数据分析原则；第二，涉及大范围的沟通、组织形式、行为的结构体系和发展制约原则，包括对语言之类计算系统具有特殊意义的高效运算原则。其中第二类原则对可获得的语言的性质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16]

Chomsky 认为关于这三个因素的问题在50年前从生物学的视角对语言进行研究的早期就已出现，但是受行为主义的影响，这三个因素并未太多地公开讨论，部分是由于第三种因素对当时的研究还太遥远，同时也因为当时研究更迫切关注的是生成语法本身的合法性，以及从生物学的视角研究语言学这种跨学研究方法的合理性问题。当时人们对第一种因素还有很大争议，对生成语法更为不利的是当时人们普遍持有的观点是语言之间的差异是以“无限的不可预测的方式”呈现，大部分的语言变化的模式和结构所受的制约是有限的。[11]

Chomsky指出虽然当时人们承认描写语言的方法是有的，但他们同时认为，语言变化如此任意，所以无法把握任何普遍性的东西。那时面临的挑战是语言理论既要具有描写的充分性(解释语言直觉和语言能力)，又要有解释的充分性(既要说明语言的普遍性又要符合一种语言习得理论)。“Principles and Parameters”(P&P)开创了UG的新方法。从此第一次出现了解决描写充分性和解释充分性之间矛盾的希望。P&P完全省去了格式框架，以及生成语法所采用的规则与结构概念。P&P对格式框架的放弃对生物语言学研究也有重大影响。而且，这一变化也为解决一些矛盾提供了希望。在P&P理论框架下，语言习得就只是设定参数的问题，因而也就与仍然存在的语法格式(即UG的原则)相脱离。已不再有概念障碍妨碍将UG简化为更为简单的形式。语言的运算系统也可以得到以原则为手段的解释，而不再需要以不同语法具有的高度限定的、语言特有的格式加以规定。P&P理论框架的采用克服了一个概念障碍，成功地将理论解释的难点从因素1)，即基因天赋，转到因素3)(语言共有的结构和运算效率原则)，这样就为语言生物学及其本质、运用和进化的基本问题提供了答案。[17]Chomsky 认为, 我们现在可以对语言进行原则性解释了, 也就是要根据我们目前的理解水平, 将研究转向第三种因素, 转向使内在性语言能够被外部系统所使用的条件, 这样我们就迈向了解释的更深层次, 即超越解释充分性。[11]

Chomsky指出，近代科学一直以这样的思想为指导，一是伽利略的直觉从潮汐到鸟儿的飞翔，“大自然是完美的”，科学家的任务就是解释在何种意义上大自然是完美的。二是代表了同样直觉的牛顿的信念：“大自然肯定是非常简单的。”用Emest Haeckel的话说就是：大自然“对美的追求”一直是近代科学兴起以来的指导性主题。[17]最简方案的灵感就是来自最近的研究已证明的这样一种猜想：在诸多方面，语言是对它所必须满足的条件的优化的解决方案。作为完美的生物实体, 语言机能的运作应当具备运算效率, 遵循生物实体的运作规律。语段的概念正是在此基础上提出和发展的。作为生物实体的语言机能一次只能处理有限的结构, 只能在活动记忆区容纳有限的结构信息量。为了减小运算负担, 提高运算效率, Chomsky 提出句法结构的推导由一个个的语段构成, 以语段为单位进行。语段应是命题性的, 这是由于界面条件的要求决定。这些都体现了作为生物语言学的生成语法的研究理念。语段概念的提出以及将语言机能的处理单位确定为语段, 正是考虑到作为生物器官的语言机能的处理能力, 考虑到语言机能的运算效率。[12]这样, 生成语法研究不仅具有语言学意义, 同时具有生物学意义。

三 最简方案下的语法系统

在句法系统内部结构上，最简方案取消了管约理论体系中原有的分布在不同层次(如深层结构层次和浅层结构层次)上的普遍语法原则，取而代之的是单一的接口条件(Interface Condition，简写为IC)。任何语言的正确表达都必须满足两个接口条件，包括与掌管语音系统的感觉运动系统(sensorimotor system)的接口和与掌管语义系统的概念意图系统(conceptual-intentional system)的接口。任何一种自然语言(language，简写为L)都由很多推导(derivation，简写为D)组成。每一推导D都生成一对〈语音，语义〉(〈PHON，SEM〉)组合。如果这一组合在语音和语义上都满足接口条件，则推导成功(converge)，否则推导失败(crash)。人类的生物属性和与生俱来的普遍语法知识(Universal Grammar，简称UG)决定了所有自然语言的特征，这些特征构成一个总集合(用{Feature}表示，简写为{F})，如(1a)所示；每一种自然语言都从这一特征总集合{F}中选取相应子集(用[Feature]表示，简写为[F])，如(1b)所示，并整理(assemble)成词项(lexical item，简写为LI)形成该语言的词库(Lexicon，简写为LEX)，如(1c)所示；为了推导出某一具体句法表达，必须从该语言的词库中选取一个很小的子集，形成“词项阵列”(Lexical Array，简写为LA)，如(1d)所示。((1)中的“”表示推导方向，即从a到b、从b到c……的方向。)

(1)a. 普遍语法决定的特征母集{F}={F1，F2，F3，F4，F5，F6……Fn}=n 个

b. 某一语言L从{F}中选取子集[F]={F1，F3，F4，F7，……Fm}=m个(m

c. 该语言L将[F]中的特征整理成词项LI，再由词项LI形成L的词库LEX

d. 为了推导出某一具体表达(如“John loves her”)，从词库LEX中选择相应词项LI(如“John”、“her”和“loves”)形成词项阵列LA。

词项阵列中某一词项有可能不止一次出现，为了清晰表示出词项的出现次数，就用数列(numeration，简称N)来表达词项阵列，例如在“someone is wondering whether there is someone here”这一具体表达的推导过程中，从词库中选择词项，形成的数列是{someone2，is2，wondering1，whether1， there1， here1}，其中的“1”表示在推导的过程中只有一次从词库取词的过程，而“2”表示在推导的过程中有两次从词库取词的过程。同样，在“John loves her”这一表达的推导过程中，从词库中选择词项，形成的数列为N={John1，her1，love1}。(注意：由§3和§4中进一步的讨论可知，数列中还会为其他的成分，如“v”和“c”。)

在(1d)之后，接下来有什么样的推导过程呢？

最简方案体系下，自然语言L的语法(grammar)除了词库LEX/词项阵列LA以外，还有三个重要组成部分：狭义句法部分(narrow syntax，简称成NS)、语音部分(phonological component，用希腊字母Φ表示)以及语义部分(semantic component，用希腊字母Σ表示)。狭义句法部分NS和语义部分Σ为所有语言所共有，而语言之间的变化体现在语音部分Φ的不同。狭义句法部分也称为运算系统(computational component)，即合并和移动等句法操作[18]。词库、狭义句法、语音和语义这四部分之间的关系以及语段(phase)在其中的作用如(2)中结构图所示：

(2)

如(2)所示，在某一语言表达的推导过程中，语言的运算系统从词库LEX中选出“词项阵列”LA，供以后这一表达的推导使用，即(1)中的过程。这一语言表达可以由一个语段构成，也可以由两个或两个以上语段构成(关于什么是语段，请看第四、第五部分。)语言表达的推导是以语段的形式逐步进行的。推导过程是一种循环的过程，其中语段的循环起决定性作用。第一语段的运算先进行狭义句法部分的操作：从LA中挑选一部分成员，通过外部合并(external merge)将其组合起来，再通过内部合并/移动(internal merge/move)进行结构调整，得出第一个语段的句法结构(syntactic structure)。这一过程称为派生，即DNS。促成派生过程分枝的操作叫做移交(transfer)。移交将DNS的产品交给语音部分Φ和语义部分Σ去处理，前者产生表达式PHON，后者产生表达式SEM，形成〈PHON，SEM〉这样一对组合体。语音部分Φ也可称为“大显形”或者“拼读”(Spell-Out)。第二语段(如果有的话)必须在第一语段的基础上继续派生，从“词项阵列”LA的剩余部分挑出所需的成员，通过外部合并组合和内部合并调整，形成另一组〈PHON，SEM〉。如果还有第三和第四个语段，平行派生过程还会继续进行，直至“词项阵列”LA中不再剩下任何成员。推导过程的句法、语音和语义这三个组成部分必须平行发展。第二语段的句法过程DNS接收第一语段的狭义句法过程DNS的派生产品，以此作为第二语段句法过程推导的最初单位，通过外部合并从LA的剩余部分取词，并通过内部合并调整，形成第二语段的句法结构。第二语段的语音部分Φ同样会接收第一语段Φ的派生结果PHON1，在此基础上对第二语段DNS移交过来的句法结构进行加工，形成包括PHON1在内的PHON2。同样，第二语段的语义部分也会接收SEM1，在此基础上对第二语段DNS移交过来的句法结构进行加工，形成包括SEM1在内的SEM2。这样分阶段平行进行派生，就必然要求Φ和Σ在每个语段内将所有的工作做完，然后“忘掉”(forget)该语段的推导过程，以便接手下一语段的推导工作。从这个意义上说，诸如GB理论体系下的所谓“逻辑形式”这样的句法阶段就不可能继续存在，以往由逻辑形式承担的工作现在由Σ和Φ来循环完成[7-11][19-20]。按照以上推导模式，在语音部分生成为人脑语音系统指令的描写句子语音特征的表达式，在语义部分生成为人脑思维系统指令的描写句子意义的表达式。推导操作始于“词项阵列”LA的操作，从词库中取出词项，后将这些词项通过句法运算系统外部合并或内部合并/移动的操作，生成语音部分所需要的表达式，向语音表达接口部分“拼读/大显形”出去，同时生成在生成语义部分所需要的语义表达式。

四 什么是语段？

Chomsky认为，语段应该是一个自然的句法体，一个在接口属性方面相对独立的句法。[10]就语义来说，语段应该是与“命题”(proposition)相对应的句法结构：是一个所有论元角色都齐备的动词短语，即及物动词短语；或是一个包括时态和语势/语气(mood/force)的完整从句。这样的句法结构称为命题句法体。在Chomsky看来，这样的句法体只有CP、v*P两个。就语音而言，我们从(3)可以看出为什么是CP而不是TP成为一个独立的句法体：是CP而不是TP可以用来回答A中的提问。同样从(4)可以看出是v*P而不是TP可以成为一个独立的句法体：是v*P而不是TP可以省略。

(3)A: what surprised you most? B1: [CPThat he became a president of America] B2:*[TPHe became a president of America]

(4)A：Could you help me? B1：Iiam glad to ([v*P eihelp you]) B2：*Iiam glad([TPto eihelp you])

因此，CP是语段，但TP不是；及物结构的轻动词短语v*P是语段，但非宾格动词短语和被动动词短语的轻动词短语vP不是语段。这是因为它们只有内论元，没有外论元，不是所有论元角色都具备的动词短语。例如，“arrive”是非宾格动词，“(be) killed”是被动动词，它们都只有内论元，没有外论元，且内论元的结构格为主格(nominative case)，也就是说没有作为宾格(accusative case)的结构格，因此在这类动词的vP或者VP内都不可能有宾格核查的存在。也就是说，v或者V都不具有完整的Φ-特征，也找不到需要核查的宾格。为了更清楚的说明及物性在语段界定中的作用，我们举出以下两个例子加以说明：

(5)a. John killed a man b. A man was killed

(6)a.

在(5a)/(6a)中，“a man”为结构宾格，而“John”为结构主格。动词“kill”为及物动词，轻动词v*有完整的Φ-特征，动词V也有完整的Φ-特征，可允准EPP-特征，VP也就有一个额外的Spec位置，如(6a)所示。这样，带有Φ-特征的名词短语“a man”移到[Spec，VP]的位置，作为探头V(probe)的目标(goal)与探头形成一致关系(Agree)并核查掉探头V上的不可解读的Φ-特征和目标名词短语“a man”上的不可解读的结构宾格特征。一旦名词短语“a man”上的结构宾格特征被删除，它就成为惰性成分不再进行移动(frozen in place)。同时，探头T与目标名词短语“John”构成一致关系以并核查掉探头T上的不可解读的Φ-特征和目标名词短语“John”上的不可解读的主格特征。而在(5b)/(6b)中，“(be)killed”是被动动词，只有内论元，且内论元的结构格为主格，没有宾格，因此动词短语vP或者VP内都不可能有宾格核查关系的存在，也就是说，v或者V都不具有完整的Φ-特征，也找不到需要核查的结构宾格。v或者V不允准EPP-特征，也就不允准一个额外的Spec位置，此时的动词短语vP或者VP都不是语段，因此被动动词的直接宾语“a man”只能直接提升到[Spec, TP]位置以核查其特征，不必在中间位置作停留，也就是说，(6b)的推导中只出现一个语段CP，名词短语“a man”的一步移动也就没有违反“语段不可渗透条件”(the Phase Impenetrability Condition)。

b.

五 语段推导

上文提到，语段表达命题意义：动词短语v*P带有完整的论元结构，从句短语CP表达语气情态意义，但是TP以及缺乏外论元的被动动词短语和非宾格动词短语都不是语段。将CP和v*P看作语段是有根据的，其一：它们语音上独立，其二：它们是重构的位置。作为语段的CP和v*P和其他的句法体有重要的区别，语段是潜在的移动目标，因为C-T和v*-V都允准EPP特征，为移动提供了一个潜在的位置。语段的概念非常重要，因为“拼读”具有循环性，而其循环性就体现在语段层面的循环。语段内部所有的选择性属性都要得到满足，包括语义上的选择属性(selectional property)和句法上的EPP选择属性；否则推导在语段内部就崩溃了，无法进行下一语段的推导。推导只能是一个语段接一个语段相继进行，而且语音部分能够“忘掉”前期推导中的步骤，这样，计算的负担可以被进一步缩减。现在举出下面的例子来较详细说明语段推导的过程[21],[22]。

(7)[CP[TP[v*P Peter loves Mary]]]

(7)由两个语段构成：v*P语段和CP 语段。这两个语段的推导过程如(8-11)所示。其中P是Person的简写，表示人称特征，N是Number的简写，表示数特征，“？”表示某一特征还未被赋值(unvalued)，“Acc”是“Accusative case”的简写，表示宾格，“Nom”是“Nominative case”的简写，表示主格，“STRONG-V”表示英语中的V要进行显性移动并与v*融合(incorporation)。

(8)v*P语段中的“词项阵列”LA1={Peter, v*, loves, Mary}

(9)v*P 语段的推导过程和结果：

a.[v*Plove Mary{P:3; N:SG; CASE:?}]

b.[v*P v*{P:?; N:?;STRONG-V}[VPlove Mary{P:3N:SG; CASE:?} ]]

c.[v*P lovei+v*{P:3; N:SG; STRONG-V}[VPtiMary{P:3; N:SG; CASE:ACC}]]

d.[v*P Peter{P:3;N:SG; CASE:?}[v’lovei+v*{P:3;N:SG; STRONG-V}[VPtiMary{P:3;N:SG; CASE:ACC}] ] ]

e.Spell-Out:

[VPtiMary{P:3; N:SG; CASE:ACC}]=√

v*P语段中的“词项阵列”LA1为{peter, v*, loves, Mary}，如(8)所示。在(9a)中，名词短语“Mary”的人称和数是可解读性(interpretable)特征，但其格特征是不可解读性特征，不可解读的格特征需要被赋值并被核查。推导至(9a)时“Mary”的格特征还不明确，需要与v*-V的合并才能得到宾格Acc。在(9b)中，v*选择VP，此时的v*具有强特征(strong)，需要V的移动/融合来检查这一特征。当推导至(9c)时，“Mary”与“love+v*”进入一致检查关系，v*上的不可解读特征(即人称和数特征)得以确定/赋值并核查，同时“Mary”的宾格得以确定/赋值并核查。当计算推导至(9d)中时，外论元“Peter”并入，其格特征在此阶段无法确定/赋值并核查，用“Case?”表示，但(9d)中的v*所选择的VP中的成分的不可解读特征都已被核查，因此v*P语段中的中心词v*的域，即VP已被成功推导，此时的VP就能被提交(transfer)给语音和语义接口，并被拼读出来 (用符号“”表示“被成功拼读”)，这时计算才能进行下一语段的操作。由于“语段不可渗透条件”的作用，拼读出来的成分是不能被以后的句法操作进行处理，只有未被拼读的语段边缘(edge)成分，即外论元“Peter”才能进入下一步的句法操作，即(11)中的操作。

(10)CP语段中的“词项阵列”LA2= {{that，T}, {Peter, v*,loves, Mary}}

(11)CP 语段的推导过程和结果：

a. [TPT{P:?; N:?; STRONG}[v*P Peter{P:3; N:SG; CASE:?}[v’lovei+ v*{P:3; N:SG; STRONG-V}VP√]]]

b.[TPPeter{P:3;N:SG;CASE:NOM}k[T’T{P:3; N:SG; STRONG-V}[v*P tk[v*’ lovei+v*{P:3; N:SG; STRONG-V}VP√] ] ] ]

c. [CPC [TPPeter{P:3; N:SG; CASE:NOM}k[T’T{P:3; N:SG; STRONG}

[v*P tk[v*’ lovei+ v*{P:3; N:SG; STRONG-V}VP√]]]]]

d. Spell-Out:

[TPPeter{P:3; N:SG; CASE:NOM}k[T’T{P:3; N:SG; STRONG}[v*P tk[v*’ lovei+ v*{P:3; N:SG; STRONG-V}VP√] ] ] ] =√

计算系统接着进行第二语段CP语段的推导，即(11)中的推导。其中“VP”表示VP已经被确定是成功的推导，其中的成分已惰性化或者说已固定下来因而不能再用来进行进一步的句法计算。在(11a)中，v*P语段的边缘“Peter”的不可解读格特征未被赋值/确定，而另一语段CP语段内的探头T的不可解读特征Φ-特征也未被赋值/确定，因此目标短语“Peter”移至[Spec-TP]位置，并与探头T达成一致核查关系，从而目标短语“Peter”上的格特征得以确定/赋值并核查，而探头T上的Φ-特征也得以确定/赋值并核查，即(11b)。接着，(11c)中的隐性的“C”合并进来。在(11d)中，CP语段的中心词C的域/补语成分(即TP)中的所有不可解读特征都被核查，所以能被拼读出来，同时，因为整个CP短语不再有其他的句法操作，所以CP也被拼读出来，推导结束。

六 语段理论对生物语言学研究的影响

语段理论对生物语言学研究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以语段为单位的句法推导, 可极大地提高语言机制的运算效率，反映了语言机能的生物学本质。生物语言学认为语言机能是人体器官，是人类长期进化的产物，与语言习得的初始条件S0相关。作为完美的生物实体的语言机能，必须具有运算效率。而人类工作记忆容量有限，一般都只能记忆或处理7 ± 2 个记忆单元。这就意味着语言行为中一般不会出现无限制的递归形式。此外，工作记忆还存在个体存贮策略和计算策略等差异。若语言处理任务过重，或个体工作记忆容量低，语言处理速度和准确度必然受到限制。[23]所以Chomsky提出句法推导要以语段为单位进行，同时提出一系列制约条件对语段的推导进行限制。如通过限制探针的探测范围来限制语段的大小。通过移交操作来完成一个语段的推导而开始下一个语段的推导。每个语段移交后在界面接受检验, 易读性条件是施加在语段层面上的, 一个句子中数个语段要逐个接受检验, 而不是像最简方案早期框架内那样, 整个句子完成之后才接受检验。这样，以语段为单位的句法推导使语言机制的运算效率得到了极大提高。[12]

语段理论为语言机能在人类进化所起的重大作用提供了有力的支撑。语言机能是人体器官，是人类长期进化的产物。Chomsky指出，关于语言机能的一个基本事实是，它是有机界中少见的具有无限离散性的系统。任何这样的系统都是以原始操作为基础，通过已经建构的实体来构建新的实体。这种原始的操作就是合并。人类进化中的飞跃性变化，最简单的解释就是这种合并(merge)。[11]Chomsky指出要考虑语言机能的起源以及语言机能在人类知识能力的出现中所起的作用，有两个基本问题就会出现：一是最小语义承担成分的核心语义问题；二是使象征符号得以无限组合的原则，基于这些原则象征符号按层级结构组织起来提供语言运用的手段。词汇的无限积累和随机串联不可能构成高度能产的句法实体。[11]作为MP句法中的唯一操作以及语段理论的核心操作方式，合并不仅保证了语言能生成无限离散的结构，而且保证了输出结果具有梯级性和向心性。语言的进化不是连续的，而是跳跃的。合并可能也是以突现的方式发生在生物个体上的遗传变异，是人类语言的最初源头。

语段理论从技术层面体现了生物语言学研究对“自然即完美”的伽利略式的科学理想的追求。Chomsky创立管约论的目的是要摆脱标准理论后期繁琐的转换规则系统，追求高度的抽象与概括。但随着管约论的发展，整个理论体系又变得繁冗复杂，其组成部分互相牵连，丝毫的变动都会引起整个系统的动荡。最简方案的提出和发展是对原则参数理论的进一步推进，它设法用少数的几种技术手段代替繁杂失控的管约论技术系统。[24]其中之一就是语段理论。秉着人类语言是完美的、最优化的思想，Chomsky对语段理论不断创新，以求对人类语言有更深层次的认识。Chomsky将最初的层阶、语障(barrier) 和界限节点( bounding node)发展到现在的语段，其语段理论中不仅语段的界定、语段与接口条件的关系、特征赋值及删除等的内容发生了变化，而且还提出了语段不可渗透条件、EPP 特征以及格特征等一系列语段推导的限制条件。这些无一不体现了乔姆斯基这种对研究对象追求深层次理解并为其建构完美理论的科学精神。

七 结 语

Chomsky 的语段理论还处在不断发展完善中，受到各界广泛的关注，学者们对其评价褒贬不一。目前国内以语段理论为框架的生成语法研究并不多见，尤其缺少将语段理论运用于具体的汉语语言事实的验证以及从汉语语言习得的角度对语段理论进行的实证性的研究，这也是我们今后研究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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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rivation by Phase in Minimalism Program

YANG Yan, CHEN Xiao-xiang,ZHANG Qin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2, China)

From the Government and Binding Theory in the 1980sto the Minimalism Program (MP) in the 1990s, Chomsky's generative grammar has been making great progress, and the innovation will never end. The paper gives a detailed introduction to the latest development of Chomsky's theory of syntax, that is, the phase theory in MP. It introduces the grammar system in MP and the definition of phase, and then elaborates on the derivation by phase and discusses the profound influence of the Phase Theory on the biolinguistic study.

Minimalism Program; phase; derivation by phase

2014-10-18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汉语方言背景下大学生英语重音感知和产出研究”(14BYY144);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加拿大语言政策与规划及其对我国外语教育的启示”(12WLH11)；湖南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后现代背景下英语硕士生培育创新实践研究”

杨 艳(1971—)，女,湖南长沙人,湖南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博士研究生，加拿大里贾纳大学访问学者.研究方向：语言习得、句法学、语义学.

H043

A

1008—1763(2015)05—009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