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故事与世界故事———以打工文学为例

柳冬妩

（东莞文学艺术院，广东 东莞52300）

文学总是从特殊的历史语境中获得形式，文学的形式随社会和历史语境的不同而变化。大多数文学类型的产生都离不开特定的生存空间和特殊的历史文化语境。因此，阐释与省察作家讲述的“中国故事”，最重要的是要关注文本话语与社会话语间的关联域。

几十年前，没有几千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就不可能出现“知青文学”所讲述的“知青故事”。与“知青文学”一样，“打工文学”也是特定的社会制度、经济生活和文化活动的必然产物，是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全球化的大环境下特有的文学现象，折射出当代中国在社会、文化转型期产生的某种精神现象和心灵矛盾。狭义上的“打工故事”属于通俗文学。比如著名的《故事会》杂志，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故事会》上的“打工故事”开始增多，还专门出版过《故事会：打工故事》。与此相对的是“打工文学”中的纯文学写作。在荣获第二届至第五届全国鲁迅文学奖的中短篇小说中，有九篇都在讲述“打工故事”：鬼子的《被雨淋湿的河》、孙惠芬的《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陈应松的《松鸦为什么鸣叫》、王安忆的《发廊情话》、夏天敏的《接吻长安街》、迟子建的《世界上所有的夜晚》、邵丽的《明惠的圣诞》、范小青的《城乡简史》、王十月的《国家订单》，其中的王十月还是“打工作家”群的优秀代表。在某种程度上，“打工作家”与当年涌现的“知青作家”一样，他们的作者身份是在中国发展过程中，随着不断变化着的经济条件、社会环境和制度设置而出现并相应变化着的一种“历史建构”，其本身就是“中国经验”、“中国故事”的一个复杂表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