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后中国知识界驳斥日本侵华谬论考

焦润明

(辽宁大学 历史学院，沈阳 110136)

九一八后中国知识界驳斥日本侵华谬论考

焦润明

(辽宁大学 历史学院，沈阳 110136)

在日本侵华期间，日本学术界有意识、有目的地制造了许多侵华谬论以配合其军事侵略行动，如为使侵占中国东北合法化而制造的“满蒙非支那领土”论、为使日本侵略中国具有正当性而制造的“中国系不统一无组织之国家”论、为掩盖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军事侵略行动而制造的“满洲事变日军自卫”论等，都是曾蒙蔽过许多世人并在日本实施侵华过程中发挥过巨大作用的侵华谬论。九一八后，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中日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全民抗战形成共识。抗战有多种形式，其中中国爱国知识界基于抗战爱国意识、运用自身学识和影响力对上述侵华谬论所进行的有针对性的驳斥，可谓针对日本文化侵略的另一种抗战——文化抗战。它对国人清晰地认识日本企图吞并中国的战略意图，增强全民抗战决心，凝聚抗日共识，发挥了积极作用。

九一八；知识界；日本侵华谬论；文化抗战

学术界对日本侵华言论的研究已取得一些成果。较早研究相关问题的是常城在《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5期发表的《评伊东六十次郞的〈满洲问题的历史〉》，该文对伊东六十次郞著作中所涉东北观点进行了具体驳议。敖文蔚的《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谬论剖析》(《日本研究》1993年2期)对日本侵华谬论进行了总体概述。沈予的《论战后日本存在的“皇国史观”变种——侵略有理史观》(《抗日战争研究》1995年第3期)对日本史学界的侵略有理史观进行了评价。史桂芳的《试析中日战争时期日本的侵略理论》(《抗日战争研究》2002年第1期)有针对性地围绕“东亚联盟”论、“东亚协同体”论和“大东亚共荣圈”论等侵华理论进行讨论。孙立祥的《驳中村粲的九一八事变“中国责任说”》(《世界历史》2005年第4期)重点对中村粲的观点进行了批驳。王倩的《1930年代日本侵华舆论研究》(2009年华中师大硕士学位论文)讨论了30年代日本侵华舆论，但没有涉及中国舆论界的反击驳斥问题。黄双双的《近代日本知识分子与侵略理论——以三木清为例》(《抗战史料研究》2012年第2辑)则主要围绕三木清的侵略理论进行讨论。上述先行研究尽管各有贡献，但大都没有涉及中国知识界是如何有针对性地对日本侵华谬论进行驳斥论辩的过程。为此，本文主要围绕日本侵华谬论以及中国知识界对其驳斥的内容进行系统考证梳理，希望起到抛砖引玉作用，以推动相关问题研究。

一、驳“满蒙非支那领土”谬论考

“满蒙非支那领土”论是20世纪初日本学、政两界出于瓜分并独占中国东北的需要而有意识制造出来的谬论。日俄战争后，日本势力大举进入东北，日本野心学者开始研究东北史地问题。其中，白鸟库吉极力提倡对东北朝鲜进行学术研究“以为侵略东北及统治朝鲜之根本”。嗣后其与“满铁”合作。1908年，“满铁”公司设置由其主事的“历史调查室”，实施其研究计划。主要成员有箭内亘、稻叶岩吉、津田左右吉等人。1913年9月，出版了《满洲历史地理》与《朝鲜历史地理》等书。之后相关业务划归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继续研究。早期代表性人物主要有稻叶岩吉、八木奘三郎、鸟居龙藏、白鸟库吉等人，他们在相关著述中都或隐或暗地主张“满洲非支那领土”观点。其后，继承白鸟库吉等人衣钵的稻叶君山，在1914年后相继出版了《清朝全史》《满洲发达史》等书。稻叶君山认为“汉人之于满洲，至后汉之末期势力即渐次失坠。东晋以降，满洲方面，几绝无汉人之踪影。至于隋唐，经几次派遣远征军之结果，对于从前之势力，乃有几分之恢复，然此乃一时偶然的现象，而并非继续存在者也。”*转引自子曰《东北主人起信论(中)》，《黑白半月刊》，1934年第2卷第7期。从其著作的核心观点来看，无非想表述“东北在历史上不属于中国领土”的谬见而已。

到20世纪20年代，日本学术界公开宣扬东北不是中国领土的谬论甚嚣尘上，持此谬论最典型的代表人物为矢野仁一郎、细野繁胜和北川廉藏、井上哲次郎、旭范彦、俊夫淳平等人。矢野仁一郎在1923年出版的《近代支那论》一书中公开提出“满洲本来就不是支那的领土”[1]27，“支那若希望完成新的国家组织，就要抛弃其力所不及的满、蒙、藏等这些本非其领土的边疆地区”[1]102，公开宣称东北不是中国领土，并且还要求中国放弃东北，显得无理而霸道。

当时，在日本持有“满蒙非支那领土”谬论之人亦不在少数。其中，新闻记者出身的细野繁盛为督促政府侵略东北最卖力之一人，其所著《满蒙管理论》一书中的第二章标题即为“满蒙非中国”，公开否认东北是中国领土。他还著有所谓《日本并吞满洲论》的怪著，除继续叫嚣“满蒙非中国”“中国非国家”外，同时还恶狠狠地说：“中国之被人侵略，为罪有应得;日本之侵略中国，则为责有攸归。”“可使列强周知满蒙既非中国复为其胁迫者。同时，证明满蒙之开发，满蒙之经济价值，未尝以中国人之努力而示其成绩。”他还积极为日本政府出谋划策，强调“日本管理满蒙，纯为人类正义”，大倡其所谓满蒙实力解决政策：“所谓满蒙之实力解决政策者，换言之，即以日本大和政策为基础之满蒙管理，更有必要，则占领满蒙之旨趣，与由人类正义出发之国际监政相同。今日满蒙事件，即以日本单独之力亦足以了之。”*引自伍学文《斥细著之日本并吞满蒙之谬论》，《新声》，1930年第9期。极力提倡日本侵略、占领中国东北。

俊夫淳平在其所著《满蒙问题之法律性与政治性》一文中，提出中国东北“非与中国本土同形之本态的领土，而为形同质变之变态的领土”*转引自胡伯玄《东北四省建置历史与民族源流——为辟日人“东北非中国领土”说而作(上)》，《新亚细亚》，1943年第3卷第4期。之邪说，变相地否认东北为中国领土。井上哲次郎在《满蒙问题与日本》一书中也称，“满洲不是支那的领土，自民族上观察，属于日本人系统”，“支那人对满洲，在历史上，实在没有何等优越权。*井上哲次郎《满蒙问题与日本》，第86、87页。旭范彦《日本大陆建国》一书更妄称，“满蒙是满蒙人的满蒙，支那人不过是侵入的一种流氓。满蒙人是日本人的同胞，中华民国对满蒙不正主权者，彼在满蒙行使主权，是其欺天下辱日本”，“满洲是无主之家，日本应推翻支那领土权，满洲领土当归日本，满洲是日本的祖国。”*旭范彦《日本大陆建国》，第87页。以上2条皆转引自李贻燕《日本侵华排外教育的铁证》，《日本评论》1932年第1卷第1期。言论中侵略指向性明确，明示日本吞并中国东北的野心毕露。上述几位日本人的有关谬论具有代表性，并为日本帝国主义寻找吞并东北借口提供了“理论”帮助。

日本军人政客对于“满蒙非支那领土”谬论推崇备至。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对矢野仁一郎等人的谬论大加赞扬。他依据矢野的谬论，也强调“兹所谓满蒙者，依历史非支那之领土，亦非支那之特殊区域”。奇怪的是，他还以政府公文的形式讨论了日本在外交上错失了否认东北是中国领土的时机问题，“最不幸者，日俄战争之时，我国宣战布告，明认满蒙为支那领土。又华盛顿会议时，九个国之条约，亦认满蒙为支那领土。因之外交上不得不认支那为主权。因此二种之失算，致祸我帝国对满洲之权益……我国此后如有机会时，必须阐明其满洲领土权之真相与世界知道，得有机会时，为得寸进尺之方法而进入内外蒙古，以新其大陆。”*田中义一满蒙积极政策奏章(1927年7月25日)，《读书杂志》，1931年第2卷第7—8期。证明日本政府也准备利用“满蒙非支那领土”谬论，行吞并之实。日本政府在其发表的对国联调查报告书之所谓的《意见书》中，仍坚持其狂妄之传统主张，谓“满洲”非中国领土。“满洲与中国之结合，不过一时的偶然的，其连系薄弱暧昧，已因满清之崩溃而消灭。”“退一步讲，假定满清曾与中国一时合并，然一九一六年袁世凯死后，已归分裂。”*日对李顿报告之意见书，载《中央周报》，1932年第234期。从上述日本外交文书上可知，“满蒙非支那领土”谬论已成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东北、获取其独占东北合法性的重要“理由”，尽管这是没有任何历史根据的荒诞谬论。

“满蒙非支那领土”谬论也体现在伪满洲国的所谓《建国宣言》中。它公开宣扬东北为与中国不相干的独立地区，“想我满蒙各地，属在边陲，开国绵远，征诸往籍，分并可稽。……满蒙旧时，本另为一国，今以时局之必要，不能不自谋树立。”*《建国宣言》，《伪满洲国政府公报》，第1号(1932年4月1日)，辽沈书社1990年影印版，第1页。该宣言不承认东北历史上与中国为一体，与日本的“满蒙非支那领土”谬论遥相呼应，这是因为伪满洲国作为一个日本侵略者扶植下的“伪国”，不可能不体现日本人的意志，《宣言》正是日本人“满蒙非支那领土”谬论的再版和实践。

上述为日本吞并中国东北所制造的谬论若不加以批驳，势必混淆视听，误导世界人民。中国学者也不可能不对其进行批驳。在20世纪初就有马相伯、章太炎曾联合宣言，以历史及掌故证明东三省本属于中国，可见这个问题在当时就已引起国内学者的注意了。迟至二三十年代，更有伍学文、孔祥熙、胡伯玄、傅斯年、陈啸江、子曰、马维鸿等人对“满蒙非支那领土”谬论展开系统驳斥。

中国知识界对于驳斥日本学界、政界所谓“满蒙非支那”谬论的紧迫性已形成了共识。

胡伯玄指出：“近年以来，日本一般学者，亦为号称‘国策’所支配，妄倡谬说，以媚当轴，迹其动机，已失其纯洁;寻其论旨，更为附会穿凿无根之谈。自帝国大学矢野博士发表《满蒙非中国领土》之研究而后，东瀛三岛，靡然从风，其持论既荒诞不经，中国士夫，固无不嗤之以鼻，然而日人之狡，初非欲愚我士大夫;彼欧美诸友邦，远隔重洋，文教互异，对东方问题，原仅能有浮浅之观察，造作诡词，淆其观听，俾不至再事梗沮，是则日人之本旨也。民国十八年第三次‘泛太平洋国交讨论会’举行会议之前，日方既常有关于东北之数项建议提出，中有‘中国领土，应以本部十八省为限，其满蒙新疆西藏当开除于外’之语，司马之心，昭然若揭矣。”[2]孔祥熙也认为“满蒙非支那领土”谬论“颇足以淆乱不加深究者之耳目”，必须通过“考证史籍，以辟其谬”[3]。陈啸江强调，日本前首相田中义一不仅赞赏矢野提出的“满蒙非支那领土”谬论为“研究正当”，同时还怪“支那学者无有反对我帝国大学之立说也”，陈先生接着说：“我不怪他们那一般御用学者专会创造有利帝国主义的理论，却怪国内许多历史学者对于这个重大的诬蔑，并没有起来驳斥，却让他们乐得说一句‘支那学者无有反对我帝国大学之立说也’岂不痛心之至！这样便迫我不得不写这篇文章了。”[4]傅斯年指出，“日本人近以‘满蒙在历史上非支那领土’一种妄说鼓吹当世。此等‘指鹿为马’之言本不值一辨，然日人竟以此为其向东北侵略之一理由，则亦不得不辨。”[5]卷首，1为此，他专门撰写《东北史纲》一书，用历史事实批驳日本野心学者的谬论。马维鸿也说，日本思想界“关于满洲民族发展史的曲解与空构，也是日本帝国主义在思想战线上侵略满洲的一支队”，对此，必须用“思想战线”来“打击日本反动理论”[6]。必须打击日本的侵略气焰，通过思想战的方式反击日本侵华谬论，这是当时知识界形成的共识。

把东北改名为“满洲”“满蒙”，空构汉族与满、蒙各族的区别，人为割断东北与中原的文化联系，甚至把张氏父子的割据都解释为东北与中央政权无关系的无主之地，这是日本野心学者提出“满蒙非支那领土”谬论的基础。因此，中国学者也从这一角度进行驳斥。

傅斯年明确指出，使用“满洲”一词指代中国东北，是日本对中国东北别有用心制造出来的名词。“此名词之通行，本凭借侵略中国以造‘势力范围’之风气而起，其‘南满’、‘北满’、‘东蒙’等名词，尤为专图侵略或瓜分中国而造之名词，毫无民族的、地理的、政治的、经济的根据。”*傅斯年：《东北史纲》，国立中央研究院出版委员会，1932年出版，“卷首”第3页。东北自古既属中国领土，是该书的核心观点。关于傅斯年对“满蒙非支那领土”论的驳斥，笔者已在《从伪满〈历史教科书〉看日本殖民当局对历史的篡改》(《史学理论研究》2008年第3期)、《傅斯年与东北史研究》(《东北史地》2014年4期)等文中进行过相关论述。本文中只简要介绍。明确指出“满洲”是日本对此区域的错误称谓。日本学术界用“满洲”来指代东北，企图通过用这种地名称谓来为其“满蒙非支那领土”论提供理论根据，是别有用心的。总之，历史上的东北应用“建州”代替“满洲”的地名称谓。

胡伯玄也说：“日人以‘满蒙’二字，概我东北，著书立说，异口同声，盖所以离间我整个中华民族之融和与团结，用心实在隐微之际，其意若曰‘满洲蒙古者，满洲族蒙古族之满洲、蒙古，非中国之满洲、蒙古也。’国人不察，国人不察甚或哓哓和之，亦曰‘满蒙’，‘满蒙’，诚空前之大谬矣。”[7]“自日俄之势力伸入东北，为专图侵略或瓜分中国，乃凭空造出所谓‘南满’、‘北满’、‘东蒙’，以至于‘满洲’、‘满蒙’等名词，既无历史根据，更乏地名可假。”[8]“考所谓‘满洲’二字无论从任何方面解释，均为极无根据无意义且极滑稽之一词”，“‘满洲’两字之语原，无论其出于何音何义，要皆对人之称，非固有之族名地名与国名。……要之，‘满洲’一词，只能承认其在清初为建州人欺世盗名所臆造，与我东北数千百年之历史无关也，与我数千万方里土地数千万人民更无关系。”[8]而且，东北之称，见诸史载，由来已久，而东北历史与整个中国历史之不能分离，变三千余年于兹。诚以昔日之东北，为我中华民族之一部人民生息繁衍之地域，今日之东北，又为我中华民国土地人民统制权所构成之生活团体。”[9]总之，中国学者皆异口同声地指出，用“满蒙”二字来指代东北地区，乃日本御用学者出于瓜分东北野心而生造出来的名词。

针对日本人提出的东北不是中国领土或“变态的领土”说，胡伯玄斥之为邪说谬论，“日人之处心积虑，自非一朝，为欲熒惑聪闻，遂有‘变态的领土’之谬论;殊不知远在数千年顷，今日之东北，即正式隶我版图，辽吉黑热开辟虽有后先，而固皆我宗邦之旧壤。”[2]为此，他用了大量篇幅论证了东北历史上既为中国郡县的事实“依建置历史言：则举夫史籍，舆图，方书，地志之所详，山川，薮泽，墟镇，道里之所示，东北四省，确为我国数年千来之旧壤”。“是则东北之土地，为中国之土地;东北之人民，为中国之人民。历史非武力所可变更，事实非空言所可抹煞。”[2]笔名为“子曰”者认为，整个东北史可分为二大阶段，清初以前为“民族同化阶段”，清初以后为“外交失败”或“外交史阶段”。由前者，可以证明“东北之所以成为中国之领土，由后者之史实，可以证明东北之所以遭致目前之危难。”[9]“东北之为中国领土，中国人之为东北主人，信史有证，铁案如山，由来久矣，盖毫无可置疑者也。”[8]“东北之民族，皆中国民族史上之民族也;东北之文化，亦皆中国文化史上之文化也。舍中国民族，既无东北民族可言，离中国文化，更无东北文化可称。”[9]傅斯年通过比较神话学说明历代东北部族与中国历史朝代的开创有密切关系。就历史之系统论，东北与中国为一体，即无论地域还是部族皆为构成中国的重要部分。同时，他还从语言学方面入手，对东北与中原的关系进行了考证。[5]31他还用大量古代东北各族用词与中原所使用的相关词汇相关对照，证明词汇内在的关连性和演变性，增强了东北与中原关系密切的证明力度。

上述中国学者各自从不同的角度使用了大量无可争辩的历史资料和史事论述了中国东北在历史上即中国领土的事实，对日本野心学者的相关谬论进行了有针对性的驳斥。

关于满、蒙等族属不属于中华民族以及汉族是否为开发东北主体民族问题，中国学者也进行了系统论证，并对日本学者的观点进行逐条驳斥。胡伯玄指出：“考今日东北之民族为土著及久居移民两部所构成，畛域早除，种界尽泯，同为中国之民，宁有‘华’、‘夷’之别？”[7]认为“东北种族，循流溯源，以明其生本同根，固一家之骨肉”，既使满蒙二族，“经数千年来汉族之同化，镕铸搏捖，实以构成我居世界第一位庞大复杂之整个中华国族，无论就血统生活，语言，习惯各方面以观，满蒙二族之与汉族，早已自然融合，泯然相忘矣。”[7]傅斯年不仅用考古资料证明早在史前时代中国北部与东北在人种及文化上即为一体，通过诸史中《东夷传》考证东夷部落在生活习俗方面与中原的同源关系，而且还强调汉族在古代东北中处于主体的地位。汉族是东北地区的主体民族，是这个地区的统治者，并且与其他民族都有血缘关系，与满族的关系更为密切。这方面在他未完成的著作《中国民族革命史稿》一书中有较详细的论述。

矢野仁一郎、细川繁胜为日本公开宣扬“满蒙非支那领土”谬论的代表人物，自然遭到中国学者的批判。马维鸿有针对性地批驳了矢野仁一郎的谬论。指出，矢野仁一郎在相关著作中所要解决的唯一目的，即在于论证东北不是中国领土，而且为了证明这一谬论，他费了许多篇幅来讨论满人与汉人的关系。“但全部著作，不是分析而是诡辩”[6]。矢野仁一郎谬论的逻辑前提是，满族早于汉族最先居住在东北，满族并未与汉族同化，以此为论点来论证东北与中国本土的关系，从而得出东北不属于中国的谬论。马维鸿对此进行逐条驳斥，认为满族早已汉化，早在19世纪初“满汉民族间的特殊性也失掉而同化为一民族了”。“经过清朝的后半期，满族已融化于汉族之中，以旧汉族为中心的中国民族的前提条件，到此已形成起来了，而现在在满洲所通行的语言乃是北平话与山东话的混合。”[6]这样就从历史和事实几个方面驳斥了矢野谬说。

伍学文主要针对细川繁胜的“管理满蒙”论进行系统驳斥。细川繁胜公然说，日俄战争之后日本通过各种方式对东北投资，是以“日本国民之血购得之东三省”。他不仅公然否认东北是中国领土，强调东北早已是日本的势力范围，标榜其对东北开发有功，同时他还替日本担心“满蒙之中国化”。伍学文强调，细川的著述之核心就是为日本军国主义吞并独占东北造成舆论攻势，因此必须用历史的法律工具对其谬论进行批驳[10]。

总之，中国学者基于历史的、考古的学术研究，用大量无可争辩的历史事实批驳了日本学者的“满蒙非支那领土”谬论，剥掉了日本侵华理论的学术外衣。

二、驳“中国系不统一无组织国家”谬论考

在20世纪初，日本知识界有关“中国系不统一无组织国家”“中国非近代国家”等谬论甚为普遍。相关谬论具体由谁最先提出的，现在还难以确定，不过矢野仁一郎、长谷川如是闲、铃江言一等人持此谬论较多，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该谬论在日本人那里有着特别的寓意。其一，意谓中国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是无组织的，是分裂的，甚至是一个有名无实的国家，只不过是一个地名，即“中国非国论”。其二，认定中国不是近代国家，也就是还不属于国际法上认定的主权国家。宣称“中国为无政府之国，领土无不可侵性”。因此，这一言论也是为日本侵略中国寻找所谓正当理由的谬论之一，亦是日本放肆侵略中国的理论借口。矢野仁一郎曾妄言，“支那无国境，且非国家，非近代的国家”[1]88，中国“与近代国家有相当的差距”。甚至认为，中国只有限于汉族地区才能建设成新的国家组织，就是这个意思。

长谷川如是闲曾说中华民国是“一个例外的国家”，“他在二十世纪的世界，依然保持着唯一的军事的集团组织。此种集团，在现今找遍全世界也没有的(除出非洲内部好战的黑人部落)形式，不绝地从事国内战争；并且还创造了世界上无其类例的暂时的中央政府。这个中央政府，其实不过一个名目，在国内各处仍有许多小的国家组织，为中央政府权力所不及。说起来这种现象也是全世界各国的国内形势中所没有的。”[11]他还称“以军国的统一组织为主的旧国家，必自其军国势力之衰退而国家势力乃失坠……以现代国家的观点来看，这真是稀有的现象，中世国家的形势还保存于今日——在某种意义上是可贵的——实是历史上的古董。”[12]认为当时的中国还处于“军国的无政府状态”，是“以军国的统一组织为主的旧国家”，还是一个传统国家，其宗旨即在于否认中国是近代国家。

铃江言一也明确说：“国际联盟第三回的理事会在巴黎开幕时，东京政府在十一月十五日曾有训电给芳泽代表，令其用演说或声明的形式，申说‘中国不能认为近代国家’。即依东京政府的解释，所谓近代国家，不消说，是以确立了资本主义的支配关系的今日欧洲诸国为模型的”，强调“这一认识确是很正确的”，而且还应加上一句“要中国‘发展为近代国家是绝望的’”[13]，“我们应代东京政府对这一句关系重大的话加以说明”。铃江言一赤膊上阵，要为日本政府的这一谬论进行论证。他认为民国建立，推翻了清王朝，把龙旗改为五色旗，又把五色旗改为青天白日旗，“可是它对于中国的独立与解放——用新名词来说，即中国的近代国家化——并没有给以何等的功绩。”[13]认为中国近代以来历史的演进并没有实质性地向近代国家迈进。 在铃江言一看来，中国之所以不能发展为近代国家的主要原因，是各列强都希望中国始终保持半殖民地状态。“在中国获得经济霸权，于过去时代是列强图谋繁荣的必须条件，于今日却竟已成为他们图谋生存的绝对条件了。所以和过去一样，在今日的列强，为拥护这个绝对的条件，都假神圣条约的名义，对中国继续其帝国主义的活跃。”这样在中国存在着两种根本矛盾“(一)为便于活跃起见，必使中国常在次殖民地的状态。(二)为使中国成为他们的资本及商品的市场，又必须使中国具有必要的国内秩序。”“所以现在各国与竞争植民地市场，互相冲突，扩张军备，同时，对于中国图谋政治统一的切望常加以深刻的搅乱。”[14]“中国陷于不断的混乱状态是列强最大的苦恼。同时此混乱状态的解决又必须基因于上述二种矛盾的希望，则亦使列强有最大之苦恼。因此之故，中国希望解放的一切努力恐都不免成为滑稽化，成为泡影。”[14]铃江言一对中国“非近代国家”论的论证貌似很有条理，实则似是而非，无非是给日本军国主义政府提供侵略中国提供御用理论而已。

上述言论在当时的日本舆论界很有市场，也为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所赞同。日本关东军石原莞尔叫嚣中国人没有能力建设现代国家，坂垣征四郎在九一八事变前也曾说过中国人能否建设现代国家颇值得怀疑。他们的言外之意是，中国只有在日本人的帮助下才能建设现代国家。

日本学者的相关谬论还被日本政府采纳，写入到1932年10月27日脱稿的日本政府对于李顿报告之意见书中。*国联行政院自1932年11月21日起，开始讨论李顿调查报告书。日本政府随即于21日上午零时，发表对于李顿报告书的长篇声明书，共绪论1节，意见5章。“中国现在既为无政府状态之国家，将来亦不能期待有永久的中央政府之实现”，“中国自民国以来，陷于无政府的混乱状态，中国由此演进，只有国家的崩溃，或不能期待永久中央政府实现之到来。”[15]中国学人对于这一谬说的本质看得很清楚，“该意见书之骨干，全在咒骂中国无政府非国家一点。”[16]“该意见书之主旨，第一在丑诋我国无政府，无组织，非现代国家。”[17]日本此次意见书，其主要用意在于想从根本上打击中国在国际法上的存在，中国既然是“无政府”“非国家”，那么就不能适用于国际条约，于是就可以任意地侵占中国领土了。日本在侵华的过程中也充分利用了这一谬论为其侵略行径辩护，声称中国是一个没有政府的国家，而没有政府即意味没有主权，其领土是可以侵犯的。在日本人呈交给国联的有关中国的意见书中即称中国本是一个“扩大地域之名称”，“中国于最后的统一政府之袁世凯之共和政府瓦解后，即已成为无政府之国家”。“夫领土不可侵原则，虽应神圣视之，而无政府之国家则不适用。”至于“各国之所以承认南京政府，不过限于其权威所及范围内，至满洲则并未在其范围内。”[18]在国联讨论日本侵占东北问题时，日本代表诡辩称，中国由于军阀混战，使日本人的权利和利益得不到保障，所以用武力来保障日本人的利益乃是天经地义的，“因为中国是一个无组织的政府，也就算不上是国际社会的一员。因为中国根本不具备这一资格”[19]。总之，日本人所说的中国是个不统一的无政府国家，即散布“中国非统一国家、非近代国家”论调的直接动机，就是要为日本侵略中国寻找理由。它侵占东北时，就说东北是由军阀统治，不归南京政府管理；待它侵略关内时，则又说中国不是近代国家。该谬论隐含的意思是：既然中国不是统一的国家，那么日本人就有理由来统一或占据某块地方；既然中国人自己不能建设近代国家，那就理应由“先进的”日本人来帮助建设。于是，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就变得正当了。显然这一论调暗藏日本侵略当局对中国的瓜分祸心。

针对日本人提出的“中国系不统一无组织之国家”“中国非近代国家”论调，中国知识界给予了系统驳斥。连当时国民党主要领袖汪精卫也认为这是对中国的诬蔑，包藏着不可告人的祸心。他说：“日本方面之宣传谓中国无组织，无现代国家所具备之能力，吾人对此等诬蔑，多不能承认。即有一二近似者，吾人并不讳言，且吾人现在正努力以改善之矣。惟吾人尚不能无言者，数十年来中国进步迟滞，其最重要之原因为何，非日本阻碍之力乎。中国艰难获得之进步，每为日本之暴力摧毁之，务使之夭折而后已。”[20]应该说，他触及了问题的关键。胡适也对日本人提出的中国不是近代国家的言论作出了独特的回应：“我们的敌人公开的讥笑我们是一个没有现代组织的国家，我们听了一定很生气，但是生气有什么用处？我们应该反省。”[21]从反思的角度探讨了在回应列强侵略、拯救民族危机过程中如何完善现代组织建设的问题。还有学者称：“有了几千年光荣历史而且具有国家三大要素——土地、人民、主权的大中华民国，老早就给日本小鬼在国际宣传上称为‘支那非国家’(chia is dot a nation)矣了。”[22]他还让国人好好想想，日本人为什么说淞沪一带的村镇为“部落”，说我们各自为政，没有组织，没有国家观念，主要还是抹黑中国，为其侵略制造舆论。

石竹驳斥该谬论时指出，“日本意见书中，污蔑中国之语，不一而足，其著者如：‘中国为非有组织之国家’及‘内部陷于混乱无政府状态’等是。至谓‘中国虽为曾被统一之国家，而有存在之事实;现在不过一广大区域之名词’，直不以国家待我。而‘长此演进，只有日趋于国家之崩溃，不能期待永久的政府之实现’等语，尤为狂妄无理！”[23]他揭露该谬论的本质时说：“在日本之意，以为咬定中国已陷于无政府，则中国自不能享受国际法所赋予之一切权利，亦即日本可以卸却破坏中国领土行政完整之罪责，而不再受国际公约的拘束，与所谓‘和平机关不能适用于如中国之国家’，实为一贯之主张，诡词耸听，令人发指。”[23]他反问道，如果说中国早已陷于无政府状态，那么为何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政府屡次欲与中国政府直接谈判？何以国联行政院通知日本政府之行政院理事名单及通牒中，均有中国政府代表名字，而日本政府从未抗议中国政府之存在？中国政府所派驻日公使，何以未因无政府之故，而使之退回？若谓陷于无政府乃最近之事，日本又何以于去年十月派遣公使，呈递国书？石竹在做出不辩自明的反问之后，指出日本污蔑中国的“所谓‘无政府’，乃在指明中国‘无组织’‘不统’‘及陷于混乱’”的谬论，显然是“不能成立”[23]的。他还说，若按政治学以独立行使统一统治之权可以称为有组织国家的观点，那么日本虽然侮辱中国为无组织国家，其实“日本亦不得谓为有组织。如近年之生产过剩，农村破产，失业日增，其紊乱程度，较中国有过之无不及。”在政治上“日本政府早已不能控制军阀，失却宪政常轨”[23]。至于从遵守国际条约义务的角度，日本就更不像一个有组织的国家。

陈养锋在反驳该谬论时说：“日本庆应三年，萨摩使节竟当法皇宣告为不隶日本之独立国家;幕府与新政权之战，各国居然宣言中立。近若军部内阁之齮齕，内政行使之纷歧，又宁得谓是一个有组织系统之国家？”[24]他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方式指出日本也是一个无组织系统的国家。针对日人说“中国不过一广大地域之名词”的谬论，指出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前，日本何尝不是一个地名呢，“其不长进，遭奚落，正复同之！”“方兴未艾之中国，五十年后东方之巨人，夫岂卑贱如日本民族所可平视者！”[24]陈养锋承认当时中国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特别是对于日本人骂我们为“睡豚”为“盲动”为“利私”的言论，国人也应当自省。

傅斯年在1932年曾明确指出如果说中国不统一，那也是日本长期对中国进行破坏的结果。他说：“我以为我们政府大可以正面应付日本人訾骂中国非统一的近代的国家之说，而直率的宣布日本在二十年中对这一层之贡献。”[25]在他看来，中国建设统一的近代国家面临着极其恶劣的外部环境，这种外部环境主要是由日本造成的，中国在建设统一的近代国家的过程中受到日本的严重干扰和阻挠。强调要揭露日本人自甲午战争以来就不断地欺压中国，企图阻断中国近代化进程的种种侵略罪行。同年，傅斯年又进一步指出，日本很可能仍然用中国不是统一的近代国家的理由在国联大会为自己的侵略行径辩护。“将以‘中国不是近代国家’一口号移转世界在东北之视线于中国全部政治上，这却是可怕的。因为这样一弄，可以弄得假问题遮盖了真问题的地位，而东北问题便在左右出岔的局面上僵着。”[26]傅斯年对于日本人所鼓吹的“中国不是近代国家”这一言论的本质有着清楚的认识。

石竹持论也与傅斯年相同，强调日本破坏了中国的统一：“夫中国之迄未统一，主要原因为受日本之不断操纵干涉及破坏。此种事例不一而足……均系于中国将行统一之际，利用野心军人兴兵作战，其用意所在，要为企谋中国政治不上轨道，长期混乱，以便肆行侵侮。”[23]指出日本既有意破坏中国的统一，却又别有用心地用“非统一”来攻击中国，这是极其阴险的，其目的在于论证中国的“无组织”进而为其侵略中国辩护并找到所谓的正当理由。

林肇岐深刻揭露了日本侮辱中国为“无组织国家”谬言的险恶用心，他说，日本自知侵略东北、制造伪国的事实无可隐瞒，于是不得不侧重于诋毁中国，不惜捏造种种事实，以证明其所谓“中国为无组织国家”的谬论，“日本并屡次声言：国联盟约，以及各种公约，均不适用于‘无组织之国家’，日本之意，不啻谓：日本对中国虽有侵略之行为，但中国无受国际公约保护之权利，日本即无受国际公约拘束之义务”[27]。这也是为什么日本政府针对国联调查报告书开始频频侮辱中国的深层原因。

周纬指出，军国主义的日本“显然向世界暴露其狰狞之面目，而不复以国家待吾国。期望中国之崩溃，不期永久的中央政府实现之到来。如此蛮横无礼，推翻全世界文明国之习惯。……日本国民在世界文化之地位，几为之扫地以尽。此种犯法蔑理背约失礼之政策，将来自有伏其罪戾。受其应有之惩治之一日，本不值吾国民之一驳。惟是吾人为维持远东文化计，为惩御强暴计，亦何能忍此侮辱，而不为正义之声讨。”[28]

总之，日本学术界提出的“中国系不统一无组织国家”“中国非近代国家”等谬论，看似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的诸多现象，也迷惑了许多中国学者，但这一谬论却包藏着侵略中国的祸心，其实质是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提供合法性依据的谬论。这从前述其被日本政府用作为九一八后侵略东北进行辩护的主要观点，即可知其危害性。这也提醒我们应对日本某些“学术观点”保持警觉，不要轻易附和接受。可喜的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学者对其所进行的驳斥正中其理论要害，意义重大。

三、驳“满洲事变日军自卫”谬论考

所谓“满洲事变日军自卫”论，即日本人所强调的在九一八事变中日军的军事行动是“自卫行为”的谬论。这一谬论主要是日本军政两界所持之论，后被日本学术界舆论界所宣传而致流毒谬传。

还是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的第二天上午7点，日本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即开会协商对策，与会人员皆一致同意“关东军此次之行动全部皆极其正当”[29]。这是日本军部系统对九一八事变最初的肯定和支持。同日，日军占领沈阳后，在市内张贴所谓的《日本军司令官布告》，其中就有“昭和八年九月十八日午后十点三十分钟时，中华民国东北边防军之一队在沈阳西北侧北大营附近爆破我南满铁路，驱其余威，敢然袭击日本军守备队。是彼开始对敌行为，自甘为祸首。……今遇民国东北军不但敢犯之，更竿头进一步，至于对帝国军队发枪开炮，是彼东北军自对我军来求挑战也明矣。”*②日本军司令官布告，《TRUTH真相》档案材料。“挽近考察东北方面情势，对我权益频繁簇起侵害行为，境内到处发生侮日行动，是决非一时的感情之诱因……(关东军)因为拥护其既得之利权，确保帝国军之威信，兹方执断然处置，无敢所踌躇。”②这里不仅把日军自编自导的炸毁南满铁路的行为作为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借口，还把发生九一八事变的责任推到中国军队身上，诬陷是中国军队对日军的挑战，日军的军事侵略行为是“自卫”。

1931年9月25日阁议决定所发表之《日本政府关于满洲事件之声明书》谈到“近年来中国官民之行动，常刺激日国民之感情，尤其在日本最有紧密利害关系之满蒙地方，最近频发各种不快事件，十九日夜半中国军队拆毁南满铁路，故引起中日军队之冲突”，“当时守备满铁日军仅一万四百人，而四周有中国军队二十二万，事态俄然告急，故不得不制敌机先，此即无异认为日军之暴行，纯为自卫。”*③《异哉日政府之声明书》，载《安徽教育》，1931年第2卷第9期。日本政府声明书中明确强调了引起九一八事变是由于中国官民行为对日本国民的刺激，是中国军队的威胁所致。

日军侵占东北势必引发中国人民的反对，全国形成了反日、抵制日货浪潮。为此，1931年10月11日，日使重光葵对中国政府提出了抗议书。其中，在谈到引发九一八事变原因时，仍狡辩称：“此次满洲事件，乃中国之多年排日思想对我军队挑拨的态度使然，此乃我军方面自卫之措置，日本政府业已声明在案，故中国政府对此案，当然须负责任。”[30]谬称九一八事变的发生中国政府应负责任，日军的军事行动是自卫。

10月13日本政府对日内瓦国际联盟会发表宣言，内有“当九月十八日事件发生时，日本司令官所采之办法为合法的防御手段，以任何代价避免威胁日本在满洲地位存在之紧急危险”的表述。10月14日本答复中国政府抗议日军飞机在锦州抛掷炸弹时又说：“此事因接有贵国方面在锦州纠合军队，计划扰乱满洲沿线治安之报告，日军飞机前往侦察，受中国军队之狙击，予以反击，此乃我方自卫上当然之行为。”10月21日日本代表对参加国联理事会各国请日方注意《非战公约》通牒的答复中也说，“此次满洲事变，完全由于自卫权发动之措置，帝国政府并无用战争手段解决悬案之意思。”10月22日，日本代表于国联行政院会议时提出修正案，并没有得到会场的一致赞同，日本屡次宣称此次东三省问题，完全起于中国军队极烈与含有挑衅性的攻击南满铁路。[31]

1931年11月21日上午9时，日本代表发表了《日本政府对于国联调查报告意见书》，其中谈到九一八事变时，仍然强调“帝国政府主张军事当局之说明，完全正确”，并继续重复其“自卫”谬论，“日军一切之行动，不过为备中国方面之攻击，因慎重准备之计划之当然结果，而未出于自卫权之范围，帝国政府关于上开行动之如何，不容为是非之议论。”[32]这时，日本就不仅仅是对于中国，而是针对世界发表了它的“自卫”谬论。

从上述材料来看，日本军政当局在关于九一八事变的起因上口径一致，都强调日军的行动是不得已的“自卫”，不承认自己的侵略行径。然而，国际社会并没有给予这种说法以肯定。恰恰相反，国联调查报告明确否定了日本方面的谬言。对于日军在九一八事变中军事行动的性质，国联调查报告书曾明确地予以表达:“中日双方军队间情绪之激昂，实无容讳，本调查团曾得一种证明，日方于事前确有充分计划，以应付中日间万一发生之战争，此计划于九月十八日至十九日之夜，见诸实行。迅速证确中国方面遵守上峰之训令，既无进攻日军之准备，在彼时或在该地亦无危害日人生命财产之计划，对于日军并未集中应战，亦未奉命开火，故于日军之突击及其以后之行动，莫不认为诧异，至九月十八日下午十时至十时半，在路轨上或轨道旁发生炸裂之事，虽无疑义，惟铁轨纵有破坏，实际上并未能阻止长春南下列车之准时到站，断不能引为军事行动之理由，故前节所述，日军在是夜所采取之军事行动，不能认为合法之自卫手段。”*橘秀一编《国联调查报告书》，1932年12月满洲报出版部，第76—77页。从事实上和法理上否定了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合法性。

中国政府也及时对日本的侵略行为进行了抗议。1931年9月19日，中国外交部向日本提出了严重抗议，9月21日又提出了第二次严重抗议。9月22，外交部向日本提出第三次抗议，同时训令中国驻国际联盟代表施肇基向国联提起申诉。

中国民间人士开始陆续发表文章驳斥日本军政当局的侵华谬论。他们首先批驳日本“自卫”说的荒谬。龚德柏一针见血地指出，日本使用的“自卫”无疑是“侵略”的代名词。日军攻占沈阳吉林等地，称为“自卫”，攻占黑龙江，又称“自卫”，以此类推，“日军将来即攻击吾喜马拉雅山，亦必曰自卫，即将来统一全亚洲，进而攻击中欧各国，亦必曰自卫。盖自卫之适用，系与国境之扩张而具进。在全世界未统一于日本之前，自卫决无不能适用之地”[33]。“自卫”是日本欺骗世人最好的名词，是最适用的侵略扩张概念。还有学者指出，“自日人对我东北实施暴力发动而后，日人鼓其如簧之舌，以‘自卫行动’、‘地方事件’、‘保障占领’等滑稽名词，掩饰事实之真相，希图瞾蔽天下人之耳目，吾人尚以为此种背弃信义蹂躪公理之言论，为一部分自由行动之野心军人于事后希图卸罪之循词。”③日本军政当局使用“自卫”一词，是想掩饰事实之真相，更是其希图逃避罪责的循词。“若九一八事变，诚如日本之所言，实系基于自卫之见地，然则以后占领满洲全境所有迭次之军事行动，又果有何根据耶？”[34]假使破坏铁路可以作为日军合法自卫行动的理由，那也只能向侵入的军队加以反攻，“即令自卫也，日军最大限度之可能行动，亦只有将北大营实行占领”，可是日军占领了北大营的同时复攻击沈阳城市，这也能叫做自卫之行动？铁路被炸后的六小时之内，北去四百多公里的沟帮子被占领(时间在九月十九日午前四时四十分)，南去二百多公里的营口亦为日军所占(时在九月十九日午前五时)，“此种事实，尚又何能强释为含有自卫行动之动机耶。”[34]由此可见，日方所谓的“自卫”，不过“皆属欺人之词，而在国际公法及国际习惯上，皆不能有其理由”。

齐之公开指出日军发动的九一八事变是战争行为。第一，日本借口中村事件，突然以有组织有计划的国家军队向我进攻，占领我东北要地，残杀我军民，破坏我学校机关，擅改我地方行政组织，疫置伪官，换易国旗，以征服向相，以敌国相视，此正为国际公法上所谓侵略战争与攻击战争的具体表现，所以“此次日军侵入东北，是一种战争行为，是一种因侵略土地而用兵之‘侵略战争’，又是一种非法的‘攻击战争’。”第二，在此次事变前，中国并没有对日进行攻击或其他的胁迫危险，“日方以自卫权之发动为籍口”，是一种欺瞒世人的行为。第三，日本此次侵略中国的战争行为，“完全破坏一九一九年之国联盟约、一九二二年之九国远东公约以及一九二八年之凯洛克的非战公约。”[35]

周意彪更站在国际法角度驳斥日本方面所谓“自卫”谬论，他说：“自九月十八日日军侵入辽吉两省以来，举凡日军在中国领土内之一切暴行，如占领土地，没收财物，飞机之抛掷炸弹，军舰之驶入内河，日本政府无不以‘自卫’名之，认为一种当然之行动。此种‘自卫’的幌子，日政府不独用以腾出口端，且时挥诸毫墨，自事变以来，其以‘自卫’为言者，已不一而足。”明明系日本军队侵占中国领土，却偏说“此乃我军方面自卫之措置”;明明因日军侵略引起中国民众之反感，而日言却偏说“此次满洲事件，乃中国之多年排日思想，对我军队挑拨的态度使然”；明系攻城略地，劫掠财物，却偏说“根据正议以努力拥护权益”。“盖日本当局，认‘自卫’为动人观听之绝妙好词，以为日方之行动，既出于自卫，则他一言面之行动，必系出于攻击，此毫无疑义者，如此一转手之劳，其一切侵略之暴行，可于轻描淡写间，遮掩无余……殊不知自卫权之行使，虽为独立国家所具有，国际法上所公认;但自卫与侵略之间，分际綦严，行动甚显，初非可以诡辩与虚饰，颠倒混淆者也。”[30]

在他看来，国际法上的“自卫”权是有明确界限的，决不可以毫无原则地滥用。关于自卫，近代国际法学者已有明确论述：(一)自卫有明确的时间范围。自卫权的行使，原系生存上不得已之最后手段，被害国甲方行使自卫，是在其遭遇到重大危机而又无其他方法可以救济或避免而不得不采取的行动。但是这种自卫行动，只应限于正值遭遇危险之时。换言之，即正值对方国即乙国施行攻击之时，如果乙国施行攻击的危险已过，或已停止攻击时，而被害国甲国犹继续此种行动，则此种行动，实非出于必要，否则决不能说是自卫行为。(二)自卫有明确的空间范围。被害国甲方所采取的自卫行动，其行动范围应以实际危险地带为限。如非危险地域，或虽濒险危，但尚未达到行使自卫时机时，若被害国甲方仍然采取激烈的行动，那么这种行动，事实上并非必要，也决不能用自卫来解释，求谅解。“故自卫之解释，当以程度、时间、空间三者为衡，在此范围以内，可以谓之自卫;突出此种范围以外即非自卫而系侵略矣。”[30]周意彪运用国际法中关于自卫权的原则，详细分析了日军的侵略行径，如在中国军队不抵抗背景下，不仅占领了北大营并进而占领了沈阳，并进而占领了东北全境。并对东北其他对日军没有威胁的部门进行摧毁。在时间、空间和烈度上都大大违背了国际法中关于“自卫权”使用的准则。他依据事实和国际法准则对日本所强调的“满洲事变日军自卫”谬论所进行的深入驳斥，反映了中国知识界在反驳日本谬论中所具有的理论性和思想性。

“满洲事变日军自卫”谬说本是日本军政当局为遮掩其侵略行径的托词，经受不住半点历史检验，即使在当时就已遭到国际社会的否定，然而，其余毒远播，谬种相传。在三四十年代的日本及伪满历史教科书中就已有体现。*参见焦润明《从伪满〈历史教科书〉看日本殖民当局对历史的篡改》，《史学理论研究》，2008年第3期。作为九一八事变当事人的重光葵在1952年出版的《昭和之动乱》一书中就提出了九一八事变起因的“中国压力”说，可以说是“自卫”说的变种。1965年出版的服部卓四郎所著的《大东亚全史》、1983年出版的伊东六十郎所著的《满洲问题的历史》所提出的“中国侵犯日本在满洲的主权”说等都沿袭了其观点。其中，1995年中村粲提出的九一八事变“中国责任”说，也是对“满洲事变日军自卫”说的一个现代翻版。*相关内容可参见孙立祥《驳中村粲的九一八事变“中国责任说”》，《世界历史》，2005年第4期。由此可知，“自卫”说尽管是谬论，但因在当时符合日本侵华的需要，在当代更符合日本右翼历史翻案的需要，因而仍有其市场，这不能不使我们保持警觉。因此，考察中国知识界驳斥日方相关谬论的历史延革，仍有其现实借鉴意义。

本文所讨论的三个侵华谬论，主要是日本政学两界有针对性地专为侵占中国东北而炮制的侵华谬论。仅从这三个侵华谬论产生的来龙去脉来看，其侵华战争一开始就是全日本民族的共同事业。日本学术界及野心学者积极配合日本政府的侵略战略和军部的侵略意图，有计划、成系统地炮制用学术外衣包装的侵华谬论，用以迷惑世人，为其侵略行动制造所谓“合法性”理由。这一文化侵略活动与军事侵略和经济侵略相比，更加隐蔽，使人不易察觉，故其危害性也更大。尽管它已曾是经过历史检验的荒谬理论，然而“谬论重复千遍就变成真理”，其流毒所及，直到今日，在日本的学术界仍有影响。故不得不究，不可不察。

长期以来，中国史学界对于日本军事侵略、经济侵略方面研究成果较多，而对日本文化侵略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少。因此，系统地开展对日本侵华谬论的研究，同时研究当时思想界学术界的反应及应对策略，对于当下仍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1][日]矢野仁一郎.近代支那论[M].京都：京都弘文堂书房，1923.

[2]胡伯玄.东北四省建置历史与民族源流——为辟日人“东北非中国领土”说而作(上)[J].新亚细亚，1943年3卷4期.

[3]孔祥熙.辟日人东北非我土地谬说[J].海外月刊，1932年创刊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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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胡伯玄.东北四省建置历史与民族源流——为辟日人‘东北非中国领土’说而作(下)[J].新亚细亚，1943年3卷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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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陈养锋.斥日本对我的诬蔑并促国人之反省[N].人民周报，1933年第2卷第57期.

[25]傅斯年.国联调查团报告书一瞥[J].1932年10月16日《独立评论》第22号.

[26]傅斯年.这次的国联大会[J].1932年12月18日《独立评论》第31号.

[27]林肇岐.狂悖荒谬之日意见书[J].南华评论，1932年第3卷第16期.

[28]周纬.驳斥日政府意见书及松冈洋右致词[J].时代公论，1932年第1卷第36号.

[29]罗家伦.满洲事变机密作战日志.革命文献(第34辑)[G].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57:946.

[30]周意彪.暴日之所谓自卫与其侵略实据[J].新亚细亚，1931年第3卷第2期.

[31]日对国联宣言全文[N].明是日报(抗日专刊)，1931年11月.

[32]日本政府对于国联调查报告书之意见书全文[J].外交月报，1932年1卷5期.

[33]龚德柏.日本之自卫与我之不抵抗[J].日本评论三日刊，1931，(7).

[34]九一八事变及自卫问题[N].中央周报，1933，(245).

[35]齐之.异哉日人之所谓自卫战[J].军事杂志，1931，(42).

〔责任编辑：曹金钟〕

2015-06-02

辽宁省社科规划项目“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知识界批驳日本侵华谬论研究”(L14BSS004)

焦润明(1958-)，男，辽宁本溪人，教授，博士，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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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8284(2015)09-020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