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国威
(兰州大学管理学院,兰州 730000)
在世界范围内,以经济利益为追寻目标的跨区域劳动力转移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均不鲜见,我国农民工的劳动力流动也不例外。自20世纪80年代出现大规模劳动力转移以来,我国数以亿计的农民工开始自中西部地区向东部沿海发达地区迁移,但囿于我国传统的户籍制度及附着在户籍制度之上的福利属地化,这些人口往往徘徊于“传统农民”与“现代工人”的双重角色之间。同时,伴随着规模庞大的外出务工流,近年来也出现了大幅度的回流趋势:2009年,在东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比例比2005年下降12.9%,在中部和西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则同比增长了4.7%和8.2%。[1]2011年,东部务工农民进一步同比下降1.5%,而中西部务工农民的比例分别上升了 0.7%和 0.8%。[2]
在这种大规模区域回流现象的背后,很多学者将其归咎于身份认同、家庭照顾或经济危机等外在因素,并将此回流趋势视为一种被迫选择。这种观点虽然考虑到了流动人口与外在因素的互动关联,然而却忽略了农民工就业选择过程中的内生性诱因,忽视了农民工在回流过程中可能存在的比较收益,研究结论存在一定程度的主观偏见。事实上,基于现有理论的相关讨论并未明确回答迁移人口的损益得失。刘易斯(Lewis)的“二元经济理论”和托达罗(Todaro)的“预期收入理论”均强调制造业优势地区所具有的单维向心力[3][4],因而根据这种理论,落后地区劳动力的回流显然不利于个体的职业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