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流行与汉魏两晋正史对佛教的记载

河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6卷，第3期，2015年9月

Journal of Henan Polytechnic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Vol．16，No．3，Sep.2015

佛教流行与汉魏两晋正史对佛教的记载

汪增相

(阜阳师范学院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安徽 阜阳 236037)

E-mail：fywzx@126.com

摘要：在汇集文献史料的基础上，分析了佛教流行对汉魏两晋正史佛教记载的影响。研究表明，东汉时期，佛教初传，影响很小且依附于中国传统的神仙方术，因此为官修纪传体正史《东观汉记》所忽略。三国时期，佛教渐趋流行，谢承《后汉书》和鱼豢《魏略》对佛教有了适当介绍，以助人们尤其是统治者对佛教的了解。由于当时人们只是将佛教理解为斋戒祭祀的一种，因此两部正史所介绍的主要是被视为“神”的佛陀的情况。此外，这一时期，佛教因势力有所增长而试图摆脱对道教的依附，从而引发了佛教与道教的斗争，这种情况在两书中也有反映。到了两晋，佛教迅速发展，最终引起了袁宏《后汉纪》的重视。但其对佛教的介绍和称颂有着浓郁的玄学色彩，这是两晋佛教玄学化和当时名士对佛教的理解的真实反映。

关键词：佛教；流行；正史；记载

收稿日期：2015-02-27

作者简介：汪增相(1972—)，男，安徽省广德人，博士，讲师，主要从事中国史学史及思想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B234

Prevalence of Buddhism and Its Recordation in the Official History of

the Han，Wei，Jin Dynasties

WANG Zengxiang

(SchoolofHistoryCultureandTourism,FuyangTeachersCollege,Fuyang236037,Anhui,China)

Abstract：On the basis of document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nfluence of Buddism prevalence on Buddism recordation in the official history of Han，Wei，Jin Dynasties. During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Buddhism was ignored in Dong Guang Han Ji because of its minute influence and attachment to the traditional immortal fairy arts at the beginning of its transmission. In Three Kingdoms Period, The History of Later Han by Xie Cheng and Brief History of Wei by Yu Huan made some introductions of Buddism to help people, rulers in particular, to understand Buddism. Because Buddhism was only regarded as one of the fasting and ritual activities at that time, the introductions of Buddhism in the above two books are mainly about the Buddha. Furthermore, the conflicts between Buddhism and Taoism at that period, which were triggered by Buddhism’s attempting to get rid of its attachment to Taoism, were also reflected in the two books. In the Jin Dynasty, due to its rapid development, Epoch of Eastern Han by Yuan Hong introduced Buddism with a favor of metaphysics, which is the real reflection of metaphysicization of Buddism and celebrities’understanding of Buddism during the Eastern and Western Jin Dynasties.

Key words：Buddhism; prevalence; official history; recordation

一、序言

虽然白寿彝先生早已指出正史①本文正史之称，取《史通·古今正史》之义，凡编年和纪传体世俗史籍皆为正史。对于佛教的正式记载是始于东晋袁宏的《后汉纪》[1]，但就笔者所知，目前尚无学者对汉魏两晋时期正史佛教记载的变化情况进行系统考察，更没有学者注意到这种变化与佛教发展阶段性特征之间的关联。笔者受白先生的启发，并在广泛收集相关史料的基础上，对上述存在的问题做了初步的研究，希望藉此可以深化学界对于佛教流行与史学发展之间关系的认识，并可以为学界研究其他时代思潮对史学发展的影响提供参考。总的来看，汉魏两晋时期，佛教在中国内地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对当时正史的佛教记载有较大的影响，下文对此作一论述。

二、《东观汉记》对佛教的忽略

佛教虽在两汉之际就已经传入中国内地，但直到东汉末年的近两百年时间里，作为东汉官修纪传体正史——《东观汉记》对其却没有能够加以足够的注意。《东观汉记》始修于东汉明帝时，直到汉末仍在不断增修，从时间上看，它是有条件对佛教初传的情况加以记载的。然而，实际上该书只是对当时上层人物如楚王英等奉佛之事有简单记述(如记“楚王英奉送黄缣三十五疋、白纨五疋入赎，楚相以闻，诏书还赎缣纨，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馔”[2])，并没有对佛教有所介绍。虽然《东观汉记》在宋代以后已经散佚，今天见到的本子只是后人的辑佚本②最早的辑本是清代姚之骃的，后来四库馆臣又再次辑录，吴树平在前人基础上辑录和校注的本子是目前最好的。，但关于其书没有介绍佛教的结论，还是可以得出的。

首先，从范晔《后汉书·西域传》记载佛教时的行文表述来看，说《东观汉记》没有介绍佛教，是能够成立的。范氏在《西域传》中虽记载了汉明帝遗使天竺求法之事，但指出这只是“世传”，也就是说没有确切史料依据。在传末总论中，范晔更是明确指出对于天竺国和佛教，“二汉方志，莫有称焉”[3]。这里的“二汉方志”，自然应该包括《东观汉记》的民族和域外记载在内。我们知道，范氏修撰《后汉书》，《东观汉记》的记载是其所依据的主要史料之一，他说包括《东观汉记》在内的汉代史籍没有记述佛教，应当是事实。

其次，从前人对《东观汉记》的征引材料来看，说它没有介绍佛教，也是能够成立的。唐初至北宋前期，《东观汉记》保存基本完整，曾被当时学者大量征引，但从所引材料看，没有记载或介绍佛教的内容。我们知道，《东观汉记》在唐初所修的《隋书·经籍志》中著录为143卷[4]，五代所修的《旧唐书·经籍志》著录为127卷[5]，北宋欧阳修等《新唐书·艺文志》还著录为126卷，外加《录》一卷[6]。也就是说，至少在唐初，《东观汉记》还是全本。中唐以后，《东观汉记》虽开始散佚，但情况并不严重，到北宋前期时基本上还是完整的。所以，从唐到北宋之时，《东观汉记》不仅为章怀太子李贤注范晔《后汉书》和李善注萧统《文选》所广泛注引，而且为唐虞世南《北堂书钞》、徐坚《初学记》、李昉《太平御览》等类书大量征引。不过，在仔细检索后发现，所有征引都没有关于佛教的介绍材料。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李贤在注范晔《后汉书》所记楚王英奉佛事时，为对佛教有所说明而引用的却是袁宏《后汉纪》的材料；李昉《太平御览》第653卷至第658卷专门设有《释部》，收集宋以前有关书籍对佛教的记载，但所录也不见有《东观汉记》的材料。为何会如此呢？合理的解释只能是《东观汉记》没有对佛教进行记载或介绍。试想，若《东观汉记》对佛教有所介绍的话，作为佛教初传时期的重要史料，其价值自然是相当高的，李贤和李昉是肯定会加以征引的。

最后，以理推之，《东观汉记》也确实不可能对佛教有所介绍。从两汉之际到东汉末年，佛教初传中土，为了立足，依附于中国原有的神仙方术，并极力掩饰自己的本来面目，“早期的佛教徒把佛教宣传依附于传统的黄老道术流行，甚至对‘老子入夷狄为浮屠’的说法也予以默认”[7]。而当时的中国人也确实把佛教理解为神仙方术或祭祀的一种，甚至佛教信奉者也是如此，如楚王英“少时好游侠，交通宾客，晚节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3]1426，汉桓帝“设华盖以祠浮图、老子”[3]320。佛教上述这种“微义末译，而但神明之”[3]2932的状态，加上当时佛教发展极为缓慢，在社会上影响很小，信众只限于统治阶级上层中的极少数人，如楚王英、汉桓帝等，没有产生多大的社会影响，从而决定了佛教不可能引起人们尤其是以经世致用为撰述旨趣的史家的特别注意，自然更不可能在当时的“国史”(即《东观汉记》)中被介绍。

三、三国正史撰述对佛陀情况的介绍

汉末三国时期，佛教因受到统治者的推崇而渐趋流行。如东汉末年，今扬州、徐州一带的丹阳人笮融就是著名的佛教徒，他不仅“大起浮屠寺”，且“每浴佛，辄多设饮饭，布席于路，其有就食及观者且万余人”[3]2368。三国曹魏明帝曾将洛阳皇宫之西的佛塔“徙于道东”，并为佛教“作周阁百间”[8]。东吴孙权则尊崇支谦、康僧会等著名佛教人士，并为康僧会立建初寺[9]。统治者对于佛教的鲜明扶持态度和相关活动，以及由此造成的佛教流行情形，自然会引起密切关注现实的史家的注意。一些正史撰述也因之对佛教有了适当的介绍，以助人们尤其是统治者对佛教的了解。

据目前所知，最早对佛教有所介绍的正史，是三国东吴谢承的《后汉书》。谢承(生卒年不详)，字伟平，会稽山阴(今绍兴)人，吴主孙权谢夫人之弟，其人博学洽闻，曾著有纪传体东汉正史——《后汉书》130卷。该书虽自宋代以后已经亡轶，但根据后人辑录的材料，还是可以发现它记有“佛以癸丑七月十五日寄生于净住国摩耶夫人腹中，至周庄王十年甲寅四月八日〔始〕生”[10]。

谢承之后，曹魏末年的鱼豢在所著纪传体正史《魏略》的《西戎传》对佛教有更多的介绍：

临儿国，《浮屠经》云其国王生浮屠。浮屠，太子也。父曰屑头邪，母云莫邪。浮屠身服色黄，发青如青丝，乳青毛，蛉赤如铜。始莫邪梦白象而孕，及生，从母左肋出，生而有结，堕地能行七步。此国在天竺城中。天竺又有神人，名沙律。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受《浮屠经》曰复立者其人也。《浮屠》所载临蒲塞、桑门、伯闻、疏问、白疏间、比丘、晨门，皆弟子号也。《浮屠》所载与中国《老子经》相出入，盖以为老子西出关，过西域之天竺，教胡。浮屠属弟子别号，合有二十九，不能详载，故略之如此[11]。

这段文字根据两汉之际就已传入的《浮屠经》的说法，重点叙述了佛陀的出生传说，并提及了一些与佛陀有关的情况。可见，与谢承《后汉书》对佛教的介绍一样,《魏略》重视的也是对佛陀情况的记述。

谢、鱼二书为何会重视对佛陀情况的记述？笔者认为，这是受汉末三国时期佛教信仰状况的影响。汉末三国时期，尽管佛教已经渐趋流行，且佛经也大量翻译——据《出三藏记集》，除去佚失译经，东汉有译经54部74卷，三国有译经42部68卷[12]，但佛教在当时只是被人们视为斋戒祭祀的一种，甚至佛教信徒对佛教也只是“设复斋忏，事法祠祀”[9]13。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谢、鱼二书虽因佛教的渐趋流行而开始介绍佛教，但所涉及的主要是关于被视为“神”的佛陀的情况，是不难理解的。

我们还应注意到，汉末三国时期，随着佛教渐趋流行而引发的佛教与道教的斗争，在谢、鱼二书中也有反映。如谢承《后汉书》所谓佛“至周庄王十年甲寅四月八日始生”的记载，就反映了三国时期，佛教在力量有所发展后，已渐渐不能容忍东汉时所流传的“老子入夷狄为浮屠”的说法，因而通过编造佛陀的生卒年月，试图把佛陀说得比老子诞生得更早。而鱼豢《魏略》所谓“老子西出关，过西域之天竺，教胡”的说法，则反映了当时的道教面对佛教的抗争，仍然坚称老子为佛师。

四、东晋袁宏《后汉纪》对佛教的正式记载

两晋时期，佛教的迅速发展最终引起了正史撰述的重视，这就是东晋前期袁宏的编年体正史《后汉纪》对佛教的正式记载。早在西晋武帝时，佛教寺庙图像已“崇于京邑”[12]518。东晋十六国时期虽南北分裂，但佛教在南北方却都有相当大的发展。后秦在姚兴统治时，俨然已经成为“佛国”，当时北方州郡“事佛者十室而九矣”[13]。而南方到了东晋末年，佛教出家之人也是“一县数千，猥成屯落”，以致于桓玄要下令沙汰僧尼[14]。袁宏的《后汉纪》显然是受到了两晋佛教上述发展状况的刺激，因而在记载了楚王英崇佛及谋反被诛之事后，用了很大的篇幅介绍了佛教：

浮屠者，佛也。西域天竺有佛道焉。佛者，汉言觉，将悟群生也。其教以修善慈心为主，不杀生，专务清净。其精者号为沙门。沙门者，汉言息心，盖息意去欲而归于无为也。又以为人死精神不灭，随复受形，生时所行善恶皆有报应。故所贵行善修道，以炼精神而不已，以至无为而得为佛也。佛身长一丈六尺，黄金色，项中佩日月光，变化无方，无所不入，故能化通万物而大济群生。初，帝梦见金人长大，项有日月光，以问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其名曰佛。其形長大，陛下所梦，得无是乎？”于是遣使天竺问其道术，遂于中国而图其形像焉。有经数千万，以虚无为宗，包罗精粗，无所不统，善为宏阔胜大之言。所求在一体之内，而所明在视听之外。世俗之人以为虚诞，然归于玄微，深远难得而测。故王公大人观死生报应之际，莫不矍然自失[15]。

上述介绍不仅涉及佛教教义、佛陀情况，且记载有汉明帝感梦遣使求法之事，最后还有对佛教的评述。这是目前所知的正史撰述对佛教的最早的较为全面的记载，也“是第一次以正式记载的形式，称颂佛教而载入史书中的”[1]175。

作为一位要“因前代遗事，略举义教所归，庶以弘敷王道”[15]的正宗史家，袁宏之所以会在《后汉纪》里对佛教给予这样的专门记载和称颂，明显是出于经世的目的，但最根本的是因为两晋佛教的发展已经使他认识到佛教可以作为名教的重要辅助；同时，也是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即“王道”)的有效思想武器，既可以用以教化人民，令其安分守己——“化通万物而大济群生”，也可以对统治阶级的贪暴起到一定的限制作用——“王公大人观死生报应之际，莫不矍然自失”。

值得注意的是，《后汉纪》对佛教的介绍和称颂具有浓郁的玄学色彩。如说佛教“专务清静”，沙门的意思是“息心，盖息意去欲而归于无为也”，并把“无为”等同于成佛，认为佛教“以虚无为宗，包罗精粗，无所不统”、“归于玄微，深远难得而测”等。

笔者认为，上述这种玄学色彩的形成，最主要是由于两晋时期佛教的发展正处在玄学化的重要阶段。玄学兴起于三国曹魏末年，它以老庄思想解释儒家经典，提倡“以无为本”，讨论名教与自然的关系(实质上是讨论封建的礼法秩序与人类的自然本性之间的关系问题)。到了两晋时期，玄学已经成为当时社会的主要思潮之一。玄风兴盛之下，当时名士多以“玉柄麈尾”而清谈玄理为尚。在这种情况下，佛教为在中国的发展自然要变换自己的面貌——极力迎合作为时代思潮的玄学，并因受到玄风的浸染而极大地玄学化了。两晋时的佛教由汉魏时之重斋戒祭祀而变为重宗教义理，当时名僧多为佛教理论家，即所谓“义学沙门”，他们“往往用‘格义’或‘连类’的方法来解释佛教思想”[16]，将佛教的宗教理论“与当时中国流行的玄学相结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般若学流派”[17]。大约与袁宏同时的名僧释道安，“借助中国的传统文化思想和老庄玄学语言、概念，来解释和发挥佛教教义；特别在般若学方面，套用玄学贵无派的本体论的论证方式，建立了‘本无宗’的般若学理论”[17]195。因此，可以看出，《后汉纪》对佛教的介绍所具有浓郁的玄学色彩，这也是两晋尤其是东晋佛教玄学化的真实反映。

当然，这种玄学色彩，也是当时玄学名士对佛教理解的真实反映。袁宏生活的东晋前期，正值玄学化的佛教般若学大受玄学清谈名士们欢迎的时期。在这些名士看来，佛教就是玄学的一种，且“佛法玄妙之极，而名僧风度又常领袖群伦也”[18]，因此“他们把佛教的般若思想引为同调，并且将名僧延为上宾”[17]211。袁宏本就是一位玄学思想非常浓郁的史学家，或者说是一位深具史识的玄学家，时代的玄学思潮的变动不可能不对他发生影响，其《后汉纪》对佛教的介绍和称颂，实际上与当时玄学名士们对佛教的理解正相合拍。当时名士们所理解的佛教实际上就是这个样子。

五、结语

总之，汉魏两晋时期的正史对佛教的记载经历了从最初的忽略到简单介绍再到正式记载的变化过程。汉魏两晋正史对佛教记载的这种变化是与各个时期佛教发展的状况相适应的，是这种状况在史学上的反映。东汉时期，佛教虽已经传入中土，但势力不大且面目模糊，当时官修纪传体正史《东观汉记》因此对其没有相关介绍。三国时期，佛教逐渐流行，谢承《后汉书》和鱼豢《魏略》对佛教也因此有所注意。两晋时期，佛教势力大张，袁宏《后汉纪》对佛教也就有了正式的且也是较为全面的记载。

此外，魏晋时期佛教虽然有所发展，但其对中国传统文化仍处于明显的依附地位，这种状况在正史的记载中也有所反映。三国时期，佛教虽力图摆脱对道教的依附但仍利用传统的神仙方术进行传教，被人们视为斋戒祭祀的一种，因此谢、鱼二书对佛教的介绍主要是当时被视为神的佛陀的有关情况。另外，佛道斗争的情况在谢、鱼二书中也有所体现。两晋时期，佛教虽然流行开来，但却依附于玄学，有明显的玄学化特征，当时士人也视其为玄学之一种，因此袁宏的《后汉纪》对佛教的称颂具有浓郁的玄学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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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位雪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