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宾·梅塔：音乐为政治做的事还远远不够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吉利 南方周末记者 朱晓佳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吉利

南方周末记者 朱晓佳 发自北京

男主角拉达梅斯深情歌唱自己对阿依达的爱恋，敏感的观众却隐约觉察到舞台后的动静。这是国家大剧院制作歌剧《阿依达》的最后一次彩排。

幕布拉开，一艘黄色的庞然大物从舞台右侧缓缓驶入，象牙般翘起的船头上，华装美服的法老也被映衬得极渺小。观众席上有人忍不住惊叹，但没忘了压低声音。

更为震撼的场景出现在第四幕。袅袅的奶白色烟雾中，《凯旋进行曲》音调渐强，金光灿灿的阿蒙神大船缓缓上升，直至完全显露它巨大的羊角船头——在79岁的印度籍犹太指挥家祖宾·梅塔看来，这是《阿依达》中最接近梦幻的时刻。

2015年1月24日至2月1日，《阿依达》在国家大剧院演出五场。为了促成这次合作，国家大剧院提前三年就同祖宾·梅塔敲定了档期。

让印度人和巴基斯坦人坐在一起，听一场音乐会

或许因为“印度籍”和“犹太人”的双重身份，祖宾·梅塔远比与他同时代的指挥家们更乐于关怀政治。这次在北京，他还津津乐道一年多前自己促成的一场音乐会。那场音乐会在2013年9月进行，地点是克什米尔地区的夏季首府斯利那加。

那是一场容纳了2000人的音乐会，一些印度教徒和穆斯林教徒被邀请穿上他们考究的服装，坐进古老的皇家园林夏立马尔花园。祖宾·梅塔和他的乐队从慕尼黑飞来，进行90分钟的演奏。

“我想让印度人和巴基斯坦人能够坐在一起，听一场音乐会。而这个矛盾最尖锐的地方，就是克什米尔。”祖宾·梅塔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为此找了许多印度朋友帮他解决钱的问题，又请德国大使馆做了许多组织协调工作，才终于成行。

并非所有人都能领情。《纽约时报》报道了当地一位文化学者的观点：“公众根本不会认同这样一个只有VIP进进出出、普通人根本看不到的演奏会。”就在演奏会开始前，支持克什米尔分裂的人们还在罢工抗议，他们怀疑音乐会有着某种政治目的。印度警察则在这次治安的维护中开了枪。

至少对祖宾·梅塔来说，那次演奏会是“非常成功”的：“70%的克什米尔居民通过电视看了我们的音乐会。只有巴基斯坦军方不喜欢我们的举动。他们在我们演出的当天早上举行了另一场音乐会，与我们相抗衡。”祖宾·梅塔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好吧，他们做他们的，我们做我们的。”

这样的事情他并非第一次做。1994年，他曾在被波黑战争破坏的萨拉热窝国家图书馆废墟上，指挥纽约爱乐演出莫扎特的《安魂曲》，为联合国难民基金会筹款；1999年，在德国魏玛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旧址，作为一个以色列人，他指挥着以色列爱乐和德国巴伐利亚国家歌剧院管弦乐团共同演奏；2008年，他又在以色列北部城市阿卡，为坐在一起的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举办了一场音乐会——同年，指挥大师洛林·马泽尔带领纽约爱乐在平壤演出，这次美朝文化的“破冰之旅”广为人知，而一手安排了这次行程的，正是祖宾·梅塔的弟弟、时任纽约爱乐乐团执行总监的扎林·梅塔。

对政治的关心，从祖宾·梅塔18岁第一次出门远行就开始了。那是1954年，他从家乡孟买辗转来到维也纳学习钢琴。那时的维也纳被划分为四个占领区，二战虽然已经结束了近十年，满城的残垣断壁却无时无刻不在提醒他，这座艺术之都的战争印记。一次散步时，祖宾·梅塔偶遇了一队苏联士兵，从那时起，他好像突然明白了“被占领意味着什么”。

1956年11月，因为一场政治动乱，大批匈牙利难民涌入奥地利。有人想用音乐安抚这些寄居在临时帐篷里的绝望的人。虽然对这种音乐疗法的效果感到怀疑，祖宾·梅塔还是同音乐学院的其他学生一起，在匈牙利边境举办了一场音乐会。

演出结束后，一位住在临时帐篷里的匈牙利牧师真诚地为所有人祈祷。这让祖宾·梅塔十分感动。更令他感动的是，几十年后，他在美国加利福尼亚遇到一位匈牙利夫妇。这对夫妇告诉他，他们当年就坐在难民营里听完了整场音乐会，那场音乐会他们一直都记得。祖宾·梅塔从此笃信这种“神奇的音乐力量”。

“永远不要轻视音乐的力量。我亲眼见到，在以色列的音乐会，犹太人、阿拉伯人坐在一起，完全和睦。音乐不能改变国境线，但是音乐能让人们走到一起。音乐为政治所做的事情还远远不够。”祖宾·梅塔认真地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北京有 十个交响乐团， 纽约也只有一个”

中国人第一次大面积了解祖宾·梅塔，还是在1998年。张艺谋在太庙执导歌剧《图兰朵》，祖宾·梅塔是当时的指挥，也是这件事的促成者。那时正值洪水肆虐，祖宾·梅塔和《人民日报》前社长邵华泽聊天，说起这件事，当即决定要在空闲时加演一场音乐会，为洪灾筹款。邵华泽为这场音乐会找到的场地是人民大会堂，能坐4000人。那场演出最终筹得的票钱，被用于了两个大村庄的重建。

那是祖宾·梅塔第一次来到中国。比起演出，让他印象更深刻的，是在上海街头看到的自行车洪流。有个下雨的早上，骑车上班的人们披着五颜六色的雨披。“我看不清那些人的面孔，只看到一块一块的颜色，那感觉太奇妙了。”祖宾·梅塔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道。那年他在上海市政府礼堂做了一场演出，并通过电视转播。当有人告诉他，电视机前可能看到这场音乐会的人数是3000万时，他惊呆了。

事实上，祖宾·梅塔对中国最初的记忆要更早。新中国成立前，他的伯父曾在上海一家棉纺厂担任经理。1930年代，他的祖母曾经两次探访中国，带回去大量中国风的物件：丝绸睡衣、各式古玩……他在中国出生的侄子，甚至从小就说着一口流利的上海话。后来到上中学时，侄子还曾经和同学们一起，举着旗子走上街头欢迎到访印度的周恩来总理。

这两年，祖宾·梅塔越来越频繁地来到中国。他不再能看到那样壮观的雨衣和自行车，却见到了一个又一个交响乐团：“在北京有十个交响乐团。要知道纽约也只有一个。”他的另一个发现，是小米手机：“我的朋友Pino就有一个。我也打算来一个。”Pino是国剧大剧院的歌剧总监，意大利人。

如今他和中国的交道，甚至多过了和自己的祖国印度——因为印度并没有如此火热的交响乐市场，而印度政府也并不热衷于扶持这类音乐。

“但是他们对传统音乐扶持很多。”祖宾·梅塔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印度的传统音乐在国内非常流行。那些民族音乐家在各处演奏。这跟日本、跟中国不一样。你们吸收了大量的西方文化，但在印度，每一个村落都在演奏他们自己的音乐。”

“我在孟买办音乐会，也会有几千人来，但影响力仅止于此。”祖宾·梅塔继续说道，“但我不觉得印度人需要西方古典音乐。他们有自己的音乐，并因为那些音乐感到愉快，也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