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旅游地文化商品化对文化传承的影响
——以小黄侗族大歌为例

孙九霞， 吴 韬

·旅游与文化·

民族旅游地文化商品化对文化传承的影响
——以小黄侗族大歌为例

孙九霞， 吴 韬

文化商品化对民族文化传承的影响是民族旅游地可持续发展需要关注的重要问题。以贵州小黄村侗族大歌为例，通过田野调查探讨侗歌的商品化对侗歌传承的影响，发现小黄侗族大歌的商品化过程包含了文化资源的品牌化和商品化两个阶段。商品化过程中含有异地文化商品化和本地文化商品化两种形式，二者都推进了侗族大歌的传承：本地文化商品化主要体现为表演队、侗歌表演的出现，他们从多方面推进了民族文化的传承；以侗歌产品在异地的展演以及打(文艺)工等方式为主的侗歌文化的异地商品化则提升了小黄侗族大歌的知名度，增加了外界对小黄侗歌的关注，增强了村民自豪感，促进了侗歌的社区传承意愿。

文化商品化 文化传承 侗族大歌 民族旅游 小黄村

一、前 言

(一)问题提出

“文化商品化(cultural commodification)”一直以来是学术界讨论的热点问题，其中“文化商品化”与“文化传承”的关系一直是学界争论的焦点。“传承(transmission)”是最先用于民俗学研究中的一个基本概念，指民间知识，特别是口头民俗文化的传授和继承。传承是民俗文化的基本特征(祁庆富，2006)[1]，根植于当地人的生产与生活当中的民俗文化，其传统传承模式的形成有其内在的合理性。但随着商品经济的崛起与世俗生活的兴盛，原本作为非买卖交换事项的民俗文化开始进入到商业化生产的链条中(鲍金，2008)。[2]民族旅游的发展加速了目的地文化商品化的进程。旅游发展背景下民族旅游地的文化商品化对文化传承产生了何种影响，成为了民族旅游地文化传承及可持续发展需要关注的重要问题。现阶段，关于民族旅游地文化传承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旅游作为一种经济综合体如何对文化传承施加影响(Adams，1992；章海荣，2004；孙九霞，2005；阮洛瑶，2004；廖冬梅，2006；谢丹，2010；孙九霞等，2010；黄诚，2011；孙九霞等，2011)，[3—11]或从宏观角度将旅游看做一个整体，探讨其与文化传承之间的互动及关系(王三北等，2008；范晓峰，2013)[12，13]。而文化商品化相关研究则主要集中于“真实性”等概念的探讨方面(李应军，2006；Cohen，1988；Daniel,1996；赵红梅，2003；林美珍，2003；Cole,2007; Kolar，2010)，[14—20]而对文化商品化与文化传承之间的直接关系鲜有涉及。

本研究选择小黄“侗族大歌”作为案例研究对象，以民族旅游地的文化商品化对文化传承的影响为核心研究问题，探讨文化商品化的过程及其对民族文化传承的影响两个子问题。

论文在陈述侗族大歌传承及变迁的基础上，重点分析旅游发展过程中，促使文化商品化发生的动力以及不同类型文化商品化的特征，并基于文化商品化的描述框架，探讨不同文化商品化类型对本民族文化传承产生的影响，进一步揭示出旅游对民族文化产生的具体影响。最后，本研究将基于研究结果回应文化商品化与文化真实性的关系，并对旅游目的地的文化商品化提出指导性建议。

(二)概念界定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认为，商品化是指经济价值被附加到之前并非经济学考虑的一些事务上，如思想、特性、性别是市场贸易涉及看似可以交易的商品的一切事务(张晓萍，2009)，[21]该定义指出了商品化的对象不仅包括物质性事物也包括思想等非物质性事物。商品化是一种过程，在此过程中，原本不属于买卖流通和通过货币实行交换的事物，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转化或变异为可以进行买卖和货币的等价交换(杨艳，2013)。[22]因此，本文的研究对象侗族大歌这一原本不用于交易的非物质性事物转为交易性商品的过程是文化商品化的现象。

(三)研究方法

通过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来研究民族旅游社区中的文化商品化对文化传承的影响，包括文献资料法、非参与式观察、参与式观察以及访谈法等，其中访谈法为本研究收集资料所采用的主要方法。研究材料的获取基于2013年9月及2014年3月在贵州省从江县小黄村的两次田野调查，合计33天。田野调查包含了针对普通村民、表演队成员、村干部、小黄小学教师、歌师、政府部门工作人员等六大群体的访谈，访谈对象具体信息如表1所示。

二、小黄村概况及侗族大歌的传承现状

(一)小黄村概况

小黄村为位于贵州从江县高增乡的侗族社区，离县城25公里，虽属山区但适宜水稻生长。小黄人的日常生活安排，与水稻的生长周期息息相关，并由此形成一套以农事、农时为纽带的传统生活风习与民俗事项。小黄村到现在仍保持着传统的农作习俗(张力军等，2008)。[23]“吃相思”“过大年”“传歌节”等传统社交性节庆是当地村寨关系建立和维持的纽带。小黄村行政建制属可追溯至清代，民国时期小黄村归下江县第五区管辖；1949年以后，由二区高增乡管辖；1953年由一区管辖，建小黄乡；1993年并入高增乡；2004年小黄、新黔、高黄三村合并为小黄行政村。现该村共有村民780余户，总人口3 800多人，几乎均为侗族。本研究的核心调研区域集中于小黄、高黄以及新黔三个自然村寨。

(二)小黄村侗族大歌的传承现状

1.侗族大歌的艺术形式

侗族大歌是侗人复杂歌谣体系中的一种，侗语称为“嘎老”。“嘎”是汉语中“歌”的意思，“老”具有宏大和古老的意思。侗族大歌以“众低独高”、复调式多声部合唱为主要演唱方式(杨晓，2012)。[24]多数侗族大歌主要包含两个声部，在侗族语系中被称为“所赛(雄声)”和“所枚(雌声)”，分别代表着高音部和低音部(杨晓，2012)。[24]侗族大歌需要3人以上的歌班才能演唱，每个歌班至少得有一个领唱，一个高音和若干低音。大歌具有典型的地域和族群特征，传唱于侗族南部方言区第二土语区之黎平、从江、榕江和三江四个县，传统上，贵州省从江县、黎平二县的六洞、九洞、十洞等地及周边村寨是大歌传唱的中心区域(杨晓，2012)。[24]小黄村便是该中心区域中的侗歌重镇。

2.小黄村侗族大歌的传承方式

小黄村侗族大歌的传承方式可从侗歌的传承主体、传承场以及传承媒介等三方面来描述。[24]通过中秋节等传统节庆和环保侗歌大赛等传承媒介来实现其文化传承。家庭和学校成为了侗族大歌的主要传承场。

侗族大歌的传承主要依靠以歌队和歌师为主的传承主体。歌队作为小黄侗歌传承主体，不仅是侗歌展演的基本团队，同时也是学习侗歌的最小组织单位。歌队之于小黄村的侗族人而言具有“多重意义”。首先，歌队对其成员具有学习功能和教育意义。其次，歌队还是小黄侗族认同的重要表征。某位村民如果没有加入歌队那简直就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是一件“让人瞧不起”的事情。 “女的是必须唱(侗歌)，女孩子在这个地方一出生，满六个月以后就组成歌队*虽然满六个月的孩童还无法正式学习侗歌，但村民从小就要找到自己所属的歌队，以便在适龄阶段，能顺利地开展侗歌学习及传唱活动。，如果没组成歌队，你就让人瞧不起。”(M15,2014.03.23)再次，小黄村民通过歌队这一主体得以与村寨其他异性歌队建立自由交往的关系，并通过各队之间的对歌传唱将歌队成

表1 访谈对象信息表

员之间的交往行为控制在文化传统约束之下。小黄村侗歌表演队吴队长提到：“就像小黄村民，你看我老婆儿子都这么大了，有时候都正常上去对歌，我没话说。有时候我也经常去对歌这样子。其他村子就做不来了。你这么大的年纪，都成家了，就会有人说闲话。” (M17,2014.03.24)最后，歌队代表村寨参与到了“吃相思”等各种村寨互访活动中的每一环节，歌队也成了主寨和客寨之间开展礼仪互动以及情感沟通最重要的主体。

歌师在侗歌传承体系中占据重要的位置。歌师作为家庭传承中的长辈，不但承担着教授下一代甚至下几代侗歌的责任，同时作为村寨的文化精英还得肩负起向歌队传授侗族大歌与人生经验的责任。歌师对传授侗歌普遍都抱有一种本能的使命感。小黄村的这种歌师传统是侗歌传承的保障和文化内生力。

家庭与学校是侗歌的传承场。家庭作为侗歌的主要传承场，其传承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家庭成员承担起小黄村民幼年阶段的侗歌教习任务，家庭生活场所成为了除歌队学习之外最主要的场所；其二，家庭成员为孩子在歌队的学习提供辅助性帮助。随着流动性的加强，家庭的侗歌传承功能日渐弱化。

侗歌虽然已经进入了小黄小学的日常课程安排，但是在整个教育体系中侗歌教学仍处于边缘与弱势地位。但小黄侗族大歌作为具有区域性影响力的文化品牌，行政接待工作需要小黄小学的学生演唱侗歌。这种行政接待压力客观上已经成为了促使学校侗歌传承最具实质性的动力。

中秋节与环保侗歌大赛等成为侗歌传承的媒介。小黄的传统节日中秋节被当地人称为“传歌节”或“赛歌会”。1996年小黄村中秋节正式改名为“中秋传歌节”。中秋传歌节赛歌风俗源起于20世纪80年代末。一位来自北京的李姓音乐教授出于保护小黄侗族大歌的初衷，每年定期给予资金支持，资助当地人结合中秋节举办侗歌比赛。从农历八月十四到十六日，中秋传歌节共历时四天。四天的节目包含了侗歌、侗戏、侗歌大赛、鼓楼对歌等传统风俗节目。中秋传歌节已成为小黄村传承侗歌的重要活动，有着广泛的参与基础。*今年仅小黄村内的参与歌队数已达77支，新黔片区25支、高黄片区27支、小黄片区25支，参与比赛的歌队成员平均年龄最低为六七岁，最高龄可达六七十岁。虽然小黄村中秋节为节庆旅游的重要吸引物，但是其商业化特征并不明显，具有较强的本地特色。

2014年开始举办的环保侗歌大赛是由小黄村生态文明自治协会组织的以环保为主题的侗歌竞赛活动。歌队报名参赛后必须围绕环保主题改编至少一首新侗歌作为参赛歌曲。村里总共有歌队七十多支，成功改编侗歌并参与比赛的歌队达到了三十多支，参与率近50%。改编新的侗歌，并以侗歌竞赛的方式来向村民推广环保卫生概念，这个过程确实具有创新性。该比赛平台所折射出的重要意义在于，侗歌不仅作为一种文化传统对小黄村民的生活产生影响，也作为一种有效的文化力量对社区生态施加着影响。

三、小黄村侗族大歌的商品化过程及其对侗族大歌传承的影响

(一)小黄村侗族大歌的商品化过程

侗族大歌的商品化过程包括两个层面。一是侗族大歌品牌构建的过程。该过程实则是侗族大歌从文化资源转变为文化品牌的过程，是文化商品化得以发生的前提；二是本地商品化与异地商品化的过程。本地商品化是指文化资本的就地转化，包括侗歌展演节目与商品化节庆(大歌节等)的打造；异地商品化是指侗歌文化资本在异地的转化以及侗歌节目的异地输出。

1.文化品牌建立过程中的推动力量

小黄村侗族大歌经历了从非物质文化遗产向“小黄侗族大歌”文化品牌的转变。在该过程中，有两种力量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即文艺调演和声乐比赛。频繁的高级别调演*小黄村自1956年起至2010年，44年期间总共参加了省级和国家级的文艺调演多达13次。使得“小黄侗族大歌”在全国甚至世界范围内获得了较高的知名度，并在公众范围内建立起了广泛的声誉。与文艺调演的娱乐性不同之处在于，声乐比赛*2005年，在首届“黄果树”杯“多彩贵州”歌唱大赛决赛上，来自小黄的“金蝉十姐妹”获民间唱法组“金黔奖”。这是小黄村侗歌首次作为参与队伍在省级专业声乐领域内获得的奖项。次年，“婵之歌”组合在第十二届CCTV青年歌手大奖赛个人单项决赛原生态唱法获得银奖 。证明的是小黄村传唱人的出色传唱技巧和歌唱能力。2009年上海国际演出交易会上，小黄侗族大歌与挪威、比利时、立陶宛等三国签订了意向性演出协议(李文清，2011)。[25]至此，小黄侗族大歌完成了其品牌建立的过程，开始作为一种文化品牌输出到国际市场。

2.本地商品化：旅游文化商品的本地生产

侗族大歌的本地商品化主要是指侗族大歌作为一种旅游资源就地转化为文化商品(包括侗歌展演节目和商品化节庆)，或作为一种旅游吸引物吸引游客抵达目的地消费、体验当地侗族大歌的过程。侗族大歌本地商品化主要涉及政府层面的产品整合和村寨层面的产品打造。

从江县政府将县城至小黄村沿路的七个侗寨从概念上进行了整合，以产业园的运作模式来经营这个大旅游景区，号称“七星侗寨”。*主要为美食侗寨銮里，核心优势在于距离县城的地理位置；斗牛侗寨银良，核心优势为斗牛民俗；水磨侗寨平求核心资源为保存较好的农业景观；巧手侗寨高增，核心资源为打造手工艺品的优势；相思侗寨岜扒，核心资源为保存较完善的侗族建筑景观；先知侗寨占里，核心资源为独特的生育观念；大歌侗寨小黄，核心资源为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侗族大歌”。为了避免七个寨子之间的同类竞争，七星侗寨景区的打造采取了“品牌组合”策略，依据各寨的文化特征以及优势资源，按照“一村一品牌，一寨一特色”进行规划布局。“七星侗寨”中的其他六个侗寨的旅游资源优势不突出，政府虽以“七星侗寨”作为品牌概念，但也凸显了小黄的核心地位。县政府于2013年推出了中国第一部侗族大歌剧《珠郎与娘美》，其主要特点在于侗族大歌和侗戏两大非遗文化品牌的有机结合。从江县侗族小黄村作为侗族大歌的优秀继承地，不仅是小黄村自身的文化品牌同样也是从江县的旅游文化品牌。该大歌剧的推广无疑会对小黄村侗歌品牌推广起着促进作用，两者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互补关系。

村寨中形成的侗歌产品主要分为日常性展演节目以及大歌节等公众性节庆商品。前者为村民主导的侗歌商品化，后者为政府主导的商品化侗歌节庆。日常性的侗族大歌表演与传统侗歌不同的是除歌唱要素之外还融合了舞台剧的要素，呈现形式更加多元化。歌曲多数为众人合唱，有少部分的多组两人对唱，参与成员均为小黄本村表演队成员。每场演出的收入分为三部分：一部分由表演队均分；一部分收归村委所有；剩下部分则会分给村中的寨老。*日常性展演节目的演出费在600—1 200元之间。政府主导的商品化节庆以侗族大歌节为主要代表。第一届侗族大歌节于2003年11月28日在从江县举办。大歌节起源于从江县的椪柑节，2003年椪柑节改为侗族大歌节。此后大歌节主要由传统民俗节目、千人大歌以及与侗歌相关的其他当地传统风俗展演所组成(见表2)。2013年侗族大歌节的开幕式场地从县城迁到小黄村，大歌节开始成为小黄村的重要旅游节庆活动。

表2 侗族大歌节节目简表

3.异地商品化：产品的输出与资本的异地转化

小黄侗歌节目成为品牌后，开始作为一种产品在异地输出。一方面，小黄村随各级文艺单位外出参加汇报演出，侗族大歌作为一种文艺产品提供给消费者；另一方面，小黄村与其他侗寨景区之间互访时，侗歌产品输出时作为一种文化品牌得到了外地侗寨景区的肯定和认可。这种认可和肯定折射出的是小黄侗歌在整个侗族侗歌传承体系里面所占据的重要位置。

小黄侗族大歌成为具有影响力的品牌后，便作为一种文化资本输出到异地并转化为经济资本。外出直接从事侗歌表演的村民所占比例较大，全村3 800多人，外出务工的人员大概占20%，其中约一半的外出务工人员从事与侗族大歌相关的工作。工作地点主要在贵阳、凯里等地的酒店、剧院或少数民族风情园等。在酒店工作的村民，如会乐器，则负责吹芦笙迎宾；如会唱歌，则为顾客唱敬酒歌。外出从事文艺打工的现象可追溯到1995—1996年期间，这正是小黄侗族大歌开始作为一种文化品牌突破地域限制，出现在省、国家以及国际表演舞台的时间。侗族大歌作为当地的一种无形文化资本开始转化为一种可以兑现为经济收益的生存技能和经济资本。此外，桂林张艺谋艺术学校每年都会定期到小黄小学招收小学生进行培训*一般都是从小学三年级选拔优秀学生，现小黄村在该所学校的在读学生人数在50—60人之间。并送上“印象·刘三姐”的舞台。艺术院校选择小黄小学的学生作为培养对象，反映了对其族群文化传承背景的依托和学生未来歌唱技巧的良好预期。

4.本地商品化与异地商品化的合流

从资本要素的流动来看，本地商品化与异地商品化实质性区别在于：前者吸引了人才、资金等要素向本地的流动；后者则是人才、产品等要素向外地的流动(见图1)。在本地商品化的闭环中，商品化节庆及传统节庆分别从经济收益和游客量等方面对当地旅游经济发展起着推动作用。这种在经济收益上的正反馈促使政府以及其他经济实体持续向小黄村输入资本要素。异地商品化通过人才和产品的输出向外界证明了小黄侗歌这一文化资本的价值。本地居民在依靠自身侗歌技能获得经济收益的同时还得到了外界对小黄侗歌的认可。这种认可促使侗歌人才和产品不断输出。正因“经济收益”与“认可”这两种正反馈的存在，小黄侗歌的本地商品化与异地商品化才得以顺利进行，本地的文化资本与外地的经济资本之间的良性互动才得以产生。

图1 本地商品化与异地商品化的资本要素流动

(二)小黄村侗歌商品化对侗歌传承的影响

文化商品化对侗族大歌传承的影响过程实则是侗歌商品化渗透到侗歌传承各要素的过程。该过程遵循着这样的逻辑：侗族大歌的商品化最终会产生某些现象和结果，这些结果和现象通过作用于某些要素或某些过程而对侗族大歌传承模式的不同环节或部分产生影响。异地商品化所导致的产品/人才输出到异地，最终会通过增强自豪感的方式对村民产生影响。侗歌展演节目和表演队是本地商品化的成果。侗歌展演节目通过对侗歌歌词的改编，从而对侗歌本身产生直接的影响。此外，侗歌展演节目的日常化表演，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孩童的侗歌启蒙，并且因部分参与侗歌展演节目获得了身心上的愉悦而对村民产生影响。侗歌表演队则通过参与活动筹备以及侗歌节目的展演等分别对传统侗歌节庆(传承媒介)与侗歌形象产生影响(具体过程如图2所示)。

1.异地商品化对侗歌传承的影响

异地商品化过程中的侗歌传唱人到外地打文艺工以及侗歌节目的异地表演强化了小黄人的文化认同和传承意识。即使小黄小学生前往县城参加行政接待表演也会感到倍加光荣，“有省领导下来的时候，到哪里去拉孩子唱歌？只有到我们学校来……我们比其他兄弟学校成绩远远不够。但是在侗歌(方面)，他们离我们远远不够，简直太差了……我们就是有这点光”。 (M13,2014.03.12)这印证了小黄侗歌作为文化品牌的区域影响力，使其成为了表演接待的唯一选择。也正是这种唯一性带给了侗歌教育工作者“这点光”，也增强了当地村民的自豪感和文化认同感。

图2 侗歌商品化对侗歌传承的影响方式

外出打文艺工是本地文化资本在异地的转化，那么这种文化资本在异地的转化到底对外出务工的村民意味着什么？潘姓村民曾向笔者提及：“像我们出去的话，就要带着小黄村的名誉出去的……我们去景区唱歌，我们说我们是小黄村民嘛，他们那个领导最喜欢的了。因为我们歌声比较好一点……像我们侗族的高增和岜扒村，他们(唱侗歌)都赢不过我们村的，(他们)也说我们唱歌比较好一点。”(F13,2014.03.24)其自豪感不言而喻。

小黄村村民能从同样传唱侗歌的众多村寨中识别出自己，在与他人的比较中时不时流露出对小黄侗歌的自信和认同。小黄侗族大歌作为一种文化资本在异地的成功转化证明了社会各界对侗族大歌持有的肯定和认可态度。这种来自外界的肯定和认可增强了村民的族群认同和侗歌文化认同，从而强化了村民传承侗歌的积极性。

2.本地商品化对侗歌传承的影响

本地商品化促进了侗歌节目形式的创新。侗歌传唱按地点可分为公共空间(鼓楼或风雨桥)中的对歌以及“堂翁”(歌堂)中的情歌对唱。传唱形式主要以歌唱为主，部分情歌对唱会加入琵琶伴奏。而日常性展演节目中则加入了更多的舞台表演元素，表演者不仅要弹奏琵琶和演唱侗歌，同时还要进行情景表演。舞台剧展演传统侗族大歌的创新性主要体现在舞台剧方式对于传统侗歌内涵的精准把握。侗族大歌规范着歌队成员的交往行为，承担着社会教育的功能，而这种教育功能也被引入到了侗歌展演节目当中。以《情歌对唱》为例，该节目的观赏性、参与性、娱乐性均优于传统侗歌，但其重点不仅在于向游客传达快乐和提高游客的参与度，而且还在于传递该故事背后所隐藏的教育性寓意——男人不能花心。暂且不论这种教育性目的是否达到，当地人对传统侗歌的改编过程中将传统侗歌的教育功能引入进来，并以舞台剧的形式进行了融合性体现。

作为侗歌传承主体的表演队成为传统节庆的推手和侗族形象的建构者。成立于2007年的小黄村侗歌表演队作为侗歌商品化的直接产物，在传统侗歌展演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表演队成员的选拔标准与传统歌队有所不同，它按照自愿原则，结合表演队负责人意见择优选拔，因此表演队成员往往为村内的文化精英。虽然表演队不能直接参与侗歌比赛，但是中秋节的开幕式主持、侗戏节目表演、舞台后勤以及表演节目开台等多项主要工作均由表演队成员承担。小黄村侗族大歌表演队因其成员在侗歌方面的出色演唱技巧和展演经验，成为了传统节庆举办的重要推手，保证着节庆的正常运行。表演队与歌队的差异在于歌队对内、表演队对外，两者承担着不同的功能。表演队的主要职责分为两部分：侗歌展演与外出汇演。侗歌展演的对象主要是游客；外出汇演的对象是其他外地观众(包括行政领导、音乐专家等)。表演队通过侗歌节目展演塑造着游客对小黄侗歌的认知，构建着游客心中的侗族形象。

村民对商品化节庆与传统节庆的认知产生了差异。小黄村民在论及本村侗歌时，潜意识里总会划分出“我们”与“他们”，并以“我们的节日”与“他们的节日”来分别指代传统节庆与商品化节庆。这种划分折射出的是两套思维方式，反映的是两类节庆在门票、节庆准备、节庆参与以及展演内容等方面的差异(见表3)。

表3 当地主导的传统节日与政府主导的新兴节日之对比

在传统节庆中，小黄村民参与度高，主动性好，认同较高；商品化节庆中，小黄村民作为被安排的对象被动地参与到节庆表演当中，参与度低，主动性也较差，认同也不充分。从小黄村民对传统节庆与商品化节庆的不同表述中可看出他们对这两类节庆的认知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中年歌师潘XG的观点很有代表性：“他们(表演队)唱的不太正宗，只能是做玩。真正的传统歌曲，必须在鼓楼下对歌。” (M13,2014.03.12)村民认为侗歌展演节目只是“做玩”“不正宗”，传统的侗歌才是正宗的。“我们的侗歌节是在八月十五。县里面不来人，我们自己做。我们全村的男女歌队，请周边朋友过来，在戏台那里一队一队的唱。” (M13,2014.03.12)其言语中流露出他们对传统侗歌节庆发自内心的情感，盼着节日的到来，请上亲朋把酒话衷肠。通过两种节庆的对比，小黄村民更能体味出传统侗歌传唱节日之于自身的意义。

商品化侗歌与传统节庆的角色互补。小黄村侗歌的传统传唱活动与农事活动有着密切的联系。侗歌传唱作为当地人农闲时最重要的文化活动，对于其日常生活而言有着独特的意义。如果将商品化节庆以及侗歌商品展演的季节作为另一条时间轴纳入小黄村民的农事时序之中，与传统歌俗活动的时间轴进行对比，便更能清晰地发现商品化的节庆活动和侗歌商品的展演是如何涉入到小黄村民的日常生活当中的(如表4所示)。

商品化的节庆与当地的传统节庆在时间上刚好形成了互补关系。由于商品化的节庆活动(五一、国庆、大歌节)有来自政府的行政压力，因此虽处农忙时节小黄村也必须参与该节庆的筹备，尤其是国庆黄金周和大歌节。常年展演的侗歌对小黄村民生产生活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方面：第一，侗歌展演节目促进了侗歌代际传承。侗歌节目的常年展演通过耳濡目染的方式，促进了部分孩童的侗歌启蒙，就如访谈对象潘某某(F13)所言：“像她(指访谈对象妹妹，年仅三岁)都会唱。听别人唱她就会了嘛。像我们接待，那些小朋友一起过来看啊，他们都会的。什么都会了，搞那动作他也会了。”(F13,2014.03.24)

第二，对于常年参加侗歌表演的表演队成员来说，侗歌展演在某种程度上为他们带来了精神上的轻松和愉悦。表演队成员吴JC说道：“在这里表演，也是很快乐的一件事情。干活很累，去表演就感觉很开心很放松。” (M12,2014.03.21)传统节庆对于小黄村民来说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过节”，节庆结束之后进入劳累的农事生产当中“找自己的生活”。小黄村民在“过节”与“找自己的生活”即“娱乐”与“生产”这两种状态中不停地循环切换。而商品化的节庆与传统的节庆分别以不同的姿态进入当地人的“过节”与“找生活”这两种生活状态中。虽然商品化的节庆之于当地人生活的重要性远不及传统节庆，但是商品化节庆与侗歌展演同样也承担了传统节庆所承担的部分功能：村民的侗歌启蒙以及部分村民的身心愉悦。商品化的侗歌节庆和展演与传统节庆之间形成了稳定的互补关系。

表4 小黄农时、传歌及歌俗、商品化节庆及侗歌展演时间表

四、结论与讨论

(一)结论

社区旅游发展所导致的文化商品化对文化传承的影响是多元而深刻的。总体来看，小黄侗族大歌的商品化推进了侗族大歌的传承。

小黄侗族大歌的商品化过程包含了文化资源的品牌化和商品化两个阶段。商品化过程中含有异地文化商品化和本地文化商品化两种形式，二者都推进了侗族大歌的传承。其一，本地文化商品化主要体现为表演队、侗歌表演的出现，他们从多方面推进了民族文化的传承：(1)表演队在对侗歌展演节目的打造时虽坚持了侗歌的曲调传统，但也仅对部分侗歌歌词进行了再创作，并借以舞台剧的形式将改造传统侗歌的教育功能进行了有机融合；(2)频率更高的日常化展演(侗歌表演)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侗歌文化在社区的启蒙；(3)作为商品化直接产物的表演队通过参与成为参与传统节庆筹办的重要力量，直接推动侗歌的传承活动影响侗族文化的社区内部传承。同时，表演队在侗歌展演中推进游客对于小黄侗族的形象和侗歌的认知的构建，这是推进侗族文化的外部认知度及其延续性的重要方面。其二，以侗歌产品在异地的展演以及打(文艺)工等方式为主的侗歌文化的异地商品化提升了小黄侗族大歌的知名度，增加了外界对小黄侗歌的关注，增强了村民自豪感，提高了侗歌的社区传承意愿。

(二)讨论

“文化”的内涵确实会随着社区的发展而产生变化。本研究所论及的环保侗歌竞赛说明了侗歌的文化内涵在功能性和工具性方面都得到了拓展。从功能的角度来看，侗歌的教育意义从传统社会的经验教育扩展到了生态环境的公共知识教育；从工具的角度来看，侗歌不仅是传统侗族文化的传承载体，又是促进社区建设的文化工具。此外，表演队队员在参加侗歌展演节目时能获得快乐，虽然不同于演唱传统侗族大歌时的那种情感，但是如将表演者所获得的“快乐”置于当地的农耕生活时序中来观察，这种“快乐”的获得却显得那么地“真实”。村民在繁重的农忙之后，通过参与侗歌表演在某种程度上获得了与传统鼓楼对歌类似的文化体验，侗歌表演已成为他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表演队成员通过参与商品化后的文化节目展演创造着某种新的文化“真实”，侗族大歌在文化商品化过程中获得了新的意义。

本案例的最大启示在于：无论旅游发展的进程如何，文化的商品化应把握好文化本身的发展脉络，催生当地人对文化传承与创新的积极性。小黄侗歌展演节目将传统侗歌的教育意义与舞台剧元素相融合，这种融合的尝试无疑是一种值得肯定的文化发展。因为，传统侗歌对当地人来说原本就具有丰富的教育意义，所以将侗歌的教育功能延伸到商品化的侗歌之中较好地遵循了传统侗歌本身发展的文化脉络，而不是一味迎合文化猎奇者和游客的需求和偏好。此外，只有通过当地人参与文化再生产的过程，文化本身才能在当地的社区背景中融入当地人的日常生活，获得更多的实质性内涵。

[1] 祁庆富.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传承及传承人.西北民族研究，2006(3).

[2] 鲍金. 文化商品化的两个层次. 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37(4).

[3] ADAMS V.TourismandSherpas,Nepal:ReconstructionofReciprocity.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1992, (19): 534—554.

[4] 章海荣.旅游人类学视野中的旅游业——《东道主与游客》读后 .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4(5).

[5] 孙九霞.社区参与旅游对民族传统文化保护的正效应.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27(4).

[6] 阮洛瑶.旅游开发与民族文化传承.经济与社会发展,2004,2(6).

[7]廖冬梅,张诗亚.丽江的旅游开发对传统纳西文化传承的影响.民族教育研究,2006,17(4).

[8] 谢丹.旅游开发对民族传统文化传承的“收成效应”——对四川兴文石林开发前后苗族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调查.宜宾学院学报,2010,10(7).

[9] 孙九霞,史甜甜.茶叶经济主导下的社区参与旅游发展——基于社会交换理论的案例分析.旅游论坛,2010,3(3).

[10]黄诚,邱珺.旅游开发进程中侗族传统文化传承研究——以湖南芷江、通道侗族自治县为例.文史博览,2011(10).

[11]孙九霞,张倩.傣族文化的资本化旅游对傣族物质文化变迁及其资本化的影响——以傣楼景观为例.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33(3).

[12]王三北,高亚芳.价值理性的回归: 民族社区旅游发展中文化传承功能的升级演进——以红柳湾和官鹅沟为例.民族研究,2008(3).

[13]范晓峰.论区域少数民族文化旅游与文化传承的双向互动.企业经济,2013(3).

[14]李应军.民俗旅游开发中的文化商品化与文化真实性问题探讨.文史博览(理论),2006(20).

[15]COHER E.AuthenticityandCommoditizationinTourism.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1988, 15: 371—386.

[16]YVONNE P. DANIEL.TourismDancePerformancesAuthenticityandCreativity. Annals of Touism Rcsearch, 1996,23(4).

[17]赵红梅.旅游业的文化商品化与文化真实性.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3,35(3).

[18]林美珍,黄远水.文化旅游之下的文化真实性与文化商品化.2003，S2.

[19]COLE S.BeyondAuthenticityandCommodification.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07,34(4):943—960.

[20]KOLAR T, ZABKAR V.AConsumer-basedModelofAuthenticity:AnOxymoronortheFoundationofCulturalHeritageMarketing?. Tourism Management, 2010, 31: 652—664.

[21]张晓萍，李芸，王尧，等. 从经济资本到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对民族旅游文化尚品化的再认识. 旅游研究，2009，1(1).

[22]杨艳.民族文化旅游中的文化商品化现象研究——以贵州省朗德苗寨为例.教育学研究,2013(3).

[23]张力军,肖克之.小黄侗族大民俗——博物馆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8:221.

[24]杨晓.侗族大歌.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2.

[25]李文清.小黄，侗族大歌的故乡.中国民族,2011(6).

【责任编辑：于尚艳】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社区旅游发展过程中的社会空间再生产：跨学科视野下的多案例实证研究”(41171124/D010202)

2014-10-20

F590; G127

A

1000-5455(2015)02-0073-10

孙九霞，山东寿光人，管理学博士，中山大学旅游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吴韬，四川达州人，中山大学旅游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