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外音

据《新京报》报道：河南省宝丰县第一中学不仅要求学生向孔子像下跪磕头，还规定每天清晨5点必须起床诵读《道德经》。面对舆论质疑，校方回应说，并未强制学生下跪，“他们对祖宗圣贤的崇敬是油然而生的”“跪天跪地跪父母是文化传统，与封建无关”。

评论：把优秀的民族文化传承下去是好事，但以形式主义、走极端的方式去实现，效果一定会大打折扣，因为入脑入心才是传承的关键。如何将弘扬传统文化精华与完善现代教育紧密结合，还需要相关部门和各级各类学校多动脑筋、少玩花样、务求实效。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一位参与调研的专家说，2008年至2011年，云南省农业转移人口城镇落户数平均为每年13万人左右，而2012年和2013年短短两年就完成“农转城”人口496万。为完成任务，一些地方和部门按人口比例层层下达指标。

评论：城镇化有其自身发展规律。近年来，李克强总理多次强调，像“摊煎饼”似的扩张城市、片面追求数量而忽视质量的做法不可取，只会造成城乡发展的不协调。然而，在相当一些地方，抓城镇化建设不是考虑客观情况，而是根据政绩需要搞“大跃进”。这种好大喜功的思维所导致的后果令人担忧。

据《成都商报》报道：1月28日，西安市迎来今年第一场大雪。58岁的环卫工丁权从早晨6时30分一直工作到9时许，在寒风中冻得瑟瑟发抖。见路边有一群人在烤火取暖，他也凑过去暖暖身子，没想到因此被炒“鱿鱼”。目前，当事公司已撤销对丁权的辞退决定。

评论：因烤火被辞退的环卫工获得了舆论的普遍同情——这把年纪、这种天气，违反相关规定情有可原;面对舆论的压力，当事公司撤销了原有决定，体现了制度的“温度”。这一事件出现转折的意义在于，制度的宽与严，有其相对性。目中无人的制度，不会赢得真正的尊重。

据《新京报》报道：2015年伊始，国家信访局赴福建、安徽、湖南、重庆、陕西5省市督查40件“三农”信访事项。督察组要求当地官员全部回避，并设置跟踪反馈流程，以防“人走茶凉”。

评论：“京官”外出督查，人们从中看到的不仅是一种工作作风，更有一种以往鲜见的工作方法——当地官员全部回避，设置跟踪反馈机制。然而，解决诸多历史遗留及现实问题，单靠国家信访局的努力还不够，各级相关部门也应借鉴这种“自上而下”的新思路，经常到群众中了解情况，把问题解决在基层。

据《南京日报》报道：近日，广西南宁一处新楼盘在水泥地面上用砖块围了几十个小树池，并全部栽上树木。附近民众质疑，这是开发商为应付绿化面积验收而为。当记者询问树木能否成活时，施工人员表示“验收完后就移走”。

评论：为了所谓“市容市貌和城市绿化需要”，或者是为了迎接上级检查，许多地方至今仍热衷于“形象工程”。这种形式主义的作风令广大群众反感不已，但又无可奈何。很多人纳闷：这种应景之作能顺利通过“验收”，究竟是造假者手段高明还是检查者故意装傻？

据《新华日报》报道：在沪昆高铁制订规划过程中，湖南省邵阳市为争取在市区设站，官民一齐投入“争路运动”——10万邵阳群众高喊“争不到高铁，书记、市长下课”，以致许多官员忙得家人住院不去照顾，自己生病顾不上就医，几过家门而不入……

评论：从这件事上看，还真有些“为官不易”的味道。平心而论，把高铁建在家门口，是很多地方政府和民众的愿望，但高铁线路怎么走、站口怎么设，必须尊重科学、顾全大局。其他公益事业同样如此。有些时候，以局部民意绑架的宏观决策，只是一种妥协折中的结果，并不是科学审慎的决策。

据《扬子晚报》报道：近日，江苏省十二届人大三次会议通过了《江苏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将于今年3月1日起正式施行。对于汽车“限牌”问题，条例规定：“采取控制机动车保有量的措施，应当公开征求公众的意见，经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并在实施三十日以前向社会公告。”这就意味着“一夜限牌”的可能性被“堵死”。

评论：近年来，一些地方在出台涉及民生领域的重大政策时，为了减少“杂音”，不做听证，“突然袭击”，常常闹得怨声载道。在依法治国的时代要求下，作为决策者，政府应该对自己制定政策的前提、过程、实施等程序进行反思，让依法行政成为地方政府的自觉行为。

据《人民日报》报道：在一些县级机关，部分领导干部虽然名义上已不配秘书，但仍把名目繁多的讲话起草、材料撰写工作交给办公室。有的甚至把写党校培训心得、做在职教育作业这类理应亲力亲为的私事也交给办公室处理，于是出现办公室“人人都是秘书”的情况。

评论：生活中不难发现，有些官员离开稿子不会讲话、离开秘书不会工作。这种“秘书依赖症”，既反映出一些官员的工作作风问题，也折射出其工作能力的低下。习惯于“有人伺候”，是一些领导干部特权意识的一个方面。由此可见，反“四风”在一些地方和一些部门依然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