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4里读懂中国

葛艺豪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资深研究员，佳富凯咨询有限公司董事，《中国经济季刊》主编，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委员

2014年，在中国观察家群体中存在着一种焦虑与疑惑的情绪——从年初中国对东海与南海海域主权的强硬坚持，到房地产市场看似因2013年的货币紧缩政策而可能带来的大规模崩盘，再到人们担心的反腐斗争造成的政府无法正常运转。总而言之，人们的担心是，新一届中国政府强硬的治理手法，其效果是否平平。

这些观察其实过于消极。例如，同样符合事实的另一种观点是：在短期恐慌之后，中国房地产市场已趋于稳定，这主要归功于对购房中不合理限制因素的取消，而非因为信贷的不可持续性暴涨。

2014年，中国经济7.3%的增速依旧领先于其他世界大国。当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了二十年来最大规模的财政改革方案，以重组地方政府债务并改进税收结构，从而减少不合理刺激。11月的中国见证了资本账户的重大开放之举，“沪港通”项目的实施使两大金融中心的投资人士可以直接向对方股票市场投资。受其刺激，中国股市在下半年上演了一场盛宴，上海股市也因此成为2014年世界表现第二佳的市场。12月，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存款保险草案，设置了政府对金融系统无限责任担保的范围，并为未来一两年内存款利率全面自由化搭好了舞台。

在政治方面，反腐斗争并未随着对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的公开指控而结束，而是将重心转到了军队系统。反腐斗争在各个领域持续展开的过程中，政府都在强调此次反腐的动力是国家治理结构在更大范围内的重构。在香港发生抗议活动的过程中，北京方面选择放手让当地政府处理这一问题。而抗议活动也逐渐消散，其结果对香港在商业或国际声誉方面造成的影响甚少。

在刚刚过去的2014年，中国在国际上赢得了一系列外交胜利。中国与日本以及东南亚邻国之间的紧张局势曾在2013年达到危险的高度，但在2014年出现了缓和。这一问题逐渐淡出了新闻头条。同时，中国还与俄罗斯签署了里程碑式的天然气管道条约，并在其中获得了更为有利的条款，这也结束了两国十余年的谈判僵局。

中国需要在增加自身地缘政治影响力的同时，又要缓和人们对中国试图征服邻国或扰乱美国主导国际秩序的担忧。对此，中国领导人采取了一条双轨的政策——既将中国定位为现存国际秩序中愿意合作的玩家，也充当新兴秩序中的领导角色。

在中国的领导下，三大多边金融机构如雨后春笋般诞生，资本总额累计达到2400亿美元。它们分别是新开发银行（原为金砖国家发展银行）、丝绸之路基础设施建设基金以及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2014年11月，北京举办了一次世界瞩目的亚太经济合作论坛会议，其中习主席与美国总统奥巴马也在同期举行了一次峰会，双方在信息技术协议上取得了突破，并且达成了极具政治意义的美中合作应对气候变化协定，以及两项针对减少中国东海与南海军事冲突风险的美中军事协议。

上述一系列记录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大国领导人在过去两年内的成就都要多。即使有人谨慎地将中国经济的真实增长率定在6.5%左右，它也正以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发达经济体三倍的速度增长，而且比印度和印尼这类亚洲高速增长大国都要快。此外，中国在周期性与结构性经济管理问题上的表现要远远优于日本。安倍晋三曾抛出“三支箭”的大胆博弈理论，但是目前还仅见其中的“一支箭”，即积极的货币宽松政策。日本缺乏结构性改革，而且财政政策不幸掌握在财务省鹰派人士手中，他们提高了消费税，使日本进入了不必要的衰退之中。而相比之下，习近平主席与李克强总理在货币与财政政策方面的工作则十分干净利落，这些政策有足够的广度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同时又有足够的纪律性，可以限制过度浪费行为，从而避免了多年遗留问题带来的经济脱轨的可能性。

权威人士曾十分赏识普京在乌克兰的行动以及夺取克里米亚过程中展现的地缘政治才能。但是，这所谓的“才能”不过是一个恃强凌弱的人在一场酒吧打斗中的胜利而已，胜出的原因在于他的对手已醉倒且手里没有武器。随后，普京便跑到北京提出了天然气条约。而与此同时，中国已经制定了明确计划，要通过有利于促进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大型基础设施投资，逐渐在全亚洲建立自身的影响力。

应当承认，习近平主席的工作面临着艰难而复杂的局面。其难就难在，中国需要在增加自身地缘政治影响力的同时，又要缓和人们对中国试图征服邻国或扰乱美国主导国际秩序的担忧。习近平的解决办法体现在去年11月精心举办亚太经合组织论坛期间达成的一系列成果之中。这是一条双轨的政策——既将中国定位为现存国际秩序中愿意合作的玩家，也充当新兴秩序中的领导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