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门海上丝绸之路文化探源

石坚平

(五邑大学 广东侨乡文化研究中心，广东 江门 529020)

江门海上丝绸之路文化探源

石坚平

(五邑大学 广东侨乡文化研究中心，广东 江门 529020)

从唐宋时期中国外销瓷的生产基地官冲窑，到传统西洋航路上的重要航标乌猪山；从明清时期东南亚地区入贡夷船规定停泊的指定澳口，到守护海上丝绸之路安全的广海卫所营寨；从葡萄牙人早期对华贸易的据点上下川岛，到天主教“东方传教者”方济各·沙勿略的长眠之地；从世界记忆遗产五邑银信，到近代华侨文化建筑群，这些遗存是江门海上丝绸之路文化存在的历史明证。江门沿海在我国海上丝绸之路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并呈现出独特鲜明的线路文化特点。

江门；海上丝绸之路；官冲窑；上川岛；广海卫

进入21世纪以来，国内外关于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高潮迭起，方兴未艾。从总体上来看，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可以分为总体性研究和区域性研究两大类。总体性研究，既包括对海上丝绸之路的概念、形成、演变、影响、主要航线和年代下限等理论问题的探讨，又包括对诸如港口海防、贸易体制、商品结构、国家关系、文化交流、宗教传播和民俗信仰等历史问题的考证。①区域性的研究则多着眼于论述本区域或本港口(城市)在海上丝绸之路中的资源、作用和意义。大量区域性研究多从对本地历史文献的考证、出土文物的考释和文化遗存的阐发等角度出发，力图对其所具有的海上丝绸之路历史文化资源进行综合性的发掘、整理和重估。

广东省江门市地处珠江三角洲西部，濒临南海，深受海洋文化的影响，是我国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由于严谨详实的学术探讨尚不多见，江门沿海在我国海上丝绸之路中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不被学者和民众所熟知和认可。②本文从历史文献的考证和文化遗存的考释出发，探讨江门海上丝绸之路文化的历史源流。

一、 新会官冲窑是唐宋时期海上丝绸之路上重要的外销瓷生产基地

1957年广东省新会县古井镇官冲村村民在挖土烧砖时，意外地发现了数百件较为完整的古代瓷器。随后，广东省文物部门经考古调查，发现该处为古窑遗址。1961年，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和广州师范学院历史系对窑址做小面积发掘，清理出土了一批青瓷器，进一步将其认定为唐代至北宋时期的窑址。[1]

1997年5月和次年4月，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新会市博物馆共同组成考古发掘队对官冲窑址进行抢救性发掘，共发掘出4座窑炉遗迹。这些窑炉均属馒头窑，由窑门、火膛、窑床和烟道四部分组成。窑炉遗址周围先后出土有大量的瓷器。这些瓷器胎质坚实，烧成温度不低，以碗、盘、罐、盆为主，以日用青瓷器居多，属南方青瓷系统。[2]

据考古专家考证，官冲窑的青瓷制品在广东乃至港澳地区唐代遗址和墓葬中常有发现，还曾在外零汀岛、南海西沙群岛以及部分东南亚的国家均有发现。[3]

这些表明新会官冲窑是以烧造日常用青瓷器为主的窑场，同时又是中晚唐至宋初时期广东外销瓷的生产基地，部分产品远销海外。新会官冲窑遗址是唐宋时期海上丝绸之路上重要的外销瓷生产基地。

二、古溽洲是北宋时期广州通海夷道上的“放洋”之地

溽洲，又称溽城，位于今天的江门台山市广海镇一带。相传，早在南朝时期梁武帝天监元年(502)天竺高僧智药三藏从印度跨海远航，前来中土弘扬佛法。据说，他途经广海，在此上岸，并在灵湖古寺手植一株菩提树，以示纪念。尽管这则史料始见于乾隆《新宁县志》，然而，其传说必然早已流传甚久。故而，地方文人士绅才将其视为人文典故，载入方志史册。[4]卷四，杂记册

随着我国航海造船技术的进步，海上丝绸之路航线进一步拓展，海上商业贸易活动也更加活跃。为加强对中外海上贸易的管理，早在唐代，朝廷就在广州设置市舶使，专门管理往来船只，征收关税。到宋代，为加强海防，以护卫海上商船，朝廷在东南沿海一带设置巡海水军，立寨巡海。朝廷特在海舶商船进入广州的第一站溽洲，设立望舶巡检司，派寨兵巡逻海上，以保护商旅往来。

据宋代宣和年间(1119-1125)《萍洲可谈》记载，“广州自小海至溽洲七百里，溽州有望舶巡检司，谓之一望。稍北又有第二、第三望，过溽洲则沧溟矣。商船去时，至溽洲少需以诀，然后解去，谓之‘放洋’。还至溽洲，则相庆贺，寨兵有酒肉之馈，并防护赴广州。既至，泊船市舶亭下，五洲巡检司差兵监视，谓之‘编栏’。凡舶至，帅漕与市舶监官莅阅其货而征之，谓之‘抽解’，以十分为率”[5]。

由此可见，溽洲是北宋时期广州通海夷道的必经之地。从广州出发，赴南洋、印度洋和东非一带贸易的商船番舶，必须经过溽洲，在广海湾一带停泊，为放洋出海作临行前的最后准备。经过短暂休整的商船番舶，再重新在此解缆启航，奔赴远海大洋。返航之时，商船番舶又途经溽洲，短暂停泊，稍作休整，为进入广州口岸进行贸易作准备。

至此，溽洲的望舶巡检司既会派遣寨兵，携带酒肉，登船慰问，以示祝贺，又会派遣官兵，以护送之名，行监督之实，一路随行，直至广州，以严防沿途走私活动。到广州之后，商船番舶还要经过“编栏”、“抽分”之后，才能自由发卖所运载的货物。溽洲既是番舶商船“放洋”之地，又是北宋时期市舶贸易管理体制中的重要一环。从东南亚、印度洋来的番舶商船首先要在这里接受官府的登记盘查，严密监视，以防沿海走私，确保足额关税的征收。

三、上川岛乌猪山是明清时期海上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航标

乌猪山，又称乌猪岛，位于江门台山市上川岛东面,是明清时期商船番舶往来中国南海、印度洋等地航路上的重要航标。据成书于洪熙元年(1425)至宣德五年(1430)间的《郑和航海图》记载，在郑和船队下西洋的航路上，广海卫附近的大海中有大金、小金、上下川山和乌猪门等地理航标。[6]成书于十六世纪的航海秘籍《顺风相送》中也有不少关于以乌猪山为标志的航路记载。其中“各处州府山形水势深浅泥沙地礁石之图”条记载到，“乌猪山，洋中大水八十托，请都公上船，往回放彩船。送者，上、下川在内，交景、交兰在外”[7] 32-33。

同书在“福建往交趾针路”、“浯屿往大泥吉兰丹针路”、“太武往彭坊针路”、“广东往磨六甲针路”等条目中，均将江门台山市境内的乌猪山作为重要的航行地标。[7] 49；53-56由此可见，江门台山沿海正位于我国东南沿海前往越南、马六甲和马来西亚半岛的重要航路之上。

嘉靖年间成书的《海语》中也记录了从东莞县南亭门放洋前往暹罗(今泰国)和满剌加(今马六甲)的海上航路。“暹罗国在南海中，自东筦之南亭门放洋，南至乌潴、独潴、七洲，星盘坤未针，至外罗。……酉针入暹罗港”[8] 卷一，风俗·暹罗。

乌潴(即上川岛外的乌猪山)，恰好位处该海上航线从东莞县南亭门放洋后的的第一站，下接独猪山。往满剌加的航路，“自东筦县南亭门放洋星盘与暹罗同道至昆〈山屯〉洋”，这意味着乌猪山也位于从东南沿海经南海，前往马六甲的航线之上。[8] 卷一，风俗·满剌加

万历年间张燮所著的《东西洋考》也记载了从中国东南沿海前往交趾、占城、吉兰丹、柔佛、马六甲、亚齐、印度、锡兰等地的西洋针路。诸如“南亭门对开打水四十七托，用单坤五更，取乌猪山”、 “乌猪山，上有都公庙，舶过海中，具仪遥拜，请其神，祀之。回，用彩船送神”等记载表明，乌猪山恰好在这条西洋针路之上。[9]成书于康熙末年的另一部航海秘籍《指南正法》中也提到，“乌猪山，洋中打水八十托，上、下川在内。单未七更取七洲洋，有屿仔，东有三个，西有四个，坤申七更取独猪”。[7] 116-117同书“广东宁登洋往高州山形水势”条则称，乌猪山在万鲁山与阳江大澳之间，船只在这里，“打水十五托，坤未十三更取七洲洋”。[7]159该书中还记载了六条途径乌猪山前往交趾、东京、柬埔寨、暹罗、咬(口留)吧和大泥等南洋各地的海上航线针路。[7]167-191

四、江门沿海诸澳是明清时期入贡夷船与外洋番舶停泊的重要海港

新会的奇潭、台山的广海、望峒、寨门等江门沿海诸澳，可供来往於中国与南洋之间的船只停靠，既可入港避风，又可接受补给。明清时期，中国与交趾、占婆、柬埔寨、暹罗、柔佛、大泥、马六甲等东南亚诸国进行朝贡贸易。

为加强对朝贡贸易的管理，中国政府对诸夷入贡的贡期、贡品、入贡航线及抽分征税等作了十分严格的规定。这些从南洋远道而来的入贡夷船到中国后，被安排在指定的澳口停泊，听候中国政府关于入贡事宜的具体安排。

据嘉靖《广东通志》中记载：“湾泊有定所：布政司案，查得遞年暹罗国并该国管下甘蒲〈沰〉、六坤州与满剌加、顺塔、占城各国夷船，或湾泊新宁广海、望峝，或新会奇潭、香山浪白、蠔镜、十字门，或东莞鸡栖、屯门、虎头门等处海澳，湾泊不一”[10]。

早在明成化年间，爪哇国遣使臣梁文宣入贡方物，使团船只到达广东广海。结果，当地奸诈之徒诱骗使臣梁文宣，干没了该使团所携带的除入贡方物之外的附余货物。后来东窗事发，引起朝廷的高度重视。[11] 0379嘉靖《新宁县志》中也记载有：“大金门海，在海晏都，流接铜鼓海，在上川之左，诸夷入贡，经此。上川之右，又曰小金门海，诸夷入贡，遇逆风则从此入。”[12]万历《广东通志》则称，“上川山之左曰大金门海，在海晏都，流接铜鼓海。右曰小金门海，诸夷入贡遇逆风则从此进。其西南曰寨门海，乃番舶往来之冲。”[13]这些文献资料表明，江门沿海诸澳不仅在诸夷入贡的航线之上，还是朝廷为入贡贸易夷船指定的湾泊澳口。

除打着官方名义的入贡夷船之外，还有许多洋船番舶活跃于中国沿海与南洋各地之间，从事大规模的海上贸易。这些洋船番舶常常活跃于江门沿海。嘉靖《广东通志初稿》中记载，“(新宁县)寨门海，在县城西南二百里。又西南二百五里，曰纲洲海，是为番舶往来之冲。”[14]嘉靖《新宁县志》中称，“寨门海，在海晏都，去县又西南二百五里，接源横山滘，末流从放鸡江，大而且深，是为番舶往来之冲”[12]。

嘉靖年间，东莞人何亚八潜入大泥国，纠合番舶驻广海外洋，大掠沿海乡村。广海一带成为海盗何亚八的老巢。嘉靖三十二年官军捕获何亚八於广海卫，剿灭了此股海盗团伙。[15]

尽管有盗寇不时出没，江门沿海诸澳依然是往来于东南沿海与东南亚之间，从事海上贸易的华夷商舶停靠的驿站。清初《水师辑要》中提到，上下川是粤东海道上可供取水的三十个澳口之一。[16]康熙《广东通志》称，“广州府……又二百三十里为新宁，有大小金门海，酋舶往来之冲也。”[17]乾隆《新宁县志》亦称，“大、小金门之间，潮汐吞吐，为酋舶往来之冲”。[4]卷一，地舆册·形胜民国《赤溪县志》中也提到，铜鼓海在赤溪县县东南六十余里，往安南、新嘉波洋舶多经此。[18]

五、江门沿海卫所营寨是我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守护者

早在宋代，朝廷就在溽洲城内卫塘设立望舶巡检司，并在广海湾周围设立多个巡检哨所，派寨兵巡逻海上，以加强对往来过往商旅的管理和保护。明洪武二十七年朝廷调集羽林军五千六百余名，分隶左右中前后五所，驻扎于原新会县溽洲巡检司的旧地，设立广海卫。广海卫都指挥同知花茂迁原溽洲巡检司于望高村，遂名望高巡检司。[4]卷四，广海册·始建

为加强海上巡逻，保护商旅，广海卫在望峒澳添设哨兵。明宣德七年(1432)二月巡按广东监察御史陈汭奏请广东仿照福建在处于海道要冲上的广海、碣石等八卫设立水寨，派官军操舟就粮守备，每寨用指挥一员督之仍委都指挥一员，总督以备寇。[11]1997弘治十一年(1498)朝廷“顾其地山海相犬牙，时则有海寇番舶之为虑”， 始析新会，设立新宁县。隆庆四年(1570)倭寇侵占广海卫城，此后，广海就改设营寨，派兵驻守。

到康熙年间，广海营驻扎卫城，分汛县地，另有哨船一十五只，归广海营指挥，派兵巡逻海上，保护商旅往来。[19]雍正十三年广东总督鄂弥达上奏要求加强新宁沿海一带的海防，分别在上川之大蓢湾和下川之大坦二处添设陆路二汛，以资防守。[20]乾隆二年署两广总督广东巡抚杨永斌上书朝廷，奏请于广海寨属上川之三洲湾、下川之大担湾，各添设四橹桨船一只，以加强海上巡逻力量。[21]这些驻扎在沿海的卫所营寨分汛，除负责海防之外，还具有保护海上丝绸之路、救助海上失事的华夷商舶的责任。雍正六年(1728)八月福建商人徐榜驾船前往南洋贸易，途径新宁沿海，突然遭遇大风，船只损毁。广海守备邓成率兵丁巡哨及时赶到海难现场，竟然不救助落水人员，而是忙于捞获海面上漂散的银钱货物，私相分取。此事被人揭发，上奏朝廷。雍正皇帝闻讯大怒，颁布上谕，严厉斥责，并重申沿海汛防具有保护海上商旅往来，进行海难救助的重任。[22]

六、上下川岛一带是葡萄牙人早期对华贸易的据点

1514年葡萄牙人欧维士(Jorge Alvares)抵达中国东南沿海的海岛——Tamāo。他在那里不仅与华人贸易，卖掉了自己的货物，获得丰厚利润，还特意在岛上竖起了一根刻有葡萄牙王国纹章的纪念石柱，以纪念他对中国的发现。

尽管中外史学界对Tamāo的具体位置争论不一，但他们对上川岛是葡萄牙人早期对华贸易据点的论断早已形成共识。“东方传教者”方济各·沙勿略在1552年10月22日致满剌加佛朗西斯科·佩雷斯神父的一封信中写到，“迪奥戈·佩雷拉的大船及所有乘客安全无恙地来到了Sanchoao港。在此，我们遇到了许多其他商人的船只。Sanchoao港距离广州30里格。许多商人从广州城赶来此地与葡萄牙人交易”[23]。

梅尔乔尔神甫也在1555年11月23日致果阿耶稣会修饰的信函中称，“此地富甲天下，仅在我们停泊的港口有一条从日本来的大船载三十几万公担胡椒及价值十万的白银。这些货物不消一个月便销售一空。原因是允许他们将货物从广州运来上川，在此与华人交易”[24]28-33。

莱奥内尔·德·索扎在1556年1月15日写的一封信中也描述葡萄牙人在上川岛开展对华贸易的情况：“逆河而上，广州距上川港三十里格。上川为我率众船停泊诸岛之一。我无意锚住浪白滘。浪白滘位于一个河口。华人要我前去那里。因为我不相信他们。我也不愿意去距离上川五六里格的一个名叫广海的城市”[24]40。

外国传教士利玛窦也在《中国札记》中称，“在澳门城兴建之前，上川岛是中国和葡萄牙人贸易的地点”[25]。

葡萄牙史学家高美士在其发表《荷兰殖民档案馆所藏葡萄牙17世纪文献》一文中写道：“我得到的情况如下：首先，大约104年前，葡萄牙人开始与华人贸易。这在1518年左右，当时的正德皇帝是万历皇帝的曾祖父。起初的47年，部分时间在上川，部分时间在其他港口，一直缴纳常规的船税。此后在浪白滘交易。1555年被获准前往参加广州的交易会贸易和纳税。时至今日，已经67年。1557年中国国王的执法官前往澳门港。65年来，给了他们(葡萄牙人)地方居住”[26]。

英国学者博克瑟在《十六世纪的华南》一书中写到“葡萄牙人在被逐出福建之后的一、两年内，经常出入于上川岛(欧洲人称之为sao Joao 或圣约翰岛)和广东海岸外的浪白滘。……起初，葡萄牙人常去上川岛，也就是1552年12月圣方济各·沙勿略与世长辞之地。”[27]法国学者裴化行在《天主教十六世纪在华传教志》则称，“这岛被一条河流所隔开，在西边的叫作下川，这是葡萄牙人在中国海里的第一个商埠；在东边的叫作上川”。[28]我国学者汤开建也认为中葡两国关系发展的起点即在上、下川岛及其附近海域，“时间约在十六世纪初，葡萄牙商人即在这一地带同中国商人展开了活跃的商业贸易”[29]。

七、南海1号古沉船、大洲湾遗址与圣方济各墓等是江门海上丝绸之路上的文化遗存

1987年广州救捞局和英国一家潜水打捞公司合作在台山与阳江交界的海域内寻找一条东印度公司沉船时，意外地发现了一条载满宋朝瓷器的古沉船——“南海1号”。 南海1号古沉船被发现的地点恰好位于台山与阳江交界的海域。因此，南海1号古沉船是台山和阳江两地海上丝绸之路文化的共同见证。

2002年有学者在台山上川岛大洲湾附近的海滩上发现了一个含有大量瓷片、瓷器的堆积文化层。据学者考证，该处出土的瓷器多见于马六甲等东南亚一带以及中亚伊斯坦布尔托普卡普皇宫。该处出土的青花十字架形底款表明这批瓷器是葡萄牙定制瓷。该遗址的年代大体是在明代正德至嘉靖年间[30-31]。

除了冒险家、商人之外，西方传教士也怀着虔诚的信仰千方百计来到东方进行传教。1541年，方济各以教宗特使的身份航海东来，到达亚洲各地积极传教。1552年9月15日，方济各抵达上川岛，准备伺机前往广州传教。方济各到达上川岛之初，就在当地建立了一所草棚教堂，向当地华人热心传教。很不幸的是方济各随后在上川岛染上重病，于12月3日不治逝世。

方济各·沙勿略在东方传教11年，足迹遍及印度果阿、锡兰、新加坡、马六甲和日本等地，被誉为“东方传教者”。 因此，上川岛上的方济各墓及其附属教堂逐渐成为天主教徒前来东方朝圣的一处圣地。方济各墓不仅是葡萄牙人早期来华活动的历史见证，还是江门海上丝绸之路上的文化瑰宝。

八、五邑银信与开平碉楼是江门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世界文化遗产

海上丝绸之路，不仅仅是海上航行之路、商业贸易之路，还是国际移民之路、中外文化交流之路。沿着日益拓展中的中国海上丝绸之路，五邑先民们不畏艰险，跋涉重洋，足迹遍及东南亚、印度洋和澳洲等地。

海外移民常常将辛苦所得定期或不定期地汇回国内，以供养国内故乡的妻儿老小。具有家书和汇款凭证双重特征的侨批银信运应而生。五邑银信成为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一种独特历史文献，承载着五邑民众对海上丝绸之路的集体记忆。

2013年6月，《侨批档案—海外华侨银信》正式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记忆名录》。五邑银信也成为广东诞生的首项世界记忆遗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近代五邑地区华侨的不断增多，许多来自东南亚、印度洋和澳洲的华侨纷纷归国返乡，或买地建房，修建洋楼别墅开辟华侨新村；或捐款捐物，资助家乡教育、医疗、慈善等公共事业；或投资家乡近代化事业。近代五邑侨乡社会焕发出勃勃生机，大量的华侨新村、碉楼洋庐、侨墟市镇、学校医院等如雨后春笋一般，不断涌现，给五邑大地遗留下了大批近代华侨文化建筑群。其中，开平碉楼是这批近代华侨文化建筑群的典型代表，是江门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世界文化遗产。

结 论

江门沿海地区不仅拥有天然的港湾，又处于我国传统西洋航线之上。这里既是唐宋时期中国外销瓷的生产基地，又是广州通海夷道上的“放洋”之地。这里既是明清时期东南亚地区入贡夷船规定停泊的指定澳口，又是华夷船舶往来的交通驿站。这里有传统西洋航路上的重要航标——乌猪山，又有守护海上丝绸之路安全的广海卫所营寨。这里既是葡萄牙人早期对华贸易的据点，又是近代中西文明碰撞，宗教文化交流的初始之地。

沿着这条海上丝绸之路，一批批五邑先民从这里出发，远渡重洋，前往南洋、印度洋和澳洲等异域谋生。海上丝绸之路逐渐嬗变为国际移民之路。一封封侨批银信，一幢幢碉楼洋楼，凝聚成了一个个侨乡社会的集体记忆。

注释：

① 参见陈炎：《略论海上“丝绸之路”》，《历史研究》，1982年第3期，161-177页；赵春晨：《关于“海上丝绸之路”概念及其历史下限的思考》，《学术研究》，2002年第7期，88-91页；周长山：《“海上丝绸之路”概念之产生与流变》，《广西地方志》，2014年第3期，47-51页；龚缨晏：《“海上丝绸之路与世界文明进程”国际学术论坛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12年第2期，78-82页。

② 参见王欢：《台山市海上丝绸之路遗存发现与研究》，《福建文博》，2015年第1期，28-35页；田若虹：《江门海上丝绸之路与商泊贸易》，《五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6卷第4期，1-4页。

[1]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广东师范学院历史系. 广东新会官冲古代窑址[J].考古，1963(4)：203，221-223.

[2]林文斌.官冲窑址考古及文物介绍[J].新会博雅，2014(6)：1-4.

[3]广东省文物考古所，新会市博物馆.广东新会官冲古窑址[J].文物，2000(6)：2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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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朱彧.萍洲可谈[M].北京：中华书局，2007: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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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王臣，陈元珂.(嘉靖)新宁县志：卷一：封域志·山川[M] //广东省政府地方志办公室.广东历代方志集成.影印本.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07.

[13]郭棐.(万历)广东通志:卷一四：广州府·山川[M].明万历三十年刻本.

[14]戴璟.(嘉靖)广东通志初稿:卷一：山川·新宁县[M].明嘉靖十四年刻本.

[15]应檟，刘尧诲.苍梧总督军门志[M].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1: 200-201.

[16]陈良弼.水师辑要：粤东海道垵数[M]// 上海古籍出版社.续修四库全书：第86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17]金光祖.(康熙)广东通志：卷二：疆域·广州府[M].康熙三十六年刻本.

[18]王大鲁，赖际熙.(民国)赤溪县志：卷一：舆地志上·海洋[M]//广东省政府地方志办公室.广东历代方志集成.影印本.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07.

[19]宁林，麦汝梓.(康熙)新宁县志：卷八：兵房志·广海营[M]//广东省政府地方志办公室.广东历代方志集成.影印本.广州：广东历代方志集成，岭南美术出版社，2007.

[20]清世宗宪皇帝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5：895.

[21]清高宗纯皇帝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5：663.

[22]清世宗宪皇帝上谕内阁：卷八十三：雍正七年七月二十一日[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23]金国平.西方澳门史料选萃(15-16世纪)[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61-64.

[24]金国平.中葡关系史地考证[M].澳门：澳门基金会，2000.

[25]利玛窦.利玛窦中国札记[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89.

[26]吴志良，金国平，汤开建.澳门史新编[M].澳门：澳门基金会，2008：55-56.

[27] C.R博克瑟.佛郎机之东来[M]//中外关系史译丛：第4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303-304.

[28]裴化行.天主教十六世纪在华传教志[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72-74.

[29]汤开建.明代澳门史论稿：上卷[M].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2：32-33.

[30]黄薇，黄清华.广东台山上川岛花碗坪遗址出土瓷器及相关问题[J].文物,2007(5)：78-88.

[31]黄薇，黄清华.上川岛与十六世纪中葡早期贸易//陶瓷下西洋——早期中葡贸易中的外销瓷[M].香港：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10：60-81.

[责任编辑 李夕菲]

2015-05-18

本文为2014年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江门分院特别委托项目“江门海上丝绸之路文化研究”的总结性成果。

石坚平(1976-)，江西都昌人，博士，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社会经济史、侨乡社会文化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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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9-1513(2015)03-0018-06