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精英的文化弄潮与政治博弈

闫化川+李丹莹

[摘  要]在五四运动及新文化运动中，地方精英以引领思潮传播斡旋于政治舞台，对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王乐平在山东创办齐鲁书社，支持励新学会，为马克思主义与山东学生搭建了一座传播的桥梁，其历史功绩不容抹杀。

[关键词]地方精英;马克思主义;区域性传播;贡献

[中图分类号]  D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5）03-0021-04

社会发展从来都是非线性和非主观性的，充满了不可预知的偶然性和神秘性。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早期，仅为当时社会思潮之一，谁曾想马克思主义信仰者却能使之从理论走向实践，最后变为现实。而在山东，虽然中国共产党建立组织（或曰团体）之历史真相，已然淹埋在历史长河中难以彻底考究，遗存文献也只能略窥其端倪。但其间，地方精英以文化弄潮作为政治博弈的手段，初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山东的传播与结果，却仍是充满了戏剧性的事实。

一、地方精英的研究缘起与历史定位

早有学者指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之初，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始。”[1]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宏大，亟需加强“自下而上”的区域性和地方性研究。[2]美国学者柯文就认为：“采取这种做法的主要依据是因为中国的区域性与地方性的变异幅度很大，要想对整体有一个轮廓更加分明、特点更加突出的理解——而不满足于平淡无奇地反映各组成部分间的最小公分母——就必须标出这些变异的内容和程度。”[3]据了解，目前已有9个省（市）和地区展开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相关区域性研究，但在历次学术史“研究述评”中，马克思主义在山东的区域性传播问题，却皆未被提及。至于地方精英的早期贡献，亦是语焉不详，未见专论。

回溯既往，山东地方精英以王乐平为代表，经由马克思主义这一文化传播平台，在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中崛起，并成功发展出一种以新文化应对和掌控学生运动与集团政治的新策略。[4]这一新策略，最初利用同乡、家族、亲朋等关系构成一个小型社会网络，整合了一些社会资源，逐渐形成了导师与门徒的私人关系。藉由王乐平的这种“私人关系”，山东早期共产主义者秘密成立了一个共产党团体。地方精英对马克思主义传播与博弈的最终结果，促成了中国共产党得以在山东建立了组织（或曰团体）。地方精英的精神启蒙作用，在此特定时间段发挥了无可替代的历史作用。他们的开创之功，是值得尊重的。他们的历史局限性，也是客观存在的。

需要指出的是，地方精英的另一个社会身份，往往也是当地深孚众望的知识分子领袖。“在落后的国家中，知识分子是少数的特殊人物，也是政治气候的测量器。”[5]已有研究者指出，五四运动及新文化运动，“最初是地方精英而非学生起着主导性的作用”，山东即如此。[6]王鸿一、张公制、王乐平等精英知识分子顺应民意，纷起抗争，成为了时代的弄潮儿，对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起到了比较积极的推波助澜作用。但地方精英的这种历史贡献，学界研究较少，或者习惯于以偏概全。不过事实胜于雄辩，王乐平的革命弟子王尽美、邓恩铭等山东共产党人，在这一时期与国民党的政治博弈中，虽然明显处于下风，却业已在齐鲁大地燃起了势不可遏的燎原之火。至1945年，在山东白手起家的中国共产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建立了第一个省级政权，实现了局部执政。这一历史地位的取得，追根溯源，是离不开地方精英的精神启蒙与革命拓荒的。

二、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社会基础与传播序章

20世纪80年代初，西方传播学理论传入内地，促使国内的传播学研究日趋国际化。西方理论认为，传播学以大众传播为主，而大众传播中的信息流动，首先抵达的是“意见领袖（Opinion Leader）”，然后再传递给受众。意见或观点通常是从广播和印刷品流向观点领袖，再从观点领袖流向各社会阶层。在每一社会经济层次和职业层次上，都存在着意见领袖。[7]而且，受教育程度越高，经济地位越高，信息就越容易被传递。[8]这一理论，能比较合理地解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早期阶段，地方精英为何能够扮演启蒙者的社会角色。这些先进分子，包括后来分化为无政府主义者、民粹主义者、资产阶级革命派等，都对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及其中国化作出了贡献。马克思主义在山东的早期传播，权威说法是具体经历了一个“由城市到农村，先学生、后工人、再农民”的传播过程。[9]地方精英则在马克思主义与学生之间，搭建了一道传播的桥梁。

五四运动前夕，种种社会问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这就为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客观的社会基础”，社会上也形成了“一个比辛亥革命时期更庞大的知识分子群”，“出现了一个新的远为壮大了的阵营”。[10]如此特殊的历史环境给予了创建中国共产党的特殊历史契机。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在五四运动之后传入山东并传播起来，在很大程度上是得地理与机遇（山东问题）之便而具有某种偶然性，那么山东党组织则是中国共产党在建党伊始即已明确列入“建党计划”的必然产物。

马克思主义在山东传播的序幕，似可追溯到20世纪初。1906年秋，丁惟汾等在日本东京创办《晨钟》周刊，这是山东人所办最早的革命刊物。同盟会会员栾星壑于1906年归国后，在青岛主持《晨钟》国内发行事务，参与创建震旦公学，青岛很快成为革命党人的活动中心。青岛政治高压较济南稍缓和，遂成为山东革命的“孵化器”。1908年，同盟会会员陈干、刘冠三创办了震旦公学，被誉为“山东革命的摇篮”。1907年冬，陈干接到章太炎寄自日本的书函一封：

明侯我兄如见：连接数书，未知复处。近接手书，知青岛大有可为，喜极。鄙意学堂不当骤办，盖此事既须经费，讲师又不易求，不如专立学会，讲社会主义为妙。溥泉可至青岛一游，与同人开讲社会主义一两礼拜。但今尚无旅费，由日抵胶不过二三十元而已，不可骤得，君若能为溥泉筹集川资寄下，则甚好也。手此。敬颂岁祉。冬至后二日，章炳麟白。[11]

根据此函内容，推知陈干曾向章太炎请教办学事宜，章太炎提出一些具体建议，并推荐了溥泉（张继）。张继于1907年8月在东京成立了中国第一个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社会主义讲习会，以传播社会主义理论著称于当时。震旦公学所开设课程“注重国民真正之精神教育”，致使一些学生对社会主义理论也“颇能领略”。[12]这是迄今马克思主义在山东传播的最早一则文献记载。这可以视为马克思主义在山东地区的初始传播。

三、风起云涌的学运之潮与政治博弈

济南作为山东省的政治文化中心，虽然缺少青岛的那种自由空气，却得天独厚集结了大批地方精英。他们组建政党，参与政治，引领时代风骚。地方政治中的政党，往往是基于地缘或家族等私人关系网而非共同革命理念结合形成的小团体。这种团体的结合尤为牢固，甚至超越了某些依托“革命理想”组合起来的“革命团体”。换言之，在中国“熟人社会”的特殊国情之下，革命团体的纪律约束力根本无法与延绵数千年的乡谊亲情分庭抗礼。

山东的地方精英，在政治上能够发声并有一些话语权的，基本集中在省议会这个平台。自民国初年，省议会逐渐形成了以王鸿一为领袖的“王派”和以张公制为代表的“张派”。“王派”的王鸿一、王乐平等人，均为国民党人。“张派”的张公制，则属进步党。“王派”的成员，多来自鲁西曹州地区，又被称为“曹州团体”。1914年2月，时任督军靳云鹏解散了省议会，国民党和进步党均停止了活动。尽管政党活动被取消，但是“曹州团体”依然存在。[13]于此亦可见政党的凝聚力，确不如乡情绵长稳固。

地方精英以学生运动为契机，因势利导，借助省议会等平台展开了一系列政治博弈。1916年，被解散的省议会恢复活动，两派议员重新集结，在选举中展开了激烈竞争。代表北洋军阀系统的军事势力，也参与到这一竞争之中。两派为避免给他人以可乘之机，曾暂时妥协，组织了“地方政治讨论会”。但是这种互相妥协，并不会长久。1918年第二届省议会选举时，为争取选票，两派重又分裂。督军张树元趁机推举同乡郑钦担任议长，王鸿一和张公制当选为副议长。[14]派系政治的掣肘制衡之弊，亦由此可见。

1918年秋，王鸿一发起成立“山东各界外交后援会”，省议会秘书长王乐平、省议员聂湘溪任干事，省议会遂成为全省爱国运动的领导机关。王鸿一也被誉为“盖今世之一个真人也”。[15]11月中旬，在省议会的协助下，省立工业专门学校学生李开文等发起成立“山东学生外交后援会”，会址即设在“山东各界外交后援会”内。这是五四之前，山东成立的第一个全国性学生运动组织。[16]王鸿一俨然成为山东政坛的领袖人物。

张公制也不甘示弱，奋声疾呼。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的第二天，时在北京的张公制和王鸿一，即召集参众两院山东籍议员共商计策，设法营救被捕学生。[17]7日，国耻纪念大会在省议会召开，与会民众3万余人。11日，山东籍旅京劳动者1万余人在北京彰仪门集会，请求政府拒绝在巴黎和约中有关山东交涉问题上签字。22日，济南工人、学生及其他各界民众10万余人在南门外大校场集会。23日，济南21所学校学生联合抵制日货，铁业工人展开罢工支援学生的爱国斗争。6月10日，济南学生、商人、工人举行了持续一周的罢课、罢市、罢工斗争，要求政府惩办卖国贼、释放被捕学生等。6月上旬，省议会、省学生联合会、省教育会等团体在省议会连续开会，于18日推选出赴京请愿代表83人，王乐平、聂湘溪等当选为议会代表。[18]当时社会舆论对省议会赞誉颇多，认为“省议会为外交问题出力甚大，处处在学生前面”。[19]“山东省议会在日益奋起的山东各界民众中是最积极救国的，因而起到了带动、组织作用。”[20]冲在“学生前面”的地方精英，在声援五四运动新平台的博弈结果，似乎王派声望略占上风。

倘若山东学运能够成功，王乐平在山东之地位很可能无出其右者。然而，山东学运最后并没有取得如北京学运的理想结局。其原因，大概是“跟北京军警当局缓和的态度很有关系”。而山东等地方的学运“则没有这么幸运，真正用军警压制学生运动的全是皖系及拥护皖系的军阀——长沙的张敬尧、济南的马良、西安的陈树藩、上海的卢永祥、杭州的杨善德、安庆的倪嗣冲、福州的李厚基”。[21]尽管山东当局对学生运动采取高压态势，省议会中的王派仍表现活跃。1919年底，省议会对张树元提出弹劾并迫使其去职，树立了省议会“地方民意机关”的良好形象。[22]王乐平在其间发挥出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所获社会赞誉颇多。

四、地方精英的历史局限与早期贡献

众所周知，五四运动主要是由社会精英领导的学生运动。这一集体政治形式，与地方精英所熟悉的派系政治很不同，以致于有些“水土不服”。据说山东省学生联合会开始组织时，“由山东省议会议员多人参加，讨论交还山东青岛问题，迨后学潮渐次扩大，形成为真正群众运动时，议会人士均藏匿不见。”[23]面对大规模的集体政治活动，地方精英显然并未做好准备，甚至有些惊慌失措。对于接踵而来的群众运动，更是唯恐避之不及。他们的这些表现，让社会各界颇感失望。此后，安福系在山东建立地方组织“路矿维持会”，王鸿一参与其中，事为学生侦悉并公布于众，王鸿一等遂为民愤所指。[24]7月21日，山东各界人士在省议会召开各界联合救国大会，主席王鸿一刚开始致词，便遭致听众的质问和诟骂，只得悻悻退场。王乐平随后发言，同样遭到斥骂，亦被迫“遁去”。[25]王派声望一落千丈，出现了戏剧性的转折。

事实上，王鸿一对学生运动也确实不真正热心，而是持保留态度，甚至认为是“不务正业”。1920年1月，北大新潮社干将徐彦之回济南拜访王鸿一。王鸿一明确反对学生办杂志、结社团等活动，认为这是“务外”和荒废学业。[26]虽经徐彦之介绍，晤见蔡元培、李石曾，然“谈许久不得要领，始知两先生虽居北大中坚地位，其实是莫名其妙”。[27]失去了学生和群众的支持，他在山东无异于自断羽翼，田中玉趁势恐吓：“你在山东，我不保障你的安全。”在此情势之下，王鸿一被迫辞职，离开山东。[28]此后，他与梁漱溟携手鼓吹“村治”理论，基本上告别了政治舞台。[29]

与王鸿一不同，王乐平对青年学生却抱有相当的政治热情。他1919年10月创办齐鲁通讯社，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书籍及各种进步书刊在山东的传播，并成为传播的主阵地。有研究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在山东是“从1919年冬开始”传播，以齐鲁书社成立为标志。[30]随着《新青年》倡导的新文化运动的展开，马克思主义经由齐鲁书社这一传播载体实现了其在济南的传播。省立一中和济南第一师范均有师生订阅《新青年》，各种共产主义读物在山东颇为流传。据山东督军张树元1919年6月11日发给北京政府的密电称：“《共产党宣言》时有发现，均经会电各该地文武，严防密捕。”[31]各种新文化新思潮涌入山东地区，地方精英创办报刊、组建团体、传播主义。在王乐平的影响和支持下，王志坚、王尽美、邓恩铭等11人发起成立了励新学会，会址设在齐鲁书社院内，王乐平应邀出席成立大会。励新学会的成立，被视作“为山东地方党组织的产生奠定了思想基础”。[32]进步社团的组建，为中共山东地方组织的建立创造了条件，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山东的传播，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并催生了中共山东地方组织。当时的进步报刊，曾称赞齐鲁书社和励新学会为“济南文化运动之曙光”。[33]而这道“曙光”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显然要归功于王乐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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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地方精英（Local Elites）”较之传统的“士绅”（gentry）概念，更看重精英与地方社会的关系。参见Joseph W. Esherick and Mary Backus Rankin.ed， Chinese Local Elites and Patterns of Dominance， Berkeley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c1990.在省一级层面上，有些学者称为“省籍精英”（provincial elites），见David D.Buck， “The Provincial Elites in Shantung during the Republican Period： Their Successes and Failures， ” Modern China， Vol. 1， No， 4（Oct.1975）。这导致“地方精英”概念备受一些中国学者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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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此为章太炎写给陈干的手书碑文拓片，现藏于中国革命博物馆。引自陈隽、佟立容.陈干与辛亥革命史料一组，[J].民国档案，1999，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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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五四运动在山东资料选辑[M].241.

[24]方传桂、王群演.砸昌言报馆始末[A].五四运动回忆录（下册）[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705-706.另，7月21日这天，济南各界群众千余人在工人代表王春浦等领导下，将皖系政客集团安福系所办《昌言报》报馆捣毁，并将其经理、主编等押出游街示众.

[25]五四运动在山东资料选辑[M].418.

[26]徐彦之.济南两周见闻记（二）[N].晨报，1920-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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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谌耀李.同盟会员王鸿一生平纪略[A].山东文史资料选辑第31辑[C].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

[30]王继春.马克思主义在山东的传播[J].山东师大学报（人社版），1983.57（2）.

[31]“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287.

[32]权恩奉.党的创立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山东地方党组织[J].理论学刊，1984，62（1）.

[33]晨报[N].1921-1-17.

作者闫化川系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二处处长，马克思主义理论博士后;李丹莹系山东省滨州市机关保险处业务科科长，历史学硕士。

责任编辑：刘  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