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电视真人秀的大众狂欢——以《明星到我家》为例

摘 要:笔者以《明星到我家》为例，以巴赫金的狂欢理论为视角，分析了电视真人秀节目中的狂欢景观，探讨了明星脱冕、虐星与嬉笑等有趣的现象。观众在收看节目的过程中缓解了压抑与焦虑，满足了窥视欲，收获了狂欢，解放了心灵，投射了梦想。本文揭示了电视真人秀狂欢的本质，指出电视真人秀的狂欢只是为受众建立了虚幻的避难所，观众收看电视真人秀是对现实生活中压力的一种有效排解。

近两年来，明星真人秀火爆电视荧屏。江苏卫视真人秀节目《明星到我家》，邀请张柏芝、黄圣依、秋瓷炫、李金铭四位“女神”参加“婆媳关系”真人秀，共同上演明星的“媳妇”时代。她们会以媳妇的身份“嫁”入云南的普通农家，远离城市的喧嚣，负担起家务与农活，与“公婆”等一家子人相处，融入截然不同的淳朴的生活当中。节目全程真实记录了她们初次作为媳妇在家庭生活中所面临的各种问题。

电视真人秀在西方又称“真实电视”（Reality TV）。尹鸿认为 [1]:“‘真’是特色，体现这个节目形态必须是非虚构的、纪实的；‘人’是核心，意味着节目必须有人格和人性的凸显；‘秀’是手段，节目必须通过设置虚构的规则来完成。”电视真人秀在虚实之间达成平衡，集游戏、肥皂剧、纪录片元素为一体，是消费社会的产物，从某种角度来讲也是一种大众的消费品，在后现代式的娱乐风暴中受到广泛争议。电视真人秀节目更加富于娱乐精神，善于利用明星将观众带入一场场狂欢之中。前苏联著名文艺理论家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分析了狂欢式的四个范畴:“1.等级制取消，人与人之间建立一种自由、率真、随意而亲昵的新型关系，人们的行为、姿态、语言都从阶级、年龄和贫富差异中解脱；2.一种插科打浑式的情景喜剧；3.俯就，一切被狂欢体以外的等级世界观所禁锢、分割、弃绝的东西又重新结合，神圣/粗俗，崇高/卑下，明智/愚蠢等二元对立重新订立盟约；4.粗鄙，一种读神式的、降格的与肉体下部相连的摹仿与讥讽。” [2]

1　明星脱冕

在我们的生活中从来不缺少仪式，我们的世界是仪式化的。仪式几乎覆盖了所有的社会活动，比如出生、入学、毕业、晋升、结婚、离婚、死亡都具有仪式化涵义。电视是现实生活的再现，所传播的内容也充满着仪式。在电视中，仪式传播是一种普遍存在的传播形式。脱冕和加冕就是一种仪式化传播。巴赫金认为，“国王加冕和脱冕仪式的基础是狂欢式的世界感受的核心所在，这个核心便是交替与变更的精神、死亡与新生的精神。狂欢节是毁坏一切和更新一切的时代才有的节日。” [2]

四位明星脱冕走下神坛，转换身份，摘掉光环，变成普通人家的媳妇，这一过程使明星与观众的关系迅速拉近。节目一开始展现了女神驾到的场面:香港明星张柏芝出机场时被媒体、热情粉丝包围。然后节目进入正题，告诉观众这四位女神将嫁到农村给婆婆当儿媳妇。明星身无分文来到农村当媳妇，不能带助理和经纪人，这意味着脱冕仪式的开始。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婚俗文化相当重要，被赋予了高度仪式化的涵义。节目一开始就为观众呈现出具有当地特色的迎亲活动，场面宏大，四位明星姑娘“嫁到”农村，被婆家迎娶进门，整个过程按照当地习俗来进行。明星们要向公婆敬茶改口喊爸妈、为公婆洗脚。女星李金铭刚到婆家就发现地上摆着火钳、扁担、扫帚等家务工具，这也是媳妇进门之前的习俗，考验媳妇怎样面对这些工具，众人围观，嬉笑，狂欢，迎接新娘子的到来，而明星们则各种不适应，从隐喻的国王降格成小丑，构成了一幅狂欢的场景，其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亲近的、平等的，现场的所有人之间都处于一种狂欢化的关系当中。整个过程代入感强，为此观众能很快适应明星摘去光环变成婆家媳妇的身份转换，逐渐入戏，进入到真人秀创造的狂欢世界当中。

2　隐私的狂欢

具有隐私的平等的对话是真人秀节目中狂欢的重要部分。节目多次记录了“媳妇”们和婆婆彼此之间交心的谈话。节目第九期记录了韩国明星秋瓷炫在与“婆婆”唠家常时吐露了一段心结:妹妹溺水、父母离异各自成家、奶奶不喜欢她……这些童年的经历让她心酸但也让她变得更加努力和坚强乐观。这一幕使得电视机前的观众纷纷泪飚。而张柏芝在她与公婆的对话中则坦言，自己这些年虽然辛苦，但从来没有放弃寻找爱情，她说:“我依然相信爱情，只要爱情来临的时候，我依然会敞开怀抱去迎接。”在小姑18岁生日那天，张柏芝说，当时她是一个最普通的女孩，没有钱、没有名气，然后突然之间成了明星。她一直将拍《喜剧之王》时与周星驰的合照放在床头，时常提醒自己，要不忘初心，一如刚出道时候，不让自己走偏。

这些家庭对话让观众了解了明星的私生活和内心世界，满足了观众的窥视心理。卡洛琳马文认为:“家庭谈话是多层次的，它寻求私密的细节，它追踪生活戏剧，包括结婚、离婚、生病，谁和我们站在一边，谁又是我们应该回避的。” [3]在真人秀的狂欢中，每一位明星都打破了财产、职业、年龄差异的屏障与婆婆进行家庭谈话，仿佛建立了一种纯粹的人类关系，暂时不再相互生疏。观众借此将自己的情感投射到明星的故事中，形成了人性层面上的情感共鸣，暂时逃离现实中自己的烦恼甚至不幸，调整了心理。这种谈话打破了明星与受众、生活与表演、荧屏内外、真实与虚构的界限。观众可以在观看节目过程中暂时逃离无趣和平淡的日常生活，在电视机前找到另一种嬉戏和狂欢的体验。

3　虐星与嬉笑

我国的真人秀节目经历了由选秀的造星时代到明星参与的真人秀时代，再到如今的虐星时代。20世纪60年代之后，麦奎尔等人使用与满足的受众行为理论研究表明“人们接触媒介都是基于一些基本需求进行的，包括信息需求、娱乐需求、社会关系需求以及精神和心理需求等” [4]，《明星到我家》通过虐星的方式来满足观众的娱乐需求和心理需求。德国戏剧学家、诗人贝尔托·布莱希特的著名戏剧理论“陌生化效果”认为:所呈现的对象是众所周知的和显而易见的东西，但却把他们表现为陌生的，从而为受众制造出新奇和惊愕感。

这种明星生活体验式真人秀让明星不再向观众呈现自己所擅长的一面，而跑到农村去种菜、采茶、喂猪、烧饭、打水。节目的基调温情，明星们的日常劳动本身不具备冲突性，冲突的仅仅是表现在明星和陌生环境的冲突，如辛苦和不适。比如张柏芝不认识香菜发蒙闹笑话，秋瓷炫对炸蝗虫的抵触、带孩子时的窘迫，李金铭面对妯娌关系恶化时的尴尬、黄圣依和婆婆在劳动过程中的矛盾……各种真实情况在镜头下无处可逃，节目中充斥着对明星的为难、戏弄和心理上的挑战。而观众却在看好戏的心态下，目睹了嘉宾的尴尬境地，作壁上观，哈哈大笑。狂欢节的笑是全民的大众的笑，这种笑是在摆脱压力和烦恼最好也是最简单的方式。这种笑包含着双重意义:兼具欢乐兴奋与冷酷讥讽，既否定又肯定，既埋葬又新生。

美国著名传媒学者亨利·詹金斯在自己的著作中写道:“如同八卦和绯闻一样，明星在用自己的部分隐私换取媒体追逐的同时，也在用自己的窘迫模样，博得观众一笑，换取更高的知名度。”这种虐星的方式颠倒了正常电视收看中的权力关系。赋予了观众权力，明星高于观众的等级地位和特权失去了作用，观众发出笑声，明星表示无奈，电视机内外建立了平等的关系。“狂欢建立了官场之外的第二个世界，狂欢让人们暂时从普遍真理和既定秩序中解放出来，它标志着所有等级差别、特权、规范和禁令的暂时终止。”观众在分享娱乐的同时获得心灵的解放。

4　平民的加冕

乔德罗认为:“女性的主体性不像男性主体性那样有中心。在任何一个社会里，女性人格在自我定义的时候，要更多地依赖她与其他人的关系和联系，而男性却并非如此。”莫德斯认为“在家庭中，她是去中心的。只有在与孩子和丈夫的关系中才能找到自己”。 [3]在节目中，处于弱势群体地位的“婆婆”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一辈子勤恳劳作，在家庭中扮演着母亲、妻子和儿媳的角色来获得自我的认同，没有机会去外面的世界走走看看，没有做过过什么浪漫的事情。在节目中媳妇们除了帮助婆婆劳作之外，还让他们一成不变的生活有了新的变化。比如在节目中，秋瓷炫和李金铭分别为公公婆婆补办了婚礼；黄圣依携公公一起为婆婆准备惊喜，安排公公向婆婆告白；张柏芝带公婆大变造型、带公婆录歌、敷面膜、坐豪华游船赏香港夜色。节目中的婆婆是典型的中国勤劳的家庭主妇，生儿育女，为家操持一辈子，为表达对妻子的感恩，公公在节目组和媳妇的协助和安排下重新为妻子补办婚礼，送妻子礼物。

为婆婆补办婚礼是一种对平民的加冕。在这一天，婆婆是众人瞩目的焦点，也是电视机前广大观众的焦点，加冕现场充满了掌声鲜花，灯光和泪水。她们在这加冕仪式中收获了幸福和肯定，更具世俗性和现实性。对婆婆的加冕过程 “将她们从居家的沉默的劳动束缚的位置上转移到了公共的、欢呼的，休闲和娱乐的解放的位置上” [3]。节目背后隐含着最简单不过的叙事逻辑:中国传统贤妻良母是值得肯定的，真人秀是对现实生活的模拟和升华，电视在中国的传统文化的语境下建构了人们的生活模式及价值观念，向观众灌输了社会主流思想与观念。

5　结语

明星和素人公婆的关系，打破了电视内外、明星与观众、台上与台下、生活与表演的界限，但是狂欢过后，一切都恢复到现实生活本身。明星依旧回到明星的圈子，而公婆也回到平日务农的日子里。“狂欢节弹冠相庆的是暂时的解放，即从占统治地位的真理与既定的秩序中脱身的解放，它标志着对所有的等级地位、一切特权、规范以及禁律的悬置。” [6]后现代式的真人秀中欢声笑语的场面不过是一个虚幻的避难所，而非真正的精神家园，它是对于现实生活和思想的一种逃避。巴尔特之所以用神话来指代现代各种符号的内涵意义，其原因就在于它与神话有一个共性即虚构性，非现实性。对于受众来讲，狂欢节期间的生活是脱离了常轨的“第二种生活”，是乌托邦式的理想的“生活”。所带来的颠覆与建构以及快乐，都是暂时的，观众在收看节目的过程中缓解了压抑与焦虑，满足了窥视欲，收获了狂欢，解放了心灵，投射了梦想，并通过与他人的分享而获得极大满足感和幸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