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霸权到混杂
——文化安全的边界悖论

胡 宇（湖南警察学院，湖南 长沙 410138）

从霸权到混杂
——文化安全的边界悖论

胡 宇
（湖南警察学院，湖南 长沙 410138）

如何保留国家自我文化的主流价值体系和民族文化认同的自我特征，是界定文化安全边界的重要依据。无论是“文化帝国主义霸权”理论的排斥与冲突，还是“文化全球化混杂”理论的渗透与融合，文化安全从来是一个充满变量的体系。对他者文化的认知和对自我文化的内省，才能产生真正的“文化自觉”，文化只有是开放、进取、具有创造力的，才能从根本上脱离安全边界的悖论。

文化安全；文化霸权；文化混杂；安全边界；悖论

文化安全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在理论领域、现实话语中的一个热词，是指国家、民族自身的文化传统、行为 方式、价值观念免于他者文化的渗透与侵蚀，对拥有自身文化身份和文化特征而获得的一种安全感。[1]不同于传统安全视角下存在的军事危险，非传统安全范畴内的文化安全包括价值观念安全、语言文字安全、生活方式安全等。1992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人类发展报告》中，第一次把文化安全列为人类社会应该享有的一项基本权力。

安全作为一个社会学名词，可以代表一种感觉，如“安全无虞”；也可以形容一种状态，如“国泰民安”；更可以指一种能力，如“安邦定国”。故安全实为感觉、状态、能力与方法之综合，是对威胁的认知与反应，以及对权利或安全的自信，国家如此，文化亦然。因此，如何界定文化安全的边界，将损害的风险降低并保持在可接受的水平或以下，是研究全球化背景下文化交流与冲突的重要议题。

一 文化帝国主义的霸权

二战以后，西方开始出现批判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在亚非拉地区进行政治、经济扩张的研究，到1960年代学术界更提出“文化帝国主义”和“文化霸权”的理论，重新审视西方文化在亚非拉地区扩张所造成的后果，特别是对当地文化的冲击和重塑。

中国早在1920年代就开始使用“文化侵略”和“文化帝国主义”来批判西方在华的宗教、教育和医学等文化活动。在新中国建立之后相当长的时间内，这种性质的批判不仅主导了学术界的研究核结论，更成为动员中国人民反帝爱国情绪的一种政治工具。“文化霸权”说的背后还有这样一种思想：西方各国列强在中国的文化活动是相互关联、互相配合的，因为西方列强在中国有一个整体性的大计划、大阴谋，那就是要变中国为西方的殖民地。[2]近代以来中国政治家或革命时代的学术界在批判西方“文化霸权”时，担心的不是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和破坏，因为众所周知，从五四运动到“文化大革命”，主张彻底打倒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潮可谓此起彼伏。在革命和继续革命的过程中，给西来的文化冠以“文化侵略”的罪名，其实起到了一石二鸟的作用，不但为革命意识形态的建立找到了合法性，而且也达到了打倒或整肃晚清以来形成的新型知识分子阶层的政治目的。

与此相对照，西方学术界在1970年代使用“文化帝国主义”和“文化霸权”概念时，他们所关心的是一种文化（强势的西方文化）对另一种文化（弱势的当地文化）的冲击，以及这种跨文化行为带来的政治、经济后果。这一理论关注的是文化的优越感，以及用一种文化的扩张来取代另一种文化的行为、政策或态度。根据《哈帕现代思想词典》（The Harper Dictionadry of Modern Thought）的解释，“文化帝国主义”是“用政治的或经济的权利，以本土文化为代价来提高和传播外来文化的价值和习俗”。因此可以说，这样的“文化帝国主义”概念关注的是西方文化对非西方传统文化的冲击乃至取代。《社会科学词典》（Dictionary of Social Science）将“文化帝国主义”定义为“有意识、有步骤地把一种在社会上占主导地位的文化强加于文化上的少数群体”。[3]特别是在《社会科学词典》这样广义的界定下，“文化霸权”论不仅可以用来分析西方文化在非西方文化中的扩张，也适用于批判在西方文化中主流文化压制非主流文化而建立自己文化霸权的政策和行为。

然而，采用“文化帝国主义”作为研究文化安全的主要理论框架，以“文化霸权”来界定文化安全的边界，也有显著的缺陷。首先，使用这个概念的风险在于定义不明。何为“帝国主义”何为“文化”，何为“文化霸权”？这些都是被采用得过于广泛乃至被很多学者认为失去了意义的概念。一是对这几个概念的使用过于宽泛，二是学术界至今对它们的准确含义并无一致看法。上引的词典解释也只是一家之言而已。最重要的是，“文化帝国主义”和“文化霸权”理论基本上强调的是文化交流中一方——西方国家或西方社会主流文化——将其文化和价值观强加于非西方、非主流文化的单向行为及其后果，对于两者之间的相互影响，特别是对于非西方文化和社会的主动行为及关键作用缺乏重视；这样的研究视角有失完整和平衡。事实上，西方文化介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都带来了两种文化的相互反应和冲撞，最后的结果则是由双方社会文化等多种因素乃至世界局势综合影响所决定。这样一种各方力量较量和消长的现象，具有单方侵略式的“文化帝国主义”和“文化霸权”概念所无法表达的丰富内涵和复杂多面性。

二 文化全球化的混杂

经济的全球化，带来了文化的全球化狂欢。矛盾与冲突、粘附与融合，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呈现出复杂的态势。

从1990年代中期，在跨文化交流和全球化研究中开始风行一种“混合杂交性”（hybridity）理论。尽管有些学者认为“文化混合杂交性”理论有风险，因为它不是一个单一的或者统一的观念，而是“一些相互加强而又冲突的思想、概念和主题的组合”。然而这一理论仍然被历史文化研究的理论家所采用。到21世纪，“hybridity”甚至被称为“我们时代的象征性观念”。最近的一份研究认为“文化混杂”“抓住了各个时代对文化差异和融合的赞美精神，它是对开放经济交流的全球化和一切文化由此不可避免地改变的回响”[4]。采用这一理论，有助于我们理解文化安全的多面性本质，概括来说，“文化混杂”理论强调在人类文化发展的全部过程中都存在着作为跨文化接触的后果，即持续出现的文化杂交；顾名思义，这个观念认为两个不同而独立的文化实体，在接触和交流中，通过“移居”而生成一种新的混合体。在这样的混杂过程中，这个理论重视两种文化之间的所谓“之间性”（in-between-ness），也就是非此非彼的新文化形态和因素之生成。“文化混杂”的理论视角所关注的是在这种混杂过程中不同文化各自和相互的冲突性与适应性；通过同时研究双方行为方式和行为的内在外在原因，以及它们对对方产生了什么作用，这一理论有助于我们更准确、更细致、更平衡地解释文化渗透与文化安全的本来面目。

文化全球化不仅面临自我文化与他者文化、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中心文化与边缘文化等各种势力的冲突和矛盾，还包含全球化与民族性、精英化与大众化、传统性与现代性等各种文化特征的消弭与融合。一般来说，在跨文化交流中，无论哪一方处于主动，本土文化对外来文化的态度，特别是来自统治阶层和社会精英的反应，是这种交流能否进行下去和发展快慢的关键。从文化安全的层面来解析，“文化混杂”理论至少在两个方面是有启发的。首先，19世纪西学东渐以来，中国面临亡国危机，各种力量都在寻找改革和现代化的出路，西方文化也看准这个机会，力图影响和控制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具体渗透过程表明，双方在设计和调整自己的政策及行为已达到各自目的同时，也在确定和调整自己在这种双边关系中的位置。比如说，在中西医的现代化博弈中，西医最终在中国取代中医而成为中国医疗卫生的主导体系，既表现出西方科学文化对中国的影响，又说明了中国对外来文化的制约和吸收。

其次，在现代中西文化交流中，两者之间出现了具有所谓“之间性”特点的新文化因素，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题目。比如，公共卫生概念及模式是从欧洲工业革命时期发展起来的，但当公共卫生教育带到中国后，是接受过西医教育同时了解中国情况的医学院毕业生发展出了适合中国农村的三级卫生保健系统，这个独特的公共卫生和初级保健模式产生、推广的前提和基本思想，显然就是中西文化交流中出现的新文化因素。从广义上来说，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主题，就是寻求建立一种集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精华的非此非彼、有此有彼的新文化。

文化混杂性理论主张全球化不会消除各国家、民族文化的差异，它不仅不会带来文化上的冲突，而且会对文化的多样性和差异性相互认知和共同展示，这是因为“混杂”创建了一种文化开放的安全空间，东西方文化在此空间中平等对话，对话不存在话语霸权，文化帝国主义失去了展示和创置的机会，文化霸权也就会消弭在文化混杂的的过程和态势中。

三 文化混杂的安全悖论

应当看到，“文化混杂”理论既维持了文化联系又保持了文化独立性，宣扬“和而不同”的立场，这一主张有助于我们摆脱原教旨主义者的诱惑，并避免悲观的文明冲突论。但今日世界文化混杂的安全边界仍然充斥着各种悖论：一端是向中心熔炉螺旋的同化型混杂，对强大的西方主流文化完全接受和仿效；另一端则是相互粘附的颠覆式混杂，它模糊并消解强势的西方主流文化。无论是接受还是模糊都形成了如同前文我们所提到的非此非彼的“之间性”新文化，但新的质疑又产生了：在混杂中谁是新文化的主体？谁有权与谁的文化混杂在一起？混杂中的弱势文化是被动的吗？过分地强调混杂性，是否忽略或掩盖了文化权力的不平等和文化差异？[5]

正是在这些质疑中，不同文化之间构筑起了相互敌视的安全状态，“文化安全”作为重要的国家议程，成为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国家共同的行为逻辑，在认定文化安全边界时，一国可能从他国已经实行的文化渗透行为来界定，也可能从他国具有的潜在渗透能力来分析预测。[6]虽然文化混杂理论为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与融合提供了良好的想象空间，但面对自身文化传统的不断流失和他者文化的逐渐渗透，人们还是会对他者文化的意图怀有一种不确定的恐慌，对他者文化怀有一种普遍的不安全感。发展中国家如中国从本土文化侵蚀的角度，批判“文化帝国主义”的“文化霸权”，其原因自是不然自明；然而美国作为世界最大的文化出口国，仍然感到文化不安全，不断发表西方文化逐渐下降衰落等悲观的预测言论，，其原因却是值得思考的。无论是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还是汤因比的《历史研究》，甚至于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在这些文化研究的前沿性著作中，对自身文化安全身怀忧虑的大师和标杆人物们以超前的眼光来看待东西方文化的新交流趋势，认为西方文化正在被东方文化“新陈代谢”，臆想东方文化对西方文化取而代之的可能性，及其所构成的威胁。在学界的影响下，美国政府对海外文化市场的开拓，除了一贯执行的基本政策，为了改善911事件后其国际形象下滑带来的危机，更是开展了一系列“文化复兴计划”；而欧洲文化体系中的强国——法国，为了保护法语的纯洁性，确保自身文化安全以应对强势渗透的英美文化，构建了法兰西文化振兴体系；崛起中的中国虽然致力和平，却也渴望强大，为了缔造安全的中华文化，成为强势文化的输出国，在世界各地大规模发展孔子学院，并以此为复兴中国传统文化和增强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战略部署。[7]处于世界文化格局不同位置的各个国家对文化安全的感觉、状态、能力与方法各不相同，以及对权利或安全的自信程度也互有区别，但对文化威胁的认知与反应和对文化安全的维护，却显现出惊人的相似性行为措施。然而文化本身具有宽泛性、开放性与流动性的特征，任何力图将安全对象凝固化、将安全边界清晰化的尝试都成为徒劳无功的努力，文化安全也时时面临着如何界定边界的矛盾悖论。[8]

以21世纪中国文化所陷的狭隘民族主义为例，不安全感与近代以来的屈辱历史有关，更与当下中国文化“形式的贫困”有关。由于庞大的体量，我们天然地具有一种强势文化的冲动，但我们又无法将中国的文化形式与世界形式贯通起来，于是便陷入一种进退失据的状态。作为一种历史悠久的强势文化，我们不知道如何表达自己的世界责任；作为一种正在复兴的弱势文化，我们也不知道如何定义自己在文化

全球化中的格局和利益；我们更是难以清晰地体认到，中国文化应当承担的世界责任与其在文化全球化中的格局利益在根本上是同构的。

因此，要界定国家文化安全的边界，“不仅要创造一个安全的局面，还要创造一个安全的心态”。在对他者文化认知的同时，建构起自我文化认知。因为建立对他者文化的常识性认知结构，也是完成自我文化定义无可取代的前提。这种安全的局面和心态只有通过使自我文化焕发生机来实现，通过对他者文化和自我文化的重新梳理，找到内在的连贯线索，挖掘出过去被遮蔽的面向，呈现出国家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使文化真正转化为一种自觉的存在，并获得其在现代的独特意义。

结 语

在国家依然是主角的时代，文化决定着一个国家民族的自我意识，它也告诉这个国家、民族应该向哪个方向去，并在此基础上定义了国家利益。然而全球化的深入，使得国与国之间关系密度不断增加，借助于新媒体的传播，国家与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更为深刻，如何维护自我文化的主流价值体系和民族文化身份的自我特征，成为界定文化安全边界的重要基础。无论是“文化帝国主义霸权”理论的排斥与冲突无论，还是“文化全球化混杂”理论的渗透与融合，文化安全从来是一个充满变量的体系。对他者文化的认知和对自我文化的内省，才能产生真正的“文化自觉”，文化只有是开放、进取、具有创造力的，才能从根本上脱离安全边界的悖论。

[1]吴瑛.论文化安全的困境——起点与终点的悖离[J].国际新闻界,2009,(5).

[2]王立新.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291.

[3]David Arnold ed.,Imperial Medicine and Indigenous Socirties[C].Manchester,England: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88:2.

[4]Marwan Kraidy,Hybridity,or the Cultural Logic ofGlobalization[M].Philadelphia:Temple University Press,2005:IV,1.

[5]何谨然.全球化的文化逻辑——混杂性[J].合肥工业大学学报,2012,(6).

[6]马秋莎.中国改变——洛克菲勒基金会在华百年[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13.

[7]吴瑛.论文化安全的困境——起点与终点的悖离[J].国际新闻界,2009,(5).

[8]丁琴海.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安全[J].国际关系学院学报, 2011,(3).

（责任编校：张京华）

D819

A

1673-2219（2015）11-0079-03

2015—10—12

湖南省社科基金项目“全球化背景下文化渗透与反渗透策略研究”（项目编号2011YBB165）；湖南省科技厅政策与法规项目“公共数字文化建设中的文化安全策略研究”（项目编号2012SK3108）的研究成果。

胡宇（1979—），女，湖南岳阳人，湖南警察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英美文化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