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特稿一位耄耋老人的革命报业生涯我党新闻前辈陈春森回忆八年抗战游击办报的艰难岁月(上)

2015-03-03 03:18陈唐晓
人民公仆 2015年6期
关键词:办报游击日寇

■ 陈 华 陈唐晓

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特稿一位耄耋老人的革命报业生涯我党新闻前辈陈春森回忆八年抗战游击办报的艰难岁月(上)

■陈 华陈唐晓

陈春森,1916年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1935年在北平河北高中读书时,接受进步教师的影响,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北平参加“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1937年“七七事变”后参加抗战。1938年3月,到《晋察冀日报》社工作,曾任报社编辑、记者、游击办报编辑组长、编辑部副部长、编委。“七七”事变后,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挺进华北,创建了第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晋察冀边区抗日根据地,随即又创刊了《晋察冀日报》。这份报纸记述的主要是抗日战争期间晋察冀军民的战斗史,可以说这份报纸记载的就是晋察冀边区的一部完整的抗战历史,也被八路军总前委领导人称为是立了大功的“无价之宝”。新中国成立后,《晋察冀日报》抗战八年游击办报的经历又被新闻界称为“新闻史上的奇迹”。

全国解放后,陈春森历任天津铁路局政治部宣传部长、铁道部政治部宣传部部长、政治部副主任、中国铁路文联主席;还曾任唐山铁道学院、北方交通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他在政治思想工作中,经常关注铁路系统的报纸工作。1982年,他主持创立了中国铁路文联(中国各产业系统文联中的第一家),担任文联主席12年。同年,又创办了晋察冀日报史研究会,他被推选为研究会会长至今。30年来,他潜心革命战争时期的党报史研究,主持出版了《晋察冀日报史》、《人民新闻家邓拓》、《北岳风云》(晋察冀日报史图像集)、《晋察冀日报通讯全集》等十几本书籍,还组织了多次报史研究活动、纪念会和报史学术研讨会等,为党的新闻事业再做贡献。

他是抗日战争期间党的老一代新闻工作者,在中国新闻网2008年会上,他和老一辈新闻工作者被授予“中国传媒杰出成就奖”。如今已99岁高龄的陈春森,仍然不断地整理和书写报史,至今继续为党的新闻事业拼搏奉献着。

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本刊根据陈春森老人的口述以及他的子女陈华、陈唐晓的文字整理,讲述我党创办报纸的一段难忘经历。分上下两篇刊出,以纪念这个特殊的年代。

《晋察冀日报》最初是晋察冀党委的机关报。创刊于1937年12月11日,至1948年6月14日终刊,10年半共出版2845期,是我党在敌后根据地创刊最早、坚持时间最长的报纸,是在极其残酷的战争环境和极其简陋的工作条件下长年坚持出版的铅印日报,是晋察冀边区党和人民对日寇作战的一面不倒的旗帜。

游击办报首战告捷

1938年,日寇调集5万兵力,从平汉、平绥、同蒲、正太各线发动了向晋察冀中心地区的多路进攻。敌人的主要目标是摧毁我边区党政军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报社也是日寇围攻的重要目标之一。

报社在阜平县创刊不到3个月,1938年3月5日就遭到了敌机的疯狂轰炸,报社的大部分设备和纸张被炸毁,报社的同志们只好翻过长城岭,转移到五台山大甘河村继续办报。如何在战争中坚定意志、保存自己、办好报纸,边区党委和报社的领导对此提出了明确要求。

邓拓于1938年春来到报社,接替舒同任报社主任。他召开报社五人会议,讨论报纸在游击战争环境中的编辑工作。大家一致同意他提出的三条意见:一、不论游击战多么频繁艰苦,出报一定不能间断;二、增加社论,还要增加评论和短评,加强报纸的抗战政策指导性;三、油印改铅印,缩短刊期间隔,强化报纸的抗日宣传鼓动作用。

1938年9月,日寇开始围攻五台山,八路军反围攻的战斗异常激烈。那时报社只有十几个人,为了多出几期报纸,尽快将敌人进攻的消息传达给人民,并抓紧进行反围攻的舆论指导,报社没有马上离开五台山大甘河村驻地。9月的一天,日寇围攻根据地的部队已经逼近报社所在的五台山地区,报社迅速部署转移。这是报社自1938年8月16日改为铅印报后,第一次带着印刷机开始了“游击办报”的战斗。报社队伍到达龙泉关益寿寺时,敌情已万分紧急。在瓢泼大雨中,邓拓亲自冒雨去龙泉关区公所,动员当地群众帮助接运印刷机器和物资,并迅速转移到南山的一个只有十几户人家的瓦窑村。报社同志一到村里,电报收发员马上开始收报,编辑们迅速编辑稿件,工人们架起机器开始印报。大家在瓦窑村住了5天,抢出了四期日报。报纸印出来后迅速发出去。

这次在游击中办报经历了两个月的时间。报社的领导和编辑、记者、电台收电员、发行员、印刷人员齐动手,日以继夜地写稿、排版、印刷、发行,抢时间出报22期。这22期报纸的形式和内容都十分丰富。有4开、8开、16开,有两版、4版以及《抗敌外报》(是不用编号的报纸),有社论、新闻,还发表了多篇战地通讯等。《老百姓》、《海燕》两个副刊就是此时创刊的。出版的报纸依靠地方政府和民兵及时发送到根据地四面八方。社论评论多、编写快、印刷快、发行通畅、转移迅速是当时游击办报的一大特点。可以说,报社第一次转战游击办报首战告捷,取得了成功。

当时,日寇狂妄地叫喊要“南取广州、中攻武汉、北围五台”,边区和全国的抗战形势都很紧急。那时,华北抗日根据地广大军民对抗日战争的认识和如何抗敌备战等问题都迫切需要解决。为此,《晋察冀日报》利用社论、评论提出和解决军民的思想认识问题,发挥了党的方针、政策的宣传指导作用。边区党报《抗敌报》发表的社论,都是结合各个时期各个方面的实际问题。在重要的时段,报社天天有社论,起到了动员群众,抗击日寇的巨大宣传作用。

不倒的旗帜

1939年至1940年,是报社游击办报的第二个阶段。1939年春天,报社转战到了阜平县马兰村。秋冬,日寇调集2万人,分7路围攻阜平地区。晋察冀军区机关和部队从根据地腹地转到外线。敌人扑空以后,穷凶极恶地开始了分区“扫荡”,到处烧杀抢掠,并把《抗敌报》作为打击的重要目标之一。为躲避日寇的围攻,报社被迫从阜平县西南的马兰村转移到北部山区。当发现日寇尾追包抄过来,报社又赶快向西转移,在大山中急行军突围。报社在这次大迂回的行军中,还在唐县的大山里(杨家庵)坚持出版了5期铅印报。这支身背步枪和纸张,牲口驮着沉重的印刷设备的浩浩荡荡的新闻队伍,冒着严寒长途跋涉500里,经过5个县,被称为敌后游击办报的一次“运动战”。

1940年11月7日,《抗敌报》更名为《晋察冀日报》。彭真在新更名的《晋察冀日报》上撰文:《军区三周年、十月革命二十三周年与<晋察冀日报>》。谁知我们在马兰村才出报两期,从11月9日开始,恼羞成怒的3万日寇又分兵13路向晋察冀边区开始疯狂的“冬季扫荡”。这是日寇在“百团大战”中遭到八路军重大打击后的一次报复性“大扫荡”,声称要彻底毁灭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当得知敌人正在向报社所在地阜平县包围过来时,报社从阜平北部的连家沟出发迅速向南转移。当夜,报社各部门的同志不顾急行军的疲劳,又马不停蹄地投入编印报纸的战斗,连夜突击编印并发行了两期8个版的铅印日报,将《边区党委为粉碎日寇冬季“扫荡”告同胞书》等信息及时传达给根据地的广大军民,及大地鼓舞了边区军民反扫荡的斗志。

从马兰村转移到平山县滚龙沟后,虽然在阜平方向还有敌人在活动,但当地群山险峻,敌人暂时难以到达。报社抓紧这难得的战斗间隙,经过两天的休整,第3天即开始出报,而且是改出8开两个版的日报,信息量随着工作量的增加而大大增加了。在后来的29天里,晋察冀边区在反“扫荡”中发挥着巨大作用的日报连续出版了25期,一张张报纸每天载着党的声音、胜利的战斗消息源源不断地从滚龙沟这个小山沟里发出。一直到1943年,报社以滚龙沟为根据地,边打游击边办报,工作面逐渐扩展起来。

1940年12月17日,《晋察冀日报》创刊三周年纪念大会在滚龙沟召开,中共中央北方分局书记彭真和根据地其他领导人胡锡奎、李常青、姚依林等出席。此时,边区冬季反“扫荡”已胜利结束。会上彭真同志讲话,充分肯定了报社的成绩,把《晋察冀日报》比做“边区人民向新中国前进的灯塔”。彭真同志在给《晋察冀日报》创刊三周年的题词中写道:“晋察冀日报是统一边区人民的思想意志和巩固团结共同抗日的武器,也是边区人民忠实的言论代表和行动指针。它将成为边区文化战线上的铁的正规军。”

《晋察冀日报》在抗日战争初期短短几年的游击办报中作出的重要贡献,受到了各方面领导的充分肯定和赞扬,使战斗在抗日敌后战线的我党我军这些年青的新闻工作者受到了极大鼓舞。邓拓社长代表报社在纪念报社创刊三周年大会上宣誓:“一定要为党报事业奋斗到底,为坚持华北抗战、坚持晋察冀根据地奋斗到底!”报社的同志们也纷纷表示,《晋察冀日报》作为一面不倒的旗帜,要更高地飘扬在边区的土地上。

1938年、1939年、1940年的游击办报,使报社在战火中经受了考验。在敌人不断地围攻追击下,不仅坚持出铅印报,而且期数增加,办成了铅印日报,还扩大了发行量。报社认真总结了抗战初期这几年游击办报的经验教训,提出了在反围攻、反“扫荡”的游击战中加强和改进办报工作的新要求:行军中只要有24小时驻地时间就要争取出报。文章要短小,在3000字内做文章。改装轻便印刷机,全部印刷设备轻装化。组成八匹骡子的精干运输队。精简报社队伍。报社人员分为两个梯队:第一梯队是办报人员,编辑精简到四五个人,每人都配发手榴弹,印刷发行小组带机器设备随队,每期印数最少也要5万份的15%以上;第二梯队是武装梯队,负责侦察敌情,带枪保卫报社的安全。在几个群众基础好的地方分设物资点,将笨重的印刷机器、设备分几处坚壁起来,做到随到随用。建立公开和秘密的发行交通网,使报纸能最快运达,并与军区保持密切的联系。

在黎明前的黑暗中坚守

报社在总结经验和重新制定游击办报的具体行动方案以后不久,日寇对晋察冀边区的“大扫荡”又开始了。1941年和1943年是日寇对晋察冀边区山区根据地围攻、“扫荡”最疯狂、最残忍、时间最长的两年,也是报社牺牲人数最多、游击办报最为艰难、办报风险最大的两年。

1941年,日本帝国主义对我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实行了野蛮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日军调用了7万兵力,采用“铁壁合围”、“梳篦式清剿”、“马蹄形堡垒战”、“鱼鳞式包围阵”等战术,连续反复进攻,多面分进合击,妄图一举剿灭我边区的主力部队和边区首脑机关。《晋察冀日报》也是日寇“大扫荡”的目标之一。

8月13日,日寇向晋察冀边区北岳中心区进犯,平汉、正太铁路的敌人迅速逼近平山、灵寿北部山区,离报社驻地滚龙沟已经很近了。敌情紧急,军区通知报社马上转移。报社为了多出报在原地坚持了10天。到8月23日,报社赶出了9期报纸,连续发了两篇社论《开展对敌宣传战》和《纪念百团大战一周年》,发了专论《识破并粉碎敌伪的治安强化阴谋》,转发了延安《解放日报》关于八路军、新四军在各地打胜仗的消息,还发表了苏联红军击溃德国3个师的胜利消息。这些社论和消息通过报纸迅速传递出去,极大地鼓舞了根据地军民粉碎日寇“大扫荡”的信心。

8月24日,日军已经逼近报社的驻地滚龙沟,报社决定迅速转移,但前进的道路已被敌人切断,报社只剩下独立作战一条路了。在这种情况下,报社领导临危不惧,沉着应对,经过简短的磋商后,认为滚龙沟一带群众基础好,地形比较熟悉,决定就留在滚龙沟与敌人周旋。报社领导决定将报社化整为零,组成编辑、印刷、电台、发行等若干小组,分散隐蔽在大山里活动,并随时保持联系,利用游击间隙力争多出报。敌人获知报社就藏在滚龙沟的大山里,于是在滚龙沟外的陈家院设立了据点,封锁了滚龙沟口,把报社团团包围起来。日寇在飞机的掩护下,从滚龙沟口由东向西“扫荡”,反复搜山。这天,日本鬼子步步进逼,敌机低空飞来飞去向报社同志们隐藏的地方轰炸扫射。社长邓拓和政治指导员谢荒田坚定沉着,指挥大家隐蔽击敌。在滚龙沟被围困的40多天里,还出版了30多期报纸。被传为佳话的“七进七出铧子尖”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

1943年9月16日反“扫荡”大战开始后,报社按照“在驻地停留24小时就出一期报”的要求,力争在离开马兰村之前再出一期日报。22日,侦察员报告,东西两面的敌人离报社所在地马兰村还有20里,报社为了争取到一天一夜的出报时间,决定全社动员。只见编辑、电台、印刷、发行等各个部门就像一台机器一样同时转动起来,连夜赶出报纸。每当印出100张报时,大家就欢呼一次胜利;当印到800张时,全体报社人员激动到极点,大家欢呼跳跃:“八百张!胜利的八百张!”这欢呼声表达了抗日新闻战士心中的胜利喜悦。

报社人员离开马兰村后急行军,此后几经辗转,躲开敌人的困扰,登上了海拔2000多米高的玫瑰坨,跳出了敌人的围攻中心,转移到了接近外线的比较安全的地带。玫瑰坨上的日卜是一个只有两户人家的小山村。一位年过花甲的牧羊老人带着老乡忙着给大家腾房子,热情地接待了我们这支“一手拿笔,一手拿枪”的八路军新闻队伍。当时报社有110个人,小山村根本没有条件解决这么多人的住宿问题,同志们就自己动手砍树枝、割茅草,架玉米秸,搭窝棚,连老乡的猪圈、牛棚都利用起来搭成临时编辑室、电台室、发行所。报社只借了老乡两间小草房,这是当时最好的房间了。一间给领导研究工作用,另一间用于电台收电兼印刷。稍事休整后,于10月4日就开始在这个小山村秘密出报了。报社在玫瑰坨前后隐蔽了12天(10月4日至15日),共出版报纸12期。报社发行员、交通员很快与当地发行网打通联系,把连日出版的报纸秘密分发出去。

报社在玫瑰坨出报虽然很隐蔽,但是很快又被敌人发现了。这里地处高山顶上,四面开阔,根本无处躲藏,如再不撤离就有被敌人围住全歼的危险。万幸的是,军区得到消息后,及时派来八路军一个团截住了来袭的敌人,日寇被打得狼狈败退,报社终于得救了。报社利用冲到外线的空挡,隐蔽在日寇的封锁沟旁边继续出报。这期间,报社时刻未放松对敌警惕。后来,为避免敌人外线“清剿”,报社转移到五台、盂县交界的“无人区”。此时是11月底,太行山上已经是滴水成冰,山高路窄,“无人区”一片荒芜,只觉嗖嗖野风和困倦饥寒阵阵袭来,找不到一点吃的东西充饥。这支年轻的新闻队伍,互相鼓励,队伍里始终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邓拓社长在到达马兰村回顾这一艰难行军时还赋诗一首:风雪山林路,悄然结队行。兼程步马急,落日水云横。后路歼顽寇,前村问敌情。棘丛探斤斧,伐木自丁丁。邓拓的诗形象地写出了这些年轻的新闻工作者不怕艰苦,不怕牺牲,以抗日救国大业为己任的精神,写出了对党的新闻事业无限忠诚,勇于迎接并战胜敌后游击办报中一个又一个困难的信心与决心。

报社队伍在“无人区”里转战19天,锻炼了斗志,冲破了艰险,保存了实力。当得知敌人已从根据地腹地陆续撤退时,报社从“无人区”又返回了阜平马兰村继续出报。艰难的游击报人终于在黑暗中看到了黎明。

在反“扫荡”中始终坚持游击办报。

1943年末反“扫荡”大战胜利结束,时任中共晋察冀分局副书记的刘澜涛同志对《晋察冀日报》在反“扫荡”中的英勇表现和工作成绩给予了充分肯定。他说:“三个月苦战中,我们的《晋察冀日报》却始终未停刊,一直为边区人民服务,他们受到群众拥护、爱戴。这就是我们宣传工作的胜利。”

在边区反“扫荡”结束后的群英会上,各界代表一致决议表彰《晋察冀日报》社,指出报社在开辟敌后新闻宣传和文化事业上有突出功绩,在反“扫荡”中克服困难始终坚持办报不动摇,有重大贡献。

(未完待续,请阅读下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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