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本色·文化传灯
——任继愈先生印象

□左文

学人本色·文化传灯
——任继愈先生印象

□左文

2009年1月15日，92岁高龄的中国国家图书馆名誉馆长任继愈等六位先生，由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签署证书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得知这一消息，任老十分高兴，并郑重表示：一定要为弘扬中华文化尽自己最大的力量。孰料，不到半年即当年7月11日，任老竟悄然离世。当天上午，温家宝总理即委托工作人员向有关负责人，转达他对任老辞世的深切哀悼，并向任老亲属表示慰问。

与温总理的“文化交情”

任老与温总理的交情由来已久，这种交情建立在对中华文化命运的共同关注上。温总理与任老年龄相差25岁，是名副其实的忘年交。多年来，温总理对任老始终深怀敬意，任老也将温总理视为知己，多次赠书、致信，就重点文化工程建设、教育改革等建言献策，温总理总是认真阅读，及时复信。

到了2004年8月，倾注任老大量心血的另一文化工程——《大中华文库》(第一批图书24种52册）出版了。该文库是中国历史上首次系统全面向世界推出的中国古籍整理和翻译的巨大文化工程，选收历代以来百余部经典著作，先由古汉语译成白话文，再由白话文译成英文。文库出版后，任老代表文库工作委员会将书送给温总理，请他“在百忙之中审阅，并请提出指导性意见，以便于我们今后更好地开展此项工作”。随即，温总理回信表示祝贺：“谨对您及从事这项浩繁工程的各出版单位和全体工作人员表示衷心的感谢和热烈的祝贺。这部巨著的出版是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有益实践和具体体现，对传播中国文化，促进世界文化交流与合作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这部文库翻译和出版质量之高，反映了我国的出版水平。”

正是因为有此“交情”，当有关部门于2007年9月17日受温总理委托，前往看望任老并送上花篮致以亲切问候时，任老则觉得“盛情关怀，无以回报”，遂就教育问题向温总理建言献策。任老认为，“我国教育面临危机”，导致他“常为此长夜不眠”。温总理在复信中表示：“您对我国教育事业十分关心，所提意见中肯，给人以启示。十七大报告已有教育方面的内容，会后国务院还将就教育问题进行专门讨论，当认真吸收您的意见。”

2009年5月中旬，温总理得知任老生病住院的消息，便委托国务院参事室主任陈进玉同志和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袁行霈先生专程前往北京医院探望。7月11日，获悉任老去世后，温总理心情十分沉重，于当天下午5时左右亲自打电话给国务院参事室负责人，并指出，参事室、文史馆还有一批年事已高、德高望重的老先生，一定要把他们照顾好。

一位是矢志不移以振兴中华文化为己任的大学者，一位是视文化传统为国家灵魂的共和国总理，他们就这样以文化为媒演绎了一段墨香四溢的忘年佳话。

毛主席赞誉后的深层反思

1955年至1962年，任老陆续发表了《汉唐时期佛教哲学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等论文，后集为《汉唐佛教思想论集》出版。这些论文站在历史唯物主义角度研究中国佛教思想，其视野之广阔，分析之深刻，为开辟宗教学研究的新方向提供了出色范例，不仅得到了毛泽东主席“凤毛麟角”的赞誉，也获得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好评，成为中共中央决定设立世界宗教研究所的嚆矢。确实，任老主编的《中国哲学史》作为高校教材影响了几代学人；他埋首传统文化的古籍整理，主持整理和编纂古代文献超过10亿字；他晚年时仍笔耕不辍，并以每年20万字的写作速度在推进……正如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的唁电所悼：任先生的开基之功，是不可替代、不可磨灭的。

其实，早在毛主席称赞任老“凤毛麟角”前，二人已有交往。1959年10月13日深夜，任老应毛主席之邀走进中南海丰泽园，与之进行彻夜长谈。当晚，毛主席对任老用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佛教的方法予以充分肯定，同时谈及宗教研究的重要性：“我们不但要研究佛教、道教，福音书(指基督教）也要有人研究。”四年后，毛主席在《关于加强研究外国工作的报告》中，写下这样一段批语：“对世界三大宗教(耶稣教、回教、佛教），至今影响着广大人口，我们却没有知识，国内没有一个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研究机构，没有一本可看的这方面的刊物。”在批语中，他还特别强调：“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写的文章也很少，例如任继愈发表的几篇谈佛学的文章，已如凤毛麟角，谈耶稣教、回教的没有见过。”后来，这一批语被收进《毛泽东文集》。

在政治挂帅的年代里，一个学者能得到最高领袖如此评价，在当时恐怕无有出其右者。如果任老是一个政治投机者，这完全可以成为他博取飞黄腾达的政治资本。而事实上，出自毛主席之手的“凤毛麟角”四个字，在客观上也确实成为任老在那个“动乱年代”里得以相对安稳度过的“护身符”，但他并没有感恩戴德，且一度对此三缄其口。

一般而言，学界公认任老对于中国哲学最大的贡献是：他提出儒、释、道是中国传统文化三大支柱，它们深刻而广泛地影响着中国社会各阶层。任老力图把中国佛教思想纳入中国哲学发展的主流，并认为道教对中华民族的重要性绝不亚于佛教。在他的思想意识中，始终认为思想文化的研究也要从国情出发，而“多民族统一大国”则永远是中国的国情。当然，任老坚信人类走到某一天，有可能会进入 “大同社会”。

坚守是学人本色的最突出表现

作为一代杰出学人的代表，任老最突出的本色就是“坚守”二字。其一，坚守学术阵地。1934年，任老考上北京大学哲学系，研究西方哲学，一切似乎顺理成章，因为他从小就富有哲学思辨，即便是将砖头翻过来也得问一问上面的蚂蚁是否头晕！唯一让他感到不安的是，读哲学很难找到一份合适的职业。也许是对哲学的热爱冲淡了对安身立命的担忧，此后他一辈子都没有离开过哲学。

其二，坚守学术立场。学术，乃社会之公器。以学术为生命，需要时刻保持一份敬畏之心。但在任老这里，这份敬畏之心，体现更多的是严谨的学术态度和一个学者的独立精神。冯友兰先生是当之无愧的中国哲学史大家，作为冯先生的学生兼侄女婿，任老对其尊重与敬仰自不待言，然一旦涉及学术观点，任老却能与冯先生进行面对面的激烈争论。

其三，坚守学术道德。当前，学术界有一股很不好的风气，那就是有的导师堂而皇之地在学生研究成果上挂名，且挂第一署名人，这其实是一种变相的学术腐败。任老则不然，他晚年时不时流露出要撰写一部属于自己的《中国哲学史》愿望，但又实在无暇顾及，于是有人提出，能否请任老口述框架、大意，交由学生或助手先开始草稿的写作。对此建议，任老当即就一口回绝，因为这种做法显然违背了他 “以己手写己心，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的治学原则。任老常说：“我写的，完全是我想通了的，没有说别人的话，我反对跟着凑热闹。”终其一生，任老主持的古籍整理项目众多，但从未做过“挂名”主编。这是任老引以为傲的道德坚守，更是后辈学人应该追慕和传承的大家风范。

“儒者之风道家之骨，从来学人本色；中华大典佛教大藏，毕生文化传灯。”诚哉斯言！

（摘自《纵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