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与不变的鸿沟：中国农村至城市移民研究的理论与视角

蔡玉萍 罗 鸣

变与不变的鸿沟：中国农村至城市移民研究的理论与视角

蔡玉萍 罗 鸣

从上世纪80年代起，关于中国农村至城市移民的研究一直快速增长。本文尝试通过文献梳理和调查实践来探讨相关学术研究需要更新的议题。首先, 本文指出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多样化和不断变化的管理控制策略相继出现，研究者亟需突破有关农民工群体的同构型假设，更加关注农民工群体的内在分层、碎片化和两极化。同时，研究者需要更多的关注农民工反抗形式的多元化，以及这种多元化对中国阶级形成和阶级关系的长远影响。 第二，研究者需更注意市场——包括劳动力市场和顾客市场等等——如何影响资本与工人的博弈。第三, 中国农村至城市移民的迁移模式对家庭的概念和其蕴含的假设提出了挑战, 这亦是一个新的课题。第四, 农村至城市移民不再仅仅是劳动力的同义词，他们将会深刻影响城市的小区生活和宏观的城市化。第五, 研究者不应再将移民视为弱势的少数群体，亦需看到他们积极的甚至成功的生活经验。最后, 我们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迁移动机需要更多的讨论。

农民工 家庭迁移 新生代农民工 城中村 迁移动机

从20世纪80年代起，关于中国农村至城市移民(rural to urban migrants)的研究一直快速增长，至今已三十余年。回顾这些如雨后春笋的文献，我们不难发现虽然相关研究数目众多，但是研究的理论框架却有些停滞不前，研究视角也较为狭窄。已有的研究未能紧跟社会的快速转变，反映农村至城市移民的新的人口构成及处境，进而局限了社会学对相关问题的深入思考，更遑论启发或引领社会对中国农村至城市移民的关注与讨论。因此，本文尝试通过文献梳理和调查实践来探讨相关学术研究中滞后的理论框架及狭窄的研究视角与快速变迁的社会现实及研究群体之间逐渐出现的鸿沟。文献梳理主要针对的是近年来发表的英文文献，总数超过两百份。调查实践则主要来自于笔者的三个相关研究项目，分别讨论的是农村至城市移民与信息通讯技术，农村至城市移民与资本的管理策略，以及男性由农村向城市的迁移对中国父权家庭关系的影响。笔者期望通过有关讨论抛砖引玉，探索更新的、更能充分反映中国农村至城市移民的社会处境的理论框架、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

在相关名词的使用方面，本文只会在引用既有文献与数据时使用“农民工”(migrant workers)一词，在其余的讨论部分均使用“农村至城市移民”(rural to urban migrants)一词。这是因为“农民工”一词暗含了这样的假设：所有中国农村至城市的移民都是工作移民，他们迁移的动机都是“打工”或“外出务工”，他们迁移的目的都是获得更高的经济收入等等。这个假设可能确切地反映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社会现实和移民处境，但是在今天，这个假设则是一个有待讨论的实证问题。当今中国农村至城市移民是否都是工作移民，是否仍然能够用“农民工”来代称，需要进一步的调查与研究。

在回顾过去30年中国社会发展变化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农村至城市移民的社会处境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值得研究者关注的是，工作环境的变化、迁移模式的改变与新生代农村至城市移民的出现和壮大。探讨这些新的变化可以将理论与现实的鸿沟更加清晰地呈现，并促使我们思考是否可以利用、拓展或者反思从而搭建桥梁、弥合鸿沟。

工作环境的变化

首先农村至城市移民在城市的工作环境发生了一些显著的改变。从2004年开始，中国沿海地区，尤其是珠江三角洲地区，出现了劳动力短缺现象(Li and Liang 2012，Liang 2013)，俗称“民工荒”。根据广东省劳动保障部门的调查与估计，2004年当年广东省的劳动缺口约为两百万人，缺工比例约为10%。而长三角地区用工较多的城市也存在较大的劳动力缺口①。除了“招工难”之外，中国沿海发达地区的用工单位还要面对工人高流动性的问题。政府调查显示，“东莞的普通工人平均年流失率约为10%，而毛织和玩具行业的流失率更高达20%-30%”②。Li和Liang(2012)的调查发现，超过70%的农民工更换过工作，其中35%的人更换过3到10次工作；而相比于2000年，农民工更换工作的可能性在2004年与2005年也有显著地提高。“招工难”与“用工难”成为资本在中国劳动力市场面对的新问题与新挑战。除了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外，政策变化也是影响资本与劳工关系的因素之一。2008年实施的《劳动合同法》旨在通过强化劳动关系，解决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不签劳动合同与劳动合同短期化的问题，从而保障劳动者的劳动权益。如将过去多样而混乱的用工形式，包括正式工、临时工、农民工、农转非等等，统一为三种用工形式“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和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务为期限的劳动合同”③，从而将农民工纳入到法律保障之中。另外，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满一年不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视为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已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④，农民工无法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获得相应法律保障的问题得到了立法方面的解决。信息通讯技术的推广以及手机的广泛应用则进一步方便了农民工与亲属网络和同乡网络的沟通，增强了农民工对各种信息的了解与掌握，这其中自然包括了上面提到的对工人权益的立法保障，以及与劳动流动性密切相关的劳动市场上的其他工作机会。在手机普及之前，农民工往往需要到工厂门口看招工启事才能得知最新的工作空缺。但是现在他们可以通过手机从家人、朋友及同乡那里得知不同地方的工作机会。这不但增加了工人对劳动市场信息的掌握，也使工人的就业面向不再局限于本地的劳动力市场。农民工的跨区域流动性增强，流动的目的地也呈现多样化。农民工不再高度集中于东南沿海地区，在一些北方省份，如内蒙古，流动人口所占的人口比率已经与浙江、福建等地接近(Liang, Li and Ma 2014)。

劳动力短缺、劳动力高流动性、国家政策的变化、信息通讯技术的发展以及手机的广泛应用都迫使资本及管理层改变对农民工的管理与控制。蔡玉萍与彭铟旎研究(Peng and Choi, 2013)发现，上述的这些变化都使得资本与管理层对农民工的控制策略多元化，而工人的对抗性策略也发生了改变。例如，我们在东莞一间大型电子厂管理层与工人的关于手机使用的博弈中发现，管理层针对不同工作岗位的工人使用的是不同的控制方法。对生产线上的工人，管理层严禁他们使用手机。但是对于五金部的工人在工作时使用手机，管理层采取的是放任或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和做法。而对一些没有固定工作岗位的工人，管理层规定他们必须使用手机，从而使管理层可以通过手机监控工人的位置及工作。为了应对管理层对不同岗位的工人所采取的各个不同的手机使用控制办法，工人们也采取了多样的对抗策略。生产线上的工人千方百计在工作的时候使用手机，同时逃避被监控与被处罚。五金部的工人不断尝试扩大手机使用的范围、增强手机使用的合理性，从而挑战管理层对手机使用的双重标准。没有固定工作岗位的工人则通过拒绝购买手机来反抗管理层对他们的实时监控。

资本及管理层对农民工的控制策略不仅更加多元化，也呈现出明显的转变。蔡玉萍与彭铟旎的另一研究(Choi and Peng, 2014)发现，劳动力短缺与劳动力流动性的增加(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迫使管理层改变一贯的高压管理方法，代以一套柔性的管理论述与管理策略，以提高工人的生产效率、对工厂的投入以及减少工人流失。这样一套柔性的管理论述与管理策略被称之为“人性化管理”。“人性化管理”建议管理层摒弃旧有的以强制和惩罚为主要手段的高压式管理，转而强调工人与资本的共同利益、互相依存和和谐共处的重要性。其主要的策略是通过增加工人的福利来提高工人对工厂的认同。尽管我们的研究也发现，由于中国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工厂大部分处于全球生产链底层、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全球商业环境中利润被跨国企业压缩，这些工厂缺乏资金改变以泰勒制(Taylorism)为主的生产组织方式，也缺乏资金推行有实质作用的工人福利改善，管理层(尤其是中层以下的管理者)在生产速度与质量的双重压力下，有时仍会沿用旧有的以强制和惩罚为主的高压式管理。但是笔者近两年在珠江三角洲地区调查研究发现，人性化管理越来越普遍。在资金不足的情况下，管理层采取一些新的变通办法来满足工人的福利需求，例如增加工人的工作弹性。对许多工人而言，申请假期、要求不加班，甚至要求特别的工作时间都不再是特别困难的事情，因为管理层大多会尽可能的满足他们的要求，从而避免工人的流失。

这些证据表明，资本和管理层在外部环境的改变与限制之下，已经变得更加灵活，采用了多元的管理和控制方式，以适应工人的要求。这些变化对已有研究的概念和理论框架带来了挑战。既有的关于农民工的研究以马克思的范式和概念为主，工厂政体(factory regime)，宿舍劳动体制(dormitory regime)以及专制管理手段等等为主要分析框架。它们大多强调在劳动密集型工厂的生产过程中，以强制和惩罚为主的管理手段是资本控制工人的基础，专制体制是中国南部劳工体制的主要模式(Lee 1998，Pun 2005，Chan 2006)。这些研究深入分析了在特定时代背景下农民工与资本的关系。但是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多样化和不断变化的管理控制策略相继出现，研究者亟需寻找一套新的或是拓展已有的理论框架，从而更有力地反映和分析社会现实。例如，研究者可能需要突破有关农民工群体的同质性假设(assumed homogeneity)，更加关注农民工群体的内在分层(internal stratification)、碎片化(fragmentation)和两极化(polarization)。同时，研究者需要更多的关注农民工反抗形式的多元化(diversity)，以及这种多元化对中国阶级形成(class formation，亦译为阶级构成)和阶级关系的长远影响。

除此之外，以往有关农民工工作环境的研究大多关注生产过程(labour process)中资本与工人的角力，但是对于市场——包括劳动力市场和顾客市场等等——如何影响资本与工人的博弈却不甚了了。上述劳资双方围绕手机使用的博弈和人性化管理的话语和实践已经说明，劳动力市场的变化，例如劳动力短缺等，会直接影响资本与工人之间的权力关系。工人在劳资关系中的处境大致取决于两个因素：工人集体行动的组织能力和市场上的其他工作机会(Littler and Salaman，1982)。当劳动力市场供小于求的时候，工人有更多的可选择的工作机会。他们对个别僱主的依赖相应减少，从而间接地增加工人与资本讨价还价的筹码。市场因素不仅仅影响从事制造业的工人的工作待遇及处境，对从事服务行业的工人也有深远的影响。美国社会学家Eileen Otis(2011)在其最新著作《Markets and Bodies: Women, Service Work, and the Making of Inequality in China》一书中详细论述了顾客市场(customer market)如何影响了服务业工人的工作处境。在Otis看来，顾客并不是以个人的形式影响生产过程，而是通过根植于当地社会制度的顾客市场影响服务业工人与管理层、服务业工人与顾客之间的关系。所谓顾客市场是当地社会各个群体进行互动、角力的角斗场，充满了以群体区分为目的的制度性冲突。服务业企业正是通过迎合这些社会不同群体的不同需要来生产、包装和推销自己的产品——服务。因此，对于服务业工人而言，资本与管理层对他们的管理和控制往往直接地与特定顾客市场中的顾客群体需求挂钩。例如，Otis在昆明一家豪华旅游酒店发现，这家酒店所面对的主要消费群是中国男性精英。他们来到昆明希望享受到的是少数民族风情、豪华的休闲娱乐等服务，从而表达他们的男性精英身份。为了在与本地另外22家酒店的激烈竞争中生存下来，昆明KT酒店僱佣中国经理人为酒店管理层，而非成本更高但是也更加专业的外籍经理人；在对员工的培训、监督和控制中最为强调的是销售(或者推销)昂贵物品和服务，以考核、提成、奖惩为主要管理手段。该酒店的员工则需要时刻通过对“专业化”的操演(Otis 2008, 2011)。因此，要深入了解服务业工人，包括农民工的工作处境就不能够单单讨论生产过程中资本及管理层与工人之间的互动，研究者必须将这些互动放在特定的市场中作分析。

迁移模式的变化

农村至城市移民的旧有的典型形象是：年轻的、单身未婚的打工仔和打工妹，或者独自外出务工的丈夫。但事实上，有很大一部分的农村至城市移民是已婚人士。2009年的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已婚的农民工占外出农民工总数的56%⑤。更重要的是，在已婚农民工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夫妻移民(couple migrants)，即丈夫与妻子一同外出打工。而另一部分则是家庭移民(family migrants)，即夫妻和他们的未婚子女一同迁移(Fan 2008)。2013年的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举家外出的农民工人数从2008年的2800万上升到了2013年的3500万人⑥。尽管我们尚不十分清楚“举家外出”的实际定义是夫妻移民还是家庭移民，但已经可以从数据看出，夫妻移民或者家庭移民这种移民模式正在逐年增加。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农村家庭中的丈夫或者成年的未婚子女外出务工是农村至城市迁移的主要形式。这种单独迁移的模式(sole-migrant model)制造了大量的分裂家庭(split household)(Fan, Sun and Zheng, 2011)。这一现象体现了有关性别与家庭的社会规范，并且通过具体化这些社会规范来强化它们的意义与作用：第一，中国家庭的空间分隔与劳动分工遵循的是“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准则(Rofel 1999, Mann 2000, Jacka 2005)，在空间分隔上，内外之别超越了家庭居所，而延伸到了农业与工业、迁出地与迁入地的领域。在劳动分工上，男性仍然(被认为)是家庭的经济支柱，承担养家糊口的责任；第二，理想的现代家庭形式是夫妻与一到两个子女共同居住，丈夫承担养家而妻子承担照料的责任，而分裂家庭不符合理想的现代家庭形式，它暗示农民的外出务工是暂时性的迁移，一旦农民通过务工达到了预期的经济收益，他们就会“回家”(Fan, Sun and Zheng, 2011)。

但是，无论是上面提到的最新数据还是笔者过去两年在中国南部的研究都显示，夫妻移民和家庭移民已经成为普遍现象。这些新的迁移模式冲击着传统家庭关系、夫妻关系(例如夫妻权力及劳动分工)以及农村父权制，同时也意味着有关性别与家庭的社会规范可能已经发生了变化(Choi, 2014a, b)。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女性农民工大多在未婚之前外出务工。在城市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她们会回家结婚生子，从而告别外出打工的生活，回归传统性别角色——在家中相夫教子(Jacka 2005)。时至今日，越来越多的已婚女性不会在婚后长期呆在农村。她们将子女交由家中老人代为抚养，而自己与丈夫一同外出打工。她们的这种迁移可能只是着眼于经济利益，在外出务工的收入比务农收入更丰厚更稳定的情况下，增加家庭的外出务工人数便可以增加家庭的经济收益总量，而城市中大量的服务业工作岗位使女性容易就业(Fan and Wang 2008)。但是这种夫妻移民的迁移模式(或被称为outside-outside model)必然对传统的性别分工提出新的要求和挑战。笔者于2013年和2014年在广州、深圳及东莞做研究时就遇到不少这样的移民家庭。在这些夫妻移民的女性中，有些人赚钱并不比丈夫少，而工作时间也并不比丈夫短。比如妻子在工厂可以通过加班来增加收入，而丈夫如果从事保安之类的工作则不论工作时间还是收入都比工厂中的妻子少。很多丈夫会基本包揽做饭、打扫、洗衣甚至照顾小孩等家务，从而彻底颠覆了“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劳动性别分工模式。这些夫妻移民在什么情境下会选择这种新的劳动分工模式，他们又是如何理解和看待这种模式的，将会是我们在分析新的社会性别规范的形成和冲突时有趣而重要的问题。

同时，不论是分裂家庭还是家庭移民，中国农村至城市移民的迁移模式都对家庭的概念和其蕴含的假设提出了挑战(Fan, Sun and Zheng, 2011)。分裂家庭的大量存在质疑了家庭成员(尤其是核心家庭)共同居住的假设。家庭移民则预示着核心家庭和扩大家庭之间复杂的连接与互动。一方面，“外出务工”不再是一种暂时性迁移；另一方面，农村至城市迁移不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过程，移民可能长期处于农村与城市之间的循环迁移之中(circular migration)。新的有关家庭的概念与论述应当包含这些或者长期分离或者长期循环流动的家庭生活经验。

夫妻移民和家庭移民意味着农村至城市移民已经或者将会举家在城市长期居住，他们可能已不能再被视为城市的流动人口。他们在城市中落地生根，因而城中村也不可能只是一个短暂的社会现象，而会成为中国城市化的一个长期的固定的模式。农村至城市移民不再仅仅是劳动力的同义词，他们将会深刻影响城市的社区生活和宏观的城市化。西方的移民社区研究可能可以为我们切入到这个研究领域提供一些具有启发性的理论框架和分析视角，例如同化理论(assimilation theory)，族群社区(ethnic enclave)，及多种文化并存(multi-culturalism)等广泛应用的概念与理论。

同化指的是一个解读和融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个人和群体通过习得其他个人和群体的记忆、观点和态度将自己整合到某种普遍的文化生活之中(Park and Burgess 1969)。同化过程也是一个多维度系统，包括文化适应(acculturation)、结构性同化(structural assimilation)、认同同化(identificational assimilation)、婚姻同化(marital assimilation)、态度接纳同化(attitude receptional assimilation)、行为接纳同化(behaviour receptional assimilation)、公民同化(civil assimilation)(Gordon 1964)。建立在符号互动论基础上的同化理论认为，社会分类(social categorization)所导致的社会距离(social distance)区隔了社会少数群体与主流群体。制度化的社会距离使不同群体拥有不同的机会结构(opportunity structure)，因此也强化了社会分层系统。而社会少数群体中个人的向上流动并不一定带来主观上的共同身份、亲密感和集体记忆，因此改变主观处境和拉近社会距离的意愿刺激和促进了个人和群体的社会同化(Shibutani and Kwan 1965, Alba and Nee 1997)。尽管同化理论一直被诟病，被认为具有线性发展、西方中心主义和中产阶级的倾向(Waldinger 1993，Alba and Nee 1997)，但是仍然是研究者分析移民和移民群体的迁移生活的重要理论工具(Alba and Nee 1997，Greenman and Xie 2008)。从同化理论出发，我们可以通过探索这些问题来了解中国农村至城市移民，尤其是夫妻移民和家庭移民的生活经验：他们与城市生活和城市居民是否也有一个相遇、冲突、适应和同化的过程(Park 1950)？他们如何解读和适应城市生活，以及他们如何影响甚至改变了城市化(Alba and Nee 1997)？什么样的情境影响了他们在城市的抗争与同化(Xie and Greeman 2011)？

族群社区是族群研究中的一种理论范式，而其对移民研究的理论启示在于研究者不应再将移民视为弱势的少数群体，而看到他们积极的甚至成功的生活经验以及他们所秉持的“传统”规范在这些“成功”中的作用(Forment 1989)。在这一研究视角之下，研究者开始更多的关注移民的社会流动以及不同世代移民的生活经验(Waldinger 1993)。围绕族群社区假设(ethnic enclave hypothesis)的争论主要是关于族群社区对少数族群，包括移民的社会适应与社会流动的影响。一方面，研究发现族群社区能够为移民，尤其是第一代移民提供保护、物品、工作机会等等，从而促进移民适应当地生活(Wilson and Portes 1980, Fernandez Kelly and Schauffler 1996, Menjivar 2000, Portes and Rumbaut 2006)。但是另一方面，由于许多族群社区本身就是贫穷而缺乏资源的，因此它们能够为移民提供的资源也相对较少(Chiswick and Miller 2005; Osypuk et al.2009)；同时对于第二代移民而言，居住在族群社区更意味着有限的机会和居住区隔，这些都为移民后代的社会适应和社会流动制造了困难，因此当许多移民在基本适应当地社会之后，都会搬离族群社区(Alba and Logan 1991)。通过已有的研究，我们知道，亲友网络在上世纪90年代为中国农村至城市移民提供了宝贵的工作机会、工作担保和劳动知识。这些亲友网络往往以某个人或某几个人为核心，通过血缘和地缘关系联系到更多个人，但由于多数人是单独迁移，因此这样的亲友网络都较小，并且极易因为核心个人的迁移而瓦解或是重组(Pun 2005)。夫妻移民和家庭移民的稳定性以及农村至城市移民在城中村的聚居都要求研究者更多地从社区结构和社区资源的角度讨论移民在城市的工作与生活经验(Portes and Rumbaut 2001)。

最后，与其说多种文化并存理论是一种理论，毋宁说它是一种对现代人类社会的观察视角，即整合统一的公共制度与多元的文化价值并存于现代社会(Parekh 2010；Rex 2010)。这一视角的洞见在于：(1)人们是通过一套意义与价值的系统组织自己的生活和社会关系的；(2)不同的文化代表了不同的意义系统，具有不同的关于美好生活(good life)的愿景；(3)每种文化内部也是多元的，充满了不同的传统与观念(Parekh 2010)。因此，在讨论农村至城市移民的社会适应、社会同化或者社会流动之前，研究同样应该思考的是，农村至城市移民是否具有一套与城市居民不同的文化价值体系，他们是否认同并愿意进行文化适应。例如Yan(2008)在其关于“安徽小保姆”的研究中认为，改革时期的中国具有一套以二元对立为模式的现代性论述，包含了素质、打工、落后、与时俱进等等关键词，这套制度化的论述将城市与乡村对立，一方面迫使青年人离开农村、到城市去追求个人发展和现代性，一方面在城市生活中继续将打工者与城市居民对立，从而使农村迁移至城市的青年人持续的陷入“追求现代性”的陷阱之中。如果我们认同多种文化并存理论，认为现在的中国社会存在着多元的文化价值体系，那么我们就不得不考虑，追求都市生活、现代性、高素质等等是否是农村至城市移民一致的生活愿景。

作为长期生活在城市，或者打算长期生活在城市的夫妻移民和家庭移民(以及下面将会讨论的新生代农民工)，他们的生活范围已经超越了工作场所与劳动关系，他们与城市中不同群体及制度的互动是值得探索的领域。

新生代(八零后)农民工的出现与壮大

新生代农民工(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农民工)是现在农村至城市移民中的生力军。根据2013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这个群体约占农民工总体的46%，占整体农村劳动力的61%。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普遍具有较高的教育及技术水平，喜欢在大城市寻找工作机会。他们中接近九成的人完全没有从事过农业生产劳动⑦。蔡玉萍与彭铟旎的研究中发现(Peng and Choi, 2013; Choi and Peng, 2014)，新生代农民工的迁移动机比老一代农民工复杂，他们的迁移会被许多经济以外的因素影响。新生代农村至城市移民的增加使研究者必须重新思考下面的一些问题。

首先，新生代农民工的迁移动机需要更多的讨论。以往大部分关于农村至城市移民的研究都集中在劳动力移民上，也就是说经济收益是受到主要关注的迁移动机。但是随着新生代农民工的增加以及他们迁移动机的变化，我们是否应该将研究视角扩大一些呢？例如构建理论框架来探讨情感因素(emotion factor)如何影响了迁移决定和迁移行为。已有的讨论认为，除了经济收益、政治考虑和结构性因素之外，情感也是促使现代人流动(mobility)的一个重要因素，例如在有关跨国婚姻的研究中。有时，将情感作为迁移的动机意味着牺牲一定的经济利益；而有时，情感满足与经济收益在迁移过程中相辅相成(Mai and King 2009)。讨论迁移中的情感层面对于讨论爱情移民(love migration)、婚姻移民(marriage migration)和中国现在的夫妻移民、家庭移民尤为重要。笔者最近在珠江三角洲调查发现，情感因素对于农村至城市移民是否回归农村、老年人是否迁移都具有相当的影响。

其次，许多新生代农民工的迁移与他们对不同生活方式的向往有关。在国外，生活方式迁移(lifestyle migration)是一个逐渐被研究者关注的议题。所谓生活方式迁移指的是经济状况不错的个人，为了追求不同的生活方式、更好的生活质量或是更多的自由而选择迁移。这一研究视角意味着移民的个体化(individualization)，一方面他们具有更加充分的信息获取渠道来寻找并了解他们喜欢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他们具有足够的行动能力来实现迁移决定(Benson and O’Reilly 2009)。批评者认为有关生活方式迁移的讨论忽视了社会结构对个人的持续性影响，例如无法解释为什么人们所追求的“好”的生活方式十分相似。但是对于长期以受害者或弱势人群面孔出现的中国农村至城市移民而言，他们的能动性已经逐渐体现，并需要更多的关注与讨论。

在与情感移民和生活方式移民有一定重合的迁移模式中，性取向移民是笔者近期关注的一种迁移模式。性取向移民，指的是迁移的动机直接或间接地受到移民的性取向的影响(Carrillo 2004:58)。以往大部分有关农村至城市移民的研究都将移民概念化为工人，因此其讨论的焦点集中在生产(production)而非再生产(reproduction)领域。即使是讨论再生产的移民研究也大多着眼于移民的再生产如何被资本及国家掌控,成为生产控制的延续。但正如人类学家Nicole Constable(2014)所言，研究者的这样固化的研究视角在不知不觉中接受并强化了资本和国家对移民的态度——移民只是一种劳动力，而非一个个人。移民的情感及情欲需要往往被否定或被边缘化。而有关农村至城市移民的情欲需要的研究往往从公共卫生及性病预防的角度出发，调查测量移民的性观念与性行为，讨论他们的迁移过程与性病传播或防止之间的关系(例如，Zhang and Beck 1999)。并且这些研究也基本假设农村至城市移民都是异性恋者(Manalansan IV, 2006)。但是最近的研究发现，包括笔者和笔者学生的研究，有不少的年轻移民的性倾向(尤其是非异性恋)是他们迁移的重要原因。通过迁移而远离原生家庭、亲属网络和熟人社会，他们逃避着来自家庭和社区的婚姻压力(Luo, 2012; Choi and Luo, 2014)。这与国外移民研究中方兴未艾的酷儿理论视角有一定相似。笔者认为不能仅仅将这些不同的迁移动机视为迁移动机列表中新的一些选项，它们可能会构成新的理论框架从而更好的了解变迁中的移民群体。

新生代移民在背景及迁移动机方面与老一代有明显差异，因此迁移后的期望和生活经验亦有别于老一代移民，例如他们对工作往往抱有很不同的态度。笔者在中国南方多个城市的访谈显示(Choi, 2014a, b)，新生代移民工作未必是以赚钱为首要目标。有些人希望扩大阅历、积累经验，有些人希望学得一技之长，有些人希望提高个人素质，而有些人则要求工作“有趣好玩”。因为工资不再是他们唯一的或者最重要的考虑，所以用工单位老板往往认为现在要留住工人是很困难的。新生代移民的职业流动性远比老一代农民工高。笔者去年在广州,深圳及东莞的研究显示，很多新生代移民会几个月就换一次工作。笔者于2012年在东莞访谈的一个20岁新生代移民就表示，他在六年的时间里一共换了十多份工作。在这些新生代农村至城市移民与工作的联系减少的时候，他们与城市生活的其他面向有了越来越多的互动，尤其是当他们作为消费者的时候。在今年走访广州一间美容院的时候，笔者问其中一个24岁女孩子：放假会不会出去(玩)。她亳不迟疑地回答：“肯定要出去玩啦！不可以光做，要享受。”但遗憾的是，我们目前对于农村至城市移民以消费者的身份与城市话语(urban discourse)，制度规范及城市居民的互动所知甚少。

中国农村至城市移民的去留问题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逐渐受到研究者的广泛关注。笔者更留意到近年出版了一些新生代与老一代农村至城市移民的比较研究(Yue, Li, Feldman and Du 2010)。但是现在的研究基本是基于回家和定居城市的二元分析框架，这与笔者调查研究时的发现有一定差异。笔者发现有相当部分的新生代农民工认为迁移是一个探索、积累移民资本从而向更理想的终点前进的过程。美国社会学家Anju Mary Paul(2012)认为渐进迁移(stepwise migration)使得仅有较少资源或资本的移民可以通过有计划、可预见的迁移过程，积累迁移资本，最终迁移到理想的目的地。渐进迁移模式的提出，与前面已经提到过的循环迁移(circular migration)都促使我们思考是否需要修改“回家和定居城市”的二元框架。

小 结

改革开放30年，随着户籍制度的松动，数以亿计的中国农民“流动”到城市，成为城市中不可或缺的劳动力,居民及消费者。他们成为推动中国制造业快速发展的动力引擎,也为中国的城市化带来更多元的色彩及挑战。在这30年间，有关中国农村至城市移民的社会学研究为数不少，也有了许多理论积累，启迪和深化着社会对农村至城市移民的思考。改革开放30年，也是中国社会快速变化的30年。在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中，农村至城市移民，与其说是卷入其中，毋宁说是首当其冲。虽然已经有研究注意到了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对于农村至城市移民的影响，但是，笔者认为，现在讨论中国农村至城市移民社会处境的理论框架和研究视角尚未跟上社会变化的步伐，变化的不够快或者没有变化。这一方面使得相关的社会学研究无法充分反映中国的社会现实和农村至城市移民的社会处境，另一方面也妨碍了相关理论的发展和突破。因此，笔者认为研究者应当积极反思已有研究的假设、框架和视角，更加关注社会现实变化，同时广泛吸收和借鉴国内外中英文文献的研究成果，从而深入探讨在转型社会中的农村至城市移民问题。

首先，在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以强制和惩罚的劳资关系是否仍然是劳资关系的核心？市场，包括劳动力市场，对劳资关系的影响机制是什么？多元化的资方管理形式和工人反抗形式对阶级形成和阶级关系的影响是什么？其次，在越来越多的农村至城市移民以夫妻移民和家庭移民的模式迁移的情况下，中国家庭的家庭结构、夫妻关系、劳动分工、农村父权制等等产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在越来越多的农村至城市移民在城市“落地生根”的情况下，他们与城市中不同群体和制度是如何互动的？他们的互动对中国城市化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最后，在面对八零后九零后农村至城市移民的时候，我们是否仍能确信他们的主要迁移动机是改善个人和经济状况？新的迁移动机如何影响了他们的迁移经验？他们的“归宿”会对中国的城乡格局造成怎样的长期影响？

笔者认为以上是转型社会中农村至城市移民向研究者提出的一些重要问题，亟需研究者的思索与讨论。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正视在中国农村至城市移民的研究领域已经出现的滞后的理论发展和快速的社会变迁之间的鸿沟，并通过理论梳理、方法探索和经验研究来缩窄乃至弥合鸿沟。

①②《关于民工短缺的调查报告》，2004年，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zhengfu/2004-9/14/content_1979817.htm。

③④《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2007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http://www.molss.gov.cn/gb/news/2007-06/30/content_184630.htm。

⑤《200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09年，国家统计局，http://www.stats.gov.cn/ztjc/ztfx/fxbg/201003/t20100319_16135.html。

⑥⑦《2013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13年，国家统计局，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405/t20140512_551585.html。

1.Alba, R. D., & Logan, J. R. (1991). Variations on two themes—Racial and ethnic patterns in the attainment of suburban residence. Demography, 28(3), 431-453.

2.Alba, R., & Nee, V. (1997). Rethinking assimilation theory for a new era of immigration.Internationalmigrationreview, 826-874.

3.Benson, M., & O’Reilly, K. (2009). Migration and the search for a better way of life: a critical exploration of lifestyle migration.TheSociologicalReview,57(4), 608-625.

4.Carrillo, H. (2004). Sexual migration, cross-cultural sexual encounters, and sexual health.SexualityResearch&SocialPolicy,1(3), 58-70.

5.Chan, J. W. L. (2006). Chinese women workers organize in the export zone. In New Labor Forum(pp. 19-27). Taylor & Francis.

6.Chiswick, B. R., & Miller, P. W. (2005). Do enclaves matter in immigrant adjustment?City&Community, 4(1), 5-35.

7.Choi, S. Y., & Peng, Y. (2014). Humanized management? Capital and migrant labour in a time of labour shortage in South China.HumanRelations, 0018726714541162.

8.Choi, S.Y.P. (2014a). “Masculine Compromises: Migration and Family in China”. Invited Talk at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Oxford University, 13th May 2014.

9.Choi, S.Y.P. (2014b) “Patriarchy Unbound: Male Migrant Workers Negotiating Marital Power”. Invited talk at SOAS, University of London, 12 May 2014.

10.Choi, S.Y.P. & Luo, M. (2014). “Parental Influence on Adult Homosexual’s Nominal Marriage in Chin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109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San Francisco, 16-19, August.

11.Constable, N. (2014). Born Out of Place: Migrant Mothers and the Politics of International Labor.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12.Fan, C. C. (2008). China on the Move: Migration, the state, and the household. Oxon: Routledge.

13.Fan, C. C., Sun, M., & Zheng, S. (2011). Migration and split households: a comparison of sole, couple, and family migrants in Beijing, China.EnvironmentandPlanning-PartA, 43(9), 2164.

14.Fan, C. C., & Wang, W. W. (2008). The household as security: Strategies of rural-urban migrants in China. Migration and social protection in China, 14, 205.

15.Fernandez Kelly, M. P., & Schauffler, R. (1996). Divided fates: Immigrant children and the new assimilation. In A. Portes (Ed.), The new second generation (pp. 30-53).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16.Forment, C. A. (1989). Political practice and the rise of an ethnic enclave.Theory and Society, 18(1), 47-81.

17.Gordon, M. M. (1964). Assimilation in American life: The role of race, religion, and national origin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8.Greenman, E., & Xie, Y. (2008). Is assimilation theory dead? The effect of assimilation on adolescent well-being.SocialScienceResearch,37(1), 109-137.

19.Jacka, T. (2005). Rural women in urban China: Gender, migration, and social change. ME Sharpe.

20.Lee, C. K. (1998). Gender and the South China miracle: Two worlds of factory women.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21.Li, Z., & Liang, Z. (2012). Job Mobility of Rural Migrants in China’s Urban Labor Market, in The Emergence of a New Urban China: Insiders’ Perspectives, pp.3-24, edited by Zai Liang, Steven F. Messner, Cheng Chen and Youqin Huang. Lanham, Md. : Lexington Books.

22.Liang, Z. (2013) Understanding the Puzzle of Shortage of Migrant Labor n China’s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 Paper presented as part of a series of seminars on the Pearl River Delta, Pearl River Delta social Research Centre,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3.Liang, Z., Li, Z., & Ma, Z. (2014). Changing Patterns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in China, 2000-2010.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40(4), 695-716.

24.Littler, C. R., & Salaman, G. (1982). Bravermania and beyond: recent theories of the labour process. Sociology, 16(2), 251-269.

25.Luo, M. (2012). “Family and Sexuality in China: The case of functional marriage”, MPhil Thesis of Gender Studies Program of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6.Mai, N., & King, R. (2009). Love, sexuality and migration: mapping the issue (s). Mobilities, 4(3), 295-307.

27.Manalansan, M. F. (2006). Queer intersections: Sexuality and gender in migration studie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40(1), 224-249.

28.Mann S. (2000) Work and household in Chinese culture: historial perspectives, in Re-drawing Boundaries: Work,Household, and Gender in China, Eds by B Entwisle, G E Henderson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5-32.

29.Menjivar, C. (2000). Fragmented ties: The Salavadoran immigrant networks in America. Berk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30.Osypuk, T. L., Galea, S., McArdle, N., & Acevedo-Garcia, D. (2009). Quantifying separate and unequal: Racial-ethnic distributions of neighborhood poverty in metropolitan America. Urban Affairs Review, 45(1), 25-65.

31.Otis, E. M. (2008). Beyond the industrial paradigm: Market-embedded labor and the gender organization of global service work in China.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73(1), 15-36.

32.Otis, E. (2011). Markets and bodies: Women, service work, and the making of inequality in Chin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33.Parekh, B. 2010. What is Multiculturalism. In The Ethnicity Reader: Nationalism, Muliculturalism and Migration. Edited by Montserrat Guibernau and John Rex. Polity. p.238.

34.Park, R. E. (1950). Race and culture. Glencoe: The Free Press.

35.Park, R. E., & Burgess, E. W. (1969). Introduction to the Science of Sociology (No. s 735). 1921 reprin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36.Paul, A. M. (2011). Stepwise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 Multistage Migration Pattern for the Aspiring Migrant 1.AmericanJournalofSociology, 116(6), 1842-86.

37.Peng, Y., & Choi, S. Y. (2013). Mobile phone use among migrant factory workers in south China: Technologies of power and resistance.TheChinaQuarterly, 215, 553-571.

38.Portes, A., & Rumbaut, R. G. (2001). Legacies: The story of the immigrant second generation. Berk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39.Portes, A., & Rumbaut, R. G. (2006). Immigrant America: A portrait. Berk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40.Pun, N. (2005). Made in China: Women factory workers in a global workplace. Duke University Press.

41.Rex, J. 2010. The concept of Multicultural society. In The Ethnicity Reader: Nationalism, Muliculturalism and Migration. Edited by Montserrat Guibernau and John Rex. Polity. P.217-230.

42.Rofel, L. (1999). Other modernities: Gendered yearnings in China after socialism.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43.Shibutani, T., & Kwan, K. M. (1965). Ethnic stratification: A comparative approach. New York: Macmillan.

44.Waldinger, R. (1993). The ethnic enclave debate revisited.InternationalJournalofUrbanandRegionalResearch, 17(3), 444-452.

45.Wilson, K. L., & Portes, A. (1980). Immigrant enclaves—An analysis of the labor-market experiences of Cubans in Miami.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6(2), 295-319.

46.Xie, Y., & Greenman, E. (2011). The social context of assimilation: Testing implications of segmented assimilation theory.Socialscienceresearch,40(3), 965-984.

47.Yan, H.R. (2008). New Masters, New Servants: Migration, Development and Women Workers in China.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48.Yue, Z., Li, S., Feldman, M. W., & Du, H. (2010). Floating choices: A generational perspective on intentions of rural-urban migrants in China.Environment & planning A, 42(3), 545.

49.Zhang, K., & Beck, E. J. (1999). Changing sexual attitudes and behaviour in China: implications for the spread of HIV and other sexually transmitted diseases. AIDS care, 11(5), 581-589.

〔责任编辑：毕素华〕

蔡玉萍，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副系主任；罗鸣，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候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