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还是故乡

鲁庆鸿

自从灾区回来后，那个已经阔别16年的小镇一直深深地留在心里，那些已经过去的记忆反反复复占据着心灵的空间。地震带来的伤痛，让我再次感知到生命的脆弱；滚动的画面不停地敲击着灵魂，大爱为这块贫瘠的土地增添了许多入秋的暖意。所以，回忆是值得的，不存在遗憾。人生中，需要忘却许多过去。可是，如果面对这样的伤痛还要故作忘却的话，那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毕业分工之前，到过龙头山。

1994年8月，我从昭通师专（现为昭通学院）毕业。当鲁甸县教育局的领导宣布我被分到龙泉中学时，我心里明白，我这个出生于农村的农民的儿子即将再次踏上农村的土地。龙头山，那是个熟悉而又陌生的地方。在分工之前，我只不过是那里的过客。没有久留的足迹，即使走过，也没有要回来的想法。毕业那天，我拖着沉重的包裹回到鲁甸县城，恰好遇到表哥要去乐红拉矿，他正好需要一个伴，我便欣然答应。大卡车里装了满满的化肥，途经小寨、龙头山、翠屏到达乐红。那时还没有柏油路，车子一路颠簸。我第一次见证了夹岸高山，流水淙淙，层叠青翠；这也成为走入社会的第一次人生体验：在乐红街下完化肥后，上了矿山，见到了背着沉重矿石的民工流着汗水，在一个山坳处吃了一顿美味可口的饭菜；山风呼呼地吹着，松树林传来阵阵涛声；弯弯曲曲的路盘旋在山体之间，宛如一条条飘动的绸带；雾霭笼罩着山野，牛栏江水顺着遥远的河谷缓缓向前，带走我无尽的思绪。当夜，天下起了大雨，车轮不停地打滑。当我们行至龙泉河边时，河水已经漫过河堤。表哥只好倒回车子，停靠在路旁。我们找到龙头山集镇上老街处的一家小店入住。一位五十开外的店主给我们煮了香喷喷的鸡蛋面，我们一扫而光。后来得知，为我们煮面的人就是龙泉中心校的原校长储官福老师。那是一个漆黑的夜，龙头山给我的印象除了低矮的房屋里透出的灯光，那碗面条就是最好的记忆。

第二次到龙头山。那是在县城，遇到老朋友陈谦理，我们俩搭上一辆挤满了人的农用车前往龙头山。到达骡马口时天色已晚，我们去找管彦辉，结果只有他年老的父亲和他嫂子带着孩子在家。老人憨厚朴实的样子如今记忆犹新，他也为我们煮了可口的鸡蛋面。对于刚从学校走出又是囊中羞涩的我来说，吃着那散发出阵阵香味的面条时，仿佛他就是我的父亲。

天亮了，我们和老人告别，来到集镇的老供销社找到刚毕业分配到此工作的老同学张松。老供销社是一幢全木材建筑，岁月的洗礼让它显得古朴而又略显沧桑，到处蛛网密布，黑黑的烟尘涂抹着木板，隔开的房间只有七八个平方，除了摆放床和桌凳的位置外，已经没有多少可以活动的空间。一楼是一家住户开的门面，一个陈旧的柜台里摆放着农具、锅碗瓢盆等日常用品。可以看出，赶集的日子里一定有许多人光顾于此。只是老供销社在这个根本没有现代化气息的小镇里所透出的黝黑面孔，像一张没有曝光的底片存留在我的内心，我很怀念初出校园时三人挤在一张小床上吹牛谈天度过的几个夜晚。

有一天，我们准备了手电筒去向往已久的八宝村，爬上老金山，顺着古人在岩体上开凿的洞穴想见见遗址的真实面目，往里走，一排排枯朽的松木依然支撑着洞内的泥方和岩石，一股清凉的风微微吹来；不过，越往里走，越觉得毛骨悚然，用阴风惨惨来形容绝不为过。因为，我听说过去在这里打矿的人中，有很多都进洞后就再也没有出来了，眼前仿佛浮现出老清朝矿工们躬腰背矿的情景；一时间又觉得洞里传来呼喊的救命声。也许是神经过于敏感，加之手电筒的光线逐渐变弱，我们只好早早退出洞来。

这次地震后，在老街的废墟上，有一幢木楼依然独立，那就是我所居住过的、始建于1949年的老供销社。

分工后，这里成为我人生旅途中的一个站点。

得知被分到龙泉中学后，我怀着近乎失落的心回到老家小寨。虽然我的好多同学都分到了城里，但我很平静地面对着现实和命运，没有什么抱怨的。母亲拿了30元钱递给我做车费，还叫我再拿一些锅碗带上将就着用。看着母亲开裂瓦口的手，我怎忍心再把锅碗带走。我就要领工资了，我就要成为工作人员了，我要用虔诚和良心来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我含泪接过沾满汗渍的30元钱，默默回望着故乡的老屋，开始了人生的又一次旅行。

我还是坐一辆农用车去龙头山的，那天车子差一点就翻下了悬崖，好在驾驶员一把方向把车子打了回来。我也第一次知道了哪里是小河口，哪里是沙坝，哪里是石水牛，哪里是葫芦桥。由于学校没有住宿，我在乡政府路旁的丁元美家旅社里住了一个多月，后来搬到乡政府三楼的土墙房子里，我有了自己的窝，再次去老供销社买了锅具，到粮管所办了粮食供应证，生活就这样开展起来。还有一些教师住在派出所、卫生院、畜牧站。每到闲暇时光，大家都会串串门子。我最记得，住在派出所的熊金荣常常站在阳台上大声叫我过去“宵夜”，其实就是煮面吃。那时的日子真的不太小康，每个月从粮管所打来的米都发出酸酸的味道，价格也才9角一斤，饥饿时吃着还是很香的。校长王高云和副校长胡轩旭经常喊我们去他们家改善生活，我也从此学会了喝酒，由于不甚酒力，喝得天旋地转，飘飘欲仙。也许由于乡下生活的枯燥乏味，同事们也会经常约在一起借酒消愁，醉倒的日子数不甚数。每到周末，好多老师都出去了，我就留守在学校，“享受”着大山和夜空传递的寂寞，唯有那个老式的录音机里的“贝多芬小夜曲”可以让我在半醉中如梦。我们都喊胡轩旭为“小队长”，也不知这个名字从何而来，只知道他是原龙泉中心校的校长，中学建校时调过来任副校长筹建学校。他喝酒喝得太烂了，后来达到酒精中毒，不幸去世。四年里，我与那些在一起战斗的同事们度过了不同寻常的时光，许多往事都难以一一描述。而最值得自豪的是我们的教学成绩一直名列全县前茅，那时还有很多城里的学生来此就读。

1997年5月8日是个令人一辈子也忘不掉的日子。那天，我和几位同事粉刷完校园内的标语，接着把从学校背后李祥久家借来的梯子抬去还了。他家的孩子坐在门口玩耍，之后我们在学校食堂吃饭。由于有晚自习辅导，我没有喝酒。7点25分左右，我刚要走进教室，突然天空一片红色，所有的山和大地都变得红彤彤的，校长王高云撩起裤腿站在食堂门口，大声喊着：“我们这儿最红！”当我走进教室，只见外面大雨倾盆，卫生院处的电线杆在狂风中顷刻倒下，大桥上面的山沟里泥土夹杂着巨石狂奔而来，我感到教学楼在抖动，学生们也惊慌地跑出教室，泥石流涌入学校，篮球板瞬间被推出几米远，转了个身停了下来，操场上堆满了几万方土石。那是百年难遇的灾害，死了15人，其中大多是在家里的小学生。李祥久家就死了5人。后来大家都为那些情景而震撼：有的孩子手里还拿着碗筷，嘴里还包着饭菜；有的家长还怀抱孩子，有的坐在椅子上就走上了不归路。

对比这次地震，人们感到万幸的是学校还未开学，否则后果可想而知。灾难在每个人心里都埋下了深深的阴影。自那次泥石流发生之后，我就没有“心肠”留在龙泉中学了，就当是出于一种自私吧。或许，当我抬着好朋友李映的兄弟（他被掩埋）行走在龙泉河上边的山岗时，他断开的手臂和脖颈让我痛心；或许，当我看到那些被挖出的受害者卷曲的样子时，他们的挣扎常常惊醒我的睡梦；或许，我已经无法忍受心里的折磨，而迫切想离开生活了四年的小镇。人在一定的环境下都会做出选择，一旦有了要走出那个环境的想法，要留住一颗“远走”的心是何其艰难。如今，一切都只能成为往事，那些秀美的村庄和高昂的山只能作为记忆。

告别龙头山。

我离开的那个日子细雨蒙蒙。同事和学生们排成长队送我到桥边，火炮声不停地响着，他们眼里流露出泪水和不舍。之后我到鲁一中工作了8年，2005年辗转至0昭阳区一中。

这些年龙头山镇有很多学生考到昭阳区一中就读。今年7月我去龙泉中学招生，李明响校长给了我们大力的支持，他不仅推荐了许多优秀的学生给我们，还为我们解决了生活和住宿问题。只是那时的雨水把四周的山体弄得骨质酥松，我的车在几个垮塌的地方冒着黑烟，拼命才冲出泥水，同去的老师们都捏了一把汗。

正当我们为今年的招生欢欣鼓舞时，正当我们准备迎接那些新生时，一场灾难就于8月3日发生了。之前我已写过一篇《灾难中的故乡》发于《春城晚报》，还要感谢作家徐兴正先生的推荐。我们都是故乡人，我们的故乡遭受如此沉痛之伤，心里都为故乡而难过。比起那些离去的人们，比起那些失去亲人的故乡人，我们都是幸运的，内心却是酸楚的。

虽然地震已经过去十多天了，但望着那些孤儿和散落的村庄，我的眼里含着泪水。昨天报名注册时有来自龙头山的新生，他们的父母满眼疲惫，其中一名学生看到报名册里的名单时，告诉陈波老师，曾经与她共读的一位同学不能来了，永远也不能来了，陈波老师一下子就哭了起来。

恢复重建不是一天两天能够完成。许多人走了，就有许多人会过得更好，这恐怕只是一种表象。其实，有谁愿意舍弃那烟熏火燎的老屋，有谁愿意在灾难中悲伤和哭泣，又有谁真的想去住那些重建的“漂亮”新房。一切都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老百姓有句话叫“人算不如天算”，这真是不情愿的表达。

许多记忆挥之不去，地震的阴影会在很长时间里笼罩在灾区人民的心里。

故乡还是故乡！故乡之伤，就是我心之伤！故乡之痛，就是我心之痛！

我们别无选择，只有坚强起来，重建一个更加美丽的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