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沈从文之于新世纪文学新变与文化自信的启示

⊙陈彩林［玉林师范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 广西 玉林 537000］

鲁迅、沈从文之于新世纪文学新变与文化自信的启示

⊙陈彩林［玉林师范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 广西 玉林 537000］

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学凸显出高度消费性、娱乐化的新变，与之相伴生的文化眩惑以及文学创作的碎片化、浅俗化、思想贫弱化在很大程度上显示出文学担承人之守望职能的无力。如何应对这种文学新变，重造文学经典，实现民族文化自信？鲁迅与沈从文在历史转折处面对民族文学的新变所取向的人之守望的民族生命关切、深入历史内里展开的民族生命透视、立足典型生活现场展开的具有真切生命体验的鲜活书写、在绵绵无尽的审美体验之中对于生命形而上超越的标示，对于我们应对新世纪文学新变、实现民族文化自创自立自信，依然具有历史意义的启示。新世纪的中国文学或许可以从这种启示里找到在时代文化眩惑中突围的方向，民族文化自创自立自信或许可以从这种启示里找到历史依据与现实可能。

文学新变 文化自信 鲁迅 沈从文 历史启示

推介语

民族生命重构是20世纪乃至现今的民族文化主线。在这条主线上，鲁迅与沈从文具有独特的标志性。鲁迅的创作是中华民族中以家族制度与礼教为中心的主流文化占统治地位的中国中心区域的生存方式最集中、最深刻、最典型的显示，而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则是主流文化不占绝对统治地位的边缘文化区域生存方式的缩影，二者互补性地展开了中国书写，从不同侧面触及到最根本的“中国问题”。陈彩林博士曾以鲁迅《野草》与沈从文《烛虚》为切入点对二者进行比较研究，以较强的哲学逻辑思辨与文学研究能力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并得到答辩委员会的较高评价。此次所刊发的第一篇论文《鲁迅、沈从文之于新世纪文学新变与文化自信的启示》是其鲁迅与沈从文比较研究衍生的一个学术点，这既是对二者文学与文化价值的回视，也是对当前文学与文化建构的反思。

汪曾祺新时期以来以《受戒》《大淖记事》为代表的创作显示出其独特的文学存在。另一篇论文《汪曾祺小说的美学个性：“静”与“净”》以较为敏悟的文学体验探讨了汪曾祺小说创作的内在整一性。

面对中国古诗的审美惯性，走过近百年历程的中国新诗依然是一个需要探讨的命题。第三篇论文《论新诗审美重构的潜在话语》从社会功用与诗体、人文关怀与诗质、文化冲突与诗风之间的关系探讨影响新诗创作的潜在动因，简洁而不乏新见。

凌宇（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舍副会长、湖南省政府参事、湖南省作家协舍名誉生主席、湖南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文学在20世纪最大的变动莫过于古代文学向现代文学的转型。内应历史与时代的大变动与召唤，鲁迅与沈从文基于对“立人”/“重造民族生命”这一20世纪最根柢的中国问题的深彻把握、基于对中国社会的深刻剖析、基于对民族生存状态的深层观照，展开了理想民族生命本体的深入探索。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以《阿Q正传》与《边城》为代表的创作成为中国新文学不朽的经典，实现了各自对于民族文学新变与文化自创自立的独特担承。诚如英国作家W.J.F.詹姆尔在《现代中国文学能否出现？》中所说：“一个能够产生鲁迅、闻一多、沈从文的文化，不需要谁来为它辩护。”①

中国文学进入21世纪最显著的新变莫过于高度消费性与娱乐化，而且与之相伴生的文化眩惑以及文学创作的碎片化、浅俗化、思想贫弱化，在很大程度上显示出文学担承人之守望职能的无力，显示出作家重造涵养民族文化心灵的文学经典的无力。面对这一新世纪文学新变，我们怎样才能创作出无愧于时代的不朽经典，建构新的民族文化自信呢？在鲁迅与沈从文的文学实践中，我们不仅看到他们对于民族社会、文学与文化现代转型的内在感应，而且还看到了他们在这种社会、文学与文化大变动中重造民族经典的文化自信；不仅看到了他们以作家的高度使命感对于民族命运的忧思与关切，而且还看到了他们面对历史新变重造民族生命的至真至诚的文学实践。

本文研究的目的就是通过对鲁迅与沈从文的比较研究，探究他们是如何以坚实的文学实践内应历史与现实呼唤，担承时代使命，重造文学经典，建构民族文化自信的，由此为新世纪文学新变与文化自信寻找具有实践意义的历史性启示。

一、人的守望：“立人”与“重造民族生命”

1906年1月在日本仙台医学专门学校细菌学课间发生的“幻灯片事件”使二十六岁的鲁迅进行了那场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永远醒目的著名反思。幻灯画面上被杀的中国人与围观的中国人“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再现出国民精神的愚弱，讲堂里对此发出的“万岁！”的拍掌欢呼实质是现代民族的强国以优越傲视的心理对于落后民族的弱国愚昧衰萎的鄙视与嘲弄。这瞠目的幻灯画面与刺耳的讲堂欢呼使年青的鲁迅敏锐地意识到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生存大格局中的生命病态，那是较之体格沦为“东亚病夫”更为可怕的在世界现代民族生命的比照下、在历史现代前行的大势中“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的精神麻木与衰萎。弃医从文，重建民族精神文化，在这一刻成为他鲜明的意识存在。由此，鲁迅确立了他的人生取向，即：“首在立人”，立“内部之生活强”的民族个体。

1923年夏，因为“混合着愚蠢而堕落的现实”带来的精神痛苦、震惊于被杀者和杀人者灵魂的腐烂，二十一岁的沈从文由一派清波的沅水流域跨入北京这座“高楼大厦灯火辉煌的城市”，那是自称为“小流氓”的他向“精神界之战士”跨出的第一步，也是他朝向现代生存践履亲证的第一步。在这一元点上，他发出了“五四”式的人生宣言，即：以新文学为途径“证实生命的意义和生命的可能”“重造民族生命”。

从事后来看，他二人的文学人生执着如一，从来都没有偏离过“立人”/“重造民族生命”这一从事文艺改造国民灵魂的初心。这一初心正是深蕴于他二人文学世界的文心。事实证明，这一指向对整个民族乃至人类生存终极关怀的文心正是伟大作家与作品具有持久精神辐射力的关键所在，也是世界文学经典最根本的精神特质，凸显出文学的核心要义——人的守望。

立足新世纪的时代高点，我们既要看到伟大时代繁荣民族文化来之不易的机遇，更要看到复兴民族文化不可忽视的挑战。从新世纪这十多年的文学实践来看，中国文学最大的历史新变莫过于消费性与娱乐化。愉悦人的精神本是文学的职能之一，但是一味迎合市场与商业运作而走向低俗化的倾向却是应该反思的。触目皆是以时尚为名、唯追逐利益是务的快餐文学绝不等于文化繁荣，意义消解、价值虚无绝不等于文学的进步，无情的恩恩怨怨、绵缠的生生死死、导向人性恶的“好看”与“精彩”绝不等于艺术的上乘，“颠覆”与“恶搞”、“挑逗”与“肉感”、“低俗”与“审丑”、“暴力”与“刺激”的浅俗化绝不等于文学的大众化。不管技术体系如何现代，都不能取代文学对于意义的赋予。文学样态的翻新最终体现的是人的价值尺度的提升，而不是道德底线的下落。真正的文学是人的守望，是综合国力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国家与民族核心价值支撑的重要基石，是对丑陋、黑暗、麻木、衰萎的透视，是对光明、自由、美好境界的不断超向。于此，鲁迅与沈从文的文学实践对于新世纪的文学新变与文化担承依然凸显出具有时代意义的启示。如果为了商业目的一味迎合消费与娱乐，迷失了这颗“立人”/“重造民族生命”的文心，那么作家将何以担承人之守望的使命呢，无愧于时代的民族文学经典将何以产生呢？

二、历史的透视：“奴隶时代的循环”与“神之解体”

内应“立人”/“重造民族生命”的文心，鲁迅与沈从文各自对民族生存进行了历史的透视。鲁迅将目光投向整个民族生存史，透过历史的煌煌表象获得的是独特的民族生存感：“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当初虽然不知道，现在明白，难见真的人！”在民族历史深处，鲁迅看到的是“吃人”；在民族现实生存中，鲁迅感受到的是“难见真的人”。而且，这样的民族生存史、民族生命状态依然在继续。于是，鲁迅对民族生存史作出了“更其直捷了当的说法”：

（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

（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

简言之，“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②，相应的，中国人的生存实质是奴隶时代的循环。概而言之，在以时间性的纵向历史眼光对整个民族生存史进行回溯中，鲁迅以专制主义与人的存在这一整个民族乃至人类生存从古到今所面临的痼疾为视角，揭露出维系这一社会历史结构的以家族制度与礼教为表现形式的主流意识形态文化“仁义道德”之下的“吃人”面目，呈示出奴隶时代循环的历史同一性，进而揭示出最根柢的问题，即：“人丧其我”“本根剥尽”。

较之于鲁迅以时间性的纵向历史眼光投向于整个传统时代的民族生存史，沈从文更侧重于以空间性的横向历史眼光定格于现代转型时代的民族生存。在湘西世界与都市世界的生存对照之中，他敏锐地关注到：“表面上看来，事事物物自然都有了极大进步，试仔细注意注意，便见出在变化中堕落趋势。最明显的事，即农村社会所保有那点正直素朴人情美，几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实唯利庸俗人生观。敬鬼神畏天命的迷信固然已经被常识所摧毁，然而做人时的义利取舍是非辨别也随同泯没了。‘现代’二字已到了湘西，可是具体的东西，不过是点缀都市文明的奢侈品大量输入，上等纸烟和各样罐头在各阶层间作广泛的消费。”③这种把握历史的独特方式直接穿透了历史“进步”的表象，打破了线性历史进化论狂热而盲目的乐观，而在生命哲学的高度呈示出历史的内在本质。这样，我们就不能简单地、盲目乐观地说现在比过去进步，未来比现在进步，城市比乡村进步。相应的，如果我们不将历史进步的实质真正放在生命内质的构建上，那么所谓的历史进步与生命的庄严美丽也许南辕北辙。对于这样一个“有形无形市侩化”的时代，沈从文进行了深刻的历史揭示，将其称为“神的解体”！④这种历史透视呈示出人类生活世界总体性现代转型中最根柢“中国问题”的另一个侧面，即：在以“五四”为标志的中国社会历史第二次大变动这一“神之解体”时代，社会历史发展与人之存在表现出极度的二律背反，民族生命在“禁律”与“金钱”之下表现出极度的扭曲与沉沦，在“实际主义”中表现出浓厚的动物性，无不显示出对于“自然”的违反，因本体“神性”的缺失，而整个时代民族生命新陈代谢毫无意义。

鲁迅与沈从文文学创作的深厚根基正是源于各自独特而深刻的历史透视。在这种历史透视中，鲁迅满怀“中国人要从‘世界人’中挤出”的“大恐惧”，他要以文学的方式为国人造一面反思自我的镜子，带给“自己是不肯动弹的”国人一记抽打在背上令其警醒的“很大的鞭子”。沈从文感受到生命源自自然未受“禁律”与“金钱”扭曲腐蚀的健康光鲜的本来品性与生命本有的神性。面对现代化进程对于这方世界的侵蚀与人性的扭曲、神性的丧失，沈从文满怀隐忧与悲悯，他要从湘西这口古井中“汲取新鲜透明的泉水”，“在‘神’之解体的时代，重新给神作一种光明赞颂。在充满古典庄雅的诗歌失去价值和意义时，来谨谨慎慎写最后一首抒情诗”。

事实上，文学对于人的守望绝不是凭空的捏造、随意的歪曲，而是在历史的透视之中点燃的引导民族生命健康前行的火把。新时代以来，虽然也出现了诸如莫言的《蛙》这样的深入思考民族生命的作品，但是在很大程度上也显示出了高度消费性与娱乐化的文学负面倾向。主要表现为：一是意义消解，价值虚无，极大地弱化了文学对于历史与现实的透视，对于民族生命的深刻观照。二是一味地“颠覆”与“恶搞”，流失了文学深处那种人之守望的大悲悯，一种源自历史深处的对于民族生存的自省与呵护。三是沉湎于小时代的自娱娱人，至多激发的不过是廉价的欢笑与眼泪，显示出精神的苍白、灵魂的空洞。而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都源自焦渴的市场化利益驱动。“火一把”“赚一把”的创作心理是不可能创造出经典的，因为如果失去丰厚的历史根基与深刻的生命观照，不管人为制造出多么炫的“文化热点”、获取多么高的经济收入，无聊的餍足只能将文学送上消解自身的危途。面对高速现代化的社会进程，面对这一进程之中民族生命可能遭遇或者已经遭遇的人性异化甚至蜕化，面对铺天盖地的文化眩惑，作家更需要深入到历史深处对民族生命做出深刻的透视，清醒地感知民族生命的美德与缺失，对于民族生命走向做出历史性的标示，由此创作出不朽的时代经典，实现民族文学（文化）的自创自立自信。

三、真切的生命体验：“鲁镇世界”与“湘西世界”

文学是审美的生命艺术。人之守望的文心与对民族生存的历史透视不是抽象的，必须展示为美的形象，将人引入美的鲜活现场，带给人以真切的生命体验。那穿着长衫站着喝酒的孔乙己，那满怀恐惧与希望去捐门槛的祥林嫂，那在儿子打老子的心理转换中获得精神优胜的阿Q……鲁迅以纵向的历史眼光在两千多年的民族主体生存史中看到的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与人之存在奴隶时代循环的“十全停滞”，以“鲁镇世界”系列创作再现出中华民族中以家族制度与礼教为中心的主流文化占统治地位的中国中心区域生存方式的鲜活现场与人生样态，在真切的生命体验中揭示出民族生命的缺失。那苍翠的高山、幽碧的溪水、翠绿的竹篁、沿河的吊脚楼、原始古朴的石碾、高山丛林中对歌定情的男女……沈从文则以横向的历史眼光在“神的解体”与“神之存在，依然如故”的生存对照中看到的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与人之存在的二律背反，以“湘西世界”再现出主流文化不占绝对统治地位的边缘文化区域生存方式的鲜活现场与人生样态，在真切的生命体验中汲取民族生命新鲜透明的泉水。二者互补性地展开了对20世纪中国的书写。

古今中外的优秀文学作品大都与某一特定地域或是其他特定环境有着直接的联系，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与作品能突出地说明这一点，与之相应，作家大都有着适合自己创作个性的独特的文学题材。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期间，创作题材的时代性规限对很多作家的创作力造成了明显的束缚与损伤，致使他们的创作水准下滑甚至搁笔。这一现象如果放在文学创作的本体层面来探究，其根本原因实则是题材取向与作家艺术追求之间的互不兼容。作家创作并不是适合于所有的题材，题材必须适合于作家的生活积累、主观情志和审美追求。每一位作家的题材取向本身就彰显出独特的审美倾向，如同鲁迅小说之于绍兴的风土人情题材、沈从文小说之于湘西边城题材、赵树理小说之于晋地农村题材、孙犁小说之于白洋淀题材、周立波小说之于湘地农村题材、莫言小说之于高密东北乡题材。离开这些特定的题材，这些作家与其作品都将黯然失色。因此，题材取向与作品的审美特质有着十分重要的联系，怎样选材、选择什么样的题材本身就是为了获取作家所要追求的审美特质。事实上，“真正写出一个特定的环境和这个特定环境中形成的人的个性，这就能使作品带上鲜明的浓重的民族特色，地方特色，避免那种千人一面、千部一腔的描写”⑤，早已被证明是一条艺术的成功之途。具体来看，作家的成名作或是代表作大都与自己根脉所系的曾在世界有着紧密的联系。根脉所系的特定环境与这一特定环境中形成的人的个性对于文学创作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文学作品作为独特的精神生产，是一种独一无二的现象”⑥，独创性是文学的生命力所在，由个别到一般，由个性到共性，由特性到普遍性是文学艺术创作的规律。

二者的创作实践标示出文学何以成为生命艺术的现实途径，即：只有深入到灵魂深处与意识边际的生命体验才能根柢性地切入宇宙本源、世界本质与生命本真，才能做出具有历史纵深感与真诚现实关切的生命观照，才能将这种真切的生命感直笼其中，最本质地还原这种精神性氛围，使之弥漫周遭，与人生际会。“鲁镇世界”与“湘西世界”正是鲁迅与沈从文有着独特生命体验的世界，在这方世界里他们不仅感受到了民族生命鲜活的样态，而且他们还要以此为依托最本质地还原这种生命样态存活的精神性氛围，将读者引入鲜活的现场。

在上述“鲁镇世界”与“湘西世界”的参照中，新世纪以来的十多年的文学实践便显示出了一种真切生命体验的流失。创作表现出了极大的随意性：一是作家并没有深厚的生活积淀与生命体验，很多作品的诞生并没有深厚的现实生活基础，而是在书斋中、在电脑前杜撰而成，根本感受不到“鲁镇世界”与“湘西世界”那种鲜活的生命气息，所以给人的感受是在编故事，而不是在创造生命的艺术，一种可以感受到人性尺度的生命艺术。二是由于没有现实生活的真切生命体验与生命体悟，所以很多作家就将目光投向了历史题材，将历史作为一个引子随意编造。殊不知“鲁镇世界”与“湘西世界”本身也是民族生命史的缩影，它们本身还原的也是一种具有浓厚历史感的生命现场，因此它们是现实的也同样是历史的。选择历史题材并不是说就可以去掉生活基础、去掉生命体验，就可以天马行空地“恶搞”。因为编造并不能等同于创作。三是作家在现实生活中并没有生命本真的体验，也没有真诚的生活态度，而是趋向于一种世俗的迎合，将现实生活作为一种调侃，创作的过程变成了调侃的过程，无聊的搞笑取代了美的体味，再也感受不到“鲁镇世界”与“湘西世界”里的那种真诚的生命感动。四是将重心与精力放在包装上，而不是认真的生命观照上，其实制作并不能等同于创作。事实证明，用鼠标移花接木粘贴不出艺术，随意改编历史、编造故事、调侃现实虚构不出精品，再奢华的外衣也包装不出经典，真正的文学创作还是应该回到“鲁镇世界”与“湘西世界”那种真诚的创作品质，应该回到“十年磨一剑”那样的真诚的经典化创作，而不是当下那种“一年磨十剑”式的批量化市场生产。

四、形而上的标示：“朕归于我”与“神在生命本体中”

在真切的生命体验与文化认知之中，鲁迅从历史与现实深处体察出民族生命衰萎的症结，即：“人丧其我”“本根剥尽”。为此，他针对性地提出重造民族生命的基本命题——“朕归于我”。他的文学创作终极目的就是要以审美的方式重塑民族生命尊严、独立、个性、自由的“自性”，重构善美刚健的民族生命本体。沈从文在现代化进程中体察出民族生命有形无形市侩化、“实际主义”的沉沦。为此，他也针对性地提出重造民族生命的基本命题——“神在生命本体中”。他的文学创作终极目的就是要以审美的方式重塑民族生命的“神性”，重构以爱与美为内质的民族生命本体。他二人的创作在历史的转折处为国人崭新的人生样态敞开了一种可能，鲜明地标示出了民族生命现代重构的形而上向度。

新世纪十多年来的文学实践更多表现为一种形而下的书写，特别是强大的“欲望横流”的书写、过度的“一地鸡毛”式的琐碎日常生活书写，愈演愈烈，文学显示出一种动物性的沉沦，似乎永远也抵达不了人的灵魂彼岸，凸显出形而上层面的缺失。丁帆先生在其《新世纪文学中价值立场的退却与乱象的形成》中列举了新世纪十年文学创作的十一个病症，其中排在前三位的病症集中凸显的正是形而上的缺失。⑦可以想见，如果我们的作家不能担负起精神前导的文学使命，创作不能够体现社会良知，文学丧失了人作为万物之灵的形而上超越本性，那么文学也就失去了它作为人之守望的职能。

面对新世纪以来文学显示出来的高度消费性与娱乐化新变，我们并不是简单地对消费文化与娱乐文化进行否定，而是对于与这一新变相伴生的文学蜕化为获利工具的警醒。特别是在过度娱乐化之中，文学失去了作为人之守望的基本价值立场，以至于无法辨别人性活动中的真善美与假恶丑；无法实现对社会良知的承诺，以至于民族生命不能在这样的文学世界里涤荡身心、感知灵魂的哀乐弹性、体味生命的庄严与人的高贵。身处文化眩惑的我们或许可以从鲁迅与沈从文那里找到文学突围的方向，找到民族文化自创自立自信的历史依据与现实可能。

① [英]W.J.F.詹姆尔：《现代中国文学能否出现？》，《编译参考》1980年第2期。

② 《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24页。

③ 《沈从文全集》第10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页。

④ 《沈从文全集》第17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61页。

⑤ 田中阳：《论当代寻根文学的主题蕴含——从文学史的某些侧面来观照和思考》，《中国文学研究》1988年第2期。

⑥ 钱中文：《文学原理——发展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159页。

⑦ 丁帆：《新世纪文学中价值立场的退却与乱象的形成》，《当代作家评论》2010年第5期。

作 者：陈彩林，文学博士，现任教于玉林师范学院，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编 辑：张晴 E-mail：zqmz060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