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党文化概念:考辨、识别与重构〔*〕

○赵秀芳

(山西师范大学 政法学院，山西 临汾 041004)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学者开始从文化视角观照政党组织，主要形成了两类成果:其一，对国内外不同政党，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文化现象进行经验实证研究;其二，对政党文化的一般原理进行理论抽象层面的定位思考。两类成果相结合，催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政党文化学，并使其愈加独立。然而，政党文化学在国内发源至今不到30年，在国际上亦缺乏成熟的理论，因此虽然相关研究成果不断涌现，但诸多基本问题仍处于讨论阶段。廓清概念是展开研究的基础和前提，而学界关于政党文化概念的研究还未形成主流性、共识性、独立性的理论框架。本文试图从组织文化学视角，以价值为核心词语，揭示政党文化概念的应然，明确其内涵外延，以期为政党文化学研究奠定理论基础。

一、政党文化的考辨:诸说梳理及评析

纵观学界已有的关于政党文化的概念界定，尽管存在种种分歧，但有着基本一致的努力方向，在存异的同时，于某些方面达成了共识。总体而言，对政党文化概念的认识，存在以下三个方面的共识趋势:

1.政党文化的学理依据:由政治文化到组织文化

国内最早提出政党文化概念的是王沪宁，他曾在《解放日报》上指出“政党文化是政治文化的一部分，……它包括人们对政党的理念、价值、情感、信仰、理想和原则择取。”〔1〕90年代，施雪华将概念具体化，认为“政党文化是人们对政党组织、政党活动和政党制度形成的价值判断、认同心理和评价取向等因素形成的政党政治活动的社会环境、文化氛围。”〔2〕早期的这两种代表性的政党文化概念，显然将政党文化置于政治文化的视域之中，建基于政治文化的学理基础之上。

到本世纪初，开创了新视角的赵理富，从组织文化的角度，指出政党文化是“政党所具有的为全体成员所认同的意识形态(或说政治思想)、组织心理、制度规范、行为作风以及由此决定的政党形象。”〔3〕之后，理论界基本受此研究思路的深刻影响，概以组织文化作为对政党文化概念进行论述的学理支撑。

政治文化视野下的政党文化，主体是社会全体成员，客体是政党，这里将政党作为政治现象看待，进而把政党文化作为亚政治文化。组织文化视野下的政党文化，主体是政党的全体成员，回归到政党组织本身来展开文化研究。相对而言，如果把政党文化作为微观研究，那么组织文化就是中观视野，政治文化则是宏观视野。政党文化是政治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者在具体内容、表现形式和基本特征等方面具有相当的同质性，但政治文化的范围要远远广泛于政党文化;把政党作为客体进行文化研究的做法，将政党自身在政治文化养成过程中的主观能动作用剥离于视野之外。以中观的组织文化理论作为政党文化的学理基础，则改善了以宏观的政治文化理论为学理基础的这些不便。明显的是，以组织文化理论指导政党文化的具体研究，二者在认识论上具有普遍与特殊的哲学关系，在方法论上具备一般与具体的关联性。并且，将政党作为特殊的组织进行文化考量，不仅考虑到政党文化在政治文化系统中的特殊地位与作用，而且强调了自身的独特性和在整个政治文化系统中的主动性。

2.政党文化构成的考察路径:从静态维度到强调静态与动态相结合

从考察构成要素着手确定其内涵和外延，是学者们界定政党文化概念的一般性方法。把政党文化作为组织文化进行研究之初，理论界在对其构成或成果加以罗列与具体描述的基础上，形成了关于政党文化的描述性概念。例如赵理富对政党文化概念的探讨。肖铁肩遵循了赵理富的思路，进一步指出政党文化包含意识形态要素、制度规范要素、标识性要素。〔4〕这种做法，侧重从纷繁复杂的政党活动和现象中，抽离出属于政党文化的内容——或内在与外在要素，或精神与物质要素，其价值在于帮助人们明晰政党文化的外延，是建立在政党活动成果梳理基础上的静态观察。

但是，文化兼有静态和动态表征。“从文化的成分或是静的方面来看，它含有物质与精神各方面。从文化的发展或是动的方面来看，它含有变化与累积的历程。” 随着认识的逐渐深入，学者们在给政党文化下定义时，越来越强调静态成果描述与动态运行状态相结合的观察路径。桑玉成、李冉将政党文化的本质与形态相结合，形成了政党文化的新内涵，即“政党意识的外化形态”。〔6〕这个概念，照顾到了政党文化“成分”和“实践路径”双重义项。在此基础上，李冉鲜明强调，研究政党文化的构成，应当注意“政党文化的静态表现与动态运行”的双重维度。〔7〕之后，魏书胜也著文，从文化的动态特征出发，进一步得出结论:从政党文化的意义上研究中国共产党，既要研究其静态的文化要素，更应研究其动态的文化精神。〔8〕其他学者也大都强调政党文化是长期养成的，陆续重视对政党文化动态过程的研究。

从静态的现象描述到强调静态表现与动态运行结合来诠释政党文化概念，这标志着学界对该概念认识的日益深刻。

3.政党文化的结构要素:由精神因素到多元因素

具体到政党文化的构成要素包括哪些，学界展开讨论的一个趋向是由对精神因素的关注到多元要素的强调。王沪宁教授刚提出政党文化的概念时，把人们对政党的“心理或意识”因素作为它的构成要素。后来的探讨则开始考虑到精神层面以外的其他文化因素，使政党文化的结构愈益丰满。其表现在两个方面:一，增加了物质要素(政党制度和规范、标识)和评价要素(政党形象)等。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政党文化包括观念性政党文化和实体性政党文化两部分。二，从政党文化的动态特征考虑，有人提出了政党的文化精神这一构成要素。这一认识趋势，打开了政党文化的研究视野，使政党文化的研究领域走向全面。

然而，在此问题上学界存在颇多分歧。一是核心要素是意识形态还是政党意识、政权意识?多数学者认为意识形态是政党文化的内核，其依据是意识形态作为信仰，起着组织原动力的作用，即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认同是政党产生和存在的前提。〔9〕桑玉成、李冉发出了不同的声音。二人提出将意识形态作为政党文化的核心要素具有狭隘性，同时明确主张“政党意识是政党文化的核心要素，政党意识分析是政党文化研究的首要课题。”〔10〕因为，意识形态承载的是政党合法性内容，而忽视了对政党实践有效性的把握;相对而言，政党意识则完整考虑到合法性和有效性这两个现代政党政治的基本主题。事实上，“意识形态核心论”者也注意到了现代政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明显变化，也就是王长江所概括的“意识形态的中间化”〔11〕。这也成为桑玉成和李冉提出不同看法的现实基础。李冉进一步提出“政党文化的核心要素是政权意识而不是意识形态”，并深入论述意识形态不适宜作为政党文化核心要素的原由:其一，意识形态学说不具有解释政党文化现象的理论彻底性;其二，这种做法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本来立场;其三，这种做法难以体现现代政党政治的发展现状。进而指出了政权意识在政党文化中的核心地位。〔12〕对此分歧，有学者作了模棱两可的处理，比如杨立志在自己的文章中指出“政党的意识形态或政党意识仍处于政党文化的核心地位”〔13〕。

二是政党制度、政党形象、标识性要素是否属于政党文化?以赵理富的政党文化构成说为基础，学者们展开了热烈地讨论。例如，关于政党制度，李冉认为其不属于政党文化要素。关于政党形象，李冉赞成其作为政党文化的构成要素，但丁卫华则论证“政党形象的塑造，只能看成是政党文化建设的社会效果，而不应该是政党文化的具体内容”〔14〕。关于标识性要素，肖铁肩将其作为政党文化构成要素之一〔15〕，但杨立志则认为“政党标志在政党文化中的作用是无法与意识形态、制度规范、组织心理相比的，不能作为政党文化的基本要素。”〔16〕

二、政党文化的识别:政党文化是政党组织的“意义之网”

上述学界关于政党文化概念的解读，显然还未形成有共识性、有说服力的定义，但为充分认识政党文化提供了越来越全面和成熟的视角。现在需要做的，就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揭露政党文化概念本质，推动政党文化理论体系的建构。

可以这样理解，对政党文化概念的莫衷一是，源于文化概念的扑朔迷离。自文化概念诞生以来，人们就从不同的路向对其解释:精神说、成果说、类生存方式或者行为模式说、符号系统说等等。近年来，人们运用新的思路对文化进行了诠释，那就是价值说或者“人化”说。〔17〕事实上，价值为核心的文化界定与“人化”的文化诠释如出一辙，即文化是人作为主体按照一定的价值尺度对主客体两个世界进行“人化”的这样一种存在方式和状态。这种新的诠释思路建基于人类实践和文化研究的经验基础之上，弥补了其他各种阐释之不足。

依此思路，从文化的视角出发、结合政党组织的主体关注，不难形成政党文化的内涵，即政党追求和实现价值的存在方式和状态。首先，政党文化研究是对政党组织的研究，即政党是政党文化的主体。政党作为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政治组织，是在共同的政治目标和利益基础上形成的集体性的“人”，它是人类社会的重要结构单位并反过来对人类社会的演进有着重要的贡献。作为集体性的“人”，政党本身就是自成一体的复杂系统:它有复杂的目标，包括一般的和具体的政治目标以及维持政党生存与发展的“保养”目标;它有复杂的结构，包括层次化、规范性的正式结构以及基于党员的能力、兴趣、观念等自发形成的非正式模式;它有复杂的运行过程，包括政党自身的创造性以及与社会历史环境的互惠性;政党肌体常常在进行新陈代谢活动，既有稳定的核心要素，又不断地引入新要素……因此，政党作为组织，具备了集体行动者的独立人格，从而有着自己独特的活动方式、活动规律和生存心态。当然，归根结蒂，政党组织体现的仍是“人”的主体性，是由个体的人组成的群体结构的实践主体。

其次，政党文化是人化世界在政党组织这个特定时空条件下的特殊体现。一般地讲，文化即“以文化成”“人化”，是人类逐渐剥离自然属性建立“人化世界”的过程和产物。人化的过程就是按照真善美建构人类世界的过程，人化世界就是告别野蛮、追求文明的世界。显然，组织起来，是人类追求真善美、实现文明的重要途径。政党就是这样的组织类型，成为人们实现政治上的善和正义(当然，也有恶的或非正义的目标)的重要渠道。政党一经建立，就和文化密不可分，一方面承担着实现人类社会价值目标的文化使命，一方面建构属于自身的特殊文化系统。于是，整个人类文化成为政党的生存环境，政党文化又为人化世界的推进发挥着能动性，二者彼此互动、彼此依赖。所以说，人化世界在政党组织中获得了特殊的时空条件后，形成了政党文化，政党文化是人类文化在政党组织中的一个投影，政党的价值理想是人类价值理想的具体表现。与此同时，是否符合人类社会真善美的准则成为衡量政党文化先进与落后的标准。

最后，政党文化的中心观念是价值。唐君毅先生讲过:“盖文化之范围至大，论文化最重要者，在所持以论文化之中心观念。如中心观念不清或错误，则全盘皆输。”〔18〕同样，政党文化现象庞杂广泛，通过描述性的做法抽象其定义，难以周延，且不具备严肃性。从中心观念出发，挖掘政党文化概念的核心词语，反思其一般本质，则更有利于形成该范畴的学术共识。当下文化研究的路向之一是将价值作为核心词语，同理，政党文化研究的核心词语亦当是价值。“价值是对主客体相互关系的一种主体性描述，它代表着客体主体化过程的性质和程度，即客体的存在、属性和合乎规律的变化与主体尺度相一致、相符合或相接近的性质和程度。”〔19〕价值贯穿于政党的创建和发展过程始终，价值的指引是理解政党实践活动的根本依据。

中西方政党产生于不同的历史条件。西方政党是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产物，外源后发性的中国政党则扮演着推动民主政治的重要角色。然而，中西方政党在诞生之后，必然形成自己对客观世界的主体认识并提出阶级的或国家的价值目标。“正义是社会的幸福。”〔20〕“而政党，作为政治的一个重要载体，……如果不能自觉地去追求正义，那是政党的不幸。”〔21〕对于正义的追求，是政党基本的价值目标，它具体体现为政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这样，政党组成之后，其活动方式和运行过程就以一系列价值目标为中轴展开。当代世界，政党的产生、特点、行为和目的等等已发生了历史性变迁，有些政党不为选举或参与国家政权而存在，而是为了影响国家权力以表达特殊群体的意愿和呼声，这种“意愿和呼声”就是政党的价值目标。可以说，是特殊的价值目标将“部分人”凝聚在一起形成了政党并成为政党成员共同活动的行为导向。

政党的实践，是向内完善和向外扩张的动态统一。一方面，依着政党的纲领要求优化自身结构、完善自身行为，对自身的维护和改造，是“追求正义”的条件和手段，同时也是政党的“保养”目标。另一方面，依着政党的纲领改变社会政治环境，促进人类社会不断实现“正义”。对主观和客观世界的双重改造内在统一于政党实践活动中，并蕴含了政党对国家、社会和自身的理想状态和价值标准。

当然，政党组织的价值目标具有复杂性，除了一般与具体、产出与保养的价值目标之分外，还有官方与真实的价值目标之别。也就是说，政党的价值系统中，既有公开提倡的应然目标，也有事实存在的实然目标，二者之间或者相互一致，或者相互背离，共存于政党实践中而不容忽视。

总之，正如美国学者克利福德·格尔茨所言，“我同韦伯一样，相信人是一种困在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里的动物，我看文化就是这张网”。 政党文化就是政党追求和享有特定的价值成果，并通过实现这些价值来更新和发展自己，以及周围的世界的存在方式和状态〔23〕，从而成为政党组织的“意义之网”，对于政党改造自身与客观世界的实践活动具有内在的解释力。

三、政党文化的构成:精神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与物质文化

将价值作为核心语词对政党文化概念进行观察并将政党文化识别为政党组织的“意义之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其一，规定了政党文化研究的内涵和方式。政党文化研究首先必须有主体关注，关注政党组织作为集体性的“人”的角色和从个人到“人化世界”的介质作用，形成对政党组织本身的理解和把握。同时，政党文化研究必须有行为关注，即从现实出发，研究政党的具体运行如何体现其价值尺度，即政党在主客体互为作用中“怎样做”，而不是仅仅去观察政党组织“做什么”。其二，提供了政党文化进步与落后的衡量标准。显然，这个标准就是人类的真善美价值原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前进方向。与之一致的政党文化是先进的，反之，则是落后的。其三，明确了政党文化研究的范围，即政党文化概念的外延。政党现象十分纷杂，包括政党学说、纲领、制度、符号、形象等等，哪些属于政党文化的研究范围?应当这样理解，作为政党研究的一种范式，政党文化研究应当从“价值”着手，观察政党实践活动过程中特有的方式和状态，涉及政党的价值目标是什么、如何确证、又如何实现等内容。因此，不能简单地说，政党纲领、政党学说、政党制度、政党符号、政党形象等等是否属于政党文化的范畴。事实上前者与后者之间是相互渗透并相互体现的。蕴含在复杂政党现象中的精神、制度、行为和物质文化共同编织了政党生存与发展之“意义之网”。具体而言，政党文化的构成要素有以下四个方面:

1.精神文化。政党文化的精神因素，指政党在精神层面所确立的价值目标体系以及组织成员的价值取向，包括政党的意识形态、政党的自我“保养”目标和政党成员的情感态度、思维特征、观念信仰、政治动机等组织心理三个层次。精神因素是政党存在样态的灵魂，彰显着政党组织的根本价值，直接确证和体现了政党文化的特征。(1)意识形态是政党的外向价值尺度，处于政党文化的核心层次。“意识形态把政党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任何政党的产生和生存都有自己的意识形态前提，从逻辑上说，先有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认同才可能有政党”。〔24〕它是政党对于社会政治形态的价值认同，体现着政党对于社会历史实践的价值关怀和理想愿景。所以，意识形态是政党实践价值目标的基本理论手段，具有凝聚、动员、导向和约束等功能，从而成为政党文化的主干。(2)政党的自我“保养”目标，是政党的内向价值尺度，是政党在实践中对自我改造的价值追求。随着政党的发展和壮大，维护和改造自身越来越成为重要的实践内容，从而形成自我“保养”的系列目标，包括政党的性质、宗旨、规模、作风要求等。政党的自我“保养”价值，决定于政党的意识形态，并为意识形态的实现服务，共同构成了政党的价值体系。(3)相比较稳定、理性、长远意义的意识形态和政党自我“保养”目标而言，组织心理是复杂、感性和不可控的精神要素。但是，后者作为潜在意识，具有“事实价值”的意义;作为党众心态，是政党文化风貌的直接表征。组织心理反映了政党成员的价值取向，它与党的意识形态及组织“保养”目标是否一致，本身也是值得重视的文化现象。并且，三者的一致性，决定了政党改造主客观世界的有效性。

2.制度文化。政党文化的制度因素研究不能等同于一般的政党制度研究，但绝不能撇开政党制度。迈耶和罗恩认为，制度要素是“约束组织的高度理性化的神话”。〔25〕美国组织理论学者斯科特和戴维斯说，“组织吸纳了各种制度要素。为了展示对于实现某个目标和维护某种价值的严肃态度，人们必须创立含有时尚的理性化要素的组织，以表示他们的承诺。”〔26〕制度之于政党组织的文化意义，在于它以规则的形式体现政党的特定价值目标，规定其实现所必需的程序和手段，构建政党成员集体行动的共同认知与理解的框架，为政党活动提供稳定性。

政党文化视域下的制度研究，需要关注三个方面:一是有形的规范形式，二是无形的内化信念，三是对政党组织所追求的价值信念的制度化过程。有形的规范形式，指的是具体的制度体系的内容，意指对政党成员的外部约束规则;无形的内化信念，是隐藏在制度“外壳”之下的“灵魂”，是被政党成员内化了的准则，体现了对政党共同价值的承诺;制度化是一个过程，是对政党行为进行重复和赋予意义并将政党价值付诸现实的过程。以政党文化的角度审视制度，不仅要观察它的外在内容，更要挖掘其体现的内在信念;既要观察它静态的规范和准则，还要弄清其动态的制度化过程，这样才能理清制度对于确定政党价值、规范政党行为的文化意义，并区别于一般的政党制度研究。

3.行为文化。莱维特等认为，“组织是一个动态系统”〔27〕。吉登斯认为，“社会结构的延续性取决于人们在其中的行动再生现行模式的程度。”〔28〕强调组织的过程是组织理论的新颖视角。政党作为高度理性化组织，同样由静态组织结构和动态行为模式构成。组织结构是政党行为发生的背景，政党行为则再生或改变其组织结构，二者相辅相成。政党的行为文化，就是政党围绕其价值体系展开活动过程中形成的独特运行样态，是对价值体系和制度文化的主体实践。

政党价值体系的规定性、制度要素的稳定性，使政党行为具有必然的连续性;又由于时代变迁使然，政党行为同时具有发展性的时代特征。政党行为的连续性和发展性共同构成其践行价值使命的行为样态。具体而言，政党的行为样态涉及成员与组织、内部各组织之间的关系，政党与社会的输入与输出，以及组织结构与政党行为的互动和变迁。

展开政党行为文化研究不仅要动静结合，既横剖政党结构与行为，又历时地纵观其变迁;还要内外结合，既要观察政党组织系统内部的运行机制，同时关注其系统外部的生态基础和系统内外的输入和输出。因为，政党的运行离不开社会历史的大环境，而且政党的价值也体现在它对社会历史的创造性上。

4.物质文化。政党文化的物质要素，指的是政党活动所依赖的物质条件和政党的标志性符号。具体包括政党的活动场所、使用物品、党旗、党徽以及党员的福利待遇等。这些物质要素，因为蕴含政党的价值、理念，体现政党对理想和目标的追求和理解，而具有了象征性的文化意义。需要强调两点:一、政党的物质要素并不等同于文化，而是因为它们打上了政党活动的印记，彰显或记录了政党的价值和活动，才被称为文化的;二、政党的物质要素不容忽视，透过这些实体，我们可以领略和理解政党及其成员对价值目标的追求、憧憬和实践。

总之，精神文化是价值的内容规定，制度文化是价值的共同承诺，行为文化是价值的实践运行，物质文化是价值的符号象征，共同编织了政党组织的“意义之网”。

注释:

〔1〕王沪宁:《从政党文化看执政党建设》，《解放日报》，1989年5月24日。

〔2〕施雪华:《论战后西方政党文化的新变化》，《复旦学报》1993年第2期。

〔3〕赵理富:《政党文化探析》，《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02年第5期。

〔4〕〔15〕肖铁肩、丁芳:《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浅析》，《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

〔5〕陈序经:《文化学概观》，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4页。

〔6〕〔10〕桑玉成、李冉:《政党文化与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研究》，《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6年第1期。

〔7〕〔12〕李冉:《论政党文化的构成》，《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

〔8〕魏书胜:《论中国共产党的“实事求是”政党文化精神》，《马克思主义研究》2012年第1期。

〔9〕参见赵理富:《政党文化探析》，《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02年第5期;肖铁肩、丁芳:《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浅析》，《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丁卫华:《组织文化视野下政党文化概念的构建研究》，《湖北社会科学》2012年第11期;林志彬:《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建设探析》，《广西社会科学》2014年第1期等。

〔11〕王长江:《政党的危机——国外政党运行机制研究》，北京:改革出版社，1996年，第106页。

〔13〕〔16〕杨立志:《政党文化及其建设:政党政治的比较视野》，《学习与探索》2012年第11期。

〔14〕丁卫华:《组织文化视野下政党文化概念的构建研究》，《湖北社会科学》2012年第11期。

〔17〕参见孙美堂等:《文化即“人化”——文化概念的一种诠释及其意义》，《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张丽清:《文化概念研究的几种路向及其分析》，《新视野》2012年第5期。

〔18〕唐君毅:《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台北:中正书局，1994年，序言。

〔19〕李德顺:《价值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79页。

〔20〕〔奥〕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第6页。

〔21〕吴克峰:《中西方视域中的政党概念》，《理论学刊》2007年第5期。

〔22〕Geertz，Clifford，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New York:Basic Books，1973，p.5.

〔23〕参照李德顺等:《精神家园——新文化论纲》，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21页。

〔24〕王邦佐:《中国政党制度的社会生态分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35页。

〔25〕Meyer，John W.，and Brian Rowan，Institutionalized Organizations:Formal Structure as Myth and Ceremony，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77，Vol.83，p.343.

〔26〕〔28〕〔美〕W·理查德·斯科特，杰拉尔德·F·戴维斯:《组织理论:理性、自然与开放系统的视角》，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99、28页。

〔27〕Leavitt，Harold J.，William R.Dill，and Henry B.Eyring，The Organizational World.New York: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1973，p.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