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国民健康素质才是体育文化的发展方向〔*〕

○ 刘玉琴，黄晓俊

(安徽农业大学 体育部，安徽 合肥 230036)

体育文化反映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标识与品格，是一个民族的精神、信仰及个性的具体体现。〔1〕基于国情，长期以来，我国体育文化更多的是被赋予提高民族自信心、自豪感，扩大国际影响力和提升国家形象地位的政治任务，随着全球化、市场化发展，我国体育文化开始向功利化方向倾斜，西方竞技体育、体育产业经济等显性的体育文化受到追捧，而体育文化所固有的本质属性、人文精神、教育价值等逐渐被人们所忽略，导致我国群众体育基础发展薄弱，国民健康素质堪忧，人们的身体健康素质、心理健康素质与社会适应能力已成为我国亟需解决的重要社会问题。我国体育文化的异化与失范，使得体育文化迷失了其价值内涵的本质属性，使得坚持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我国科学发展观无法落在实处，使得建立构建“小康社会”“和谐社会”的社会发展目标无法得到真正的实现。体育文化具有发挥思想意识的创造性和促进精神转化为物质过程中的能动性功能。〔2〕只有充分发挥体育文化的功能作用，发展提高国民健康素质的体育文化，才能真正促进我国群众体育、民族体育、竞技体育、体育产业乃至整个中国体育事业的健康持续发展，才能使我国真正走上体育强国之路。

一、体育文化的内涵解读

早在1952年美国文化人类学者阿尔弗雷德·克洛依伯(Alfred Kroeber)和克莱德·克拉克洪(Clyde Kluckhohn)在《文化:概念和定义批判分析》一书中，就列举、归纳了当时出现的160多种有关文化的定义。〔3〕从1852年开始至今，关于“文化”的定义，约有200来种之多，可以说是庞杂纷繁。〔4〕而中外关于“体育”的定义可谓汗牛充栋，不下百种，也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由于“体育”与“文化”这两个上位概念没有得到认同，也由于“体育”和“体育文化”边界模糊，从而导致“体育文化”的“属”概念和“种差”问题难以界定，以致对“体育文化”一直都未能作出权威性的统一定义，国内外学者专家也一直陷入“体育文化”的定义纷争。〔5〕目前国内外有关体育文化的概念有数十种之多，但归纳起来总的有三类观点与方向:第一类是用物质和精神的两元关系来界定体育文化;第二类是借用文化的结构主义来界定体育文化，从物质文化、制度文化与精神文化来考察;第三类是用狭义的文化概念来界定体育文化，通过人的身体活动而衍生的体育文化。〔6〕

揭示体育文化之义，必须跳出“定义”的窠臼，应该摒弃体育文化“具体化”，寻求思维上的转向，从体育文化的内涵着手理解与发挥体育文化的社会功能与价值。〔7〕所以，体育作为一种“文—化”过程，就是人的类生命“以文化成”的过程，其本质是它的人性内涵，“实质是以‘类文化’的方式存在”。〔8〕在欧美语汇中，与汉语“体育文化”最接近的是“身体文化”(physical culture)，physical culture原在德语中指“锻炼身体”之意，后在日本被译为“身体文化”和“体育文化”。在19世纪末期，physical culture在欧洲主要是指一些带有艺术表演性质的身体展示活动与健美运动。〔9〕“体育文化的结构和功能都统一于这个核心——人，通过体育锻造出来的身心健全的人。”〔10〕由此而然，体育文化概念的本质内涵在于反映社会的主体——人的健康素质之中，只有在先解决人的健康素质后，体育文化其它价值属性才能充分发挥，整个体育事业的发展才具有实际意义。

二、中西体育文化的主流思想及价值向度

体育文化，作为人类文化的一种特殊形式的文化，它的发展历史与人类文化的发展历史是同步的，中西文化发展历程的不同决定着中西体育文化的主流思想与价值向度有着巨大的差异。以仁、义、礼、智、信为核心理念的中国体育文化和以勇敢、竞争、自由、平等为核心理念的西方体育文化分别成为了中西体育文化选择的趋向，同时也决定了中西体育的基本存在方式。〔11〕

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和核心，儒家所奉行和倡导“和”与“合”的文化精神，体现着和谐大同、崇仁尚义、尊礼守信的文化观念，是我国历史过程中的精神所沉淀出的传统文化深刻内涵，〔12〕“以和为贵”“天人合一”贯穿我国传统文化发展脉络，不仅人与人之间要和睦共处，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也要“天人合一”、和谐共存。〔13〕在儒家文化影响下，我国古代体育深深地镌刻上儒家文化的印记，我国古代体育文化主导阴阳和谐，精、气、行、神合一的修炼，崇尚智慧、崇尚以静养生，讲究以“健身、养生、益智、自然”为主，具体身体活动上，主要是以缓慢的运动形式为主，练习的运动强度较低，肌肉的活动幅度较小，强调身心的一种修养，是一种内聚的活动，〔14〕表现在运动项目上如，“八段锦”“五禽戏”“太极拳”等传统体育活动。我国传统的体育文化与我国儒家文化高度的契合，形成了中国传统体育养身思想，即一种清静、淡欲、与世无争的近乎于宗教思想的人生观。

西方体育文化根植于古希腊的传统文明，由于古希腊三面临海，恶劣的环境练就了古希腊人自强奋斗、热烈追求、思变好动、敢于冒险的民族性格。〔15〕以宙斯众神为宗教信仰序列，以竞争精神为哲学基础，以个人英雄主义为伦理导范，以竞技赛会为组织保障，古希腊竞技文化开启并铸就了古代西方体育文化的时代丰碑。〔16〕西方体育文化经历文化和战争的洗礼，以宗教信仰为核心，崇尚“力”与“美”的外在体现，倡导竞争意识，追求个人自由、崇尚奋斗、竞争为特点的文化内涵。形成通过身体的强烈运动，肌肉锻炼、体力的消耗、意志的磨练，对自然极限的挑战来达到强身健体目的的西方体育文化主流思想。〔17〕西方体育文化思想推崇运动比赛的输赢，崇拜勇者并通过竞技运动展现人的力量、速度、柔韧性、耐力、等物理因素，〔18〕享受运动的快乐。西方体育文化主流思想形成了以竞技发展突破身体极限的奥林匹克精神，并成为西方体育文化的精神支柱。西方对于奥林匹克精神的深刻领悟和传播，从而推进各式各样的体育比赛以及奥运会才得以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认可和推广，从而促进了以“更高、更快、更强”的奥林匹克精神在世界范围内的快速广泛的传播。

总之，由于社会文化的不同也造成中西体育文化的主流思想与价值向度的巨大差异。我国“和”“合”的传统儒家文化决定着我国体育文化以“健身、养身、修行”等静态活动体育文化思想为主;而西方体育文化主要体现是以竞争为核心的奥林匹克精神为主流思想，提倡个人自由、崇尚奋斗、勇者竞争的体育文化思想。中国体育文化主“静、内、防”，西方体育文化主“动、外、攻”，这也就是如同我国国学大师林语堂所认为的“中国的文化主静，与西方勇往直前跃跃欲试之精神大相径庭”。〔19〕

三、我国体育文化的传承与嬗变

体育文化作为社会文化形态一直寓于我国具体社会活动或社会实际劳作之中。作为四大文明古国的中国其体育文化源远流长，中国古代体育萌芽于原始民族社会，形成于奴隶社会，发展于封建社会。依据记载和出土文物证明，我国在夏朝以前就有了民间的游戏、射箭、舞蹈、医疗体育以及某些带有体育因素的生产劳动教育和军事训练等，夏、商、西周时期，相继出现了乐舞、武舞、射礼、田猎、手搏、跑跳等竞技运动项目。〔20〕概括古代体育文化主要包括三大类:一是养生类，如“导引”“行气”“散步”“游山”等都可以纳入范畴;二是军事训练类，如“田猎”“讲武”“击剑”等;三是各种娱乐类，包括“百戏”“蹴鞠”“掷壶”等民间活动。中国从出现体育思想的早期时起，就主张身心一体，肌肉与体育精神是统一的整体;以后在锻炼方法上又主张身心结合，即锻炼肉体与锻炼精神相结合。战国时期的《黄帝内经·素问》中早就提出了“形与神俱”的意见。“形”指肉体，“神”指精神。三国时期嵇康的《养生论》对此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形神以立，神须形以存。”南北朝时期著名养生家陶弘景在《养生延命录》中说:“生者神之本，形者神之具”。〔21〕可见中国古代形成的体育文化就注重了健康素质的发展，也促使我国优秀的民族体育文化得以传承与发展。

中国的近现代是一部遭受欺凌、反抗、胜利、建设的发展史。这种社会发展历史背景下我国体育文化也处于一种异化与失范的嬗变状态。首先，为抵御外部入侵，保卫国家安宁与领土的完整，近代我国体育文化主要是大力发扬中国武术文化，武术运动在此阶段进入一个巅峰时期。清末时期，鸦片战争爆发，洋务运动失败，中国处在国家失去自主权，人民饱受欺凌的外忧内患之中，中国文化包括中国体育文化失去了活力而陷入自卑境地，此时的中国的体育事业发展处于停滞的状态，民族体育文化的生存空间正被逐步压缩，我国优秀的民族体育文化得不到继承与发扬，广大民众健康素质下降，国人甚至被蔑贬为“东亚病夫”，同时，西方体育文化乘虚而入，更是在奥林匹克运动推进下，使发端于西方的田径、游泳、足球、篮球等项目很快被中国接受并成为中国体育的重要内容。

当代中国体育文化的发展更是脱离了其本质内涵而嬗变为政治与经济的“工具理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发展赶超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我国体育模式发展实行“举国体制”，体育文化承载着政治重任，主要起着提高民族自信心、自豪感，扩大国际影响和提升国家形象地位的政治功能，在特殊环境下发挥着积极的正面效应，并通过竞技体育的成绩的获得向世界展示了新兴大国的“力量”，洗刷了多年扣在中国人头上东亚病夫的耻辱。1971年我国通过“乒乓外交”实现了打开了中美两国的对话之门，1979年的“奥运模式”解决和恢复了中国在国际奥委会的席位等等，都是时代赋予的体育文化为政治发展服务的任务。随着全球化、现代化与市场化的发展，我国体育文化出现功利化倾向，市场经济逐利本性与西方价值观的植入，加快了我国体育文化发展的天平向功利化方向倾斜，体育文化的本质属性、教育价值和人文精神等隐性的体育文化受到冷遇，体育传统文化的保健、健身、养生等内隐性的实效功能遭到漠视，竞技成绩、体育产业经济等直显性的体育文化追求受到热捧，以致我国体育文化价值观出现异化与失范，国民健康素质严重下滑，身心素质上广大群体处于亚健康或不健康状态，社会健康上体育竞赛中经常出现了一些贪腐、黑哨、假球、打架、兴奋剂等违法或不文明现象。

四、我国应该发展提高国民健康素质的体育文化

(一)健康素质的要义与内涵

2002年末，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政府工作报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而奋斗》中指出“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明显提高，形成比较完善的现代国民教育体系、科技和文化创新体系、全民健身和医疗卫生体系”。将“健康素质”提高到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高度，明确把提高全民族健康素质确定为国家到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这次报告是我国政府部门用正式文件方式第一次使用“健康素质”一词，而在《辞海》与《现代成语词典》中却查询不到，那为什么会在十六大上使用这个词呢?其实在十六大报告起草时，围绕着“体质”“体能素质”“心理素质”“身体健康”等进行过讨论，最后大家一致同意，使用“健康素质”表述。〔22〕

对于“健康素质”的理解，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学者董新光总结为:健康素质是人的躯体素质、心理素质、社会素质与综合素质的整体体现。〔23〕但是按照十六大报告提出“健康素质”的科学范畴，“健康素质”是对关于“身体素质”“心理素质”“生理素质”“体能素质”，以及“心理健康”“身体健康”等众多类似概念的提炼，主要指的是人的“生理素质”“心理素质”及“社会适应素质”的综合反映，是并列于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的人的智力、体力、心理以及社会适应等多方面的综合能力的体现，是对于坚持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实现小康社会的国家奋斗目标诠释。〔24〕

“健康素质”深刻地把“健康”的意义，从素质的角度提升到与崇高的思想道德、先进的科学文化相并列的高度，从单纯的生物学意义，提升到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有机统一的高度，进一步展示了“人是一切社会关系总和”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也丰富和发展了人的素质的科学范畴。

(二)我国国民健康素质现状令人堪忧

健康素质是人的生理、心理与社会健康素质的综合体现，反映了一个国家或地区人群健康状况与整体文明的发展水平，是社会经济、科技、教育与文化可持续发展的有效保证。〔25〕社会体制的转型、社会结构的变化、人们生活方式的转变与功利性教育制度的影响，造成了当前我国国民健康素质出现严重问题，这种严重的社会问题已经引起国家与社会的广泛关注与高度重视。自2000年开始每五年进行一次的国民体质健康调查，全面监测了我国国民身心素质发展状况，得出了结论是我国国民健康素质状况令人担忧。

在生理健康素质上，我国居民身高增长幅度较小，视力不良检出率继续上升，并出现低龄化倾向，而身高国民体体重持续增长，《2010年国民体质监测公报》显示，2010年全国有3．0亿超重，1．2亿肥胖，青年人、成年人与老年人的超重率分别为25%、32．1%和39．8%，肥胖率分别是12%、9．9%和13%;在运动素质上，成年人的身体素质中的握力、背力、坐位体前屈等指标平均数略低于2005年，更低于2000年，呈持续下降趋势;纵跳、闭眼单脚站立、选择反应时等指标平均数则低于2005年，高于2000年，而由于阳光体育的实施，学校体育的重视，我国青少年整体身体素质下滑趋势得到遏制。另外，在身体疾病上，我国约有2．36亿人患高血压，每年约有260万人死于心脑血管病，心脑血管病死亡率占总死亡率的34% －40%，有9400万糖尿病患者，并且每年还在以16%的速度递增。〔26〕据201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近日发表《中国的医疗卫生事业》白皮书指出，中国现有确诊慢性病患者2．6亿人，慢性病导致的死亡占中国总死亡的85%。〔27〕

在心理健康素质上，由于社会制度的变迁，人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新旧观念的转变，中西文化的碰撞、贫富分化的加剧等社会环境变化，社会价值观也出现变化，人们经历由茫然无措到逐渐适应的内心变化过程，具有明显的过渡性心理特点，也必然产生种种怀疑和焦虑，内心承受着挣扎冲突，表现出矛盾性心理特点。〔28〕尤其是青少年在心理健康上，我国青少年心理健康水平不断下降，懒惰、脆弱、心理承受与情绪调控能力差，缺少顽强拼搏、奋勇争先的精神，缺乏吃苦耐劳的意志品质，不愿出门找工作“啃老族”群体增多。

在社会适应上，由于市场经济的推进，一切经济因素进入市场，并通过价格杠杆与竞争机制引导社会资源的流动，即导致了社会物质层面的深刻巨变，又导致了人们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的深层变化，社会从高度政治化、道德化走向以经济为基础的市场化与利益化，以至于引起社会信仰缺失、道德滑坡、理想失落与行为失范等一系列社会价值观的嬗变。对于这些突然而来的社会价值观的变化，人们的本体价值目标与价值取向出现困惑、疑虑，人们在社会行动中也显得手足无措，无所适从，从而不能良好地适应社会去实现个人人生目标。

(三)提高国民健康素质是体育文化的人文精神回归

文化的社会性即文化的群众性，因为任何文化都离不开人民大众，更不能离开社会。体育文化源于生活，又服务于生活，群众体育是一切体育活动的基石与源泉，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内容，是社会精神文明的重要标志，是综合国力的具体表现。〔29〕只有雄厚的群众基础才能拥有强大的体育后备力量，体育才能成为一种事业，体育事业才能得到更多人的关注与支持，竞技体育、学校体育等才能发展成为群众体育事业，提高国民健康素质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是促进和谐社会发展的重要手段。

群众体育的发展是一个国家国民健康素质的提高、竞技体育提升和产业发展的基础和动力。基于国情，长期以来我国实行了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高度集中为特征的、以行政管理为主要机制的“举国体制”，我国的竞技体育在短时间内取得了快速的进步，尤其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上更是取得金牌第一的成就，然而，相对竞技体育的强劲态势，我国群众体育严重滞后，这种滞后一方面导致了国民健康素质的持续下滑，尤其是我国青少年的身心健康问题严重;另一方面也导致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基础薄弱、人才匮乏，也反过来制约了竞技体育的可持续发展;另外，群众体育发展滞后也影响了广大群众积极参与体育活动的程度，影响体育经济的发展，制约了体育产业的开发。因此，我国体育文化应以人民群众为根基，使体育文化成为现代人生活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促进人们从思想上、态度上支持体育文化发展，形成一种健康生活方式的浓厚文化氛围，享受体育文化带来的快乐，从而达到促进国民健康素质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增强综合国力的新时期国家发展目标。

体育文化的人文精神实质是“以人为本”“关爱人的健康和生命”的自由的文明精神，体育文化的全部内涵就是对这一精神的体现。〔30〕体育文化在提高国民身体健康等人文精神上具有其它社会文化不可比拟的独特作用，人们通过体育活动的参与与赏析，在社会秩序和道德规范允许的范围释放受压抑的情感，宣泄排解不良情绪，以减轻心理压力和紧张感，恢复理智和心理平衡;可以通过如野营、登山、滑雪、冲浪、漂流等各种与大自然亲近户外运动，让人回归自然、亲近自然、体验自然、享受自然，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31〕社会发展的主体是人的发展，坚持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我国小康社会与和谐社会实现的基本内容。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素质提高的需求与社会所能提供体育资源不足的矛盾是目前我国体育文化发展的主要矛盾，提高国民健康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我国当今体育文化发展的重点和重心。在社会快速发展的今天，金牌体育、精英体育的社会价值取向下降，人们的健康素质的本质诉求的提高，尤其是当今严重的国民健康素质发展状况，强烈地要求着现代体育文化的人文精神的理性回归。

五、小 结

从哲学上看体育文化反映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标识与品格，是一个民族的精神、信仰及个性的具体体现;从社会学上看体育文化肩负着提高国民健康素质，推动着社会文明向前发展的重任。体育文化的基本内涵与核心是人的健康素质，只有建立在提高国民健康素质的基础上，我国学校体育、民族体育、竞技体育、体育产业等各种体育事业才能得到健康持续发展。只有国民健康素质得到有效提高，我国才能做到坚持“以人为本”，真正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才能真正实现“小康社会”与“和谐社会”的社会发展目标。然而，我国体育文化出现政治化、功利化的异化与失范，使我国体育文化始终游离在其提高国民健康素质的基本内涵任务之外。基于此，我国应该发展提高国民健康素质的体育文化，切实实现体育文化的人文精神的理性回归。

注释:

〔1〕古柏:《全球化背景下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选择》，《体育文化导刊》2008年第6期。

〔2〕杨文轩、冯霞:《体育文化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体育学刊》2006年第1期。

〔3〕A．Kroeber and C．Kluckhohn:Culture:A Critical Review of Concepts and Definitions New York Vintage Books，1963，p．83．

〔4〕李建中:《中国文化概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2页。

〔5〕冯胜刚:《对“文化”与“体育文化”定义的求索》，《贵州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

〔6〕陈晓峰:《多维视角下体育文化的内涵、价值与建设》，《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12年第2期。

〔7〕唐炎:《主体性与社会身份:关于体育文化认识取向的探讨》，《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12年第2期。

〔8〕孙威:《从哲学“类”的角度对体育文化的审视》，《吉林化工学院学报》2011年第2期。

〔9〕郝勤:《论体育与体育文化》，《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12年第3期。

〔10〕易剑东:《体育文化学》，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8页。

〔11〕胡勇刚:《中西体育文化的差异及深层意蕴下的竞技观》，《武汉体育学院》2009年第7期。

〔12〕〔17〕杨超:《中西方文化差异对体育新闻报道的影响研究》，《西安体育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

〔13〕张岱年、程宜山:《中国文化与文化论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73页。

〔14〕〔15〕李可兴:《中西方体育文化的精神实质及价值向度比较》，《西安体育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

〔16〕王润斌、熊晓正、杨麟:《古代西方球类文化探微》，《体育科学》2010年第2期。

〔18〕刘琳:《中西方体育文化的冲突与融合》，《西南大学学报》2010年第10期。

〔19〕林语堂:《中国文化之精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56页。

〔20〕〔21〕郭敏:《中国古代的体育特点浅析》，《体育文化导刊》2009年第5期。

〔22〕佚名:《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性文献——党的十六大报告诞生记》，《党员之友》2002年第23期。

〔23〕王海荣、张博、白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健康素质与社会体育的关系研究》，《山东体育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

〔24〕董新光、戴俭慧、柏扣兰:《健康素质概念的辨析——兼谈体质、身体素质与健康素质3个概念的混用与统一》，《体育科学》2005年第11期。

〔25〕黄诚胤:《试论体育的社会价值与作用》，《重庆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

〔26〕国家体育总局:《2010年国民体质监测公报》，2011年。

〔27〕韩建华、高永海、蔡恩昌:《我国慢性病防治策略现状与思考》，《中国健康教育》2014年第12期。

〔28〕常若松、梁超、马锦飞:《社会转型时期人的心理健康素质的基本特征》，《社会观察》2013年第3期。

〔29〕黄迎乒、孙文:《体育文化对体育强国建设助推作用研究》，《体育文化导刊》2012年第3期。

〔30〕布特:《和谐体育的哲学探究——现代体能的文化哲学批判与构建》，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98页。

〔31〕程泉民:《人的全面发展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核心》，《江淮论坛》200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